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玲玲 | 西方全球史中的中國書寫：學術史視角的思考_風聞

基本摘要：西方全球史學者從多種不同的視角來書寫中國，如威廉·麥克尼爾的文明互動視角、貢德·弗蘭克的世界體系視角、王國斌和彭慕蘭的中西比較研究、Ｓ.Ａ.Ｍ.艾茲赫德從全球視野將中國放在世界歷史中敍述等，雖然視角不同，但他們在書寫中國過程中都突出了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對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的貢獻做了闡述。影響這種中國書寫的主要因素，在於中國的崛起使全球史學者重新認識和思考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作用，並使他們找到了反對歐洲中心論的重要動力。然而，全球史中的中國書寫仍需要改變目前以經濟史為主的現狀，加強文化史視角的研究，並對中國與歐亞大陸各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給予更多的關注。

作者簡介：荊玲玲，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文章原刊《全球史評論》第十五輯。轉引自公眾號“首師大全球史中心”公眾號ID：gh-cnu。

全球史作為一種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的新視角，自其興起之日起就對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聯繫和互動給予了較多關注。全球史學者打破民族國家的分析單位，從跨國家、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的廣闊視野出發，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突破時間和空間的侷限，將世界歷史進程看成不同地區和文明在互動中日益結成一個世界性網絡的發展過程。而在這種整體性和關聯性的歷史探討中，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數千年文化傳統並在歷史上有所作為的大國，自然成為全球史學者關注的對象。可以説，任何一個試圖描述世界的歷史學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中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高舉反歐洲中心論旗幟的全球史學者更是如此，他們往往比其他歷史學者更強調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作用。在西方全球史學者的筆下，中國不僅是東亞的重要國家，也是歐亞大陸的一員，更是“歐亞非歷史複合體”和“歐亞共生圈世界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成為世界歷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員。當然，由於全球史學者們學術背景、知識結構及其關注領域的差異，他們在其全球史著述中對中國的書寫也存在差異。本文將以威廉·麥克尼爾（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Ｎｅｉｌ）、貢德·弗蘭克（Ｇｕｎｄｅｒ Ｆｒａｎｋ）、王國斌（Ｒ.ＢｉｎＷｏｎｇ）、彭慕蘭（ＫｅｎｎｅｔｈＰｏｍｅｒａｎｚ）和Ｓ.Ａ.Ｍ.艾茲赫德（Ｓ.Ａ.Ｍ.Ａｄｓｈｅａｄ）等學者的代表性著作為例，對這些著述中的中國書寫做一學術史回顧與分析，探討其中書寫中國的多種視角及影響這些學者書寫中國的主要因素，並評述其中的不足之處。

一  西方全球史學者書寫中國的多種視角

全球史在發展過程中，借鑑了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同時形成了多種歷史研究的視角和多元的書寫路徑，從而呈現出了全球史學者書寫中國的多種面相，威廉·麥克尼爾從不同文明的互動來揭示世界歷史上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文明之間的接觸和交流，貢德·弗蘭克則從世界體系論出發突出了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王國斌和彭慕蘭都運用了比較的方法對中國和歐洲的經濟發展進行比較性探討，Ｓ.Ａ.Ｍ.艾茲赫德則從全球視野系統地論述了從古代到現代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下面將結合這些學者的著作對這幾種書寫中國的視角做一簡要分析。

（一）文明互動視角的中國書寫

互動是以麥克尼爾為代表的全球史學者研究歷史的獨特視角和基本框架。麥克尼爾否認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文明獨立發展的觀點，提出“各獨立的文明之間並不像斯賓格勒和湯因比宣稱的那樣不能相互交流，事實上，只要文明之間發生了接觸，互動就會產生”。他認為，歐亞大陸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從人類文明誕生之初就開始了，這種互動貫穿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他因此提出：“研究世界史必須將各文明及其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文明的演變首先是由於生態、人口變化的推動，接着是同擁有較高階段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之間的接觸交流促進，只有學習和掌握先進的技術和文化者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文明互動成為推動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劉新成教授因此也指出，“全球史的‘魅力’首先來自其核心理念———‘文明互動説’”。

