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 若是騙局, 為何大國都在搶先?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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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志剛 |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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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比特幣仍處於風口浪尖之時，facebook於2019年6月發佈Libra白皮書，宣稱其使命在於“建立一套簡單的、無國界的貨幣和為數十億人服務的金融基礎設施”。8月，中國人民銀行也發聲，強調加快推進我國法定數字貨幣（DC/EP）研發步伐，跟蹤研究國內外虛擬貨幣的發展趨勢。許多外媒推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會推出類似比特幣的全球數字貨幣，旨在取代現有儲備貨幣。這一系列緊鑼密鼓的數字加密貨幣計劃將怎樣扭轉貨幣秩序、挑戰現有的經濟霸權？這種去中心化、超主權、跨國界的數字加密貨幣將會催生怎樣的未來世界秩序？本文對這些問題做了深入淺出的探討。

文章轉自“探索與爭鳴雜誌”，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一

互聯網發展極大地降低了信息搜索和交換成本，使許多積極的改變成為可能。但是對於許多商業和經濟活動而言，互聯網仍然存在着許多限制。如果沒有銀行或者政府備述，我們甚至難以確認坐在屏幕對面與我們交流的人是誰，更遑論建立經濟活動所需的信任關係。一些數學家、計算機學家曾嘗試通過密碼學來解決互聯網所缺失的安全性與隱私性，但都以失敗告終。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一個化名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的人在網絡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種叫比特幣的數字貨幣，其實質是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從技術上來講，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非常新穎，沒有一箇中心的發行機構，沒有國家備述，而是由網絡節點的計算生成，可以全球流通。比特幣的出現開創了人類關於交易手段和價值儲存未來演進的無窮想象力。但是，比特幣自產生以來，其幣值波動劇烈，在互聯網環境下更多地成為一種投機對象，比特幣的暴漲暴跌，造成有人一夜暴富，同時也有人傾家蕩產。不僅如此，作為一種全匿名貨幣，比特幣似乎又成了一種“法外之地”，給許多犯罪行為以可乘之機。歷史上，無政府主義似乎從來沒有成功過。2019年6月，Facebook旗下的數字貨幣Libra發佈了白皮書，系統地闡述了技術路線和組織架構。針對跨境支付、銀行體系所不能覆蓋的偏遠地區和低收入羣體，以及金融服務較高的手續費，Libra的提出可以説是準確地抓住了市場的“痛點”。相較於比特幣等幣值波動劇烈的數字貨幣，Libra通過掛鈎一籃子穩定、信譽良好的強勢主權貨幣，使用100%的真實儲備資產提供擔保。儲備資產由銀行存款和政府債券構成。Libra的製造與銷燬都與真實貨幣資產的反向操作一一對應，這些運營操作都由以Facebook、Visa等20多傢俱有廣泛影響力的科技金融企業所組成的“Libra協會”來進行，以此建立公信力。而且相較於比特幣的全匿名屬性，Libra只是“有限匿名”，它的數字錢包需要用政府簽發的身份證明來進行實名註冊。正是由於Libra的這些屬性，有批評的聲音認為它是數字貨幣的異化，是一種在數字貨幣與真實貨幣之間的妥協。它依附於國家主權貨幣，而非網絡自發形成；是有限去中心以及有限匿名化。但正是由於這些妥協，使它在當前的技術約束和制度環境下，成為最接近於滿足實際交易需要，又能取得公眾信任的數字貨幣。而早在2018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已提出數字貨幣的發展思路。我國央行提出的數字貨幣是人民幣現鈔的替代，不對其計付利息，且代理投放的商業銀行需向中央銀行100%全額繳納準備金，因此公眾所持有的數字貨幣其實就對應着中央銀行的負債。換言之，我國的數字貨幣由中央銀行信用擔保。與Libra相類似，我國數字貨幣也是有限匿名的。這樣可以避免全匿名化可能導致的金融脱媒，助長犯罪行為以及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困難。同時，為了保證數字貨幣的隱私性，也只有中央銀行能夠將數字貨幣地址與使用者真實身份進行對應。而我國的數字貨幣只發揮法定貨幣的職能，即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價值貯藏的職能，除此之外不承擔其它職能。對於寫入數字貨幣的智能合約，我國央行認為有利於貨幣職能的智能合約可以考慮，但對於超出貨幣職能的智能合約則應保持審慎態度。

