代際支持：你的房子是父母幫你買的嗎？_風聞

編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Ronald與Lennartz於2018年發表的Housing Career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Family Relations一文。其後作者彙編了同一主題其他學者的文章，出版了同名書籍，該書主要探討了住房財富轉移如何影響家庭、社會和經濟的整合，重點關注了“代際契約”的(重新)協定。作者認為，住房和家庭一直是相互嵌入的，前者是實現和再現後者的核心。隨着許多國家的住房市場、就業和福利狀況的重新調整，新家庭獲得住房的機會被削弱，但兩者的依存關係變得更加重要。在此背景下，家庭往往會幫助年輕人爬上“住房階梯”，使其進入居者有其屋的道路變得較為順暢。代際支持似乎變得更加普遍，而不僅僅侷限於家庭福利制度。然而，住房的代際支持作用在不同國家、城市和區域之間仍有很大差別，社會階層和收入階層之間的作用也不均衡。

這是社論前沿第S1456次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引言

近幾十年來，研究家庭關係衰退的研究逐漸增多。個體化概念為晚期資本主義下主體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解釋，並與各種關於新自由主義個體及相關網絡衰落的討論相呼應。自20世紀初以來，關於家庭的社會學研究也表現出一種下降趨勢，在該時期，核心家庭取代了擴展關係，其後，隨着離婚、單親和獨居現象的推進，家庭的功能日益空洞化，甚至減少到最基本的功能，如生育和情感提供。不過，最近有證據表明，經濟環境的轉變正重新刺激着家庭，尤其是代際互動和交換。更具體地説，隨着勞動力市場安全的下降、福利國家的削弱，以及經濟危機後緊縮的政策主張，家庭被要求支持社會再生產，特別是通過轉變成年人早期的生活方式來提高孩子的地位。

當代家庭支持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幫助家人的住房事業。通常表現為房屋購置方面財富代際轉移的增長。例如，英國最近的一份報告估計，在當前所有的房地產交易中，有超過25%的買家父母參與了交易（代表每年存在約65億英鎊的代際贈與）。同樣，在荷蘭，在可負擔得起租賃住房的主要歷史背景下，最近一項商業調查發現，約有18%的購房者（年齡在 35歲以下）得到了父母的幫助，而在35-55歲購房者羣體中，不到8%的人得到父母的幫助。此外，非金融轉移也有所增加，父母與成年子女分享住宅的數量和時長都有顯著增長，這與“啃老族”後代和“單身寄生族”的增長有關。

雖然住房在調節家庭轉移方面發揮了特殊作用，但它也是代際不平等的根源。在年齡較大的羣體中，特別是在二戰後幾十年出生的“嬰兒潮一代”中，通過擁有住房而積累的財富不僅是價值巨大的，而且也是一份抵禦各種終身風險的私人保險，如失業或老年貧困。這種形勢的轉變使人們持續不斷地投資作為資產的住房，造成了房價的過分上漲。房價的連續上漲也導致了住房擁有者中年輕人比例的急劇下降。這樣的形勢對子女的生活機會構成了特別的挑戰，父母越來越敏感地意識到必須使子女在住房方面得到順利過渡。與此同時，由於年齡較大的羣體通常受益於歷史價格趨勢，但這種趨勢往往將其子女排除在外，因此，他們的資產似乎成為了幫助其後代的主要手段。

代際家庭關係

二十世紀關於“現代家庭”興起的研究強調，在資本主義的福特模式下，親屬關係的延伸是多餘的，而以核心家庭為單位是其成員社會化和獲得幸福感的更有效場所。儘管如此，仍有許多評論人士認為，大家庭並不一定在衰落，而是圍繞着更緊密的縱向（代際）紐帶進行重組。

因此，一個不言自明的“代際契約”被認為更能體現當代家庭關係的特徵，可以理解為“一種調節跨代轉移行為和期望的系統”。雖然家庭內部的代際轉移對契約而言至關重要（特別是在生命歷程的開始和結束階段進行照料交換），但在成年子女、父母和祖父母的獨立家庭之間流動也很重要。由於親近度越來越低，轉移也逐漸通過經濟贈與來實現。人與人之間 “終身贈與”轉移的作用日益增加，經濟支持在維持孩子實現獨立和能夠長期向父母提供援助方面很重要。這些都增強了家庭支持的能力，但也在互惠的水平和類型上，以及自我利益、利他主義、義務與責任之間相互衝突的交叉點上產生了較大的差異。

在戰後的幾十年裏，代際關係對於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和人口結構調整也變得更加重要。事實上，福利國家本身也可以理解為幾代人之間通過集體行動相互支持的潛在契約。如國家通過税收和公共支出，為有養老需求的退休人員和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減少個人和社會風險。對家庭和福利國家之間的關係，學者們存在不同見解，有些人認為發達福利經濟體的國家供給將私人轉移“排擠出去”，從而削弱了家庭關係，但另一些人指出，國家供給也可以通過給予成員更多的用於家庭內部轉移的資金而將私人支持“安排進來”。隨着福利國家和（危機後）經濟條件的變化，家庭支持的作用愈發重要。