麥克尼爾在闡述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文明互動時，對每一歷史時期都有專門的章節論述中國。在其１９６３年出版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後文簡稱《西方的興起》）中，他在“中國文明的發軔”一節中指出：“中國文明不會在真空中發展。大約公元前６５００年產生在中東的新石器時代的農耕技術，經過中亞傳入黃河流域，並與來自南亞的不同農耕方式交匯。中國與西亞有過聯繫的明證是：中國有一種彩陶在工藝和風格上與在中東和東歐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彩陶頗為相似。”也就説明，中國文明自其形成起就與世界有過接觸和交流，與其他文明的交流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之一，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

《西方的興起》中關於中國古代文明有較多的評述。他認為，古代中國在繁榮時期，與世界其他地區文明之間的接觸和交流更為頻繁，中國為歐亞生存圈的聯結、發展和擴大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首先是漢朝時期，中國人跨越中亞，開始與西亞文明直接接觸。公元前１０１年，中國在費爾干納設立駐防軍，與西亞文明之間架起了橋樑；向東將中國文化輸入朝鮮和日本；向南通過安南與印度文明圈建立了聯繫……漢朝時期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文明之間的交流使得歐亞生存圈得以聯結。隋唐時期，來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國廣為傳播，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形成了中國佛教藝術，並通過統治者和傳教者之間的合作，使中國文化在東部的朝鮮和日本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增加了遠東文化的多樣性。在麥克尼爾看來，中國在世界歷史上佔支配地位的時期大致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之間，即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時期。他認為，到公元１０００年，中國社會發展到了其所謂的“現代”形式，使得當時的中國文明大大領先於其遠西的對手。即使在麥克尼爾認為的“西方佔統治地位的時代”，他仍認為１８世紀的中國仍然具有優勢，他説：“無論以什麼樣的傳統尺度衡量，１８世紀都可謂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時代。和平和繁榮滋潤着學術和藝術活動，使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化甚至波及遠在歐洲的野蠻人，只有漢唐兩個帝國的鼎盛時代才能與清朝的成就爭輝。”麥克尼爾在《世界史》一書中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直到１８世紀末，中國政府仍然是非常成功的。”不過，雖然麥克尼爾承認古代中國在人口、財富和技術方面具有優勢，但他最初並未認識到技術革新和與外界交往對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直到《西方的興起》發表二十五年後，麥克尼爾才發表文章承認：“我沒能理解中國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間的領先地位是特別令人懊悔的，忽略中國和中國文明在這幾個世紀的中心地位是更為重要的失誤。”

隨着全球化和互聯網的迅速發展，麥克尼爾不斷地更新他對世界歷史的認識，在其原有的“與外來者的交往是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力”的認識基礎上，將他對世界歷史的認識上升擴大到一個世界性的交往網絡，並提出：在人類歷史上處於中心位置的，是各種相互交往的網絡。在《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一書中，麥克尼爾父子對中國在世界性網絡中的地位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在闡述公元前３５００—公元２００年舊大陸的各種網絡和文明時，麥氏父子對中華文明進行了專門的詳細論述，認識到了當時中國對舊大陸交往網絡的貢獻。他們認為：“在公元前１千紀之間，中國同西方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當時的中國人對產自和田及鄰近地區的美玉有着特殊喜好，而美索不達米亞人對產自伊朗和阿富汗的天青寶石則有着一種急切的需求。這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匯合，從而創造出一條纖細卻綿延整個歐亞大陸交往紐帶。到了漢朝時期，中國與西亞之間的通道、有組織的商隊貿易和直接的交往使各種觀念、技術、疾病和作物開始穿越中亞，同時也向南亞沿岸地區廣泛傳播，舊大陸的網絡更加強固，開創了世界歷史的一個嶄新時代。”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不斷密集化的網絡中，麥氏父子也專門以“中國如何轉變成為第一個市場社會”為題，對中國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宋朝時期，統治者徵收貨幣税的税制改革、農業新作物如棉花在中國的廣泛種植、廉價而又安全的運河與河流網絡以及高產量的先進的冶鐵技術等，不僅使宋代中國比同時代的世界任何地區都更為繁榮富庶，也使“中國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間社會和經濟轉型過程中佔據着頭把交椅”。蒙元時期，往返於絲綢之路上的商人也將中國的繪畫藝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武器、高温熔爐和烤爐以及造船技術傳播到了印度、中東和西歐。

