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16年前寫的帖子——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原因分析及教訓”——官腔官調_風聞

“一篇16年前寫的帖子——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原因分析及教訓”——官腔官調

楊瑞華

16年前寫的貼子，現在再發出來，按理經過16沉澱，道理應當很明瞭，但是，通觀此文，也是——官腔官調。

一．蘇聯是一黨制國家，一黨制國家（或家族制國家）的命運系在領袖一人之手。正因此——領袖偉大——領袖決對權威。

所以，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唯一原因——戈爾巴喬夫——甘願被和平演變——任何人都無可奈何。

戈爾巴喬夫換上金正日、或金正恩、或卡斯特羅，即使固步自封，國家和蘇共也是穩如泰山——朝鮮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二．此文最後談蘇聯解體的教訓、證明也是——官腔官調。

蘇聯解體證明了——馬克思説：社會主義應該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上。

其教訓——只要世界上存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社會主義不改革是死路一條。

[附原文]

一篇16年前寫的帖子——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原因分析及教訓

前進者

【一點説明】這篇稿子是筆者2003年寫的，光陰似箭，轉眼十幾年過去了。這篇稿子最初是作為感想寫的，誰知開筆後就收不住了，越寫越多，輕而易舉的突破了兩萬字，兩三年後，記得是2006年，筆者曾將部分內容發到網上，很多網友在跟帖中談了自己的看法。蘇聯解體是上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這一點早已在世界學術界形成共識，普京在2005年發表國情諮文也有類似表態。在此需要説明的是，這篇文章因寫的較早，這次發出來僅做少許修改，隨着時間的推移，當年的很多內幕已經逐步公開，文中個別觀點已與現今有所不同，在此僅供網友參考。

1991年8月19日，對全世界而言，都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日子，20世紀初曾以“十月革命”震驚世界的國家，又一次發生了震動世界的事件——“8.19”事件，此後不久的1991年12月25日晚上，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第一任同時也是最後一任總統，在發表最後一個簡短的電視演説之後，印有鐮刀錘子的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悄然降下。蘇聯，這個曾在世界近百年曆史中舉足輕重的國家，從國際舞台上消失了。

十幾年轉眼過去了，如今“八·一九”事件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回首往事，當局者仍莫衷一是。反省歷史，旁觀者更感慨萬千。

蘇聯共產黨是列寧一手締造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自1898年成立,至1991年解散,其間執政達74年，後期蘇共黨員達1800萬人,約佔全蘇人口的10%。為什麼這樣一個老黨大黨,竟被葉利欽的一紙“非黨法令”就毫無反抗地宣告解散呢?其深層原因和教訓何在?它留給人們的啓示是什麼?對這些問題，人們都在進行認真的思考和探索，試圖做出自己的回答。

蘇聯，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經濟發展水平遠低於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國家，用列寧的話説：是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一環。十月革命勝利後，又遭受協約國的瘋狂圍攻，一度損失了一半以上的國土，當全世界無產階級津津樂道地稱讚十月革命時，卻很少有人注意到當時的俄羅斯已經接近亡國的邊緣了。為挽救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當時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俄羅斯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巨大的犧牲，戰勝了協約國的武裝干涉，並於1922年12月26日，在各民族自願、平等的基礎上，簽署了聯盟條約，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蘇聯建立後，蘇聯共產黨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提高國力作為首要工作，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飛躍，建立起了包括重化工業和製造業在內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蘇聯已經成為國民生產總值僅次於美國的世界上第二大工業國。正是憑着強大的綜合國力，蘇聯人民才打敗了德國法西斯，挽救了社會主義國家進而挽救了世界。二戰結束後，無論是西方國家的還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家、歷史學家，都對前蘇聯對人類所做出的貢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聯合國成立不久，就正式將前蘇聯列為工業化國家，而將絕大多數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列為非工業化國家。從以下幾個事例中，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前面講過，歷史上沙俄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蒙受了巨大損失，而美國不但未受戰火破壞，反而大發戰爭橫財，經濟急劇膨脹，工業科技實力大大增強。但儘管如此，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蘇聯與美國的經濟差距大大縮小。

十月革命前，蘇聯國民生產總值不到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0%，而到20世紀80年代，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已經相當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80%以上，鋼鐵、水泥、石油、化肥等許多工業品的產量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在科研、軍工和航天等尖端領域與美國分庭抗禮，蘇聯人民的人均收入也邁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此外，社會主義的蘇聯還建立了廣泛的社會保障制度，其覆蓋面與北歐社會福利國家相差無幾，工人農民均享有公費醫療、養老保障。前蘇聯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平均文化程度為世界第一，以前蘇聯改革前的1984年為例，其中學入學率為100%，而美國同期的中學入學率為95%，法國為90%，西德為80%，巴西僅為36%。在社會治安方面，前蘇聯、東歐國家一直以社會秩序良好聞名於世，顯著優越於一些犯罪率高的西方國家如美國、意大利。事實同時也雄辯地證明，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勝利後，在很短的時期內走完了西方大國數個世紀的工業化歷程，社會主義制度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

