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IS2019演講實錄丨陰衞芝：作為文化的技術——人工智能時代的法規與倫理_風聞

10月26日-27日，由陝西省委網信辦、陝西省工業和信息化廳、陝西省科學技術廳指導，中國人工智能學會主辦，西安市委網信辦、西安市科學技術局、西安國家民用航天產業基地管理委員會、京東雲共同承辦的2019第九屆中國智能產業高峯論壇在“硬科技之都”--西安舉辦。在27日智媒時代的媒介倫理專題論壇上，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聞學研究所所長陰衞芝，為我們帶來了題為“作為文化的技術——人工智能時代的法規與倫理”的精彩演講。

陰衞芝

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聞學研究所所長

以下是陰衞芝的演講實錄：  

感謝主辦方的邀請。我昨天聽了一天會，感受了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我覺得很有收穫。其中，人工智能學會會長李德毅院士在開幕式上提了五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是“人工智能與文化是什麼關係？”這句話很啓發我，所以我今天給預定的題目增加了一個主題“作為文化的技術”。

我把目前想到的不成熟的問題分三個部分分享給大家：一、人工智能技術對新聞業的影響；二、技術是一個容器，對人的思維方式有塑造作用；三、技術帶動的媒介變化與社會文化心理的關係。

**第一部分：**人工智能技術對新聞業的影響

先舉個例子：39人在英國遇難這個事，大家都很關注。最關注的二個事實是：這些遇難者的國籍問題和誰是兇手。事情發生的第二天，英國當地的一位副警長在媒體上説“希望媒體和公眾不要再去猜測這些人國籍以及他們的死亡原因。”這個呼籲來自於：第一天，英國的媒體已經報道説他們是中國人；卡機司機的姓名，照片也已經到處都是。這和社交媒體出現前的信息傳播路徑是完全不同的。在社交媒體出現前，警方會刻意保護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媒體也不能傳播未經確認的事實。但是現在，由於太多的UGC們具有“偵查”能力，公眾找到了卡車司機的照片，英國媒體也不再遵守傳統時代的傳播規範，開始傳播未經確認的消息。類似這樣民間的、社交媒體的、非專業媒體機構的、非警方的猜測是技術帶來的傳播上的變化。技術賦能給了每一個人，渠道不再是寶貴的，信息是人人可得的。因此，郭毅可院士説:“技術帶來了假新聞”。

現在就進入第一個部分：人工智能對傳播業界、學界的影響。

新聞傳播學界受到技術的影響。就在昨天，在上海交大和西北政法的新聞學院，同時有兩場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會。研究的話題包括“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型媒介、產業與社會”“人工智能與新聞學教育”等等。新聞教育界更是如此，這些年數據新聞、AR、VR、MR、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5G等等概念，都是新聞傳播學的課堂上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

技術改變了媒介生態，產生了更多的傳播形態，也帶來了更多的信息，但有價值的信息比例越來越少。其中最熱門的形態是短視頻，最有代表性的平台一個是今日頭條，我們稱為聚合性平台；另一個是快手，“普惠”原則使得人人能夠記錄自己的生活。我們先看看與今日頭條相關的幾個數字，看看今日頭條佔據了多少人的手機屏——頭條目前的總日活用户超過一個億，單個用户每天使用時長76分鐘，日活成乘以時長就是移動端產品的價值，也是平台的社會價值和影響力；接着我們再看看快手，快手的日活比頭條還要多，是2億，世界上只有5個國家人口超過2億，他們每天發佈的信息是1500萬條。快手的普惠原則成就了一些人，也有着非常多正向的意義，比如通過在快手上的傳播，有的地方、有的人就此脱貧。但我們想想整個社會這個信息池，裏邊的信息量隨着技術的賦能、隨着人人傳播的可能，信息的活躍期越來越短、信息出現和消失的速度越來越快、信息總量也越來越大、數量越來越多，技術的進步和人類的努力，幾乎把我們的世界變成了尼爾.波茲曼所説的“信息垃圾場”。

這與剛才提到的快手的“普惠”理念是對應的。普惠即是平等，為了堅持這個原則，他們有一些“算法”，大概的思路是：如果有很多人關注你，算法會把你壓低；沒有很多人關注你，算法會把你頂上來。嚴格避免5%的人佔領了50%的關注量，快手的理念中，就是通過技術的算法，來實現平等，這也是他們美好的理想。