麥克尼爾父子認為，在公元１４５０─１８００年世界性網絡的編織時期，中國的海上聯繫發展起來，使中國在世界體系中處於一種中心位置。他們對１５世紀鄭和統率下的中國艦隊駛入印度洋的壯舉給出了較高的評價，與同時期的亨利王子和哥倫布的航海活動進行了對比，不僅肯定了鄭和艦隊在規模、到達的地方、航行的距離等方面都超過了歐洲，而且還對中國航海活動產生的額外收穫進行了闡釋，認為“鄭和的遠航航行獲得了有關印度洋和東南亞水域的大量信息，它們後來被彙集成為各種路線圖、航路指南和星象圖以及類似圖冊。後來海上貿易的再度繁榮，將日本、朝鮮、中國和東南亞各地商品帶入到一個單一而巨大的海上市場之中”。麥氏父子認為，直到１８世紀中期中國在世界體系中仍然處於中心地位：“在１７５０年左右，在這個體系之中，中國保持着中心位置。絕大多數的香料都直接輸往中國出售。而超過總量４／３的白銀，在途經幾個停泊點之後，也被運往中國和印度。”

（二）世界體系視角的中國書寫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為歷史學界提供了一種認識現代世界歷史的新視角，對全球史學者產生了影響。其中，貢德·弗蘭克創造性地運用了世界體系理論，跳出了沃勒斯坦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敍事，批評了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的“歐洲在１５００年以後的世界經濟中居支配地位”的觀點，而是把亞洲，尤其是中國置於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的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地位，為歷史學家重新認識近代早期世界經濟提供了新視角。貢德·弗蘭克始終堅持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認為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通過對國際貿易體系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在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的全球經濟體系中，亞洲尤其是中國，是這個時代經濟體系的中心，而歐洲實際上是世界經濟的一個次要和邊緣的部分。在此，筆者以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為例，闡明全球史學者如何描述中國在近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作用。

在《白銀資本》中，弗蘭克從整體主義的全球視野出發，對中國在近代早期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進行了闡釋。他首先從全球貿易入手，揭示出中國在近代早期世界貿易中的“核心”地位。弗蘭克認為，中國這種“核心的地位是基於它在工業、農業、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這種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它的貿易保持着最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於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接着他又從世界貨幣流動的視角分析了為什麼這一時期世界上大部分的白銀都流向了中國，用計量史學的一系列數據分析得出：在１８００年以前的兩個半世紀裏，中國從歐洲、日本、馬尼拉、東南亞和中亞地區“獲得了大約６００００噸白銀，大概佔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的一半”。這樣，中國就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也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在世界白銀市場上的中心地位給予了肯定，他們認為，應該在世界白銀貿易中“給中國（及其東亞朝貢體系）保留一箇中心位置”。

更具有啓發意義的是，弗蘭克還從全球經濟的聯繫方面對中國和歐洲在近代早期世界經濟中的分量進行了對比。通過一系列對比得出，從數量上看，１４００年中國和西歐的人均產值和人均收入幾乎相同，而１８００年中國的人均收入高於同時期的英國和法國。從質量即科學和技術方面來看，中國更是居於世界的領先地位。正如李約瑟所指出：“就技術的影響而言，在文藝復興之時和之前，中國佔據着一個強大的支配地位。”李約瑟列出的中國先進的科學技術不僅有眾所周知的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還有造船技術、鋼鐵冶煉技術、機械鐘錶、深井鑽探等技術。弗蘭克還從經濟和金融制度方面對中國和西歐進行了比較，得出的結論是：至少在１８００年以前，中國與西歐一樣有符合近代經濟發展的有效的經濟制度和觀念。在西方如何興起這一問題上，弗蘭克反駁了歐洲特殊論，認為東方的衰落先於西方的興起，從時間上來看，西方的興起應在１９世紀以後，從動因上來看，西方的興起是站立在亞洲的肩膀上。對此，弗蘭克有一段經典的論述：“西方是如何興起的呢？嚴格地説，歐洲人先是買了亞洲列車上的一個座位，然後買了一節車廂。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怎麼能買得起亞洲經濟列車上哪怕是三等車廂的車票呢？歐洲人想法找到了錢，或者是偷竊，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掙到了錢……歐洲人靠從美洲發現的貴金屬勉強地搭上了亞洲經濟列車，他們只是到了１９世紀才在車頭找到了一席之地。”這個比喻，從世界經濟體系視角，生動地描述了歐洲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角色變化。

