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人吳曉林 | 走向共同體：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條件論”_風聞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共同體目標

馬克思主義雖未提出明確的政治發展概念，但在不同論述中提出人類政治解放的命題，並將服務於個體自由的共同體設置為政治發展的目標。一些西方學者片面地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發展路徑概括為“在特定經濟發展水平下，滿足人民的物質需求和增進經濟預期滿意度的功能”，這種概括過於泛化而簡單。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未來的政治形態當然要隨經濟社會發展而變化，但是其對政治發展的目標則十分具體且與西方學者的主張存在根本不同。

1843年秋，馬克思在與青年黑格爾派代表人物鮑威爾的公開論戰中，寫作《論猶太人問題》一文，從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的相互關係角度對猶太人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他在文中提出“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最後形式”的主張，並且在批判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力圖把“塵世的生活”轉變為“天國的生活”，改變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的方式。在1845-1846年間創作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闡明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並且把未來的政治形態明確為“通過聯合獲得自由”的“共同體”。1848年，二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此進行了進一步闡發，明確代替階級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在評價巴黎公社時，馬克思充分肯定“公社公開宣佈‘社會解放’是共和國的偉大目標”，間接指出了政治發展的未來目標，就是由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而服務於“個體自由”。1875年3月，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講到“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為共同體，這是一個很好的古德文詞，相當於法文的公社”。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分析了國家的起源，將國家視為社會共同體的異化組織，認為國家就是為了緩解社會矛盾、為了使“經濟利益相互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畏的鬥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的工具因而國家作為一種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就產生了。他更加明確，未來將國家機器送到古物陳列館的，將是“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組織生產的社會”。可見，形成服務於個人自由的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發展的目標。

同樣是講個體自由，與抱持“教師爺”優越感的“西方中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發展觀既不以現存的政治形態為模本、更不以表層的“政策藝術與工藝”美化政治，而是面向全人類的解放，瞄準根本上的個體自由。儘管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學者均將經濟作為自變量，政體作為因變量，二者所理解的自由卻存在根本差異：西方知識分子往往高舉政治自由之旗，只有在到達不平等、不自由的“臨界點”時才導入國家力量予以消解，也就是説，他們將國家視為獨立的力量，一切不自由的現象在政治體制中內予以解決，絕不追溯政治不自由的經濟根源，這正如一些學者所言，西方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理論缺乏表現剝削問題的基本術語”。由此，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觀包裝在“個人自由”的外殼之下，國家獨立且超脱於社會，由少數人將國家權力佔為己有的經濟基礎不變，進而鞏固優勢階級的自由；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發展觀則從根本上主張國家迴歸到社會、生產資料社會化佔有，從而獲得人類普遍的自由，在起草法國工人黨綱領草案時，馬克思就口授“工人只有在成了他們的勞動資料佔有者時才能獲得自由”，也即，只有通過聯合起來共同掌握生產資料才能服務於“一切人的自由”。

除此以外，馬克思還不吝筆墨批判了西方所謂的政治自由。他曾經辛辣地批判所謂的分權，“難道這些先生們真的這樣愚蠢，以為依靠腐朽透頂的孟德斯鳩—德洛姆的分權學説，依靠陳詞濫調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國人民擺脱1848年的風暴？”他在《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中，更是鞭笞“行政權與立法權的爭端”為“習見的把戲”。在馬克思眼裏，只要自由主義的經濟關係基礎不消除，所謂“十分必需的分權和權力互相監督”無非是維護資產階級自由派利益的假把戲。