一、需要澄清的幾個認識上的誤區

那麼，這樣一個對人類歷史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具有如此優越性的社會制度，怎麼會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就土崩瓦解了呢？

蘇聯解體十餘年來，許多國家專門機構都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西方國家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的主流觀點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計劃經濟是走不通的。早在八十年代，蘇聯的計劃經濟就開始崩潰了，所以蘇聯別無選擇，只有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

二是蘇聯人民的選擇。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給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會提出廢除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

總之，由於立場不同，在這些西方人看來認為蘇聯之所以垮台，其根本原因是社會主義制度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人民羣眾不滿。

而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人員認為蘇聯垮台是因為軍備競賽、民族問題等。深感亡國亡黨切膚之痛的原蘇聯國家研究人員則認為導致蘇聯垮台最根本原因是長期以來蘇聯官僚特權階級盤剝、壓榨人民，形成了新的階級對立，失去了人民的擁護，而在蘇共領導層試圖對此進行改革時又沒有把握好步驟，犯了一系列原則錯誤，最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災難性的後果。

客觀地講，以上結論都有道理，但話又説過來，蘇聯是世界上進行社會主義試驗時間最長的國家，曾取得過舉世矚目的成就。如果單純用上述觀點來説明解體的原因，是不符合實際的，是缺乏説服力的。

（一）前蘇聯解體並不是被人民羣眾所拋棄 蘇聯是各蘇維埃共和國為實現社會主義偉大理想、共同繁榮昌盛而自願組成的。經過74年建設，蘇聯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為先進的工業國，從一個資源大國發展為經濟大國、科技大國和軍事大國，綜合國力成長為能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

客觀地説，在其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着這樣和那樣的問題，包括蘇聯模式的歷史侷限性、蘇共和聯盟中央的各種嚴重政策錯誤等，但這些都是可以在聯盟範圍內通過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通過改革開放逐步解決的。

更重要的是，經歷了十月革命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希特勒德國瘋狂入侵的蘇聯人民，深知國家分裂和政治動盪的嚴重後果，因此在1991年3月17日蘇聯就聯盟前途舉行全民公決時，全蘇1.86億選民中80%以上參加了投票，投票者贊成保留蘇聯的佔76.4%。由此可見，蘇聯解體是違背蘇聯大多數人民意願的。那麼，在蘇聯解體十幾年後的今天，俄羅斯人民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

近些年來，前蘇聯各國圍繞“對蘇聯解體的看法”，在民眾中進行了一系列調查活動，其結果發人深省。請看這些結論：

——今年10月24日至28日，俄羅斯國內的獨立調查機構VTSIOM對1600名俄羅斯人進行了調 查，得出了令人吃驚的結論。當問到“如果在今天的俄羅斯再次發生了十月革命，你將持什麼立場”這一問題時，42%的被調查對象稱將積極支持布爾什維克黨人或以某種方式與他們進行合作，27%的人稱將等到革命結束但不會參加革命，16%的俄羅斯人表示將離開俄羅斯領土，只有10%的俄羅斯人表示將參加打擊布爾什維克黨的戰鬥。在回答“十月革命給俄羅斯人帶來了什麼的問題”時，32%的被調查者認為十月革命推動了俄羅斯社會經濟的發展，19%的被調查者認為革命開創了俄羅斯歷史的新時代，13%的被調查者回答説革命對於整個國家來説是一場災難，16%的人則表示對答案不清楚。

——為紀念俄羅斯共產黨的締造者、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誕辰132週年，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組織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有63%的俄羅斯人仍然確信：作為“共產黨的締造者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在俄羅斯的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積極的作用。

——在蘇聯解體10年之際，俄羅斯最負影響的3家社會輿論調查機構，即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社會輿論基金會和俄羅斯社會輿論與市場研究公司，就如何看待蘇聯解體等問題在俄羅斯44個地區對1500人進行了調查，其中四分之三的被調查對象認為蘇聯應該保留。大多數被調查者表示願意生活在蘇聯，而不願意生活在現在的俄羅斯。