（三）比較視角的中國書寫

比較是西方全球史學者常用的一種研究方法，而以王國斌、彭慕蘭等人為代表的加州學派，更是對中國和歐洲進行比較研究而聞名。持西方中心論的學者認為，全球化最初由西方建立和推動、資本主義社會和工業革命必定首先在歐洲出現，王國斌對此觀點進行了反駁，從經濟史、政治史和社會史的多種角度對中國和歐洲進行了交互比較，他揭示了中國和歐洲在經濟變化、國家形成和社會抗爭三個方面的相似性和相異性，對中國和歐洲近代歷史變遷的動力做出了新的解讀。王國斌在對中國和歐洲進行比較時，沒有采用傳統的用歐洲標準來評判中國的比較法，而是採用了交互比較法，即從歐洲的角度來評價中國、又從中國的角度來評價歐洲，他認為只有“通過這種方法把比較中的主體與客體的地位進行轉換”才能做到既不會偏惠此也不會不利彼，真正做到公平的比較。他通過比較得出，近代早期中國和歐洲都存在斯密型經濟動力，而且在近代中國和歐洲的國家形成方面，二者具有相似性：在西歐和中國，國家都要維持國內秩序，防禦外敵入侵，並徵集進行這些活動以及其他活動所需的資金。王國斌還特別提醒研究中國的學者“不要把在中國也有的政治事務的類型，貼上歐洲的標籤。在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發生重大影響之前，兩種文明中已存在許多相似之處，這使得二者可能會擁有並行的變化過程”，並且非常可貴的是，他還看到了很多學者沒有注意到的中國政治統治的優勢，認為“中國國家創立的統治方式，包括了許多在歐洲無有其匹的統治目標與統治技術”。王國斌通過中國與歐洲的多重比較揭示了中國在近代早期經濟發展、統治方式等方面並不比歐洲弱，有些方面甚至比歐洲還要強一些，歐洲只是因為一些偶發性聯繫才得以發展起來，西方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工業革命的興起方面並不具有必然性。

彭慕蘭對中國的研究與王國斌的方法有相似之處，如採用中西雙向交互比較法、承認工業革命前中國和歐洲在經濟發展動力方面的相似性、工業革命在西歐興起具有偶然因素等。但彭慕蘭的中國研究更為關注工業革命前的中國與歐洲的經濟史，從全球史視角探究這一問題：中國與歐洲在１８世紀中期以前既然有相似的發展動力和制約因素，為何卻在１９世紀發生了分流？彭慕蘭在《大分流》中對中國和歐洲１８世紀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行了考察和比較，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１８００年以前的世界是多元的，不存在經濟中心，歐洲並沒有其獨有的內生優勢，只是到了１９世紀歐洲工業化充分發展以後，一個佔支配地位的歐洲才有了實際意義。彭慕蘭用經濟史的大量數據和嚴密的理論分析對埃裏克·瓊斯（ＥｒｉｃＪｏｎｅｓ）闡述的“歐洲人在工業化之前已經單獨富裕起來，他們在資本積累和人口增長方面的優勢使歐洲人可以保持他們的消費水平略高於亞洲人”的觀點進行了批駁；也證偽了黃宗智認為的“清代中國經濟以一種西歐沒有的方式‘內卷’”，最終得出“遲至１８世紀中葉，西歐的生產力或經濟並沒有獨一無二的高效率”的結論。在比較的基礎上，彭慕蘭對中國在１８世紀中期以前的經濟優勢和市場制度給予了肯定，證實了“１８世紀的中國比西歐實際上更接近於一種類似於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市場經濟”。

（四）世界歷史中的中國

如果説文明互動視角和世界體系視角的中國書寫，只是在講述世界時涉及了中國，那麼，比較視角的中國書寫，尤其是中國與歐洲的比較，則把理解中國當作了研究的一個重要目標，但同時也是為了理解歐洲。與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把中國放在世界歷史進程中進行全面考察，也就是對中國進行全球史的研究，這方面的代表作是Ｓ.Ａ.Ｍ.艾茲赫德的《世界歷史中的中國》。艾茲赫德把中國歷史看作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從古代、晚古、中世紀、文藝復興、啓蒙時期到現代時期，對各個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進行了總結，並運用細查探究式分析方法，對中國與西歐亞、非洲、美洲三大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以及中國與其他世界組織在不同階段所形成的世界秩序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展現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之間的交往路線和人員、動植物、商品、技術和思想層面的跨文化交流。

