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歷史從神話傳説中解放出來_風聞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楊共樂 

原帖：http://his.cssn.cn/lsx/sxpy/201911/t20191111_5032475.shtml

　　公元前5世紀是希臘世界精英薈萃、星光燦爛的時代，也是古典史學在文化領域大放異彩的時代。雅典人修昔底德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即是這個時代留給人類的絕品佳作。

　　立足於人本身來解釋歷史是修昔底德史著的重要特點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修昔底德花了近30年時間精心創作的鴻篇鉅著。雅典同盟與斯巴達同盟間20餘年的戰爭是本書的主題。修昔底德選擇這場希臘古代世界最重最大且親自經歷的戰爭作為自己終身研究的對象，目的是把歷史從神話傳説中解放出來；從誇大事實的詩歌中解放出來；從“不願花費氣力去發現真相，而更傾向於接受他們所聽到的第一個故事”的現象中解放出來；從只追求愉悦聽眾而不是説出事實真相的散文編年史家中解放出來。修昔底德依靠目擊者的陳述和他自己參加戰爭的經歷、經驗，通過考察、批判、辨別、比較，糾正權威和習俗的偏見，形成特色鮮明的史學體裁與敍事風格，使希臘世界的史學穩固地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立足於人本身來解釋歷史是修昔底德史著的重要特點。受智者學派“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思想的影響，修昔底德總是以人為出發點來敍述人的目的、人的行為、人的成功與失敗，來闡明事件的起因、記錄事件的過程、分析事件的後果。在修昔底德看來，“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勞動成果”，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是人類的憤怒、恐懼、妒忌、遠見、判斷與智慧等，而並非人力之外的因素。在修昔底德筆下，既沒有任性的天神，也沒有宿定的命運，而只有城邦、族羣與社會之間的衝突與爭戰。修昔底德沒有為神靈留下施展力量的空間，也沒有為神事留下神聖的位置。希羅多德史書中多次出現的“神諭”在這裏消失了。修昔底德甚至堅決拒絕把各種災難當作即將出現的人間禍福的預示，認為：日食、月蝕、地震、風暴等都是自然現象，與神靈毫無關係，不能被看作是人類吉凶禍福的徵兆。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代，所有的事件都是人類意志、人類自身選擇和實踐的結果。人類主導自身的行為，並必須對自身的行為與活動的結果負責。修昔底德已經徹底地把人類歷史從神人合一的記敍中獨立出來。

　　追求史實之真是史家的第一要務，也是修昔底德終身奮鬥的目標。他強調歷史學不應取悦流俗，而應以揭示真相為準則，消除虛假的“事實”。他客觀敍事，嚴格選材，重視一手資料的合理使用，堅決擯棄以拼湊逸聞軼事來撰寫歷史。在書寫著作期間，修昔底德從不輕信謠傳故事。為了真實，他不惜奔走於捲入戰爭的各個城邦，實地考察戰爭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澤、港口、關隘；為了真實，他到處打探、詢問事件的目擊者，從他們那裏獲取可靠的資料。修昔底德記事的準確性，已一次次被近代學者所證實。例如，1877年在雅典衞城出土了一塊石碑，碑上所刻的有關公元前419年雅典與阿爾哥斯等城邦的締約銘文，幾乎與修昔底德書中所載的內容完全吻合。無怪乎連看不上古典史學的猶太史家約瑟夫斯都不得不承認修昔底德是他那個時代“擁有最高準確度”的史家。

　　深入反思戰爭、探索戰爭原因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顯著特色

　　深入反思戰爭、探索戰爭原因是修昔底德撰史的重點，也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顯著特色。修昔底德一邊考察戰爭的進程，一邊思考開戰後交戰雙方的成敗得失。“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引起拉西第夢人（斯巴達人）的恐懼，從而導致了戰爭”是修昔底德的核心論題。為證明這一論題，修昔底德以史實為據，以雅典的發展為線，論證了雅典的崛起，論證了雅典崛起後希臘格局的深刻變化。在修昔底德看來，雅典由後起的小邦發展為希臘強國，共經歷了50年的時間。50年間，雅典完成了由霸國到帝國的發展歷程，勢力範圍也由阿提卡半島擴大至希臘的大部分地區。50年間，雅典強徵盟國貢金，不斷濫用權力，並將強權理論應用於邦際關係的處理之中。最後，雅典和斯巴達同盟者間的矛盾加劇。雅典“開始侵略斯巴達的同盟者了”。當雅典勢力越來越強，當雅典不斷動用武力挑戰希臘共有價值理念的時候，斯巴達的確感受到了“能夠毀滅我們，或能以給我們帶來巨大痛苦的方式來傷害我們的巨大力量”的存在。恐懼隨即而生。而當用來預防戰爭的各種手段全都失效時，戰爭也就成了必然的事。修昔底德在研究和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給後人提煉出的經驗與教訓精到深刻，我們能夠從這裏更清晰地瞭解到：雅典崛起依靠的是結盟與武力擴張，帶有明顯的進攻性；雅典與斯巴達皆以結盟起家，但常常也為同盟所累；雅典與斯巴達都犯有誤判對方形勢的錯誤。

　　修昔底德及其作品受到很高評價

　　修昔底德對自己的作品是有信心的，對自己的成果也是滿意的。所以，在開篇不久，他就自信地向世人宣佈，他的作品不是“為了迎合人們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古典學者琉善對修昔底德及其作品評價極高，認為：修昔底德是史家崇高的典範。他明白“良史”和“拙史”的區別。他堅信他的作品應成為千秋百世的財產，而不應徒為眼前沽名釣譽；他應該把信史留給後人，而不應向今人譁眾取寵。他以實用來衡量歷史作品，規定信史的目標是：如果歷史可能重演，前事不忘便能成為今事之師。琉善還記載，雅典的德謨斯提尼曾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抄寫過八遍。近代學者霍布斯認為修昔底德的著作達到了“歷史寫作才能的頂點。”盧梭更評論道：修昔底德“敍述史事而不加他的評語，然而他也沒有漏掉任何一個有助於我們自己去評判歷史的情景。”斯賓諾莎也認為：修昔底德具有“真正的古典能力，能把當下的事件寫得栩栩如生，不辯自明。”在史學科學化的過程中，修昔底德再次被立為古代客觀史學的標杆，被尊稱為“科學和批判歷史學的奠基者”、“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實態度的史學家”，其作品備受近代史家的推崇。

　　當然，修昔底德只能在時代給予的舞台上施展才華，因此，評論他的作品不能離開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客觀地説，是時代造就了修昔底德，而修昔底德的創造又反過來使時代的精神有了新的昇華，使西方的史學有了更好的遵循。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