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瓊 | 承繼與開拓：中國環境史研究向何處去？_風聞

基本信息

作者簡介：周瓊，雲南大學西南環境史研究所教授，博導，主要從事環境史、災荒史、災害文化、生態文明等研究。文章原刊：《河北學刊》2019年第4期。

摘要：中國環境史研究在國外名著譯介、環境史理論方法及學科基礎理論探討、具體問題研究、史料及文獻、特殊生物物種變遷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海外學者的中國環境史研究及國內環境史研究機構及平台建設成績斐然，交叉學科研究法取得的成果改寫了既往的歷史結論，彰顯了環境史學的成就。但也存在研究論題及路徑模式化及單一化，研究思維固化，大部分研究侷限於“史”的範疇，缺少與現實聯繫及溝通、對話的空間及核心話題，史料（文獻）的發掘研究不夠深入系統。環境史學要深入、系統發展，不僅在研究層域、視域、路徑、方法等進行創新，還要在研究思維的取向、旨趣上創新，進一步凸顯環境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不忘學科研究及建設的初心及使命。

中國環境史的起源很早，新中國成立以來，環境史有了不同的關注點及研究成果。但真正起步發展或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方向或學科也是近三十年的事。真正作為一門新學科尤其是“歷史學學科增長點”受到各高校及科研機構的推重，不過三十餘年，卻拓展了歷史學的研究視域，推動了歷史學科的發展，歷史學傳統的研究方法、路徑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多學科交叉的理想，也實現了歷史與現實之間溝通對話的可能性，增強了歷史學資鑑、服務現實的功能。在中國環境史學研究魅力困境及轉型階段，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的盛世，，對環境史的成敗進行總結及反思，並展望未來，成為當務之急。

檢討中國環境史研究的已有成果，成果斐然、新人輩出和形勢喜人是目前公認的關鍵詞，但其研究路徑及範式、研究思路及論題，也日漸進入固化及瓶頸狀態，環境破壞論（衰敗論）及碎片化研究的特點極為突出。對現狀進行總結、反思，使其進一步貼近現實及學科建設需求，系統思考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如何打破僵局及困境，實現環境史學的轉向與創新發展，使其真正成為反映歷史以來環境發展變遷的全貌，並展現變遷原因、結果、特點、規律的成熟學科，在研究主題及內容、路徑與方法、層域與時空場域、理論探討及實證研究等方面做出開創性成果，不忘環境史學構建及發展的“初心”，更好地體現環境史學服務、資鑑現實的社會功能及時代的責任與使命、擔當精神。

一、中國環境史學的斐然成就

中國環境史研究最大的學術成就之一，就是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者極其重視對本領域學術研究狀況的梳理及總結，在各類刊物上發表了不同主題的研究綜述，如張國旺、佳宏偉、汪志國、高凱、陳新立、梁治平、潘明濤、蘇全有、韓書曉、劉志剛、譚靜怡、薛輝、楊文春、邢哲等的綜述有代表性，對學界迅速瞭解環境史最新研究動態，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綜述大多關注已有成就，對研究中的不足及成就的進一步總結方面略顯蒼白。謹對目前環境史研究成就簡要總結如下：

第一，中國環境史學的發端性成就——國外環境史名著的翻譯、推薦，促進、推動了中國環境史學的產生及發展。這是由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者開創的，進行西方環境史論著及觀點譯介的成就斐然的學術陣營。由於教學及學術研究的需要，這批學者最早接觸到西方環境史的經典論著，並將其視域中最好的環境史著作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發行。最早的先驅者、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學者，是美國史研究者侯文蕙先生，她最早向中國學界譯介了以美國環境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為代表的一批美國環境史著作，這是中國環境史譯介的啓蒙者及開拓者。其次是中國世界史學者包茂紅、高岱、梅雪芹、高國榮、付成雙等翻譯介紹的西方環境史論著，並撰文著書闡述自己的環境史理論及觀點，重點集中在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內涵、理論、方法等，這是第二代環境史譯介的學者羣。第三代是具有西方留學及研究背景的少壯派學者翻譯推介的環境史論著及觀點，他們是年輕的海歸或第一代、第二代世界環境史學者的傳人，如侯深、張莉、賈珺、費晟等人，譯介大量現當代西方環境史新作。這些譯介及各自觀點的闡發，使中國歷史學者在短期內迅速瞭解並掌握了國際環境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觀點、理論及方法，產生了研究中國環境史的興趣及慾望。隨後，中國出現了一批對中國環境史的定義、對象、學科起源等理論進行探討的學者及成果。因此，對西方環境史論著及主要學術觀點進行譯介的學者羣及其工作，開啓了中國環境史學的啓蒙、發展及學術研討、機構建立等漸趨繁榮的學科構建之旅。