艾茲赫德始終把中國歷史置入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認為從公元前２００年的漢代開始，中國就已經成為世界的一部分。漢代開闢的絲綢之路主要動機是“出於文化上的考慮，漢武帝和他的繼任者需要一個向西開放的窗口，以制衡不斷威脅中國的、因隔絕而出現的閉塞”。絲綢之路的重要性主要不在商業方面，而在文化層面，對絲綢之路的發展起真正作用的是“希臘文化、中國瞭解異域的好奇心、佛教和基督教”。艾茲赫德尤為關注公元４００─１０００年和公元１０００─１３５０年中國在世界上的中心和中軸地位，這兩個時期大致相當於中國歷史上的隋唐和宋元時期。唐朝時期的中國，對外極為開放，對世界其他地區也極具吸引力，到中國來定居的外國人大幅度增長，不僅有地位較高的王子、學者和牧師，還有中間階層的演藝者、匠人、士兵和商人，也有底層的傭人。在對外貿易和消費潮流方面，中國的絲綢、瓷器和香料在國際市場上佔有較大份額，除了部分棉花、波斯地毯和印度靛青染料外，其他商品都是由中國出口，其他國家是消費者，也由此凸顯了中亞和南亞地區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這一時期的技術交流也以西方從中國進口居多，如絲綢、馬鐙、馬具和造紙術，同時唐朝的鍊金術也得到廣泛傳播，佛教實現了國際化。因此，唐朝時期，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在艾茲赫德看來，“唐朝時期的中國中心主義不僅在地域上符合事實，因為中國當時的確是東亞一個有着獨特文明的超級大國，周圍的衞星國相對來説尚沒有達到文明的程度；而且從時間上來看也符合事實，因為唐朝是一個世界主義的大國，是當時佛教的中心”。

到了宋元時期，中國成為世界的軸心，中國的富庶和文明得到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景仰，他們把中國描繪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世界上沒有什麼地方能找到比中國人更富裕的人”。宋元時期，中國不僅城市化程度高，生活水平也很高，正如邁克爾·弗里曼（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ｅｅｍａｎ）評論説：“那個時候，世界上吃得最好的人是宋朝人。”宋元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的優勢地位不僅體現在對外貿易方面，還體現在技術的交流及由東向西的傳播，中國一整套先進的技術被拉丁基督教國家所吸收，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做了關鍵的準備。歐洲從中國引進的這些技術包括航海技術（船尾舵、磁石指南針、帶有多帆的多桅杆和斜桁四角帆技術）、鼓風冶鐵技術、水力紡織技術、火藥和鐘錶司行輪工具。對宋元時期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貢獻，艾茲赫德認為，中國不僅是包含不同圈層的世界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統一的世界即公共圈層的一部分。在世界體系發展史上，中國對兩大世界體系———共同市場和地理信息整合———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因為中國既是事件的起點，也是事件的終點。中國是中世紀世界歷史的軸線。

對於明清時期的跨文化交流，艾茲赫德肯定了中國的物質生活水平遠遠高於歐洲，還突出鄭和遠航對保持南海路的暢通和擴大中國的外交影響力產生了有利影響，認為“從室利佛逝帝國到桑給巴爾都有明朝的影響，３０多個新國家被納入附屬國的納貢體系”。明朝時期，技術流動的方向仍然是從東方向西方，西方主要從中國引進了三項成果：印刷術、科舉考試和釀酒技術。清朝時期，中國的茶葉出口佔世界貿易的份額不斷提高，茶葉出口也在中國出口貿易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的制瓷技術對英國的工業革命有重要的啓示和推動作用，艾茲赫德指出，正是在威基伍德研製陶瓷製作技術的過程中，“他訂購了第一台蒸汽機，用來絞碎、混合黏土，而且由於對康沃爾黏土有大量需求，結果促進了康沃爾郡引進使用瓦特的蒸汽機”。

西方全球史學者論及中國的著述很多，筆者在此只挑選了幾個代表性學者做了一個簡要回顧。總的來説，他們對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做了比較正面的闡述，突出了中國作為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國文化對世界歷史進程所起到的推動作用。