但是，新聞業畢竟是一個特殊行業，至少目前，它是一項事業。我們知道經由《國家電影產業促進法》，電影已經變成產業了，按照產業的方式進行政策鼓勵。但是廣電領域就比較糾結。糾結在什麼地方？就是互聯網視聽節目的問題是屬否屬於廣電範疇。至少到現在去看廣電領域最高的法律《廣播電視條例》中，依然使用“廣播電視節目”這一概念。同時，在視頻的傳播上，無論是花椒、快手或抖音上的視頻，從監管上仍然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UGC上傳的，是歸文旅部來管；只有這些平台自己製作的視頻節目才歸廣播電視總局管。因此，國家管理部門在這個地方雖然沒有明確的説法，但是短視頻無疑已經成為了一種最主流的傳播形態。

在這些短視頻平台上有什麼問題？問題有很多。比如：危險動作類短視頻。剛剛發生了一個“辦公室小野”事件，她在自己號裏面用易拉罐做爆米花，13歲小孩在模仿中離世。辦公室小野不承認那小孩是因為看了她的短視頻，因為中間出現了無數鏈接和轉發，轉發過程中這個問題由誰來負責，這個是未來要面對的問題。

再説説算法的問題。昨天會議上有一位院士講到了算法，算法僅僅在價值觀控制過程當中的一個東西，除了算法，他還提到了算料、算力、算禮。算禮，就是今天所説的倫理問題，倫理，就是叫停的地方。在今天視頻平台占主導地位之下，“用户畫像”就是把你喜歡的推給你。大量的信息具有“私人化”的性質。這個“私”包括平台私、內容私、觀點私。大量平台是民營的公司，它們自己也不承認自己是媒體，只是互聯網公司。“內容私”，今日頭條2017年媒體號只有4500家，但是有70萬個個人帳號，大概是100多倍。最近又有誰離婚了，可能那70萬個人有35萬人都感興趣，他們都發一遍信息，4500個媒體號即使都發一遍，也無法跟他們拼數量。所以，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娛樂信息和八卦信息。再比如，某地羣眾自發跳“抽筋搖擺舞”，雖然最後被取締了，但這樣的東西在網絡上仍然很多，它也能獲得關注。而“觀點私”就是很多人在獲取事實方面沒有優勢，但是他們表達觀點、想法是很方便的，這個時候有很多觀點出來，造成了社會上不成問題的成為問題，例子就不舉了。

這種“私人化”的信息帶來多元的傳播、多元的事實，信息多了，導致每個人看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信息其實是分散和雜亂的。現場各位專家和同學每天看的信息平台是什麼？我相信大家説出來一定是不一樣居多。我問過學生同樣的問題，學生最願意説的是知乎。很多同學不願意説自己看快手，有可能他們真的不看，幾乎沒有同學説自己看頭條。大家看的東西不一樣，造成了獲取信息來源不一樣。媒體本應幫助公眾凝聚共識，但這麼分散的關注很難形成一個“共同”，也就很難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美國曆史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民族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對民族有沒有基本認同，這種認同必須建立在一個實質的載體上，例如語言，所有的共同體都是想象的，通過共同語言的聯合促進。”我們的信息傳播現在正好走在相反的方向上。

二、技術是一個容器，對人的思維方式有塑造作用

昨天，李德毅院士在後邊的對談中，又提出一個觀點，他説關於人工智能：“從長遠來看，現在對於經濟估計的偏高偏急，但對長期的發展估計不足值得討論”。這就是我這個部分想説的問題。

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傳播學者，他説過一段話“一個國家要如何能夠凝聚在一起，第一個靠傳播，第二個是交通”。我們藉助媒介，讓信息在空間上快速傳播，到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藉助技術，這個已經實現了。但是，對於傳播到底是什麼，他有另一個説法。傳播學一般會説，信息傳播就是信息從A點到B點的位移；但是詹姆斯·凱瑞提出，信息傳播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儀式，是出於共同體的意願而舉行的神聖典禮，每一場傳播都是一場儀式。在這個説法之下，我們會發現真相也許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麼是真相。因而他有一本書叫作“作為文化的傳播”。我借用這個句式，提出“作為文化的技術”，認為技術也是文化的一個部分，是幫助傳播媒介成就一種當下需要的文化的。

