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腹之謀”：蒙古軍偷襲大理國的路線被二次元少女走了一遍_風聞

世界古代軍事史上的大規模征服行動，以十三世紀蒙古鐵騎飛橫歐亞為最。近世以來，受惟技術論、惟裝備論等思維方式影響，人們樂於研究蒙古武士在征服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硬件，比如蒙古馬的耐力，蒙古長弓的射程等等。誠然，蒙古人在硬件方面確有優勢，並且是其征服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但並不具有決定性意義。蒙古人的敵手們也有他們各自倚仗的神器，如南宋的神臂弓、西夏的冷鍛甲等，對於冷兵器時代來説，武器裝備的優勢只有在一時一地的精巧謀劃中才能體現出來。

況且，從匈奴到蒙古，草原的畜牧和手工業技術並沒有出現突破性發展。也就是説，就武器裝備的殺傷效能看，十三世紀蒙古人和此前千餘年來的諸多草原雄主們相差不大。那麼為何獨有蒙古人完成了如此規模的征服？除去當時歐亞大陸政治形勢對他們有利外，蒙古人大開大合的戰略眼光是不可忽視的內在條件。蒙古遠征大理，包抄南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端平入洛，蒙宋對峙

南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宋聯合滅金，爾後蒙古主力撤離河南。南宋朝廷見狀頭腦發熱，想要趁機收復北方半壁，於當年六月以收復開封、洛陽、商丘這北宋“三京”為戰役目標，率先向蒙古發動攻擊，史稱“端平入洛”。

蒙古人只用了誘敵深入這種稀鬆平常的計謀，就讓宋軍在三個月後以犧牲三萬將士為代價鎩羽而歸。此後，蒙古大軍回返中原，在大汗窩闊台的部署下，兵分三路，以巴蜀、荊襄、江淮為目標，向南宋發動全面進攻。

幾乎與蒙宋戰爭同時開始的還有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蒙古鐵騎將用武力改寫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從一開始，走南闖北的蒙古人，其見識範圍就遠比只能在江南打轉的宋人開闊得多，蒙古人思考戰爭的方式，宋人幾乎無法理解。

窩闊台時代，蒙古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西征上面。西征的統軍大將是拔都、貴由、蒙哥等成吉思汗第三代直系後裔，其戰果將直接影響黃金家族內部的權力分配。在早期蒙古帝國的整體發展規劃中，蒙宋戰場僅居於次要地位，窩闊台純粹把南宋當成一個缺錢時就去砸掉的存錢罐。

在這種方針下，本並無明顯主次之分的三路攻宋蒙軍，巴蜀一路的地位漸漸突出。原因説來十分殘酷，由於蒙金之間長達二十餘年的殘酷戰爭，中原地區已被破壞殆盡，甚至形成大面積無人區。據時人周密所著《齊東野語》記載，“端平入洛”時，宋軍所見的中原景象是：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虻蠅撲面，杳無人煙。大規模軍團無法在此長期作戰。於是，光景尚好的巴蜀地區就成了蒙古劫掠的主要目標。

公元1236年底，窩闊台次子闊端攻陷成都，瘋狂殺掠川西后，又大搖大擺地撤離盆地。得來的地盤一概不要，只有漢中和沔州兩個軍事據點，被蒙軍作為下次入蜀的鑰匙而保留。此後，闊端的事業轉向青藏高原。公元1247年，闊端在涼州會見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薩班，確立蒙古對青藏高原的統治。

描繪闊端與薩班在甘肅武威會談的唐卡

公元1241年，窩闊台逝世，至此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全部離世，進入第三代統治者手中的蒙古帝國，分離趨勢愈加明顯。公元1251年，曠日持久的汗位之爭塵埃落定，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大兒子蒙哥繼任蒙古大汗。

