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餘年文明史，七百多萬香港人（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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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區迭經變遷的土著和成分多元的移民，他們紮根這片沃土，繁衍生息，推動着香港文明的形成、融合與傳播。

“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東方之珠，我的愛人，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創作於20 世紀90 年代的這首《東方之珠》，唱出了無數華人的家國情懷。香港這顆璀璨的明珠，歷經五千多年的海風吹拂，滄海桑田，世事變遷，沉澱了深厚的文明土壤，而這一文明的主要創造者，正是香港地區迭經變遷的土著和成分多元的移民，他們紮根這片沃土，繁衍生息，推動着香港文明的形成、融合與傳播。

傳統時代香港的土著與移民

香港地區的原始土著即最早的香港人是越人，考古材料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現已發現的香港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約前3500—前1200）遺址有20 多處，青銅時代（約前1200—前400）遺址有30 多處；地面上的史前遺物，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8 處摩崖石刻。出土文物與石刻圖案的研究表明：其時的香港先民浮家泛宅，以水為家，捕魚為業，他們使用有肩有段石器、夔紋米字紋陶器、人面紋青銅短劍，崇拜能乘風飛越海洋又善於捕魚的海鳥，這些都與廣東大陸以至東南沿海一帶的遠古居民越人基本一致，屬於同一文化系統。換言之，作為最古老的居民，越人創造了香港地區的史前文明。

公元前214 年，秦始皇帝繼統一中原後，征服嶺南，香港地區從此納入中原王朝或割據政權的有效管轄之下。大致説來，從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至東晉咸和六年（331），香港地區隸屬番禺縣；東晉咸和六年至唐至德二年（757）改屬寶安縣；757 年，寶安縣改為東莞縣，香港於是又屬東莞縣；明萬曆元年（1573）新設新安縣，由此直至被英國割佔、租借前，香港地區一直隸屬新安縣管轄。香港地區行政隸屬關係的上述主要變動，也代表着在此期間香港人“籍貫”名稱的迭次改換，即由番禺人而寶安人，而東莞人，而新安人。

伴隨着香港人“籍貫”的迭次改換，香港人的民族成分也在發生着變化，這種變化的主要趨向，是中原漢人的持續遷入與土著越人的逐漸漢化。

就土著越人的漢化言，奠定其基礎者當是秦朝發謫戍50 萬人至嶺南，與越人雜居。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與龍川令趙佗分析天下形勢，已經認為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裏，頗有中國人相輔……可以立國”。此後，中原漢文化對嶺南的滲透不斷深入。對1955 年在九龍深水李鄭屋村發現的東漢古墓的研究證明：受中原漢文化的影響，居住在此的越人已從簡單的狩獵、捕撈和原始農耕，向早期農業經濟邁進，農業生產技術與手工、建築藝術已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就中原漢人的遷入言，雖然較大規模的移民是從北宋後期才開始的，不過在此以前的千餘年時間裏，香港地區的漢人比例在不斷加大中。例言之，東晉末年盧循起事失敗後，餘部向南退守，後來定居大嶼山，至今大嶼山仍有地名喚作“盧亭”；428 年，“不知姓名”的杯渡禪師衣袖飄飄，乘木杯來到青山，宋人修寺以示紀念，由此有了“十里松杉藏古寺，百重雲水繞青山”的新安八景之首——杯渡寺。又唐開元中置屯門軍鎮，兵額2000，轄地包括香港地區至大鵬灣等地，成為鎮守華南海防的重要門户；南漢後主劉強徵士兵2000 人（一説8000 人），設媚川都，專事泅水採珠，媚川都兩處採珠場之一即為大步海（今香港大埔海至大嶼山一帶海域）。及至北宋初年，在今九龍灣西北建海南鹽場，取名“海南柵”；南宋初又設官富場，派鹽官專管，有寨兵屯衞，該場盛時為廣南東路所屬十三大鹽場之一。

位於香港屯門區的青山禪院（原名杯渡寺）

至於內地人民較大規模地遷居香港地區，約從宋代開始。如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江西吉水人鄧符考中進士，授陽春（今廣東陽春縣）縣令，卸職後“卜居邑之錦田桂角山下，創力瀛書齋，以招徠學者……子孫世居錦田、龍躍頭、屏山、竹村、廈村等處，至今推為望族”。至19 世紀，鄧氏不僅擁有新界的富庶地段，在大嶼山也有不少田地，鄧符創辦的力瀛書齋則是香港地區已知最早的教育機構。

繼鄧氏之後，彭、侯、文、廖等族也相繼遷入。先是北宋末年，彭氏宗族先祖彭延年之子孫先後在龍躍頭、粉嶺等處立圍而居；約在同時期，“新界”侯氏宗族祖先侯五郎從番禺遷居東莞，繼而入居“新界”上水地區，其子孫先後遷入河上鄉、谷田、金錢、燕崗、吉田、丙崗等鄉村。至南宋末年，文氏宗族先祖、文天祥之弟文天瑞遷居東莞，五世祖文蔭於明初遷入“新界”屯門，繼遷屏山、大埔、泰坑，另一支於明永樂年間自屯門遷新田。又元代末年，新界廖氏宗族先祖廖仲傑從福建遷東莞，初居屯門，後遷福田、雙魚境內，其子孫先後在上水鄉、樟木頭、富溪沙等地定居。