技術是文化的一個部分。體現在技術改造了媒介、傳播的形態，而傳播的形態變化，對人的思維結構、心理也帶來了影響。有一個傳播學派叫作“媒介環境學派”，剛才提到的尼爾.波茲曼和詹姆斯·凱瑞都是這個學派裏的重要學者。他們曾提到：媒介是文化能夠在其中生長的技術，技術實際上成為了一種容器，具有塑形、塑造的作用，它所塑造的，就是人類的文化心理。同時，人工智能是一種工具，每一種工具都嵌入了一個意識形態。比如：一部小説改編成電影后，有人是從“符不符合原著”的角度來判斷改編是否成功。但這個標準也許錯了，因為每種媒介所能呈現出的效果是不同的，這也被稱為媒介的偏向性。舉個例子：口語也許是最民主的，因為在希臘城邦時代就是5000人，口語在時間和空間可以完全統一，因此是最民主的；印刷時代，一本書可以反覆讀，鼓勵獨立思考，相對也有利於民主；但現在這個視聽媒體時代就不同了。電視和短視頻都是給人帶節奏的，他讓你想什麼，你就想什麼，音樂起來了，你眼淚流下來了，你是跟着他走的。電子時代不鼓勵集中，甚至是鼓勵孤獨的媒介。因而可能使得共同體越來越分散。

尼爾.波茲曼關心媒介的道德，他用了四個問題來表達他的標準：比如媒介是否有助於理性思維的發展，以及民主進程，是否帶來有意義的信息等等。這對我們有啓發。而這一點，早在17世紀盧梭那裏，早就有所感受。盧梭一舉成名的時刻，就是有一次他在林子裏散步，看到了第戎學院的徵文題目，這個題目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是否有利於敦風化俗”他感覺這個題目太好了，像有一千束陽光照了過來。因此，無論是盧梭還是媒介環境學派學者們思考的問題，就是技術發展與道德的關係問題，在現在這個短視頻佔主導的媒介時代，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三、後現代、技術與社會發展

昨天，好幾位院士都在重複一個概念：非結構化環境。什麼是非結構化環境？他們的原意可能指的是環境信息非固定、不可知、不可描述。我覺得放在人文社科的語境裏，它指的是就是後現代社會所具有的不確定，其實就是風險社會的特徵。這個特徵具體指的是：當今社會最大的風險不是來自於自然，而是來自於人的認知圖譜。是由人的實踐，包括技術實踐導致全球性風險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風險社會能否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大眾媒介有界定權，技術在其中有巨大的影響。在風險社會有什麼辦法？只能使用一種象徵性的表現方法，甚至是講故事的方法應對這些風險。

張勤院士在昨天的對談裏提到，2017年、2018年，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和歐盟委員會聯合主辦了“中歐人工智能發展和機遇閉門研討會”。針對人工智能，歐盟是“先制定倫理，再確定產業發展政策”，制定合適的倫理和法律框架，再製定人工智能的發展戰略。就是要把這個事情想清楚了，想明白了，他們才決定政府需要用什麼樣的政策支持或者用什麼樣的倫理約束。我們則是依據國情，本着“摸着石頭過河”的精神，先發展，發展中出現問題再解決問題。在倫理是先還是後的態度上，我們不一樣。

為什麼有這樣的差異？首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已經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其次，我國近代國力衰弱了後，有一種自卑心態，不自信；第三，我們對於科學技術一直帶有一種崇敬和仰視態度，導致有了擁抱一切技術的心態。歐盟可能不太一樣，他們的文明有傳承，也比較自信，要想清楚了才開始。我感覺這和新聞業對於人工智能技術的心理是非常接近的。也因此無論在學界還是業界，都是先上馬，再想這樣對不對？

再説一個問題，也跟這個很像的。剛才楊溟院長也提到了，昨天郭毅可院士也提到了。2018年5月，史上最嚴的數據法規保護GDPR出台。它保護的是自然人的“個人數據”，包括姓名、地址、生日、信用卡、銀行、醫療信息、位置信息、如果不遵守會怎樣，罰個底兒掉。如果違反GDPR，企業最高將面臨高達全球年營收4%或者2000萬歐元(約1.5億元人民幣)的鉅額罰款(兩者取其高)。歐盟在“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與“保護個人信息”衝突時候的價值取向是很明確的。當時郭院士在台上隨口説了一句，我們能不能跟他們反着，我們來一個數據共享法案。我感覺，這個數據共享法案一定不會出來的，為什麼？那就亂了，大家的隱私都不受保護了，我們現在已經在版權和隱私方面產生非常多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