蒙哥繼任後，以他的堂兄拔都為首的欽察汗國實際已經脱離總部控制，並與蒙哥時有衝突。為在內部對抗中佔據上風，蒙哥再次啓動戰爭機器，四處征伐。他的親弟弟忽必烈在這新一輪的擴張中嶄露頭角，奉命主持對南宋的戰爭。

對宋戰爭首先要考慮的，還是巴蜀。1251年的巴蜀已經不同以往，經歷初次交鋒時的潰敗以及此後的長期騷擾，宋軍的防禦力有所成長。1243年，名將餘玠入蜀主持軍務。根據戰場形勢，餘玠大膽調整巴蜀防務，放棄在川西平原地區佈防，將兵力收縮到川東山地，防禦力量以現在的重慶為基地向北輻射，依次在往重慶聚合的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沿岸選擇緊要之處建立堅固山城。將長江以北做為防禦的正面戰場，長江以南為後勤保障基地。到蒙哥繼位時，餘玠的這套防禦體系已經形成，有效遏制了蒙古在巴蜀的擴張。就被動防禦而言，餘玠算是做到了極致。

餘玠也曾試圖擺脱被動，扭轉戰局。蒙哥繼位的那年，公元1251年，餘玠主動出擊，北伐漢中，但未能成功，此後再無出擊之力。巴蜀戰場陷入僵局。

此時，長期負責經營的河西走廊以及青藏高原的闊端病死，蒙哥將這些地區的控制權拿到了手中，端詳着新解鎖的青藏地圖，蒙哥開始思考能利用它做點什麼。蒙哥的眼光最終落到青藏地圖東南角，那裏是大理國。

取道川西，南取大理

大理國，白族人在雲南建立的國家，歷經三百餘年，其國勢已經衰落，但依然憑着偏處一方的地理優勢而自以為高枕無憂。其疆域範圍包括如今的雲南全境以及四川涼山地區，南宋在貴州設立的州郡實際上也大多被大理控制。

只要控制大理，蒙古軍隊就可以從這裏繞到南宋後方，不僅是巴蜀，包括兩湖、兩廣在內的整個南宋，都將暴露在蒙古人眼前。這是南宋人想象不到的殺招，從皇帝到平民，整個南宋都沒有人像蒙古人一樣真切地瞭解過世界之大。

公元1252年夏，蒙哥召見忽必烈，命他擇時率軍南征大理，具體的軍事策略由其自行決定。一年之後，忽必烈準備完畢，率軍進駐寧夏六盤山。在那裏，忽必烈會見了年僅十九歲的新任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八思巴。從1247年的涼州會盟開始，薩迦派就憑藉着代表西藏僧俗率先與蒙古人接觸，以全藏歸附蒙古為條件，保全雪域生靈免於塗炭的功勳而成為西藏的精神領袖。

描繪忽必烈會見八思巴的畫作

關於這次會晤，因其遠離南宋視野，漢文史料中記載甚草。蒙藏文獻的記述又充滿宗教色彩，令人不知所謂。但可以想見，在遠征前夕，忽必烈會見八思巴，肯定不會只是找這位藏傳佛教領袖要幾碗心靈雞湯。要遠征大理，藏傳佛教控制下的川西高原是必經之路，忽必烈需要八思巴的支持，避免行軍遭遇不必要的阻礙。八思巴接受了忽必烈的任務，並將其圓滿完成。

1253年八月，忽必烈駐軍臨洮，青藏高原已在眼前。在遠征即將正式開始前，首先要選擇合適的進軍路線。由松潘到汶川，順岷江南下，經成都平原往雅安南進大理是一條大路，蒙軍此前也曾經在這條路附近作戰，對沿途情況較為了解，自然險阻也相對較少。只是這條路線接近南宋疆域，極有可能遭遇宋軍阻擊。一旦被宋軍糾纏，突襲大理的計劃就落空了。