如果説以上民意調查帶有某種政治色彩，僅僅是反映了蘇聯解體後部分俄羅斯民眾對前途產生的失望心理，而不能正確反映蘇聯解體前的人民意願的話，那麼，我們再看看蘇聯解體前的情況以及西方人操縱的民意調查結果。1990年，前蘇聯曾搞過一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贊成搞資本主義的只佔5%到20%。1991年5月，美國在前蘇聯歐洲部分，按照西方國家的模式搞了一次大規模的民意測驗，在抽樣人口中，10%贊成改革前的社會主義，36%贊成更多民主的社會主義，23%贊成瑞典式的社會主義，只有17%贊成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而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恰恰是葉利欽在1992年以後建立的。 通過以上不同時期的民意調查，沒有任何證據可以看出資本主義是蘇聯人民的選擇，誠然，由於政策失誤，人民對蘇共的統治是不滿的，但人民維護聯盟的願望卻是強烈的。

**（二）前蘇聯解體不是因為過度的軍備競賽造成的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消滅了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蘇聯誕生的那天起，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就始終以敵視的眼光對待它。無論是十月革命後協約國的武裝干涉，還是希特勒德國的瘋狂入侵；無論是二戰結束後延續幾十年的“冷戰”，還是1991年為挽救蘇聯而發生“8.19”事變，新的帝國主義侵略一直威脅着蘇聯國家，這種侵略任何時候都可能具有核戰爭的性質。這就要求蘇聯國家投入巨大的努力，使國家的防禦能力保持在應有的水平上。當然，為實現這種平衡，蘇聯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以至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因此，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不少國家的學者都把蘇聯解體歸咎與同西方國家無休止的軍備競賽。但是，根據“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資料顯示，****從1963年到1973年十年間，蘇聯軍費開支總額為6740億美元，年增長率為3%，與國民經濟發展基本上是乘正比的，即便是東西方軍備競賽最瘋狂的1975年，前蘇聯軍費開支為1023億美元，佔國民總值的9%，與戰後實行休養生息的五十年代完全相同，而美國1965年到1969年越南戰爭期間的軍費開支則佔國民生產總值的8.4%到9.5%。因此，前蘇聯的軍費開支雖然高於除美國外的其他西方國家，但沒有超出警戒線，**將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説成是軍備競賽拖跨的是不正確的。

（三）前蘇聯解體不是因為經濟停滯造成的 “經濟停滯”導致蘇聯解體，這一説法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為首的前蘇聯所謂“精英集團”，他們之所以這樣認為，客觀上是為了在前蘇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做輿論準備，主觀上是為前蘇聯解體後給各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尋找替罪羊。

這一説法的另一個來源是西方國家的政治家、經濟學家。他們之所以這樣認為，其目的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以此來瓦解前蘇聯人民，尤其是當時蘇聯當權的所謂改革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險惡目的。 那麼，實際情況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於1928年，**從1928年至1975年大約50年時間，不管是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還是西方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據西方統計數據，1928到1940年，蘇聯年均增長5.8%，這在當時是非常快的速度，戰後恢復經濟的50年代，前蘇聯的經濟增長接近10%，60年代有所下降，但仍為8%，70年代是5%，這期間蘇聯的年平均增長率是4.8%，而美國只有3.3%。西方的統計還表明，同期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大大快於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從1975年至1989年，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慢，逐漸低於美國，但仍然有1.9%或1.8%的增長率，沒有出現負增長，更不能叫做經濟崩潰。

蘇聯經濟發展速度真正的絕對下降是從1990年夏開始的，但其原因並不是由於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造成的，而是1990年6月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的主要行政長官後，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經濟制度，把應上繳國家的絕大部分税收截留下來的結果。這一破壞造成的後果是十分明顯的，蘇聯當年經濟降幅就達2%左右。1991年，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又在更大範圍內破壞中央計劃，導致中央財政赤字急劇增加，物資供應不足，通貨膨脹嚴重，致使當年蘇聯經濟降幅更達到創記錄的12%，人民生活水平開始大幅度下降。可見，九十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四）前蘇聯解體不是因為西方的“和平演變” 二戰結束後，社會主義在全球範圍蓬勃發展，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熱烈響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紅色衝擊波。面對這種情況，他們認為單純依靠武力已經無法遏止共產主義的狂潮，精明的、集數百年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經驗與一身的資產階級政治家隨之改換策略，提出了“和平演變”。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經對此有深入的研究，在他所著的《1989，不戰而勝》一書中，對實現“和平演變”的方法策略進行了詳盡的描述。但這一想法雖然從理論上講是高明的，但在實踐中卻沒有發揮出太大的作用。

實際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原因都出在內部，其演變速度甚至出乎西方國家政治家的預料。透過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我們可以看出，由於種種原因，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理想信念的動搖比外部干涉、威脅更可怕、更危險。眾所周知，前蘇聯是在成為超級大國的強盛情況下急速崩潰的。如果説是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那麼，前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協約國武裝干涉，二戰中德國法西斯瘋狂入侵，蘇維埃國家處境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為什麼沒有“演變”？如果説是“和平演變”，那麼，為什麼古巴、朝鮮、越南、老撾在當前經濟如此困難下仍然能夠存在。