實際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早期就批判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不講經濟基礎只談自由”的主張。當下來看，西方的政治發展觀不過是之前被批判過的各種主張的翻版。恩格斯在批評蒲魯東的時候就直指“通過剝奪有產階級豪華住宅，並把其餘一部分用來住人，就會立即彌補住房短缺”的主張是如此幼稚，意即不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階級對立就無法解決，個體自由業無從實現。恩格斯還批評巴枯寧將罪惡之源視為國家而非資本關係，在批評民主社會主義者時，他認為他們“不是把這些措施當作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辦法，而是當做足以消除貧困和觀念社會的弊病的措施”。進而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他直接批判了各種形形色色的“社會庸醫”，指出他們毫不危及資本和利潤，站在工人階級運動以外，寧願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從政治發展的內核來看，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主張，表面上強調個體自由，卻不觸及深層基礎，實際上不過是對現有制度的“補綴”、為階級社會擦脂抹粉做政治裝飾罷了。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的目標超越西方學者主張的一個地方就在於，關心形成個人自由的經濟關係基礎，而西方自由主義者則對此視而不見。然而，脱離經濟關係基礎追求政治自由無意於緣木求魚，維持經濟關係不變而謀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更具欺騙性。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的歷史條件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認為，萬事萬物的聯繫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發生和發展。人們自己創造的歷史一定要以一定的條件為基礎。《共產黨宣言》明言“隨時隨地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恩格斯將共產主義視為“關於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説”。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從資本主義政治形態到未來的共同體形態，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設定了政治發展目標之後，尋找條件、創造條件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説。

馬克思主義將經濟社會的充分發展視為政治發展的歷史條件。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的基礎，上層建築的政治形態“應由這個基礎來説明”，“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如果現實的基礎不夠，政治發展的力量要麼會被利用，要麼會出現“早產兒”面臨夭折的危險。相反，只有在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因為階級和階級對抗被消除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就指出“我們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意思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的不發達，“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力量還未壯大、打破舊有政治關係的條件還不充足。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則尖鋭地指出，不能一下子就消滅私有制，“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私有制和資產者不能駕馭的制度，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及其劇烈的動盪，只有這時廢除私有制才有可能，甚至完全必要”，也即，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以致消滅私有制，才是達致理想社會的充要條件。

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條件論述以外，馬克思恩格斯在具體的國別分析時，尤其關照了當地的歷史條件。在分析法蘭西內戰時，馬克思指出由於農民過多而被利用，他們充當了“第二帝國”的經濟基礎；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序言和《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批評德國哲學家、半哲學家和美文學家將理論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卻忘記了“沒有把法國的條件一併搬過來”，説到底，德國當時資產階級的大工業剛剛建立、工人階級沒有發展起來，其條件不足、理論超前，革命在忙登場時就註定了失敗的結局。1890年，晚年的恩格斯在面對德國敵對勢力強大、工人階級相對弱勢的情況下，又批評“青年派”完全“不顧党進行鬥爭的一切現實條件……把這種幻想搬到現實中去，則可能把一個甚至最強大的、擁有數百萬成員的黨，在所有敵視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毀滅掉”。在論述俄國的社會問題時，恩格斯則以西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經驗指出俄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條件——必須迅速發展工業，而且若無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俄國無論是在公社的基礎上還是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都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改造”，同時，他指出俄國原始的農業公有制要上升為高級公有制，“以社會管理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是其必需的先決條件。由上可見，馬克思主義重視歷史條件在政治發展中的作用，其所理解的政治發展觀建立在生產關係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實現過程是無產階級的壯大以及對資產階級最後的勝利。 

三、積極行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的主觀條件

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的“條件論”並非是一種機械論，而是強調主觀能動性的“條件論”。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曾經一度有對“唯條件論”的批判，批評者認為其對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用認識不足，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讓人做“客觀條件”的奴隸。這種批判在當時有一定進步性，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又很容易走向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左傾冒進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要想推動政治發展，一是要立足現有條件，二是要積極、穩妥地創造條件。