另外，通過與藏族的接觸，忽必烈明白了川西高原的遼闊，南宋勢力所及之處，不過只是川西高原的邊緣，在高原的深處，宋人根本沒有去過的地方，還有不少道路可通大理。而且因為先前與八思巴的協議，忽必烈不必擔心在那裏遇到敵人，唯一令他感到敬畏的是川西高原腹地上巍峨無邊的高山深谷和冰刀雪劍。

川西高原，是如今被譽為自駕天堂的旅遊勝地，青藏高原東南方的延伸區域，中國地勢第一與第二階梯的過渡地帶。地殼之間的猛烈擠壓造就了峻極凌雲的橫斷山脈羣，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岷江等河流又如劍鋒一般在羣山之中劈開道道深谷，橫絕交通。

折多山，川西高原東大門

除了唐王朝與吐蕃帝國曾在川西高原東部邊緣地區有過交戰之外，在忽必烈遠征大理之前，中原王朝的軍事力量最遠也就達到過今天的松潘一帶而已。也就是説，有史以來，在偌大的川西高原腹地上，還沒有出現過任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當時已是深秋，川西高原即將進入它那令鬼神也徒呼奈何的冬季。蒙古大軍在忒剌（今甘肅迭部與四川若爾蓋的交界處）兵分三路，東路走松茂大道，佯攻成都，順手從這個存錢罐裏再掏些補給出來。中路軍由忽必烈親率，取道阿壩草地（後來紅軍走過的地方），走過金川后沿大渡河谷南下雅安，在此地與東路軍會合，開始攻打大理國的建昌府（今四川西昌）。西路軍則由大將兀良合台率領，走了一條最為艱險的道路。他們出草地之後向西經色達，翻越海拔五千米的牟尼茫起山到達甘孜，沿雅礱江峽谷南下理塘，再翻過一座海拔五千米的海子山進入稻城、得榮一路，走過梅里雪山，由迪慶進入雲南。

十一月隆冬時節，走出雪窖冰天的三路蒙古大軍在金沙江會合，神兵天降般地矗立在大理北門重鎮麗江之前。

右圖為手遊《暖暖環遊世界》中國區域2暖暖的行進路線

中國古代將北方的少數民族稱為“胡”，南方的叫做“越”，並認為由於自己在中原，“胡”與“越”是不可能有交集的。文人們常用“胡越”來表達一種疏遠與隔絕，比如白居易曾給他的好友元稹寫信，形容他們的處境時説：“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以此感嘆他們心心相印卻無緣相近。

而現在，胡與越竟然相交了。向來認為蒙古來襲不過是天方夜譚的大理人，在面對強敵時手足無措。三十多天後的十二月十五日，立國三百餘年的大理滅亡。1254年春，忽必烈北歸，兀良合台繼續率兵征討大理殘餘勢力，當年秋，大理第二首都善闡（今昆明）告破。此後，雲南其餘地區以及涼山、貴州等地先後望風而降。蒙古人的蘇魯錠戰旗插遍雲貴羣山。

蘇魯錠

南北夾擊，統一中國

如果沒有此後一系列突然事件的話，後院起火的南宋，滅亡時間將會大大提前。

忽必烈北返之後，立即開始對巴蜀南北夾擊的試驗。公元1255年，兀良合台配合北路蒙軍行動，出兵進攻川南重鎮敍州（四川宜賓），當年十一月，與從北路蒙軍於重慶附近會師，算是完成了這次軍事演習，足以證明南北協同可行，因此並沒有攻擊重慶城便分別撤回。

然而此刻，忽必烈威望的提升及其漢化程度較高的政治方略，深深刺痛了蒙哥汗的自尊。公元1257年，蒙哥汗以對忽必烈治下地區進行審查為名，解除忽必烈總領漠南的使命。此後，蒙哥親自指揮對宋戰爭。出征之前，蒙哥這樣表述他的決心：我們的父兄們，過去的君主們，每一個都建立了功業，攻佔過某個地區，在人們中間提高了自己的名聲，我也要親自出徵，去攻打南家思（南宋）。