第二，對中國環境史研究的理論及方法、環境史學科基本理論進行的探討及豐碩成果。主要是對中國環境史的概念（定義）、內涵、研究對象、理論、方法，以及環境史史料、史學史等進行的研究及思考，以中國環境史學科的構建為使命，其“中國的”環境史韻味及特點極為濃厚。在相關理論問題的探討中，以思考和構建中國環境史學科為己任，以中國環境變遷史中具體問題的深入研究及探討為對象，取得了豐富的成就。以劉翠溶、包茂紅、王利華、王子今、李根蟠、朱士光、藍勇、夏明方、梅雪芹、侯甬堅、鈔曉鴻、景愛、周瓊等為代表，對中國環境史研究的對象、內涵、理論及具體方法等問題，從不同視角、層域進行了系統論述及探討，對中國環境史學科構建中基本理論的產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動作用。這是對環境史學科構建支持最大的學者羣，是長期從事環境史研究、在各自領域經驗豐富的學者組成的穩定較大的研究隊伍，也是中國環境史學科早期建設的中間力量。

第三是對中國環境史具體問題進行的研究，是中國環境史研究中成就最凸顯、成果最多的領域。對中國環境史的具體問題，如區域環境史、斷代環境史、環境思想史、環境制度史、戰爭環境史、環境保護史、海洋環境史、城市環境史、環境災害史、環境疾病史、考古環境史等為研究對象，成果豐碩。這是中國環境史研究中人數及成果最多，但也是最不穩定的陣營，很多成果不是專門的環境史研究，只是相關研究涉及到環境史領域，或對區域環境史或其中某問題進行了集中探討，卻因關注及研究核心不在環境史，或進入研究後發現自己面臨多學科交叉卻無法深入，不得不放棄或轉向，致使研究成果及研究隊伍缺乏可持續性、穩定性。這是環境史研究出現“蜂擁而起”式炙手可熱的盛況（成果見相關綜述），但又很快出現“零落難繼”式的相對平靜，且難有創新及深入的高質量成果的原因。該陣營以青年學者居多，半數以上是十餘年來環境史學科建設及相關領域研究中培養的專業人才。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積累及交叉學科研究方法的錘鍊，該羣體除半途退出者外，堅守的學者應是未來中國環境史的中堅陣營，最具創造力及爆發力。

第四是奠定中國環境史學科基礎研究的領域及成果。如環境史史料及文獻的梳理、蒐集與研究陣營，逐漸積累、奠定了環境史作為歷史學分支學科的專業、基礎性成果。環境史文獻的類型、分佈、特徵，甚至進行了專題式的、區域性的環境史文獻及史料蒐集整理等。這些研究大多采用了傳統歷史學分支學科的基礎方法，對文獻來源、特點、分類進行研究，也有對個別環境史文獻或地方、區域文獻中的環境史史料，進行專門的梳理研究，成果豐碩，對起步、發展中的環境史學科，起到了奠基及支撐作用。

第五是真正體現出交叉學科魅力、能更好理解特殊歷史演進及結果（如王朝更迭）的真正歷史動因的研究及出人意料的成果，是歷史學“跨界”研究的成果，如氣候變遷、巨型環境災害如地震、雪災、旱災、瘟疫及農業環境變遷、資源枯竭等導致的歷史鉅變，糾正了很多史家對歷史的錯誤解讀和書寫。如韓茂莉、馬俊亞、趙珍、馮賢亮、王建革、楊偉兵、韓昭慶、楊煜達等學者的成果，讓學界看到了環境與人的關係中，與傳統認知極不一樣的歷史側面。這是環境史改寫或重構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使環境史成為歷史學新興分支學科中最有富有生命力、最吸引眼球的亮點，也使很多似是而非的歷史更加靠近了真相，讓人類的歷史真正迴歸到自然界中，也使人的歷史成為自然界歷史中一個特殊物種為了生存、發展而利用其它物種及資源的歷史。