説到底，蘇聯解體的動力來自蘇聯共產黨內部，其直接原因在於蘇共改革的性質脱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脱離了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是在沒有任何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向資本主義世界赤裸裸的投降。

一位老同志在談到蘇聯解體、蘇共垮台的原因時，也着重指出兩條：

一是黨的階級基礎出了問題。在蘇聯後期所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逐漸與暴富階層相結合控制了黨，直到蘇聯解體，還是這些人掌權。而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卻越來越得不到保障，以致完全喪失，結果導致黨蜕化變質，由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蘇聯解體後，各個獨立共和國的掌權者、控制國家金融命脈的金融寡頭、現有政黨領導人幾乎全是前共產黨人；

二是黨的理論基礎出了問題，先否定了斯大林，進而否定了列寧，鼓吹歷史虛無主義。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後，做出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決定：

一是如果東歐想拋棄共產主義，蘇聯將不進行干涉；

二是在蘇聯同時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這兩項政策決定了後來發生的一切。蘇東劇變告訴我們：一是馬列主義不能丟，二是接班人問題一定要解決好。西方一些學者也認為，沒有戈爾巴喬夫，蘇聯也許仍會存在下去。

（五）前蘇聯解體也不是因為民族矛盾激化造成的 前蘇聯有大大小小100多個民族，其中俄羅斯人佔總人口43%。沙皇俄國統治時期，廣大非俄羅斯民族被當成“異族人”，經濟上處於俄羅斯的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政治上則處於被統治地位。此外，沙皇還強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禁止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強迫他們改信東正教，列寧因此把俄國稱為“各族人民的監獄”。由於缺少內在凝聚力，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後，沙皇俄國很快解體，波蘭、芬蘭、波羅的海三國獨立。

十月革命勝利後，尤其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建立後，蘇聯共產黨的前身——聯共（布）堅持奉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為國家統一、民族和睦、政治安定和經濟繁榮提供了制度基礎，用統一的經濟體系、共同的繁榮和共同的利益，帶領各民族人民生活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為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共同努力。經過前蘇聯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前蘇聯已經基本解決了民族關係問題，形成了各民族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人民。從30年代後期，由於蘇聯共產黨的一系列錯誤，如肅反擴大化，推行大俄羅斯主義，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同希特勒德國勾結為名，將車臣等很多少數民族強行遷徙到西伯利亞，在國家建設上側重於俄羅斯人居住的地區，以至於到前蘇聯解體時，俄羅斯佔據了全聯盟財產的60—70%等，都程度不同地影響了民族團結，在國內造成了一定民族分離傾向，但民族問題始終都沒有對蘇聯國家的生存產生直接的威脅。這一方面是由於有共產黨作為維繫聯盟的紐帶，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各加盟共和國沒提出過，也不可能提出退出聯盟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前蘇聯各族人民從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人民擁護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解體前曾進行過一次是否保留聯盟的公民投票，統計結果顯示哈薩克、阿塞拜疆等少數民族積聚地區人民羣眾保留聯盟的願望甚至高出俄羅斯。戈爾巴喬夫實行“新思維”後，為民族問題的總爆發提供了契機。

首先，戈爾巴喬夫沒有把改革的重點放在事關人民羣眾生活的經濟領域，而是搞以民主化、公開性為特徵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沒有找到維繫聯盟的新紐帶前，就運用各種手段削弱蘇共的影響力，剪斷維繫蘇聯存在的最後紐帶。隨着蘇共的削弱和解散，不再有對地方分裂主義施加威懾的力量，各聯盟國家的領導人為了自己在本共和國的威信，大力向中央爭奪主權，致使聯盟中央被架空，最後國家走向解體。

其次，儘管蘇聯成立時的聯盟條約和蘇聯時期三部憲法均明文規定，民族權利平等是一條不可變更的法律原則，歷屆領導人也反覆強調社會主義要實現各民族完全平等。可是，蘇聯的建立、發展和解體的過程表明，實際上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難以做到各個民族完全平等，因為各個大小不同的民族形成和發展的自然地埋條件、歷史和社會文化環境不一樣，在數百年或上千年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尤其在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中各個民族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差異較大，很難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達到完全平等和事實上平等。而這些情況，都為民族矛盾激化埋下了伏筆。