（一）動員起來是贏得社會改造勝利的思想基礎

當週遭教育、宣傳是被資產階級控制着的時候，資產階級當然會利用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等意識形態概念教育社會民眾，如果無產階級的政治社會化是在這種環境中完成的，其意志可能就會受到負面影響。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時代意識形態混沌狀態的“清醒者”，從未放棄過對理論武裝和動員的重視。馬克思強調“一旦人民羣眾有了自己的意志，這樣的時機（轉折）就會到來”。恩格斯講到“誰要想革命，誰就要有準備好革命和教育工人進行革命的手段”。1871年，馬克思在致波爾特的信中寫道：“在工人階級在組織上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對統治階級的集體權力即政治權力進行決定性攻擊的地方，工人階級無論如何必須不斷地進行反對統治階級政策的鼓動（並對這種政策採取敵視態度），從而使自己在這方面受到訓練。否則，工人階級仍將是統治階級手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羣眾的地方在於他們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過程和一般結果”，因而“共產黨人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儘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中的玩物”。

馬克思主義將理論動員視為工人階級行動的一個先行條件，非常重視理論宣傳教育的作用，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國工業中心科倫就創辦了《新萊茵報》，對於歐洲大革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馬克思主義重視政黨的理論教育，強調“只有以共產主義信念為最高理想的共產黨才能真正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羣眾的地方在於他們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過程和一般結果”，因而“共產黨人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儘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克思主義還特別提到非無產階級入黨的兩個要求，一是“要對無產階級運動有益處”，二是“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實際上強調了思想入黨和行動入黨的兩個方面。

在理論指導實踐方面，馬克思主義既強調理解社會發展的活動、方向和作用的規律，使其“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強調思想動員的策略性，以提醒工人階級認清統治階級的本質，做好行動的準備。在回憶辦報過程時，恩格斯還重視工人階級弱小之時採取“合法鬥爭”的策略性；在分析法國小農意志盛行的同時，恩格斯反對採用暴力使得農民從小生產所有者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佔有，而是“通過示範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主張黨的義務不是使他們淪為無產者，而是“隨時隨地向農民解釋：他們的處境在資本主義還統治着的時候是絕對沒有希望的，要保全他們那樣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是絕對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將把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壓碎”，通過合作社的示範而非暴力獲得農民的支持。

（二）聯合起來是推動政治發展的組織條件

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是在批判歐洲資本主義基礎上提出來的，它以階級作為基本的分析工具，主張在工人階級弱小的時候既要等待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又要實施工人階級動員與聯合，創造革命的條件。

政黨是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的一個核心組織條件。馬克思、恩格斯1847年幫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國際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黨宣言》強調政黨對組織和領導工人階級的重要性——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他們可以將工人階級運動的長遠目標和眼前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根據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共產黨不是總體性的異化化身, 而是作為工人運動終極目標的總體性和階級鬥爭歷史進程的每個組成階段之間的理論和實踐的調節者”。1871年底，馬克思在修改第一國際《共同章程》時，增補了這樣的內容：“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鬥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中強調，共產黨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先進的最堅決的部分，推動所有其他部分前進的部分。

馬克思主義還主張通過發展合作勞動讓工人通過組織聯合起來，實現勞動羣眾的解放。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人數多是很好的一個條件，“但是隻有當工人們通過組織而聯合起來並獲得知識的指導時，人數才能起舉足輕重的作用”。1890年5月1日，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寫道：“全世界的無產者現在真正聯合起來了。如果馬克思今天還能同我站在一起親眼看見這種情景，那該多好啊！”列寧1919年在《悼念雅·米·斯維爾德洛夫》中則更加明確，“把千百萬勞動羣眾組織起來，這是革命最有利的條件，這是革命取得勝利的最深的泉源。”

在工人階級弱小的時候，建構同其他階級的聯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的一個條件。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序言中，將“喚起農民階級”作為德國工人運動首要的迫切任務。在分析辦《新萊茵報》的過程中，他還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的內容“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以此推動政治發展。列寧在總結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經驗認識的時候指出，因為在1871年，歐洲大陸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占人民的多數，馬克思在估計階級對比關係的基礎上，提出無產者同農民自由聯盟才能成為“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實際上，在工人階級未經壯大成熟的基礎上，認清“我們的敵人和朋友”是開展社會改造的前提。毛澤東在1925年寫作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批評忽視農民的“左右傾主義”，指出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此後，中國政治革命和發展的歷史很好地驗證了“工農聯盟”的重要性。