第六是特殊生物物種的歷史及其系統研究的豐富成果。這些成果最早不是以“環境史”名稱而出現而存在的，早先是被劃入地理學、歷史地理、自然史等學科領域，從當今的視域看，這是在自然或人文學科的視域下不自覺進行的環境史研究成果，如森林史，特種植物如楠木、竹子、梅花等歷史的研究，某些特殊動物變遷史如大象、犀牛、老虎、孔雀、長頸鹿、大熊貓、揚子鱷等的研究及豐富成果，如何業恆對中國多達165種野生珍稀動物在人類歷史時期空間分佈的變遷情況，尤其對獸類、鳥類、爬行類、兩棲類、魚類等進行了論述。也有從農業史、經濟史角度進行的糧食作物如玉米、馬鈴薯、煙草、咖啡、金雞納、橡膠等物種的研究。這些成果不僅擴大了環境歷史進化及變遷中，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或種羣的歷史認知及範疇，實現了自然及其歷史真正進入歷史書寫及記錄的目標，見證了李根蟠等學者強調的人類及其他物種迴歸自然並各自有其生存、發展、變遷歷史的客觀論斷。

雖然一些學者會提出環境史去“搶”了歷史地理或人文、自然地理的成果及飯碗等説法，但在新學科不斷湧現的時代，進行學科歸屬問題討論時，大多依據學術成果所涉及的學科門類來進行分類及歸屬。這就會使同一類或同一結論的成果被分割在不同的學科或學術領域，而相同或類似領域及學科的學術研究及成果，因路徑及視域的不同，結論很有可能完全不同或相反的情況比比皆是。因此，早期歷史自然地理的學者完全是從歷史地理的學科視域出發，不自覺地完成了當今學科歸屬中屬環境史領域的諸多問題的研究，是較為正常的。

這些成果成為中國環境史早期研究中，利用跨學科方法及路徑進行的最有質量及內涵成果的代表，撐起了中國早期環境史的半壁江山，證明了中國環境史的研究早於西方，並在一開始就以獨特路徑及方式存在，表現出了不同於西方環境史的研究範式，獨闢蹊徑，進行了具有中國人文歷史及自然環境變遷特色的自然物種變遷歷史的研究。

第七是海外學者的中國環境史研究及其成果。這些學者率先從整體上對中國環境變遷史進行了研究，彌補了迄今為止中國學者在中國環境整體史研究中成果不足的缺憾。最著名的是美國環境史學者馬立博（Robert B. Marks）的《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伊懋可（Hark Elvi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趙岡《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之變遷》、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於2009年出版《近代中國的漁業戰爭和環境變化》、2014年出版《中國的戰爭生態學：河南、黃河及其他（1938—1950）》等，成為海外中國環境史研究中最著名的標誌性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人與自然互動關係的探討”，論證了“環境史講述的是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角色與地位”的觀點，即伊懋可説的“透過歷史時間來研究特定的人類系統與其他自然系統間的界面”。美國環境史學家濮培德（Peter C. Perdue）（韓昭慶譯）的《萬物並作：中西方環境史的起源與展望》認為環境史是跨越邊界的，“環境史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的觀點極富啓迪性，是“全球環境整體觀”及其理論的實踐者。

第八是出現了一批以“環境史”、“生態史”為準確名稱的研究機構及團隊，並按機構所在區域形成了既有整體性、又有區域性特點的研究成果，帶動了區域環境史團隊的成長，成為中國環境史學科向專業化、地域化發展的標誌。也是中國環境史學進入團隊化集成及人才培養的階段，標誌着中國環境史獨立學科意識的形成及團隊建設與學科建設同步的開始，使中國環境史學打上了當代學科建設及發展的鮮明烙印。當然，也導致了中國環境史學在建設及發展初期，就缺少了融通及國際化的視域，過分侷限在“中國”的時空範疇下。