再則，蘇聯雖然也是聯邦制國家，但與美國等國的聯邦制不同，蘇聯國家體制是以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的聯邦制，建立以某一主體民族名稱命名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自治區等不同層次的民族區域自治實體，這種形式實際上是人為地強化民族自我意識，激發民族獨立自主情緒，在國家政局穩定、經濟發展或推行強權政治的時期，這種矛盾尚不突出，但一有風吹草動，這種矛盾就可能以種種形式爆發出來，如果處理不好，會嚴重危機國家安全。 際上，蘇聯解體前的民族問題空前突出，正是因為蘇共改革失敗，失去了對國家控制而造成的。

（六）前蘇聯解體也不是因為沒有改革的原因造成的 我國有的學者認為，前蘇聯、東歐國家發生“劇變”的原因在於沒有進行體制改革。這種説法同樣是不全面的。實際情況是前蘇聯、東歐國家早在60年代就開始嘗試搞經濟改革，如前蘇聯實行了重視利潤指標和物質獎勵的作法，匈牙利從1968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計劃，採取重視農業、輕工業的發展戰略，這些改革曾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果。而前蘇聯、東歐的“劇變”也不是發生在體制“僵化”的時期，而恰恰發生在戈爾巴喬夫推行政治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年代**。説到底，是戈爾巴喬夫掉進了西方動搖其制度信心的戰略陷阱。改革初期，西方國家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大為讚賞，通過各種途徑為他的改革方案出謀劃策，面授機宜，誘導蘇聯進行自殺性的改革，導致了葉利欽上台和前蘇聯的解體。最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遭到了徹底的失敗，而西方摧毀前蘇聯的‘軟戰爭’卻大獲全勝。**前蘇聯人民因領導人推行改革的失誤，付出了經濟崩潰和國家分裂的巨大代價，遭受了黑社會氾濫、傳染病猖獗和廣泛失業的災難，飽嘗了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和社會保障瓦解的痛苦。由於變革後的俄羅斯的許多社會經濟指標，包括醫療開支、出生率、死亡率和犯罪率，以及財產集中程度和社會貧富差距都明顯惡化，其人均壽命甚至降低到了不發達國家的水平。因此，1998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宣佈，不再將俄羅斯列為工業發達國家，而歸入發展中國家的範疇。

二、前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

蘇聯解體已經十二年，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回顧20世紀90年代末蘇聯解體那震動世界的瞬間，歷史留給人們的教訓更加清晰。

（一）體制僵化脱離羣眾。列寧逝世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人民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就當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來説，計劃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二戰結束後，原來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就越來越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了。當時斯大林雖然也是大體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實行全社會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設想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但在整體上忽略了俄國相對落後的生產力前提，建立了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戰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現出既束縛生產力發展，又限制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從而影響人們積極性發揮的嚴重弊端。正是這種具有嚴重弊端的體制，才使矛盾逐步積累、激化，導致斯大林逝世後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發生，最終導致社會主義蘇聯的崩潰和解體。

東歐諸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樣形成了僵化的經濟政治體制，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最終造成社會主義在東歐的失敗。我國在建國初期搞社會主義建設，也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蘇聯斯大林模式的許多做法，結果走了很長一段彎路。

體制的僵化，體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是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無法將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最新成果用來為社會進步服務，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其結果直接導致70年代後期蘇聯經濟發展速度減慢。

**而體現在政治生活中，則是黨的建設遭到忽視,黨的建設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制被歪曲，黨內關係的整個體系扭曲變形，****形成了過度集權的黨政領導體制，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國家權力集中於蘇共，蘇共權力集中於黨的中央機構，中央機構的權力則集中於黨的領袖，**人民沒有切實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因而同黨的距離越來越遠。以幹部選拔為例，前蘇聯實行的不是民主選舉，而是自上而下的幹部委派，因此各級幹部都充當了黨的意志——實際上就是領袖意志的“傳送筒”和執行這種意志的馴服工具。這些“傳聲筒”幹部只知對上負責，按上級指示辦事，機械地執行上級下達的任務，缺乏主動精神、實事求是精神和聯繫羣眾的作風，造成黨羣、幹羣之間的隔閡，而廣大普通黨員則慢慢變成了只會機械地完成上級指示的配角。整個黨從上到下聽不到批評的聲音，黨的上層也逐漸擺脱黨員羣眾的監督。這種風氣的形成，為一些蜕化變質分子滲透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層創造了條件，他們利用職務之便腐化墮落，關鍵時刻則搖身一變，跑到了反人民一邊。結果，十月革命後出現的那種革命熱情消退了，黨的同志關係渙散了，消極散漫、虛偽和雙重道德的風氣在黨內大肆盛行。決策上的不民主化和不科學化，領袖的指導思想失誤，使蘇聯共產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犯了許多錯誤，更進一步失去了人民對黨的信任，使蘇聯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極大地下降，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權威性也不復存在。