（三）行動起來是實現政治發展目標的先決條件

馬克思主義重視思想的武裝作用，也強調行動的力量。馬克思認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麼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他在1845年寫成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講到“一步實際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馬克思一方面批評空想社會主義者“既不能再社會本身中找到改造社會的物質條件，也不能從工人階級身上發現運動的有組織的力量”，另一方面讚揚巴黎公社的最偉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聞所未聞的困難情況下工作着、行動着。

同樣，行動是打破幻想、擺脱舊有觀念的催化劑。恩格斯把對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的鬥爭，視為一種最有力的行動手段，他斷言在外在力量仍在從事政治的時候，無產階級絕對不能放棄政治行動，否則就會喪失歷史使命。馬克思在談到1848年法國六月失敗的意義時，震聾反饋地指出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只有浸過了六月起義者的獻血之後，三色旗才變成了歐洲革命的旗幟——紅旗。因此我們高呼：革命死了！——革命萬歲”，自此以後，法國的革命才從推翻一種國家形式轉向“推翻資產階級社會”，這正是行動的力量。

列寧在1908年寫作的《社會民主黨在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中高度評價人民羣眾行動的積極性，他講到“沒有千百萬覺悟羣眾的革命行動，沒有羣眾洶湧澎湃的英勇氣概，沒有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時期的表現時所説的那種‘沖天’的決心和本領，是不可能消滅專制制度的。”列寧既是馬克思主義行動理論的繼承者，也是實踐者，他曾講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決不在於背誦詞句的多少，不在於必須永遠遵守‘正統的’公式，而在於促進廣泛的工人運動，促進羣眾的組織和主動性”。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則更加説明了“行勝於言”的力量。

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的“條件論”並非是一種機械論，而是強調主觀能動性的“條件論”。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曾經一度有對“唯條件論”的批判，批評者認為其對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用認識不足，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讓人做“客觀條件”的奴隸。這種批判在當時有一定進步性，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又很容易走向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左傾冒進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要想推動政治發展，一是要立足現有條件，二是要積極、穩妥地創造條件。

四、最後的政權形態：過渡時期政治發展的政治條件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設想，政治發展到最後就是階級與國家的消亡。但是，人類發展的步伐並非遵循線性邏輯。馬克思主義也從未對政治發展的預期加上一個機械的公式。政治發展進程中的每一個變奏並不都表現出必然性來，而是由諸多偶然性組成。受現實經濟社會條件的約束，在世界政治鏈條中打開一個缺口、或者在歷史發展中迸發出偶然性的政治發展樣態均是可能的，巴黎公社作為共產主義精神的產兒短暫存在過，蘇俄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地方首先被創造出來，二戰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廣泛成立，無不處於生產力仍然不足、階級社會仍然存在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往往表現為“為組織社會化大生產而形成”的最後一種政權形態——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對過渡時期的政治發展形式既給予了肯定又進行了反思，言明瞭政治發展的政治條件。

馬克思主義對過渡時期政治條件的論述萌芽於德國1848-1849年的革命時期，始於對布朗基主義的批判，成熟於對巴黎公社的反思。1848年9月馬克思在《危機與反革命》中尖鋭地指出“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政局下都需要專政，而且是強有力的專政”。19世紀中期，法國工人運動家布朗基妄圖依靠少數人的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後立即進入共產主義，巴黎公社的失敗宣告了布朗基主義的破產。恩格斯批評急躁冒進的布朗基主義者妄圖“跳過各個中間站和各種妥協，那就萬事大吉了”。1875年，馬克思在《德國工人黨綱領批註》中明確指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巴黎公社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觀察點。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巴黎公社使社會所有制成為現實，但是“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這實際上指出巴黎公社的歷史條件還未成熟，要想鞏固政治發展的成果必須要累積條件。馬克思在致紐文胡斯的信中明言，“如果一個國家還未發展到能讓社會主義政府首先採取必要措施把廣大資產者嚇住，從而贏得首要的條件，即持續行動的時間，那社會主義政府就不能在那個國家取得政權”。恩格斯直指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在於“破壞了唯一現成的國家組織”，未關照周邊的條件，整個工人的聯合組織缺乏集中和權威，因而整個勝利完全歸於失敗。他們一致同意，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必須大規模地採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必須要使社會（首先是國家）保持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作為保障。

