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能反映蔣介石的“本來面貌”嗎？_風聞

近年來，“蔣介石日記”經某些人的大力宣傳推廣而在一定範圍內形成了一股小小的“熱潮”，各種對之“高度評價”的“文藝腔”多有出現，比如“還原蔣介石的本來面貌”啦，“民國史要重寫”啦，“世所罕見的史料”啦，等等之類，不一而足。當然，最“權威”的是一些被某類媒體抬得很“高”的“史學家”，其對“蔣介石日記”如獲至寶、推崇備至，其中做為搶眼的就是據稱為“著名現代史史學家”的楊某。

　　這楊某被某些人命名為“大陸研究蔣介石第一人”，他的厚厚兩大本《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上下冊)應該就是主要“成果”。楊某之推崇“蔣介石日記”的理由從該書“自序”和“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章節中可以看到：“日記，記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於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秘密。”“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為寫給別人看的，這種日記往往裝腔作勢，把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一種是主要為寫給自己看的。此類日記，目的在於自用，而不在於示人傳世，……往往具有比較高的真實性。蔣的日記大體屬於此類。”由此，楊某斷言：“蔣介石日記是研究蔣介石，研究近、現代中國歷史的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對於研究亞洲史、世界史也有相當的價值。”（見《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山西人民出版社西元2008年5月1日出版。）可以看出，楊某極力表現出自己“不偏頗、不極端”的“學者風範”，這從最基本的層面上來講是好的，值得讚許。然而，這還只是説的，做得如何還得再看。

　　楊某斷言“蔣的日記，主要為自用，而非主要為示人，為公佈。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點得到證明。一、蔣身前從未公佈過自己的日記，也從未利用日記向公眾宣傳，進行自我美化。……二、蔣喜歡罵人。在日記中，蔣罵過許多人，……而且罵得非常狠。蔣如果考慮到要示人、要公佈，他就不會在日記中那樣無所顧忌地罵人。三、在日記中，蔣寫了自己的許多隱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慾’之間的艱難掙扎，甚至為解決生理需求而進行‘自慰’等。此類事，蔣在日記中都如實記錄，顯然，記這些，決不是為了示人，更不是為了樹立自己的高大與神聖的形象。”楊某列出的這“三點證明”看上去似乎頭頭是道，但仔細琢磨就會發現其值得商榷，因為所謂“蔣身前從未公佈過自己的日記，也從未利用日記向公眾宣傳，進行自我美化”的説法需要更多大量的歷史考證，隨口一説無憑無據，而“在日記中，蔣罵過許多人”，乃至“寫了自己的許多隱私”例如“搞三陪”、“自慰”等等，這固然可以當作其“非主要為示人，為公佈”的證據，但也不能排除其人慾以某些方面的“真實”來掩蓋其它方面的造假甚或其人有暴露癖的可能。總之，“三點證明”不是絕對的完全的“證明”。

　　事實上，楊某自己也説：“蔣從早年起，即陸續命人照日記原樣抄錄副本。”（見《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某人這種將自己的日記“命人抄錄副本”的作法或許可以解釋為“為了防止遺失”，但更合理的結果是讓人產生“製造歷史”的感覺。“製造歷史”，不為“示人”又為了什麼呢？楊某也承認：“説蔣記日記一般會‘如實記錄’，並不等於説蔣在日記中什麼重要的事情都記。有些事，他是‘諱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顯系蔣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謀劃之舉，但日記對此卻幾乎全無記載。又如，1931年的軟禁胡漢民事件，蔣只記對自己有利的情況，而不利的情況就不記。再如，抗戰期間，蔣介石派宋美齡去香港指導對日談判，他就絕對不記。”這種“記日記有選擇性”的作為，説其只為“自用”而完全不想“示人”恐怕是不能服人的。

　　“蔣介石日記”的內容，按楊某的説法是“記錄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計劃，提醒應注意事項”。按常識，應該説“安排工作日程、計劃，提醒應注意事項”之類“流水帳”基本為實，但“思想、心得”之類卻不可輕信，因為其“示人”的可能性很大，往往其所記並非其真實內心。舉個例子：西元1949年末蔣記國民黨殘餘勢力敗退台灣，面對大陸上解放軍攻打台灣的準備而惶恐不安、希望全無，蔣介石在西元1950年1月15日的日記中就寫道：“如果革命失敗，台灣淪亡時，必以身殉國，則不必另有遺囑矣。”（見劉統著《跨海之戰：金門.海南.一江山》頁29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西元2010年1月出版）只看這種在“日記”中寫的“思想”，人們肯定會以為蔣某人真是“視死如歸”、“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歷史事實如何呢？據菲律賓檔案顯示，早在西元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後，他就曾通過國民黨政府駐菲律賓大使陳質平接觸了菲律賓總統季裏諾，得到後者“願意收留”的肯定答覆。（見馬壽春：《1949：蔣介石曾想流亡菲律賓》，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012/21/a30e85.html）而另有史料表明，西元1949年4月蔣介石曾特地召回國民黨政府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讓他給自己“在日本買一處房子”，以備“局勢進一步惡化”時自己能“到日本住一段時間”或者“乾脆就長住日本了”。（見汪幸福：《蔣介石曾想逃亡日本》，載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2514/1125271.html）這是典型的狡兔三窟的作法，其與“日記”中所寫的“以身殉國”的“思想”形成巨大的反差，孰為真孰為假一目瞭然。

　　當然，“蔣介石日記”並非沒有一點兒價值，應該説在研究歷史時它或也能起到些許參考作用。但是，如果把這麼一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示人”的東西硬稱做“世所罕見的史料”，據此宣稱要“重寫民國史”，宣傳它能“還原蔣介石的本來面貌”，這麼鼓譟的人要麼是天真幼稚，要麼是另有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