以上鄧、彭、侯、文、廖五大宗族，作為較早遷入“新界”地區定居的漢人的代表，後來被並稱為“新界五大族”。“新界五大族”及其他居民（如南宋末年從廣西遷出、後居屯門的陶氏等）艱苦經營，發展教育，踐行“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的傳家古訓，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繁榮與文化事業的發展，推動了地方宗族與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迄今仍有較大的影響。

由於外來移民的持續增加，當明萬曆元年（1573）析置新安縣時，今香港地區的人口密度已大致相當於廣東全省的平均水平，即每平方千米約10 人，全港著籍户數約2200 户，男女約10000 口（以新安縣總户口數的30% 計，下同）。萬曆十年（1582）時，户數增至2300 有餘，口數增至10300 有餘。而此後直到明朝末年，香港的人口數量都在繼續增長中，康熙《新安縣誌》卷三即説“人民向稱輻湊矣”。

位於香港新界的鄧氏宗族祠堂

及至清朝，香港人口經歷了一次過山車般的巨大起落。大落於順治至康熙初年，而大起於此後的兩百餘年。

先是清順治年間（1644—1661），受明清鼎革之際的戰火、瘟疫和沿海地區匪亂的影響，香港人口的下降估計超過了一半；而接續的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1662—1664）的“遷海”，復使香港受禍慘烈。所謂“遷海”，又稱“遷界”，是清政府為了斷絕沿海人民與台灣鄭氏反清力量的聯繫而採取的極端措施，在此三年之內，連續頒佈了三道遷海令。按照遷海令的規定，山東至廣東沿海的居民全部內遷30 裏至50 裏，房屋悉數焚燬，土地全部廢棄，沿海居民“片板不許下海”。遷海以後，三面環海的新安縣人口急劇減少，康熙五年（1666）竟被撤縣並地（併入東莞縣）。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都在遷徙之列，人口之喪失可想而知。遷海使得香港人民輾轉流離，以致“各無棲址，死喪頻聞”。

康熙八年（1669），在沿海人民的一再要求下，清政府同意了兩廣總督周有德、廣東巡撫王來任乞請復界的建議，於是被迫遷界的當地人民大批迴鄉歸業，並復置新安縣。為了報答周、王兩人的功德，“新界”上水一帶的鄧、彭、侯、文、廖五姓聯合，在石湖墟興建了報德祠，錦田父老百姓則在大沙洲前北圍村建“周王二公書院”，以示紀念。

報德祠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灣鄭氏政權降清，清政府遂同意沿海地區全面展界復業；而為了加速恢復沿海經濟，廣東沿海各縣還出台了諸多獎勵移民招墾的政策。尤其是雍正初年，兩廣總督阿克敏將能否“勸墾”作為州縣官升降的標準，於是袞袞諸公皆竭盡全力促成此事。具體到香港地區，來自廣東和福建、江西等地的外來移民，也源源不斷地大批遷入，羅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即指出：“在今日香港、九龍、‘新界’等沿海地區居住的客家人士，其最先成批移入的，也是因清初遷海復界而引至的……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盡復舊界而招致各地農民前往墾殖的時候，江西、福建和廣東惠、潮等地的客家便很多經由惠州、淡水而至沙魚涌、鹽田、大梅沙、西鄉、南頭、梅林，或更至沙頭角、大埔澳、沙田、西貢、九龍城、官富場、筲箕灣、荃灣、元朗等地，從事開墾。”此外，政府還對反遷人士下詔嘉獎，開設軍籍文武學額，後又增設客籍學額，使外來居民同樣獲得晉升的機會。這次移民潮持續了相當長時間，從康熙中期開始，歷雍正朝和乾隆朝，直到嘉慶末年仍未已。至清朝中葉，至少已有李、鍾、鄭、鄧、葉、文、胡、温、張、楊、黃、陳、羅、林、馮、吳、傅、蘇、侯、藍、丘、翁、刁、俞等二十多姓遷入今香港地區。

隨着外來移民的大量遷入，香港地區的人口數量也在迅速增加。仍以香港地區佔新安縣人口的30% 計，據嘉慶《新安縣誌》估算，雍正九年（1731）時全區有丁口2200 左右，乾隆三十七年（1772）時增至9700，嘉慶二十三年（1818）時更達到14 萬人左右。在這14 萬人中，康熙初、中期復界回遷的原居民只佔少數，絕大多數當是康熙後期以來由廣東東部以及福建、江西等省遷入的外來移民及其後裔。再就人口密度言，香港總面積約1074 平方千米，以此推算，每平方千米已達130 餘人，這樣的人口密度已然不低，它為此後香港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