二  影響西方全球史學者書寫中國的主要因素

全球史學者在書寫中國時，由於研究領域的差異，研究視角各不相同，但都突出了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有現實的也有歷史的。現實因素的影響，主要是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的崛起引人注目，從而使得全球史學者在反歐洲中心論的過程中，較多地關注歐洲以外地區尤其是中國文明對世界的貢獻。歷史的因素，主要是近年來隨着全球史的興起，學者們重新認識和發現中國歷史，因而對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角色有了新的看法。

首先，中國的崛起引起了全球史學者對中國在世界歷史上地位的關注。１９世紀西方的興起一直是世界史領域學者們關注的熱門話題，他們將工業革命後西方國家的暫時領先地位延伸到了１６世紀的新航路開闢，試圖追溯西方興起的歷史淵源。在西方中心論話語中，中國只不過是一個邊緣地區，只能被動地適應西方國家建立的經濟秩序，中國的歷史發展只是在近代受到西方衝擊下才有所回應，中國的現代化也是一個漫長的向西方學習的歷史進程。然而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令世人矚目。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國策的推行，藉助於全球化的有利環境，中國大量吸引外資，並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出口大幅度增長，“引進來”和“走出去”有機結合，創造了ＧＤＰ高增長的奇蹟。中國積極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並參與世界貿易規則的制定，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努力改變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正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矚目的重要國家。

中國的崛起使眾多的全球史學者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對中國在世界文明史上做出的貢獻進行深入的挖掘和反思。在全球史學者的筆下，中國不僅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的宋元時期是世界的中心，到了公元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的明清時期，中國仍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艾茲赫德更是認為，“唐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中心的世界觀有着其實際基礎”，將中國的世界中心地位追溯到了公元７世紀的唐朝，這樣，中國在世界歷史上佔支配和優勢地位的時間長達１０００多年。在撰寫《西方的興起》一書時，麥克尼爾對世界歷史上各個時期的中國都設計有一定的篇幅，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中對中國的論述佔到了一半以上，艾茲赫德更是撰寫了專門系統論述中國的《世界歷史中的中國》。他們著作的篇章結構設計反映出對中國在前現代時期和現代早期世界歷史發展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視，也正是基於中國不斷崛起的現實。在《西方的興起》發表後，麥克尼爾加深了對中國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認識，他曾説過，如果有機會改寫世界史，就應“將歐洲中世紀貴族之間的爭吵放在歷史舞台的邊緣，而以公元１０００年前後的中國作為論述的重心”。弗蘭克更是看到了１９９８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因而在《白銀資本》的中文版前言中坦言：“低估東亞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發展前景，也許是過於草率了。”因此他提出，“世界現在已經再次‘調整方向’，中國正再次準備佔據它直到１８００年以後一段時間為止‘歷來’在世界經濟中佔據的支配地位”。弗蘭克使讀者注意到，當今中國經濟上最活躍的地區依然是清代，甚至明代那些經濟上最活躍的廣東、福建、上海等地區。王國斌和彭慕蘭也正是基於中國崛起的事實，在進行中西對比的比較經濟史研究時，對中國在１８世紀中期以前相比於歐洲的優勢進行了詳盡的闡述。

因此，在重新認識和發現中國歷史這一大背景下，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作用得到發掘並突顯出來。全球史學者們認為，從１５、１６世紀開始，隨着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世界市場開始形成，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進入了整體的世界歷史階段，而這個世界歷史發展階段，實際上就是全球化的階段。儘管資本主義國家在１９世紀的工業化過程中佔據了優勢，逐漸主導了全球化的進程，但在近代早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藉助於全球化提供的世界市場，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居於支配地位。全球化使得世界經濟日益連為一體，商品、人員、資本、信息等生產要素能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為中國開展對外貿易和開拓世界市場提供了有利條件。