蘇聯解體十餘年來，俄羅斯社會圍繞“蘇聯解體究竟是地緣政治災難，還是俄羅斯歷史新紀元的開始”等問題一直爭論不休。2001年12月25日，俄羅斯外國記協在俄外交部新聞中心舉行“蘇聯解體10週年”研討會，會議邀請了7位俄羅斯著名專家學者和14名駐俄外國記者與會。多數與會者認為，蘇聯解體不是歷史必然，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失敗，是蘇共領導思想僵化，脱離人民羣眾，不求進取的結果。蘇共的垮台，不是一黨制的失敗，而是蘇共領導層的決策錯誤，是戈爾巴喬夫取消黨的領導，從而引發了亡黨亡國的災難。

（二）黨內腐敗喪失民心。《共產黨宣言》勾畫出社會主義的基礎，即“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馬克思後來還強調，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其掌權人應廢除舊官吏的一切特權。在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俄國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而使蘇共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列寧逝世後，尤其當斯大林通過各種手段戰勝所有反對派,成為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之後,個人集權制逐漸在黨內確立了起來。二戰勝利後，斯大林更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對黨和自己的要求也逐漸放鬆，晚年時更加專斷獨行,早已把黨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拋諸腦後。早在30年代，計劃經濟下的腐敗在蘇聯就已經出現,突出體現在黨的幹部享有特權，如發放購貨證、工資附加款、享受住房、交通工具、休養療養的特殊待遇和其他不花錢的特殊服務。在這一時期，斯大林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許多社會兼職。據一些資料披露：每個兼職部門每月都送來一袋錢，他“連封條都懶得拆”就丟進了抽屜，一個抽屜放滿後，身邊工作人員就馬上重新換一個抽屜，斯大林的個人生活堪稱儉樸，但他憑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拒絕各部門送來的鈔票。由於沒有起到表率作用，發展到後來不僅廠長、經理，就連中央級高官、部長和各州、市級幹部都利用職權斂取財物，把國有財產的部分份額通過暗渡陳倉的辦法裝進腰包。

**作為斯大林的後繼者，赫魯曉夫雖然發起了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並進行了某些改革和調整，但並沒有真正觸及這種體制的弊病。勃列日涅夫上台後，便取消了赫魯曉夫的種種改革措施，到1977年，****勃列日涅夫以總書記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又是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直至老死任上。**後來的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也都實行這一體制，就連戈爾巴喬夫對個人權力的追求，所維持的官位等級制，甚至連其傳統作風等，都帶有這種體制的深刻烙印。

當公有制和權力專斷結合在一起，便出現了新型的官僚階級的私有制，即虛偽的公有制，剝奪了勞動者的產權。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代，這種現象日趨嚴重。許多各級領導幹部的子女紛紛借老子的權力進入領導階層或能夠發財的部門，成為一代新貴。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是他們的一個代表。這個平庸之輩和勃氏的女兒結婚後便官運亨通，很快當上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短短几年內受賄達600萬法郎。過度集權和僵化的體制，導致了一個特殊的社會羣體的形成，即官僚特權階層。這個羣體的成員主要是各級黨政軍機構、羣眾團體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幹部，特別是那些高級領導幹部。據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這些特權階層，享有高薪、住房、別墅、汽車、遊艇、內部餐廳、特供食品、特供商店、海濱休假、夏日狩獵等許多特權。以薪水為例，1922年，蘇聯的工資最高與最低的差距是8倍，1934年擴大為30倍，到1953年擴大到四五十倍，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更是擴大到上百倍。更嚴重的是，他們並不以享有特權為滿足，而且還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家財產，貪污腐化之風日益蔓延滋長。許多幹部過去在地下鬥爭和革命戰爭中確曾為人民的解放而艱苦奮鬥，公而忘私，但在掌握政權後，由於權力增大，私慾膨脹，又缺少人民有效的監督，以致特權越來越多，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來説只是口頭上的東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在他們頭腦中已經淡薄。官僚特權階層在得勢的幾十年或幾年間，把公有財物變成家產，各級官員、企業負責人暗中合作，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由於這個特權統治階層始終打着蘇聯黨政幹部的牌子，因而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欺騙性，直到蘇共垮台、蘇聯解體之後，他們才以赤裸裸的資產階級面目出現。