實踐證明，在周遭仍然是資本主義形態，特別是生產力還不充分、個別或一些國家取得革命政權的時候，不會快速進入共產主義，而是要經過一個過渡時期。十月革命後，列寧進一步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着一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説，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一般而言，革命後的新政治形態尚需形成，過渡時期的政治還需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因而“社會革命後均會出現高度集權的政治活動模式。”中國在嘗試了各種政治發展方案而破產之後，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在毛澤東看來，因為階級還未消滅，必須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並將其作為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歷史地來看，這種過渡時期的政權形態一定是為未來政治發展準備——國家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活動，這是邁向未來政治發展形態的中間站。受生產力和世界形勢影響，這個過渡時期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五、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批判性與建構性

西方政治發展觀很大程度是由處於優勢地位的資產階級自然地生產出來，這往往貼近人們的生活經驗。而且，一些觀察家往往以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各種問題為由，處處展示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失敗。諸此種種，一方面與西方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價值傳播有關，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缺乏系統理解和辯證分析相關。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發展的理論思考既具有現實批判性，又具有深層次的建構性。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批判意義

因為馬克思主義長於分析當時資本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這被建構成冷酷的“反秩序的革命者”。與此同時，馬克思的政治發展觀被批評只是建構在“虛構的社會器官”，預想一個能夠按照共同體組織運行的力量——這又被建構成反市場反自由的意識形態。如此一來，在不考慮經濟關係的基礎上談自由主義政治發展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然而，西方政治發展觀因為迴避根源性的改造難題，週期性的失業、貧窮問題屢屢再現，也即，支配其產生的基礎卻從未遠離人們的生活世界。每遇到各類危機，馬克思主義便會被重新喚起作，因而，馬克思主義被一些學者稱為“窮人的理論武器”。

至少有一點比較清楚，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的西方世界，人們在太平日子中總會擁抱西方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政治發展觀念，在面臨飢餓、貧窮、失業等問題時又會想起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處於人們日常生活的“潮汐選擇”之中，很多時候被排斥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話語體系之外。但是，有大量的證據表明，歐美國家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並未超出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失業、貧困、不穩定”然與不平等的經濟關係和階級地位相關，而所謂的“階級投票下降”恰恰被證明是“這些階級被‘活埋於’投票之下”的結果，而且投票往往是由收入影響下的教育相關，事實是，由收入分類衡量的階級投票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是增強了。

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批判性並不只限定在引發階級不平等的工業化領域，也在席捲全球的另一場快速推進的城鎮化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發現城鄉分離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也藉由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對立尖鋭。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此作過更多的描述，將城鄉之間的分離視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這種分工形成的屈從現象“把一部分人變為受侷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侷限的鄉村動物”，並且把農村人口從“世界交往，以及隨之而從文明”中分離出去。新馬克思主義者繼承馬克思主義關於“城鄉分離、城鄉利益與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的觀點，關照整個社會都被城市化這一事實，直接批判“關於城市空間的爭奪成為當代階級鬥爭的主要衝突”。1968年，列斐伏爾為紀念馬克思《資本論》出版100週年撰寫的《城市的權利》一書，揭示了空間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這一觀點，後來，他觀察到作為生存空間的土地也被商品化，因而批判“空間對於金錢和資本的從屬，讓一種量化，從對每一個單元的金錢的衡量和商業化，向整個空間擴展了”，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現在主要是以城市空間為主戰場，將城市空間分段佔據、切割，形成新的權力（利）爭奪場所。哈維則批評自由主義的原教旨主義，直指：“自由主義的國際資本主義不斷加強對生活質量的進攻”，“因為城市建立以來，城市一直是通過剩餘產品的地理和社會聚集而發展的”，他還引用恩格斯的話反對現有城市建設的方式，“破爛的小街小巷沒有了，資產階級以此為巨大的成功而大肆吹噓。但是，這種小巷會立刻出現在其他地方”或者就在隔壁出現，因而主張“共享資源作為一個政治問題，必須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統一起來”。這些分析不能不説馬克思主義仍然具有深刻的穿透力，並且預言了當今一些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