總之，中國環境史自三代肇始，先秦正式成形並發展，秦漢以後得到了儒道思想家的深化及發揮，很多思想被統治者吸收轉化成為生態管理及保護的措施，推動着中國古代生態保護、環境思想的發展。唐宋以降，隨着儒道思想文化的發展及時代的變遷，環境思想、環境保護措施、環境管理制度、官方及民間的環境法制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及完善，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環境史的發展。明清時期，環境問題開始突出，生態治理思想覺醒並推動了中國植樹護林及環保法規的發展，豐富了中國環境史的內涵。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環境史研究開始發端，各類成果相繼出現。各階段、各地區生態環境變遷史及其生態思想、環境制度及措施等，都在不同時代、類型的典籍中留下了印跡，對中國環境史學及學科建設、對當代環境治理產生了積極影響，也為環境史學未來要進行的深入、系統、廣泛的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也中國環境史完備學科體系的建立及發展，有了強有力的基礎和良好的前景。

二、中國環境史研究的困境

中國環境史被部分學者認為是熱門的“顯學”而受到青睞，湧現的很多成果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但就算是在“高歌猛進”的中國環境史火熱研究時段（2005-2016），環境史也出現了很多自身難以克服的困難而在很多問題的研究中，陷於停滯狀態，高質量、開創性的成果減少，程序化、模式化路徑的研究成果增多。大部分論點及路徑相同、區域及具體問題不同的成果，呈現出單一性的、表面上非重複但實質上缺乏創新的特點，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環境史學陷入了“衰敗倫”、“破壞論”的研究桎梏及循環中。事實上，很多成果的觀點及結論也一再證明了環境破壞論的思維模式在學界的流行及固化，限制了中國環境史學及學科的進一步深化及系統化發展。目前，中國環境史研究學無論是研究路徑、方法，還是宏觀性、理論性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固化及困境。

首先，研究論題及研究路徑的模式化甚至單一化。目前的成果大多是區域性環境變遷、環境制度、環境思想、環境管理等方面的內容，從表面上看，大部分成果在區域環境史研究中具有極大創新意義，梳理了區域性環境變遷歷史的脈絡。但從研究論題的層域看，大部分成果除了研究的區域、地點名稱及具體史料有差異外，研究路徑及方法都是沿着一個固定的模式進行：明清或是唐宋以前生態環境相對良好，因人為干擾及破壞，各地環境出現了森林覆蓋率減少、水土涵養功能退化、水土流失面積增大等現象，從而出現了泥石流、水災、旱災、蝗災等環境災害的相對一致、甚至相同的研究路徑及結論——這就是大家熟知的、顯而易見的環境破壞論或環境衰敗論路徑。

這雖然可以使中國環境史學在豐富的個體化（碎片化）、區域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更便於整合及尋找規律，發現更多趨同性（同質性）特點，可以更好地書寫及研究中國的整體環境史。但對環境史的具體論題及內容的研究而言，這個特點卻使研究的成果及觀點、思路及路徑日漸單一化，缺少了跨學科及交叉學科所應具有的豐富性及靈動性特點，“‘環境破壞論’觀點有其獨到之處……在歷史地理學、環境變遷等領域具有一定的促進學科發展的作用。但是，對於人類歷史上開發活動的評價絕不能以此為滿足，對歷史進行全面而負責任的評價，對學科發展的大力促進，需要的是鋭意進取的行動，不斷超越的思想。”

其次，研究思維的固化及程式化。目前大部分的環境史研究者，都不自覺地按照大多數研究者贊同的“環境史是研究人與自然環境互動關係的歷史”的概念及內涵開展學術研究，不自覺地把核心點過分集中在“環境”、“生態”等關鍵字詞上，僅是下意識地只重視字面上出現“環境”、“生態”、“森林”、“植被”等關鍵字眼，就進行直接相關史料的蒐集及研究，忽視了與這些字詞有間接關聯、甚至是字面上無關聯但實際上有密切關聯的史料及內容的研究。使中國環境史的研究呈現出了固化及程式化的傾向，缺乏具體、形象及靈動的研究論題及內容，更缺乏多樣性的研究視域及路徑。

在這種背景下，無論是被視為是歷史自然地理還是自然史的視域，限於學科專業的分工，都缺少對自然要素尤其動植物種類及相關要素的系統、全面研究，尤其是在動植物物種不斷減少、滅絕的時代，在人們呼換並強調生物多樣性、人與自然共生的生態文明時代，自然史尤其各類生物史的研究，就顯得彌足珍貴且急需。