近代早期，海上貿易極為繁榮。經濟的全球化使得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日益增強，當中國商人與歐洲人在亞洲水域相遇時，他們已經在南海探索並航行了將近一千年。中國商人從事的海外貿易已開闢了東西兩條航線，東方航線向北可到達日本、朝鮮，向南可通向菲律賓羣島和摩鹿加羣島；西方航線沿華南海岸經越南到達柬埔寨，一條深入泰國灣，另一條通向馬來半島和印度洋沿岸的阿拉伯國家乃至東非。正是在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空前加強，不僅海外的出口貿易繁榮，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遠銷歐洲，而且在世界貨幣市場上，中國吸引了世界上大約一半的白銀，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佔據着支配地位。但是，１９—２０世紀的經濟全球化被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宰，他們憑藉殖民擴張和技術優勢掌握世界經濟霸權，中國被強行拖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喪失了其經濟全球化中的主導作用。但是，包括威廉·麥克尼爾和弗蘭克在內的許多全球史學者，都認為西方的霸權和中國的衰落都是暫時的，２１世紀應該屬於中國。

其次，突出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也使全球史學者找到了反歐洲中心論的新動力。歐洲中心論作為一種思考世界歷史的視角和思維方式，最初是基於歐洲在興起過程中所具有的經濟、軍事、科技、思想等方面的優勢地位和歐洲人對自身文化的自信，而在２０世紀後期西方逐漸走向衰落的過程中，歐洲中心論遭到越來越多世界史學者的質疑。麥克尼爾正是出於反歐洲中心論的學術淵源，將人類歷史看成是不同文明在互動中相互影響的發展進程，對中國、印度等歐洲以外的地區非常重視，撰寫出總體的世界史著作，試圖揭示西方的興起是建立在與世界其他地區文明互動的基礎之上。弗蘭克更是運用全球史的整體主義方法論，顛覆了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他向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發起挑戰。弗蘭克運用大量的經濟學理論和歷史史實證明了“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歷史中，佔據舞台中心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彭慕蘭用經濟學的量化數據證實了近代早期中國經濟並不比歐洲落後，中國同樣存在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他還指出，“如果我們用總量指標作判斷，１９４５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重頭戲並不是發生在西方，而是發生在東亞”。全球史學者正是在反對歐洲中心論的過程中，在中國日益崛起的國際環境中，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歐洲以外的其他地區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對中國在世界文明史上發揮的作用進行重新思考。

三  關於中國書寫存在的不足之處

全球史學者在書寫中國時，儘管都從不同的視角突出了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從全球史注重多元文明的互動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多維度來看，西方學者關於中國書寫的侷限便表現出來了，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首先，對中國的闡述，經濟史方面研究成果突出，但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比較欠缺。全球史在發展過程中，重視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因而借鑑了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經濟史也隨之成為全球史學者關注的研究領域。弗蘭克、王國斌、彭慕蘭等全球史學者在書寫中國時比較關注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與貢獻。但全球史同樣注重不同文明之間在文化層面的互動與交流，麥克尼爾在《變動中的世界歷史形態》中就曾表達過這樣的看法：“與外來者的交往是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力。”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不僅有商品和貿易往來，也有技術、人員、思想方面的交流，因此，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中書寫中國時，不僅有對中國與其他文明之間經濟和貿易交往的闡述，也涉及了技術和宗教方面的文化交流。但是由於麥克尼爾論述的主題圍繞西方的興起而展開，對於中國與其他文明之間的互動篇幅較少，缺乏專門論述。因而，如何從文化史視角論述中國文化與世界其他地區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中國文化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全球史學者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其次，中外交流史主要侷限於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缺乏對中國與歐亞大陸內部地區之間跨文化交流的研究。由於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全球史學者在涉及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時，總是較為關注中國與西歐國家之間的交流，在進行比較史研究時，也習慣於把歐洲作為與中國進行對比的參照對象。如麥克尼爾在闡述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互動交流時，主要關注的就是中國與遠西的歐洲之間在經濟、技術和思想方面的交流；彭慕蘭和王國斌更是直接將中國與歐洲進行對比，從經濟層面揭示中國與歐洲在１９世紀之前經濟發展動力和人口增長方面具有的諸多相似性，來説明始於工業革命的西方的興起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艾茲赫德在闡述世界歷史上各個時期中國與其他文明之間的跨文化交流時，基本上關注的也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較少涉及中國與西方以外地區之間的交流。這樣，跨文化互動下的中外交流史實際上大部分被中西交流史所佔據，中國與中亞、南亞、東南亞等歐亞大陸內部的文明之間的交流被很多全球史學者所忽視。

