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從容應對蘇東劇變_風聞

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 “是一個暫時的而不是永久的現象”。抗美援朝使美國認識到新中國在軍事上是不可戰勝的。進入1960年代，美國又認識到“中國已取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就”。1972年，尼克松終於踏上了北京之旅。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國際影響力的與日俱增。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後，美國並沒有放棄對中國“以接觸促演變”，以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這種和平演變的策略，與他們在蘇聯與東歐採用的是基本相同的。毛澤東其實早在1949年9月便預言：美國可能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此後，毛澤東曾數次提到“和平演變”的危險性。鄧小平擔任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後，對“和平演變”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他明確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把反對“和平演變”作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項主要內容，多次提出要長期堅持下去。

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雖然人們的思想大解放極大地推進了改革開放大業，但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潮也趁機而入，干擾了改革開放的進程。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策略正在不斷取得進展，這對中國國內的某些錯誤思潮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有些人提出了所謂的“政治改革”，也就是後來造成蘇東劇變的那種“政治改革”。對此。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在各種場表示了堅決反對的態度。

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在與外國客人談話時指出，過去八年，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

【“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着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

1987年6月29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他在談話中明確地告訴卡特，中國需要的政治改革和西方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樣的。他説道：

【“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們的民主同法制是相關聯的。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繫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們不能搬你們的。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如果今天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國十億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會有事，日子還能過嗎？還有什麼精力搞建設？所以不能從你們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問題。”】

在經歷了風波後，1989年9月4日上午，鄧小平在住地同江澤民和李鵬等人談話，希望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給國際國內樹立一個安定團結和改革開放的形象。他指出，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還要很冷靜地觀察。在這些國家動亂的時候，中國要真正按計劃實現第二個翻番，這也就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成功。現在的問題不是蘇聯的旗幟倒不倒，蘇聯肯定要亂，而是中國的旗幟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國自己不要亂，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中國只要這樣搞下去，旗幟不倒，就會有很大影響。我們的基礎好，是幾十年打出來的，這個威勢一直要傳到後代，保持下去，這是本錢。別人的事我們管不了，只講一個道理：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着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着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

1990年6月11日，鄧小平會見香港“船王”包玉剛。在談到東歐劇變問題時説：美國得分是最多的，蘇聯是大大削弱了。由於東歐的變化而引起的問題還沒有完全顯露出來。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東歐發生的事情説明中國的“四個堅持”是搞對了。

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他堅定明確地指出：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中國不允許亂

2012年，美國著名的中日問題專家傅高義出版了新作《鄧小平時代》，十分熱銷。不少媒體也評價甚高。有媒體評論道，傅高義傾10年精力完成的這部《鄧小平時代》，可以譽為紀念碑式的鄧小平傳記，詳細記錄了鄧小平的人生經歷和他堅定不移地推動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努力。後來傅高義就這部著作在接受一家媒體採訪時説道：“鄧小平的底線是中國不能亂。”

1989年3月4日，鄧小平在住地同當時的黨中央主要負責同志談話。他指出：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中國人的事中國自己辦，外國人要議論，讓他們議論去。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覆講，放開講。不講，反而好像輸了理。要放出一個信號：中國不允許亂。告訴同志們，遇事要沉着。台灣集中攻擊我們四個堅持，恰恰證明四個堅持不能丟。沒有四個堅持，中國就亂了。

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李政道教授時指出：西方世界確實希望中國動亂。不但希望中國動亂，也希望蘇聯、東歐都亂。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

鄧小平以知己知彼，善於站在戰略高度縱論時局。1990年7月11日，鄧小平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他告訴特魯多，同時也可以説是告訴所有的西方國家，不要幻想在中國出現蘇聯東歐那樣的“劇變”。萬一造成中國的動亂，後果只能是中國過不好，外國也不好過。他説：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動亂，那將是個什麼局面？現在要是中國亂起來，就決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問題。那時還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説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現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亂，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面。一些所謂民主鬥士只要一拿到權力，他們之間就會打起來。一打內戰就是血流成河，還談何‘人權’？一打內戰就是各霸一方，生產衰落，交通中斷，難民不是百萬、千萬而是成億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響的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亞太地區。這就會是世界性的災難。所以，中國不能把自己搞亂，這當然是對中國自己負責，同時也是對全世界全人類負責。外國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們也會懂得，不能讓中國亂。什麼人權、民權問題，都管不住這個問題。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共處、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別國內政、挑起別國內亂。中國提出這樣的問題是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為了提醒各國決定對華政策時要謹慎。” 】