再次，大部分研究及成果侷限於凸顯“史”的專業特點，缺少了與現實聯繫及溝通、對話的空間及核心話題，使中國環境史學缺少了靈動及現實的韻味，顯得呆板、死氣沉沉，偏離了史學資鑑現實的根本功能，使環境史學失去了靈魂。雖然目前很多環境史學者及團隊如王利華、梅雪芹、王建革、鈔曉鴻、侯甬堅、周瓊等，分別從不同層面進行生態文明的學術交流活動及具體的調查研究。但大部分學者依舊認為生態文明是當下的政治任務及口號，與“真正意義”上的環境史研究有極大的差距，從學術心理的認知上及實際的研究論題中，下意識地排斥生態文明，把擺在眼前的歷史學經世致用及服務、資鑑現實的功能，人為地束之高閣，割裂了歷史與現實的聯繫，使環境史學停留在過往的層域上。

這就導致了中國環境史的研究論題，大多統一地集中在環境變遷、土地利用、森林面積變遷、農業及礦冶業開發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等傳統、固化的層面上，沒有能力和潛力去挖掘中國環境史上更有意義、內涵更豐富的選題及領域。對很多更有價值的選題，如官方及民間的環境法制、環境保護及恢復良好的具體案例及理論、各地各時期的環境治理及環境管理、環境災難應對的機制及措施、環境制裁等鮮活、靈動案例等的探討，就相對顯得較少。

學界也因史料記載的粗糙、模糊性特點，也缺少相關的數據，鮮少擴大到歷史上的水域環境、土壤環境、大氣環境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及探討上，使計量、統計、分析、生態、生物化學等屬交叉學科、對環境史研究極有説服力的研究方法，難以在具體研究中使用。使環境史學遠離了現實，缺少了可以繼續深化及發展的生命力及源動力。

第四，作為支撐中國環境史學的環境史料學（文獻學）的發掘及研究成果，還不夠深入，成果也缺乏系統性及完整性。雖然目前環境史文獻及史料的研究成果較多，但是系統、專業的蒐集整理及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見。迄今為止，中國環境史各領域的研究得以順利、快速的推進，完全得益於散存在正史、檔案、起居注、奏章、實錄、方誌、筆記文集、遊記、報刊、公私文書、日記、信札等漢文文獻中對環境不同側面的豐富記載，以及目前不斷髮掘的碑刻、田野口述、民間文獻甚至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獻，文學史料、

圖像史料、環境考古及科技考古的資料等新史料的不斷髮掘與運用，才使中國環境史尤其區域環境史的研究成果日新月異，也使區域環境變遷史的原因、過程、結果有了初步的展現。

但很多散存於中國豐富典籍及民間文獻中的環境史史料及文獻，以及自然科學研究的史料及數據、結論，迄今尚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及利用。不僅侷限了環境史論題的視域及研究深度，也侷限了環境史學的全面發展。

第五，具體、微觀問題即碎片化研究有餘、整體性及宏觀性研究不足。目前，中國不同區域環境史的研究成果極為豐富，但環境整體史的研究嚴重不足。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出版一部由中國本土學者完成的“中國環境史”專著，成為中國環境史學繼續發展及學科構建中最顯著的短板，影響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及學術、社會效應。

雖然目前很多高校都設立了環境史研究生學位培養點，專門從事環境史方向碩士、博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後的教學及學術人才的培養，但迄今為止，中國還是沒有出版過一部中國本土學者撰寫的環境史教材。中國環境史教材及整體史著作的空白，不僅限制了環境史人才隊伍的擴大及學位點的人才培養，也對專業研究者在研究論題及內容的全面把握、提升與超越方面構成了阻礙。

而中國本土整體環境史專著的缺乏，無疑暴露了中國環境史學先天不足的弊端，以及後天發展中專業研究隊伍的欠缺及人才後繼不足，從而導致的持續性及後頸嚴重不足等顯而易見的缺陷。反映了中國環境史學的人才培養及學科建設，雖然看起來得到了各高校的重視而熱熱鬧鬧，但各高校學科發展規劃者卻尚未從根本上尤其是從資金及隊伍建設上重視及支持環境史學的研究及學科建設，環境史學科帶頭人及建設者常常面臨無米之炊的局面。