急欲證明自己的心態，使得蒙哥在此後的戰爭中大失水準。他放棄居中指揮，而是親臨巴蜀前線，去啃這塊蒙宋戰爭中最硬的骨頭。而且，被嫉妒衝昏頭腦的蒙哥，竟然忘記了自己親自部署遠征大理的目的，沒有動用雲南方面的力量夾擊巴蜀。

戰役進程愈發艱難，蒙哥不得不重新啓用能幹的弟弟忽必烈。公元1259年九月，正當忽必烈率軍順利通過淮河，即將渡過長江攻擊鄂州（湖北武漢）時，傳來蒙哥汗死於合州（重慶合川）釣魚城下的消息。

忽必烈必須要撤軍回漠北去爭奪汗位，但眼下已經與宋軍交鋒，怎樣撤軍是個大問題，是拿下幾個勝仗再走，還是立即不顧一切地跑路？兩者的後果將是天壤之別。忽必烈選擇前者。“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而還？”

忽必烈有這般信心的緣由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兀良合台此刻正奉命率領雲南蒙軍北上，前來與忽必烈會合。兀良合台於當年八月由廣西入宋，十月進抵湖南，十一月渡過湘江，兵臨潭州（今湖南長沙），年底與忽必烈所部於嶽州（今湖南嶽陽）會合。短短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偌大的湖南就這樣被來自雲南方向的蒙軍硬生生地捅穿了。

正是由於兀良合台的突擊，才讓在北線收穫不大的忽必烈擁有了與南宋協議停戰的資本，將蒙哥猝死帶來的損失降到了最低。此後，忽必烈放心大膽地回到草原與弟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

八年後的1267年，當奪得蒙古帝國最高統治權的忽必烈再次南顧時，南宋的末日即將降臨。在蒙古人多年“調教”下，南宋也有些人開了竅，學會了像蒙古人一樣將戰爭置入一個更加廣闊的背景中去衡量。蒙宋決戰於襄陽之時，名士金履祥曾建議南宋朝廷，動用閒置的水軍，沿海岸北上直取忽必烈防守空虛的後方大本營燕京（今北京）。金先生沒有高估南宋水軍的實力，那是一支頗有戰鬥力的軍隊，他只是高估了南宋統治者們的眼光和膽略，這個建議被南宋統治者直接無視。

浙江蘭溪紀念金履祥的祠堂

公元1279年，南宋殘軍全滅於崖山，蒙元統一中國。

中國古代各種謀略典籍中，充滿提醒決策者謀劃全局的名言警句，恰好説明中國文明在戰略規劃方面，受限於農業經濟基礎所帶來的“一畝三分地”式思維的根深蒂固。如此看來，擯棄狹隘民族主義的哀嚎，冷靜下來反覆思量蒙宋戰爭的經驗與教訓，並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

蒙古征服大理，除了成功開闢新的戰場，對南宋實現戰略包圍之外，更深遠的歷史意義在於，自南詔立國之後便脱離中原王朝的雲南地區得以重新回到中國政治舞台。1274年，塔吉克族人賽點赤·瞻思丁受忽必烈之命出任雲南平章政事。他在任期間，結束了蒙元對雲南單純的軍事佔領，將中原地區的行政體制引入雲南，建立雲南行省，並於公元1276年將雲南省會由大理遷往昆明。由此奠定了如今雲南省的基礎。

元朝對雲南的控制卓有成效，以至於元代末年，羣雄並起之時，雲南也依然效忠於遠在大都的蒙元皇室。直至洪武十四年，傅有德、藍玉、沐英率領明軍到來，雲南方才改旗易幟。此時，距離元順帝放棄大都，退回草原已整整十三年。此後明清兩朝都繼承了蒙古征服的成果，在建國伊始就將雲南納入統一範圍之內，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