從民族國家的整體政治發展情況來看，如果盲從於西方學者對政治發展的界定，只追求政治形式的“表層發展”，而掩飾阻礙政治發展的經濟根源，則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狹隘的政治發展。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國家不管是武力推動其政治標準的輸出，還是在外援過程中提出的政治條件，都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強烈的“排異性”，甚至是走向所謂政治發展的反面。部分阿拉伯國家、埃及、泰國、烏克蘭等的政治悲劇莫不源於對西方政治發展觀的簡單套用。同樣，在歐美國家本土，只強調政治自由、社會自由而對於產生自由的經濟條件不加過問之時，羣眾性社會運動也此起彼伏。2011年在美國發起繼而在全球擴展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既部分宣佈了西方政治發展標準的失靈，又在西方世界重新宣示了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性。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建構意義

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生命力不但在於其深刻的批判意義，還在於它反對用虛假的和諧來掩蓋現實的衝突。西方政治發展觀只是展示了漏出海面的“自由觀”與“民主制”的漂亮一角，卻不揭示海面以下暗藏的根源性危險。馬克思主義對現實的批判不是因為其反自由、反民主，而是在無產階級視域下對自由、民主等政治發展的核心概念重述與建構更深刻、更根本。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在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同程度發揮着建構性作用。

“二戰”以後，西方發達國家對個人自由的極度崇尚有了更多反思，傳統上“強社會、弱國家”的政治架構得到了相當的改變。政府對社會經濟行動干預的增長成為普遍事實，隨着社會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債務危機等的不斷髮生，以私有化為核心的生產關係受到民眾的普遍質疑和反思。在理論上，各類源於馬克思主義的社羣主義、女權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不斷湧現。與此同時，西方新自由主義、社羣主義對社會組織和社會自由的重視，民主社會主義對福利權利、公共經濟的重視，雖然未及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社會發展的深刻性和根本性，仍然部分表現出對資產階級社會政治發展標準的超越性。

在實踐上，西方國家政府組織干預經濟社會生活已經由原來的救急性措施轉變為制度化的一部分，“成了資本主義再生產全部機制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通過“偉大社會計劃”、“職能社會主義”、“基金社會主義”等改善民眾福利、擴大民眾參與權、分給工人股份、通過利於工人集體談判的法令，在不改變所有制的基礎上進行內部改革。《21世紀資本論》作者觀察到，20世紀發達國家總的社會開支佔到國民收入的25%-35%，因而斷言“20世紀財政國家的演變基本上反映了社會國家的形成”，述種種變化都是用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一些有益成分。一些西方學者以美國養老金的制度為例，直言不諱地講到“如果按照馬克思的定義，僱員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那麼美國已經成為最‘社會主義’的國家”。

在中國，經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共產黨人建構了現代國家的政治形式，建構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三個核心要素構成的政治發展之路。特別是，經過前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政治發展的經濟結構基礎已經發生巨大改變。按照官方主流的觀點，中國走出了一條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其中一個本質的特點在於“黨政軍學民，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目前已經進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時期。執政黨在既有條件發生變化的基礎上，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視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納入了“兩個百年目標”的總體戰略框架。從學理上來看，馬克思主義著作大多時候是在揭露“國家統治”的反動性，沒有直接提出“國家治理”的概念。但是，“國家治理”這個概念“同馬克思主義未來的政治思想完全吻合”，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內在地包含着人民民主的要求和目標，實際上就是政治發展。