第六，尚未真正實現跨學科研究。雖然很多的項目論證及環境史研究論著的目標，都是實現跨學科的研究，以得出更客觀、更全面的結論，但真正能運用跨學科及交叉學科等研究方法的史學研究者，數量較少。目前的環境史研究中，運用了交叉學科研究方法及理論的多是自然科學的學者，他們利用數理統計與分析、運用了GIS技術、粒度、古地磁、碳14、光釋光、沉積、孢粉分析、冰芯、樹木年輪、珊瑚化石等自然科學的技術及檢測手段，進行了區域環境的定位、定時、定性研究，藉助部分史料，得出了很多寶貴的成果，這些成果對推進環境史客觀結論的得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自然科學過分依賴技術，對長時段歷史演變規律、歷史大背景及具體時代的歷史場景不清楚，也由於自然科學研究者對史料的整體把握不準確，或者是引用了一些不專業甚至是出現錯漏的史料，甚至使用一些被文學家考訂後認為的舛誤、偽造的史料，就極大影響了其結論的準確性及客觀性。

同樣，部分人文社科由於專業的先天欠缺，而過分信服自然科學的一切檢測結果及結論，在使用數據的時候，不加審核及考證，也不對數據的時段及區域進行嚴謹認證，就盲目運用一些不權威的、或看似權威但與主題嚴重偏離的自然科學數據，導致研究思路及歷史場域的錯亂及偏差，最終導致研究結論不準確、不客觀，甚至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第七，環境史學科的獨特性，尤其是與歷史地理、環境科學、生態學等學科相聯繫及比較時，其學科的差異性、不可替代性及研究問題的獨特性，還不夠鮮明及突出。即中國環境史與地理學、歷史地理尤其歷史自然地理、生態學尤其是植物學及動物學、資源環境史學等學科的比較中，其學科的準確具體內涵、研究範疇、研究對象等，特色不鮮明、內容不豐富，學科屬性尚未得到彰顯。相關的研究及結論，也不足以支撐該學科迅速就成為獨特的新學科。

環境史是歷史學領域內，跨學科及綜合性學科特色最濃郁、學科立體型最突出的分支學科。但在具體的問題的研究中，環境史與鄰近學科的詳細、準確的差異性及獨特性，尚未有學者真正進行過辨析及考訂，也缺乏公認的結論。使環境史學一直處於模糊、不明晰，甚至似是而非的狀態中，影響了中國環境史學的獨特性、不可替代性等特點的彰顯。

此外，大部分研究成果，沒有注意到環境發展史中的偶然性、不確定性，也沒有注意到環境變遷史中的必然性、複雜性。環境變遷史的原因及其發展趨向、結果，往往是複雜的、多維的，其間既有偶然性要素，也有必然性要素。不同的階段及區域，偶然性及必然性往往是相互依存、制約，但可以相互轉化的。但目前中國環境史學的大部分成果，對環境變遷史中的偶然性及必然性，以及環境變遷史的特點、規律、趨勢等問題，往往沒有進行理性的思考及關注。致使研究者對環境變遷史理解及把握出現了片面性及單一性趨向，使研究結論出現不確定性及泛化性。

三、中國環境史學的突破

中國環境史學方興未艾，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關鍵時期。但困境及某些問題、桎梏的存在也是客觀的、正常的。但學科建設及發展、資鑑現實功能發揮等的實際需求，使中國環境史學急需突破桎梏、擺脱困境。為了環境史學深入、系統的發展，不僅應該進行研究層域、視域的創新，也需要進行研究路徑、方法的創新，更需要在研究思維的取向、旨趣上創新。

第一，是研究層域上的轉向及創新，除繼續進行中國環境史學的理論研討及創新性研究外，還更應該進行中國環境整體史及其他宏觀層域問題的探討。

中國環境史學儘管成果豐碩，但學科理論、學科置及規劃、研究方法等學科建設的基本問題依舊沒有形成體系。且環境史學的發展只有幾十年時間，與傳統史學領域相比，學術積累還較為薄弱，還有大量的空白領域有待填補。目前學界對一些基本的概念、研究範圍、與其他學科的關係及本學科的定位等基本問題的認知上仍然存在爭議，尚未形成定論；某些看似已成定論的問題實際上依然存在偏差或錯誤。因此，中國環境史學的當務之急，不僅需要加強學科理論及基本問題，如學科的功能屬性、學科範疇、學科目標、學科宗旨、研究手段及範式等的探討，還需要對一些概念、基礎問題的內涵進行討論及釐定，尤其要釐清一些基本的學科思想及學術概念的準確內涵。只有明確了學科的邊界及目標，才能奠定良好的學科建設的基礎。

