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有缺陷的工人：服務業工作場所勞動的“退化”_風聞

編者按

佈雷夫曼在《勞動與壟斷資本》中描畫了一副資本社會勞動退化的場景：那些宣稱得到技能升級的工人，實質上淪為資本工具，從事着簡單的重複勞動。如果説佈雷夫曼揭示了技能工人的去技術化本質，本期推薦的文章則揭示了“無技能工人”的建構過程。對“技術”或“非技術”的界定本身就是權力不平等的結果。Otis & Wu於2018年在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上發表了“The Deficient Worker: Skills, Identity, and Inequality in Service Employment”一文。作者通過對北京兩個不同服務業工作場所進行的個案比較發現，從事相同工作任務的工人，其工作價值卻相差甚遠。這兩個個案分別揭示了女性身份和農村身份導致的工作貶值過程。尤其重要的是，文章提出，技術工作或非技術工作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種組織過程，結合了管理者、工友和顧客的共同作用。

這是社論前沿第S1457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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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的社會建構

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勞動力市場回報與人力資本相關，即工人的教育、培訓和資格認證提升了他們工作相關的技能。然而，這一路徑無法解釋相同受教育程度的男性與女性存在的工資差距。批判主義勞工學者進而指出，對技術的界定是權力鬥爭的結果。在工作場所掌握話語權的工人有權力界定技術的內涵。因此，技能獲得，或者説對技術工人的認證，可以被視為教育或政治的結果。

本文探討的則是該問題的另一層面，即對非技術的界定，或無技能工人的社會建構過程。佈雷夫曼的洞見揭示了去技術化導致的工人缺陷，但是對何為“技術”的界定，卻很少得到關注。女性主義學者對這一議題的回應集中在工資和工作評價方面。女性化的工作往往被解釋為一種女性天賦的自然表達，而非個體努力的結果。這種對女性氣質自然化的解釋導致女性工作的低收入。

02

中國背景

在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第三產業的從業人數已經超過製造業。這些服務經濟的從業者，大部分都處於低收入和兼職的狀態。

本文聚焦性別與空間（農村/城市）兩個關鍵變量，觀察服務場所中無技能工人的製造過程。毛澤東時代遺留的空間與性別不平等，到1980年代經濟改革後不斷加劇，併產生了新的不平等形式。打破了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工人的鐵飯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與城市工人在同一工廠工作。一方面，城市工人日益脆弱的社會保障加劇了他們對外來人口湧入的緊張和不安；另一方面，城市工人仍然在勞動力市場上佔據優勢地位，農民工的平均收入僅為城市工人64%。在性別差距方面，縱使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斷上升，女性的平均工資僅為男性的69%。且大部分年輕女性集中在服務產業。

03

研究設計和方法

文章的兩名作者分別對北京兩個服務業工作場所進行了民族誌研究。Otis於2000年對北京一家中美合資的精品豪華酒店進行了5個月的調查。數據主要來自餐飲部門，除了員工培訓和會議等參與觀察，還包括55名工人和管理者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Wu於2012年對北京一家國有高端連鎖超市進行了調查。她不僅做了51人的深度訪談，包括管理者、城市和農村工人，還作為一線員工在超市工作了兩個月。

04

豪華酒店的女性氣質

這家北京五星級豪華酒店僱傭的500名工人，均為城市居民。酒店執行嚴格的性別勞動分工：男工從事體力勞動，女工從事需要與顧客互動的服務工作。在以服務著程的豪華酒店中，提供服務的卻是被稱為無技能的工人。男工要比女工獲得更好的績效考評成績。管理者貶低年輕女工的互動服務工作。他們認為，中產階級的女性氣質受男性經營顧客偏愛；這種互動勞動是女性本質的自然表達，無需經過特殊訓練或努力。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從招募到培訓，女性氣質的表達都是去自然化的組織過程。以保護女性之名將其排除在體力勞動之外，女性得到工作機會本就是出於其相貌和身體特徵。原來統一工作服的工廠女工，轉身變成女服務員，換上了貼身旗袍，舉手投足都要求“像個女人”。諷刺的是，一旦當女性服務員沒有成功達成管理層眼中的“女性氣質”，又被歸咎於其自身的素質。事實上，組織又沒有核心的考評指標來評判女服務員的技能水平。

05

國有超市的農村人

這家超市僱傭了125名工人，其中45人是城市居民，80人來自周邊省份的農民工。與前者相反，在並非以顧客服務為核心的超市，對從事服務工作的城市工人的評價卻要高於從事體力工作的農村工人。體力勞動與農村人聯繫在一起。不論是管理層，還是城市工人或顧客，都認為農村意味着落後、不文明和粗魯。雖然農村工人同樣也參與服務工作，但城市工人與管理者都選擇忽視他們的技術能力。這種忽視帶來的結果是，農村工人無法接受培訓，並穿着統一的服務制服，而這原本可以有助於他們與城市消費者的互動。城市工人與農村工人之間存在明顯的裂縫，農村工人的身份自信在城裏人眼中是落後的象徵，而他們對城市工人也幾乎沒有任何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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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技能工人的製造

通過以上兩個個案的剖析，作者質疑了“無技能工人”的説法。工作的技術狀態並非原先就存在於工作場所中，而是持續不斷的關係鬥爭的結果，從而導致某些工人的技術貶值和邊緣化。社會屬性被成功嵌入工作場所中。工友和管理者對性別和階級身份的利用，導致了體力勞動和互動服務勞動在不同場景中的相對價值。

在工人的自我身份認同與工作要求之間存在雙重約束。農村工人的身份認同加劇了對農村人的污名化，女性氣質的表現則進一步強化了組織規訓和對互動勞動體制的同意製造。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現是，技術是一個相對概念。服務業的經驗觀察告訴我們，技術的產生可能並非由於個體能力的切實提升，而是通過製造無技能的工友獲得相對的技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