六、餘論：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與中國道路

西方巧妙地將政治自由包裹在個人自由的羽翼之下，政治自由接受資本主義所謂經濟自由的規定。隨着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推銷，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話語空間確實受到擠壓。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進入温和階段，馬克思主義被部分吸收的情況下，不但應該發掘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方法論意義，更要有豐富的、有競爭力的具體實踐方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對於當代中國而言，首要的是找準時空座標，夯實過渡時期的政治發展的條件。任何一種政體都要置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真正的好制度是基於自己歷史條件基礎上的長期發展、漸進改革、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明確，現階段中國處在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規定了向未來政治發展目標邁進的“過渡階段”時空座標，並在新的基礎上創造推動政治發展的條件。其一，面對“過渡時期”的內外環境挑戰，執政黨仍然要在整個國家治理結構中發揮核心作用，仍然要實施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仍然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繼續推動發展、着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其二，要更加重視發揮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建構意義，增強共同體的“社會性”，創造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的思想基礎、組織條件和行動方案，更多地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服務於人的自由。具體來看，除了大力發展生產力以外，還要在三個方面創造推動政治發展的條件：

首先，要建構立足現實和麪向未來的政治共識與核心價值觀，讓人民羣眾理解現有的政治發展路徑並且支持未來的發展導向。現有的政治發展理論一方面要解釋和回應國內的問題與挑戰，另一方面要建構有別於西方的、先進的政治發展標準，建構起強大的、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政治思想基礎。如此説來, 研究、發掘、發展馬克思的政治發展思想,特別是通過各種方式方法引起民眾的共鳴，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時代性、大眾化，使其深入人心、廣受認同併成為共同前行的思想基礎，是一項十分緊迫而重要的工作。

其次，仍然要積極創造符合過渡時期特點、逐漸增強社會性的組織條件。既然是“過渡時期”，就要充分理解過渡時期政權組織的特點。高度重視、加強和改進黨的組織建設，是推進過渡時期政治發展的首要條件，黨組織本身在維護中央權威的同時要更加強調“開門辦黨建”的工作，越到基層越要打破黨建“內循環”，將政治建設與人民羣眾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把黨建和羣眾路線貫通起來；在確保執政安全的基礎上，黨組織還要探索新時代同政府組織、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形成有別於且優於西方的黨政、黨社關係。未來的政治發展，一定會指向社會性不斷增強的組織形態，即使是在過渡時期，也要在維護穩定的基礎上，逐漸增強社會因素，設計“從強政府弱社會”走向“強政府強社會”最終“小政府大社會”的政策路線。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在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調動和鼓勵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效果明顯。歷史證明，國家政權的干預可以排斥社會自治，也可以培育社會自治，社會自治同樣可以加持國家公權，引入更多有序的、成熟的社會組織參與，是政治發展的重要方面。當下政權組織應當逐步大力培育和支持社會組織發展，創造讓社會組織健康有序參與到治理過程的條件。

再次，完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的任務，既取決於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的理解和創新，更取決於現有政治體系的發展定力與堅定改革。十九大報告非常明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對人民來説，這一切能否得到保證是政治發展道路是否有吸引力的關鍵。執政黨首先要保證努力衝破不適宜的體制機制障礙，保持矢力改革的形象，從戰略上加強政治發展的系統設計；還要持續地推動政府改革，讓人民羣眾在實踐中獲得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與機會，使得民眾享有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提升民眾日常生活的獲得感、幸福感。

總體而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充分挖掘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觀，創造性地總結和發展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理論。尤其是，關於過渡時期的政治發展形式和條件等等問題，確實需要重新研究。對於新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均有深刻變化的國家而言，如何創建一種繼承馬克思主義政治理念、又符合過渡時期特徵、而且充分體現優越性的政治發展形式，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理論界和實務界，要共同努力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理論的時代意義。

責任編輯：冷模 一審：陳鑫  二審：王錚

文章來源：《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