客觀地講，蘇聯歷屆領導人並非不知道這個特權階層的存在，也不是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50年代赫魯曉夫的改革，就嚴重地衝擊了這個正在萌生中的特權統治階層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正是這個萌生中的特權統治階層頑固並猖狂反對改革、維護既得利益的重大政治行動和重要標誌。勃列日涅夫時期，出於鞏固其地位的考慮，也從斯大林、赫魯曉夫時期吸取了不少教訓，對一些領域進行了改革，但他吸取這些教訓的目的，僅僅限於如何防止重蹈赫魯曉夫的覆轍。由於指導思想方面的錯誤，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一特權階層不僅沒有消除，反而迅速地成長起來。正是在這個時期，黨政幹部與人民羣眾收入的差距達到上百倍，也正是這個時期，蘇聯黨政機構迅速地膨脹起來。據統計，80年代前期，蘇聯部級機構從1965年的29個增加到160個，部長會議所屬的部委和直屬機構正副部長級幹部達800人之多，一個黑色冶金部就有正副部長19人，黨政機關已完全官僚化了。與此同時，黨的幹部事實上的終身制也達到了頂點：1976年蘇共25大選出的中央委員中連任的達90%，26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是25大的原班人馬，中央委員中任期最長的達34年。至於思想僵化、個人專斷、脱離羣眾、任用私人、裙帶關係、營私舞弊、腐化墮落，更是比比皆是。正是在這一時期，蘇共不僅自己不改革，還製造“有限主權論”，動用軍隊武裝鎮壓東歐的社會主義改革，瘋狂推行軍國主義、霸權主義政策，墮落為社會帝國主義。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對蘇共存在的問題還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有革除這些弊端的勇氣和決心，但他在還沒有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方法之前，就盲目提出了“新思維”、“公開性”、“民主化”，天真地試圖單純通過擴大人民羣眾的發言權、監督權來一勞永逸地消除這些弊端，促進社會進步。憑心而論，他提出的這些東西在本質上並沒有錯，但為什麼導致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呢？用一位俄羅斯學者的話説：戈爾巴喬夫是在錯誤的時間，對錯誤的患者，使用了正確的藥方。

1989到1990年的調查表明：當時人民認為蘇共領導階層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蘇共黨員的11%，代表黨政官僚和機關人員的達85%。這是在蘇共統治接近解體之時人民説出的真話，是人民當時對蘇共的很科學的評價。

蘇共垮台，在世界政壇上是一次超級大地震，而在蘇聯老百姓心目中，卻沒有激起絲毫漣漪，人民照常上班，照常吃喝，冷漠得令人寒心、痛心、驚心！1991年8月23日，當葉利欽宣佈禁止蘇共活動的命令後，立即有成千上萬的人跑到蘇共和俄共辦公大樓前的廣場上，把辦公大樓圍困得水泄不通。這些人不是來保護共產黨的，而是對共產黨的幹部進行侮辱和圍攻。如果沒有幾千名警察和保安人員組成一個通道把他們營救出來，這些人就會受到傷害。中止蘇共活動後，蘇聯全國沒有一次罷工或遊行提出保衞蘇共的。此時此刻，人民羣眾喊出了“要蘇聯，不要蘇共”的口號，就連蘇聯解體後原加盟共和國新成立的共產黨組織，都聲明要“與原蘇共劃清界限”，否則，就無法贏得人民羣眾的支持。 這一切都表明，此時的蘇共領導集團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的代表，是一個掛着社會主義旗號奴役壓榨本國人民並極力壓迫別國人民的新的統治階級。由此可見，人民羣眾的信任、擁護和支持是黨的最深厚的基礎，只有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決清除不正之風和消極腐敗現象，才能密切黨與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黨的執政地位才能得到鞏固。