原則問題“就不能讓了”

1991年10月5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時指出：東歐、蘇聯的事件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壞事變成了好事。問題是我們要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再把這樣的好事變成傳統，永遠丟不得祖宗，這個祖宗就是馬克思主義。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先後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視察，沿途發表了重要談話。這就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南方講話“。

1992年1月20日上午，由謝非、李灝陪同，鄧小平登上深圳國貿大廈五十三層俯瞰深圳市容。鄧小平提高聲調對謝非和李灝説：深圳發展這麼快，是靠實幹幹出來的，不是靠講話，不是靠寫文章寫出來的。要多幹實事，少講空話。講了要實幹的問題後，鄧小平又把話題轉到大局方面。他説：蘇聯、東歐的變化，説明我們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不能倒。中國倒了就是一片災難。首先，成億人沒飯吃，這可不是小事情。我曾經對一個美國人説，中國不能亂，中國一亂，首先是老百姓沒飯吃，沒飯吃就會動亂。可能會有幾十萬人跑到香港，還會有上百萬人、甚至幾千萬人跑到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再有很多人跑到歐洲、美國。我還要補充説，如果出現那種情況，從中國跑出去的人很可能還帶着槍。打了幾十年仗，中國有的是槍。講到這裏，大家都笑了起來。

鄧小平還説，這兩年以來，現在的中央搞得不錯……讓別人去做，讓更多人去做。還要多鍛鍊和培養一批年輕一點的人。帝國主義者得出了一個説法，有我們黨的老一輩健在，中國是變不了的。他們把希望寄託在以後幾代人身上……中國出問題，不是出在其他什麼方面，而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蘇聯、東歐的問題，就是出在共產黨內部……我發現靠我們這一代不能解決長治久安的問題。於是，我找別的人，真正要找下一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那兩個人都失敗了，不是經濟工作上出問題，而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斗。

鄧小平講到這裏突然停頓了下來，眼睛對着遠方閃動。然後既深情，又帶着遺憾地説：“這就不能讓了。”鄧小平説，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垮起來最容易。你們這裏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蘇聯、東歐垮得多快！蘇聯這麼強的國家，幾個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國不接受這個教訓，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如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新思維”出來以後沒注意那樣，就會出事。

鄧小平在原則問題上是決不讓步決不妥協的，這源自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在南方談話中他説道：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説，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鍊，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實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

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中，有一個大家很熟悉的論斷：“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個論斷，是在應對蘇聯東歐劇變和果斷處理國內政治風波後，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而提出的。

鄧小平歷來堅持實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1981年3月27日，鄧小平在同幾位軍隊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

【“黃克誠同志講，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贊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反對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有來自‘左’的，有來自右的”。】

這一段話，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在反對錯誤傾向鬥爭上的全面、辨證和實事求是的觀點。

鄧小平一直堅持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離開了社會主義性質去談改革開放，那就是右傾錯誤；如果拒絕改革開放去搞社會主義建設，那就會犯“左”傾錯誤。這些都會危害社會主義建設。

蘇東劇變的一連串事件，給很多中國人的心理蒙上了陰影。當時人們對右的防範更多於防“左”。儘管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但不能不看到，一種傾向正在掩蓋着另一種傾向。特別是有些人片面地把蘇東劇變單純地歸咎於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甚至認為改革開放將會使中國走上蘇聯東歐的不歸路。

有鑑於此，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以更加嚴厲和不容置疑的口氣指出：

【“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在談到為什麼在國內外瞬息萬變的複雜形勢下中國還能保持穩定時，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

對於蘇東劇變的原因，鄧小平早就有過鞭辟入裏的分析。儘管西方的和平演變是原因之一，但畢竟是外因，外因是通過內因才能使其變化的。所以鄧小平早就指出：

【“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説，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工資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

在南方講話中，鄧小平仍然堅持他一貫的實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的科學態度。他説：

【“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説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

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還語重心長地説道：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託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後，誰來保險？”】

可以告慰鄧小平的是，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班子的領頭人習近平是這樣向世界宣佈的：

【“中國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舊的制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在建設社會主義實踐中，我們有成功也有失誤，甚至發生過嚴重曲折。改革開放以後，在鄧小平先生領導下，我們從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出發，探索和開拓國家發展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堅持和平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實現現代化，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國情，註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我們走出了這樣一條道路，並且取得了成功。”】

原載《黨史博覽》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