中國環境史學的學科構建中，最應該實現的轉向，是研究的旨趣應該從微觀、區域環境史研究，轉向宏觀、整體環境史的研究，避免研究論題過於碎片化的傾向。只有從整體、全局的視域去把握及研究問題，從整體去看局部，才能準確、客觀地把握局部的每個層面、每個階段，才能看到環境變遷史上不同面向、不同時代的具體狀況及連貫性，才不會割裂歷史。應該從整個中國、從全球環境演進及變遷史的宏觀視域，進行具體問題的研究及學科的構建，學科的屬性、定位、界域、框架、子方向及體系的劃分與構建等問題，才能提上專業研究的日程，環境史學才能真正具備獨立分支學科的條件及基礎；才能具有從整體到局部、從局部到整體的靈活意識及思維、視野及胸懷，中國環境史學才能既具有廣度和寬度，也具有高度和深度，“中國生態史的研究意義既不限於歷史上的中國，也不限於今日中國的範圍，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全面評價過去……有助於各項工作的展開和推進。”

第二，環境史學的視域急需進行全方位的擴大，一是在歷史學內部的視域擴大，即環境史不能只是單純地就環境説環境，而是要把研究視域擴大到與環境及其變遷有密切聯繫的、直接或間接的領域，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二是自然科學領域的視域擴大，即從資料來源、研究方法及路徑上真正實現跨學科或交叉學科的研究，把此前未受關注的、與環境史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學科，納入環境史學的視域中。

眾所周知，環境史與歷史學內部聯繫最密切的研究領域是經濟史、思想史、或是人口史（移民史）、水利史、氣候史等。人們似乎在潛意識裏忘記了一箇中國曆史發展中最根本的主導因素——政治。作為具有幾千年專制集權統治傳統的國家，政治幾乎主宰了歷朝歷代的一切，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思想意識、生活、宗教甚至是科學技術，因此，學術研究離開了政治，很多問題的探討，在事實上就有了隔靴搔癢之感。縱觀目前的環境史研究成果，從政治史視域進行研究的寥寥可數，從政治角度把握中國環境變遷史動脈的研究也為數不多。中國環境史的變遷動因及變遷趨向，是離不開的政治的。離開了政治，中國環境史就缺了也缺少了靈魂，變遷的歷史就成為空洞的過程梳理，觸及不到最根本的內核。因而，中國環境史學視域的擴大，首先就從重視政治史開始，把政治史及其主旨、核心內涵，融入到不同時段環境變遷的每個環節、每個具體問題中，才從根本上把握中國環境史學的命脈。

自然科學視域的擴大，就是繼續關注生態學、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地理學、資源與環境科學、氣候學、災害學等學科外，還應關注此前重視不夠的土壤學、醫學、氣象學、天文學、氣象學、水文學、地質學、地貌學、生理學

水生生物學、景觀學、工程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領域，更應關注與環境史密切關聯的文學、藝術、美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管理學、教育學、新聞傳播學、信息管理等人文社會科學。只有將這些學科的基本知識、理論、科研成果與歷史學結合起來，融會貫通，才能真正把握環境史學的核心及靈魂。也才能對不同的環境史問題從專業角度去思考，研究結論才能客觀、正確，更貼近真實。

第三，在加強、深化環境史學傳統研究路徑的同時，強調環境史學研究與現實的對話及貫通，凸顯環境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不忘學科研究及建設初心，明確學術責任及使命，把環境史學服務現實的特性貫通到具體問題的研究中。

要徹底擯棄環境史研究中不自覺的“史不與今通”的固化思維模式及研究圉囿，應該糾正“學術不與政通”的極其隘及偏執的固化思維。通過深入、系統的歷史環境諸問題的研究，為社會提供正確的環境史思想及專業知識，發揮歷史學當之無愧的資世鑑今的作用。持續不斷的生態危機及無窮盡的環境問題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巨大威脅的促動，激發了環境史學家的責任感、使命感，成為環境史學興起的根本動因，環境史學的發展及具體研究，就更應該固守這個“初心”，牢記環境史學的社會責任及現實使命，“隨着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公眾對生態安全的關注度不斷提高……（黨和政府）把‘建設生態文明’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給環境史研究蓬勃興起提供了重要機遇，也賦予歷史學者以特殊的時代使命。”