住房與代際契約

長期以來，住房一直是代際契約的正式組成部分，隨着住房的商品化、市場化和金融化，它的作用已經逐漸擴大。首先，家庭住宅提供了一個可以與其他親屬分享的住所。例如，在最後一次金融危機期間，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情況有所增長，多代家庭的數量也在增加。這種共享是轉移的一種表現形式，從某種程度上看，只要被幫助者的住房成本降低或為零，即可視為一種經濟轉移。

更重要的是，這一特殊議題的核心是，作為一種主要的資產積累方式，獲得住房意味着獲得自有資產，也意味着獲得經濟保障。在福利國家緊縮、社會住房持續剩餘化，以及政治上推進住房所有權作為資產積累手段的背景下，可以通過這些手段彌補個人收入的潛在損失或作為集體準備金減少的補償。

在此情況下，核心家庭和三代家庭作為住房供養者或購房推動者的角色已得到加強。雖然房屋財產的贈與或購買住房的經濟援助已成為轉移的首要問題，但對於地位和財富的代際轉移而言，繼承一直都很重要。儘管不同國家之間的情況存在差異，但隨着住房所有權的擴大、近幾十年來房地產價格的扭曲以及福利國家的持續重組，都意味着家庭的援助手段在圍繞着住房變化。從本質上説，住房已經成為代際契約的一個關鍵軸心，尤其是在確保每一代人順利渡過人生歷程的過程中。與此同時，由於沒有住房所有權，或過多暴露在抵押（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風險下，低收入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被這種代際支持手段排除在外。

現有研究表明，家庭住房援助和住房產權轉讓的社會與經濟結果多種多樣。首先，住房保有權已被證明是社會地位代際傳遞的關鍵，擁有住房的父母在其子女中尤為有效地再現了該保有權的優勢。其次，房屋所有權也被證明具有社會化效應，房產所有者的子女傾向於擁有自己的置業偏好。第三種傳遞效應受地理上鄰近性的影響，在實物支持中，通過較為頻繁的產權、土地或整個住所的轉讓來實現，通常父母與子女間的距離較近。最後，無形的支持也被證明是重要的。最常見的形式是與父母同住，擁有住房的父母往往更有能力且更願意與子女長期分享他們的住房，特別是如果這樣做有助於延長後者的儲蓄時間。非物質的家庭轉移在不太富裕的社會階層中較為突出。

​

代際不平等

近年來，由於公共福利（和住房）供給的削弱，許多國家加強了住房在代際契約中的中心地位，使得通過擁有房產來積累財富成為經濟保障和家庭世代福祉的更有意義的來源。在創新性抵押產品的推動下，老一輩人往往能夠從自己的財產中挖掘財富，並通過贈與或遺產轉讓給成年子女。然而，對住房的關注導致了房價壓力的增長。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的房地產價格不斷增長，導致社會、人口和地理分佈方面的住房公平出現嚴重扭曲。這些差異與代際契約和代際轉移尤為相關。

住房財富不平等的根源是多方面的。首先，儘管戰後住房所有權的擴張延長了收入階層的保有期，但收入較高的家庭從房價上漲中獲益更大，而收入較低的住房所有者則獲得了較低的收益，且往往更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其次，年齡較大的家庭，特別是嬰兒潮時期的家庭，最有能力盡早進入市場，償還抵押貸款，並積累大量的資產。此外，在過去的十年裏，這些羣體也處於有利地位，可以利用他們的住房財富來購買更多的房產——通常用來出租。相比之下，年輕一代在購房和爬上住房階梯方面面臨着越來越大的障礙。關鍵因素包括危機後再次出現的房價通脹、更嚴格的抵押貸款標準、更不穩定的就業和家庭事業。因此，年輕人的住房擁有率已經下降，大批年輕人選擇湧入出租房或不離開父母的住所。這一模式在發達國家十分普遍，在英語國家尤為嚴重。住房資產和住房獲得方面的不平等，導致了年輕一代依賴老一代的特殊情況。

總結

這一專題中收集的跨學科和綜合性學科論文體現了代際住房轉移方面的國內和跨國差異，不僅反映了文化差異和對親屬關係的各種期望，而且還表明了圍繞住房的物質和非物質手段對家庭和更廣泛社會關係的重要意義。更關鍵的是，它們進一步揭示了社會結構（特別是經濟條件變化的重要性）似乎正在將家庭重新納入福利組合。雖然傾向於將重點放在南歐地區家庭福利關係的彈性上，但年輕人在過去十年左右經歷的“住房危機”似乎具有更廣泛的突出意義。仔細觀察，代際交換、贈與和轉移似乎在整個歐洲進行，但每個國家採取的形式不同。此外，不同國家的住房商品化程度，以及住房資產作為經濟和福利保障來源的相對突出程度，似乎也推動了住房的代際支持，並加劇了羣體之間和羣體內部的不平等。由此產生的各種問題，引起了當代相關研究學者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