弗裏德曼曾説過，貨幣是一種共識，共識具有公信力，無論是石幣、黃金還是紙幣，都因為大眾無可置疑的信念而變得“真實且合理”。作為目前主權貨幣的紙幣以主權國家的信用倍數來維持其共識與公信力，而區塊鏈技術依靠互聯網向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在更大範圍內達成共識的途徑。儘管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暴露出許多致命的缺陷，但卻在客觀上開啓了一條新的道路，讓人們認識到這種更大範圍共識達成的可能性與潛在的巨大價值。

而目前數字貨幣的演進，不論是Libra還是我國中央銀行的數字貨幣發展思路，都以互聯網共識為核心，擯棄了諸如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致命缺陷，藉由國家主權貨幣健康地發展。未來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一種新的建立在全球數字貨幣廣泛發展基礎上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否可能出現？如果這樣的前景是可期待的，那麼目前全球經濟運行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又是否有可能被破解？

▍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反映了全球實體經濟運行的非均衡：全球總供求的非均衡、全球貿易及全球金融資產流動的非均衡。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長期的貿易順差，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裏，表現為美國長期依賴發行美元彌補逆差，而順差國家長期過度積累美元，並將它們低息並低效地配置於美國的各類資產：國債、股權資產、以次貸為基礎的金融衍生品。一些國家的過度舉債與過度儲蓄，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是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並沒有本質性改變，以美國為代表發達國家通過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繼續發行貨幣刺激經濟，其債務更大規模地氾濫。

誠如美國前財政部長康納利所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進入20世紀，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國際貨幣，一是以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美元與黃金掛鈎為前提；二是1944年7月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安排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得以建立，這一體系也曾經對全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但是，1970年代隨着美國經濟實力的下降和布林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里芬難題”越來越明顯，美元指數的波動給世界各國經濟運行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美元債務所對應的系統性風險正在不斷積聚，美元危機成為這個世界未來最大的危機，也是目前全球治理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等提出的特別提款權方案，經濟學家們提出的多元國際貨幣相互制衡的方案，以及讓黃金大幅度升值然後再回黃金本位的方案等，都體現了全球政界、經濟和金融界有識之士對目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危機四伏的擔憂。

與此相矛盾的是，美元在當前全球經濟動盪，實體經濟缺乏有效投資機會的情況下，還是繼續充當全球安全資產的角色。世界越是不安寧，全球對美元的需求卻越大。所謂安全資產，是一種被大家廣泛認為可以保值的債務工具。它的需求者來自於家庭、公司和各國的央行。其資產形式可以是現金、銀行存款、國債等，在一定情況下安全資產的範圍也可以延伸到公司債券、股票、互換協議、金融衍生品、房地產以及以房地產做抵押的各類資產，後者也被稱為“準安全資產”。

安全資產可以分為國內安全資產和全球安全資產。在國內，我們可以看到如商業銀行，在其存款端要保證儲户的安全，但商業銀行的貸款卻涉及各式各樣的投資項目，無疑是不安全的。那麼，商業銀行為何願意在給儲户提供安全資產的同時承擔這些不安全貸款的風險呢？關鍵點在於商業銀行能夠對沖非系統性風險。而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最危險的就是系統性風險。在系統性風險出現的時候，如何對其進行分散和對沖，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對於全球經濟而言，全球系統性風險也在不斷積累。 

與之相關，對於全球安全資產而言，由誰來提供呢？反觀歷史，為何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美國來提供。那麼，美國為全球提供安全資產的結果是什麼？對其自身有好處還是壞處？危機之後美國的經濟表現又如何？這個世界是否一直會由美國來提供安全資產？這樣的安全資產能夠確保安全嗎？這一系列的問題需要我們反思。

從全球化的角度看，工業革命後的歐洲發達國家將資本、技術、制度和勞動力向北美進行大規模轉移，大西洋兩岸的生產要素（資本、勞動、技術和土地）得以優化配置，並最終造就了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而全球投資者之所以將美元及其債務視為安全資產，是由多方面原因決定的。

首先，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與清算體系仍舊是以美元為基礎的，美元是全球的一般等價物，流動性仍然是最好的。其次，美國的經濟體量、實力促使大家形成“共識”：美元和以美元為基礎的資產是相對安全的。再次，美國的科學研究與科技引領為風險投資提供了大量的機會，使得美元較好地充當了投資貨幣。最後，美國普通法系為基礎的金融制度、隨時調整的監管能力、相對獨立的貨幣政策、健全的商業銀行體系使得美國金融機構對於非系統性風險的分散和對沖能力很強。