**（三）改革失誤秧及人民  提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能不提到蘇共的“精英集團”。所謂的“精英集團”，就是蘇共的各級領導層，這個領導層大約由10萬人組成，實際上就是勃列日涅夫時期形成蘇共特權階層中掌握實際權力的一部分。如果説70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的革命者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佔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所謂的意識形態，不過是他們用來欺騙羣眾，獲取權力的幌子。1975到1985年，由於體制僵化等諸多原因，蘇聯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出現了後來被西方政治家稱之為“經濟停滯”的現象。“停滯”現象的出現，給“精英集團”產生了巨大的壓力。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再不改革，就會危及到精英集團的特權，但一旦改革，同樣也會對部分精英人物產生不利影響。權衡利弊後，改革的呼聲終於在70年代末從蘇聯高層傳出，於是經濟體制改革在猶猶豫豫中開始了。但這次改革進行得並不順利，沒有取得明顯的成效。勃列日涅夫去世後，繼任的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均在上台不久便因病去世，致使經濟改革處於停滯階段。這一連串的挫折，給戈爾巴喬夫於80年代中期順利上台提供了機會。而此時，這批精英的思想已經開始出現質的變化，在80年代末辯論蘇聯發展的方向時，這批人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改革達到民主化，就會減少特權和權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有相對的特權和地位，但特權又受到原有的社會主義機制的限制，也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傳給自己的子孫後代。因此，這些精英們認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使他們竊取的國家財產合法化，不但擁有財富，而且可以把這些財富傳給子孫後代，這就是精英集團觀點迅速變化的主要原因。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使蘇聯變色，蘇共垮台。實際上，****葉利欽之所以能夠採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不是靠軍隊的支持，而是由於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的鼎力相助。**1990年，前蘇聯曾搞過一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在廣大人民羣眾中，80%不贊成搞資本主義。而在這批“社會主義的精英”當中，卻只有9.6%贊成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12.3%贊成民主社會主義、76.7%贊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取其他態度的佔1.4%，這就與人民羣眾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蘇聯精英相信，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會使他們成為富人。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在原蘇聯的“葬禮”上，新的政治精英獲取了更大的權利，國有財產的“管理權”變為“所有權”，私有化為此履行了“法律手續”。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橫空出世，短短的幾年時間，俄羅斯的新資產階級經歷了一個孕育、起步、發跡、膨脹的過程，腳踏着私有化改革的軌跡，“新貴”們轉戰於進出口，房地產市場，謀取商業暴利，截留挪用預算撥款，操縱金融證券行情等……俄羅斯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他80年代當天然氣部長，後又當了多年的總理，1992年就成為天然氣壟斷公司的擁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氣儲備，成為世界上最富有人。柯爾科夫斯基，80年代曾是共青團領導人，而如今，卻成立了自己的私人銀行，成為富翁，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而激進改革派代表葉利欽卻從來不談建立資本主義，僅僅談民主、改革、市場經濟等，直到他離開總統職位時，也沒有談要建立資本主義。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此時世界已發生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實行改革，改革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蘇聯原有的僵化體制使整個國家運轉緩慢，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領導層老化。這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受命之時，必須實行改革，以推動社會進步和跟上時代潮流。作為前蘇聯改革領頭人的戈爾巴喬夫，他對蘇聯存在的癥結是非常清楚的，初期的改革方向也是正確的，從1986年3月至1988年6月，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時期。但是由於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蘇聯已經建立了半個世紀，它已滲透了到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人民對市場經濟的觀念極為貧乏，要從體制上、人們的行為規則上和思想觀念上進行全方位的變革，決非易事。認識上的不到位，使蘇共中央對長期形成的畸形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對農業體制的深入改革未予重視，對企業改革的宏觀決策也缺乏具體可行的配套措施，以致各項改革效果不佳。戈爾巴喬夫在經濟體制改革受阻，無法深入的時候，在精英集團的唆使下，不假思索匆忙轉向政治體制的改革，結果不但使經濟形勢不斷惡化，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權力的再分配又造成嚴重的社會動盪，

公開性、民主化的口號使各種政治努力和意識形態在國內抬頭和流行，戈爾巴喬夫本人又在複雜的政治較量中節節後退，一步步放棄陣地，直至自動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鼓吹所謂“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的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全面移植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結果卻誘發和導致了經濟、政治、民族和社會的全面危機，使整個社會陷入極為嚴重的失控狀態。

與政治體制改革同步，蘇聯領導人還開展“新思維外交”，大幅度調整對外政策，熱衷於追求蘇美合作和所謂“歐洲大廈”，幻想依靠西方大量經濟援助來振興經濟，為此蘇聯領導人不顧一切的妥協和退讓，同時還積極為西方國家干預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大開綠燈，從而催化了東歐各國的劇變，導致華沙條約的崩潰和經互會的瓦解。

政治體制“根本改革”，導致蘇共黨內的思想一片混亂，自由化思潮嚴重氾濫，從全盤否定斯大林發展到徹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蘇聯70年的歷史，反對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些共和國，黨的基層組織已經分裂，領導層內的鬥爭不斷加劇，人事變動頻繁，黨組織和國家政權陷於半癱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黨已經無法組織力量進行有效的反擊。於是，以“8·19”事件為轉折點，有93年曆史的蘇共被一紙法令取消，不戰而垮，而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此時不但無力換回蘇聯解體的命運，也連他本人無可挽回地從最高寶座上跌落下來。

蘇聯解體的教訓。按照西方的説法，證明了社會主義是巨大錯誤，計劃經濟不可行，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帶來技術進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正確的結論卻是，蘇聯的解體，既不能證明社會主義的失敗，也不能證明資本主義的優越。

它只是證明，這個制度在把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時比資本主義優越，比資本主義有更快的發展速度和更多的社會公正，這是被蘇聯的早期歷史所證明了的。

與此同時，蘇聯74年的歷史還告訴我們，社會主義要長久，必須使從社會主義得到好處的人同時得到權力，也就是説人民必須有真正的主權。這樣，社會主義才能維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