近年來有學者研究表明，１３世紀蒙元時代開創了一個歐亞世界體系，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ＪａｎｅｔＡｂｕＬｕｇｈｏｄ）就認為在沃勒斯坦的視野之外，在１６世紀“歐洲霸權之前”，還存在着“１３世紀世界體系”，這個世界體系就是一個從地中海到中國的八個“子體系”構成的世界經濟與文化體系。對於絲綢之路和文藝復興的最新研究也揭示了絲綢之路上交易的不僅有絲綢，還有陶瓷、香料、茶葉等商品，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中西貿易路線，同時也是中國文明與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文明進行交流的交往之路。正是在絲綢之路上，世界多元文化在互動中共同創造了跨文化的文藝復興，從而開啓了現代世界的新紀元。不僅如此，這個“確立於蒙古時代的世界體系，在後蒙古時期的明朝、清朝、朝鮮王朝、帖木兒帝國、莫卧兒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等時代，即便形態有若干改變，基本上仍依樣畫葫蘆地被承襲下來”。因此，１３—１８世紀歐亞大陸上中國與俄羅斯、印度、朝鮮等周邊國家之間的跨文化交流應該引起全球史學者的重視。

再次，由於受自身思維方式和現有史料的限制，西方全球史學者在書寫中國時尚未徹底擺脱歐洲中心論的影響。歐洲中心論在西方歷史學中長期佔據統治地位，不僅形成了對世界歷史的話語權，也成為影響西方歷史學的一種思維方式。全球史產生於２０世紀下半葉的西方，因此或多或少保留了歐洲中心論的一些殘餘，在世界歷史分期和思維方法上都對全球史學者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撰寫世界歷史著作時，麥克尼爾、艾茲赫德等全球史學者都採用了以西方歷史為中心的世界歷史分期。如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中，將世界歷史劃分為中東統治的時代、歐亞文明的均勢和西方統治的時代三個歷史時期，直接將１５００年至今的時代命名為“西方統治的時代”，並把其他文明置於西方文明的附屬或依附地位；而艾茲赫德在《世界歷史中的中國》一書中，為了説明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的地位，按照歐洲歷史發展線索將中國劃分為古代、晚古、中世紀、文藝復興、啓蒙時期和現代時期六個歷史時期，明顯帶有歐洲中心論色彩。除了歷史分期以外，全球史學者在分析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時，往往將西方的興起設定為問題的出發點，並將中國與歐洲進行對比，並且不恰當地使用源於西方文化的一些術語來描述中國。麥克尼爾雖然在《西方的興起》中突出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但對歐洲歷史發展論述篇幅較多，而且重點探討了西方的興起建立在與其他文明互動交流的基礎上。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雖然重視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但在論述時總是試圖揭示是東方的衰落先於西方的興起，西方的興起帶有很多偶然因素。彭慕蘭的《大分流》雖然拿中國與歐洲進行經濟對比，但在問題設定和思維方式上仍流露出對西方興起的外部因素的關注。

四  結語

全球史關注整體的世界史，強調各種文明都有其自身發展的獨特性，認為正是多元化的文明在互動中推動了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中國的崛起，西方全球史學者在反對歐洲中心論的過程中，日益突出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對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進行重新思考，形成了書寫中國的多種視角。麥克尼爾從文明互動的理論出發，將中國的歷史發展看作與世界其他文明互動和交往的結果，不僅突出了從古代到現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也揭示了世界其他文明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的影響。弗蘭克從世界體系理論出發，採用整體主義的方法論，闡述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居於支配地位。王國斌和彭慕蘭在對近代早期中國和歐洲的經濟發展動力和人口增長進行比較的基礎上，得出了中國和歐洲在經濟發展水平和要素方面的諸多相似性，而西方的興起不早於１９世紀，得益於幾個偶然的因素。艾茲赫德將中國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對從古代到現代世界歷史的各個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交往之路、中外交流和世界組織進行了系統論述，其中涉及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在人員、動植物、商品、技術和思想方面的跨文化交流。

然而，西方全球史中的中國書寫主要聚焦於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以及中國在１９世紀之前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從文化史視角考察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還有待於全球史學者做進一步的努力。近年來，隨着中國的崛起，五千多年中國歷史孕育的統一的多民族的中華文明將更多地展現其不同於西方的獨特之處，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不僅僅侷限於經濟方面，中國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將會對世界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