而美國在向全球提供安全資產的同時，其實質是美國行使了“全球銀行”的角色：美國以低利率吸收全球的金融資源，為實體經濟服務，將金融資源配置到全球最重要的跨國公司、高科技企業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新興企業，分享全球經濟增長的好處。與此同時，美國的金融也為金融投機活動服務，某種意義上講是全球最大的“賭場”。而美國的“華爾街利益”正是其為全球提供安全資產而帶來的巨大利益。

但是這些推理都是以美國的國力強盛和制度優先為前提的，一旦這些條件變化，美元危機就會到來。2008年危機的爆發表明全球非均衡難以長期維繫，尤其是資本無法配置到真正需要大規模物質資本投資的發展中國家。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製造業不斷流失，產業佈局導致階層分化，收入差距擴大，民粹主義氾濫，民族主義興起，政治走向極化。全球化與民主政治的矛盾暴露無遺，全球缺乏有效治理體系的問題也越來越顯著。

▍三我們將視野放大到全球，為什麼美國的安全資產會如此緊俏，換言之，為什麼全球會出現安全資產的嚴重短缺？仔細推究，這裏存在五個方面深層次的問題：

第一，人口老齡化的基本趨勢導致全球養老體系的困難，現收現付的養老體系日趨困難，所以全人類對安全資產的需求在加大。

第二，隨着30年全球化的發展，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級人口空前增加，全球儲蓄上升，導致對全球安全資產的需求增加。

第三，隨着全球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新的產業結構（數字經濟、平台經濟）出現明顯的技能溢價，生產規模擴張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產生了“贏者通吃”的局面，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

第四，在新的數字經濟形態下，物質資本投資機會減少，過多的資產需求追逐房地產，導致其價格不斷上升。而房地產價格的上升，一方面與全球城市土地稀缺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人力資本的高技能溢價有關。此外，投機需求也進一步推高了房地產價格。

第五，股票市場同樣因為資產短缺而上漲，少數高科技與數字經濟企業的股票價格屢創新高，導致投機資金的進入。

而安全資產的問題最初來自特里芬難題。原始的特里芬難題指的是，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隨着世界經濟的發展，對美元的流動性需求會不斷上升，但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鈎，而黃金的總供應量固定，因此全球會存在一個臨界點使得投資者不再相信美元而引發美元危機。

而在新的環境下，特里芬難題有了新的詮釋。從經常賬户的角度看，美元流動性需求的上升要求美國經常賬户長期赤字，全球失衡繼續擴大。而在金融市場，美元資產作為安全資產，全球大量的儲蓄流入美國，購買美國國債和其他金融資產，推動美國的負債增長，槓桿率上升，財政惡化，美國實質性地輸入了全球“衰退”，美國終將無力支付這些資產的回報，安全資產不再安全，長期積累的全球系統性風險隨時可能爆發。

以前的主流觀點認為各國可以通過設定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並採用浮動匯率制度來實現價格的穩定，並最小化產出的過度波動。但是政策協調並沒有帶來太多的好處，隨着主導貨幣定價的增長，浮動匯率制度的“減震”效果在不斷下降，全球陷入流動性陷阱的風險在不斷增加，儲蓄過剩，可持續的跨境流動規模不斷下降，經濟下行傾向不斷增加。

因此，短期而言，應當重視主權貨幣協調的作用，同時要發揮財政政策更為有力的效果。

中期而言，應當着力改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更好監督資本的跨境溢出，同時進行宏觀審慎監管，並在必要的極端情況下進行資本流動管理。

長期而言，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活動的規則。任何單極體系都不適用於目前的多極化世界，需要推動構建以多種主權貨幣為基礎的國際安全貨幣。

更為合理和安全的全球數字貨幣的推出，一來可以抑制美元對全球貿易的強勢影響，隨着更為合理的國際安全貨幣的貿易結算份額上升，美國衝擊通過匯率渠道產生的溢出效應會減弱。二來以國際安全貨幣為核心構建金融框架，可以降低美國對全球金融週期的影響，從而降低流向新興資本市場的資本波動性。三來，隨着國際安全貨幣的廣泛應用，其籃內貨幣將逐漸被視為儲備資產，這將鼓勵新興市場國家安全資產的多樣化，減少對美元的依賴，減輕均衡利率的下行壓力，降低安全資產的溢價，有助於緩解全球流動性陷阱和全球安全資產短缺陷阱。也因此，全球數字貨幣的廣泛運用是否有助於這樣一種國際安全貨幣的創造，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雜誌”，原標題為“數字貨幣的異化、美元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