當今環境史學科的發展及具體問題的研究，應當時刻注重把環境史學與現實需求密切聯繫的特學科點，改變傳統史學在史料裏尋覓的研究模式，而刻意把一門富有生命力的歷史學分支學科變成與現實相脱節、以過往研究為特點的僵化形象，而應該擔負起環境史學者應該有是社會及現實使命。

同時，經院式的環境史研究與社會需求之間在某些層面上的脱節，影響了環境史的社會認可度及接受度。使環境史在歷史學內的學科歸屬不明確，專業尚未進入教育部的就業目錄，研究生只能遊離在傳統學科的就業隊伍中，專業優勢無法顯示。甚至很多高校的學科設置、新學科的建構中，都沒有把環境史納入進去，使環境史位置尷尬，影響了團隊的建設及人才的培養。限制了境史研究隊伍的壯大，很多問題的研究無法推進及深入，這種狀況急需改變。

第四，凸顯中國環境史學的學術屬性及特點，立定其學科界域、學術定位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係及區別，明晰自身的特色，逐漸建構起中國環境史系統、立體的學術框架。

儘管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環境史學是20

世紀90年代在西方環境史學的推動下興起的，西方環境史學也確實促進了中國環境史學的興起。但中國環境史學是中國歷史學固有的部分，只是此前的史學家沒有完全明確地意識到並使用“環境史”這個名稱，即西方環境史學被譯介到中國之前，中國環境史學就已經存在，無論是環境思想、環境管理，或環境保護、治理，中央王朝政府及各地官府、民間都在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進行了實踐。

因此，作為一門擁有了漫長曆史、積累了豐富史料、極具現實感的歷史學分支學科，要將其從其他學科的附屬或誤解中剝離出來，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界定自己明確的學科界域，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可以實現的任務。而缺乏完整環境史學科體系的架構，是中國環境史學發展受阻的原因之一，使很多研究者無法準確把握學科研究宗旨及主要目標，“着眼長遠發展，積極建構概念體系，形成思想主線明確、結構層次分明的學術框架。這是一項十分重要、亟待實施的工作”。

環境史涉及諸多面向，它既不是單一問題及單向、線性尚未就可以進行及完成的研究，也不是平面、單個領域及問題的研究。這是涉及多個面向及層域的學科，其間的每個問題所涉及的面都是複雜的、多向的。這就決定了環境史學及其學術框架必然是立體、多面向、多層域的，每個問題及領域都與周圍的各要素產生直接、間接的聯繫，其影響也是複雜、多維的，這是環境史學的真面目，也是環境史學應該具有的存在形式。

第五，環境史學科話語權、環境史學派及環境史學術體系的構建，是中國環境史學進一步發展、學科建設目標及任務順利實施的關鍵要素。

中國環境史學的豐富成果，為其學術話語權的建立、學科合法性的確立，發揮了積極的支撐、促進作用。但中國環境史是個剛起步的學科，目前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與其廣闊的學科內涵來説，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其具體研究存在着無法避免的缺陷及不足。故構建話語體系是中國環境史學發展及學科構建最主要的任務，“環境史研究深切關懷地球居民的共同命運，該領域的學者擁有更多超越國家、種族和文化分歧的共同話語，中國學者應積極爭取更多的學術話語權。”目前進行的環境學者的訪談、筆談，環境史專欄及刊載環境史論文期刊的特色逐漸形成；以不同形式開展的環境史教學及人才培養、科研項目的立項及研究，都以不同的形式明確、支持環境史形成自己的特色、展現自己的學術話語。

中國環境史目前在理論層面尤其環境史學科建設方面的理論研究，受到西方環境史研究理論及研究模式的極大影響，制約了中國本土研究的創新性思維、觀點及獨立學術體系的產生，“引入西方話語本屬正常，但過於巨大的‘話語逆差’現象背後，是中國原創性和本土化的學術話語的窘境，以及對西方學術與理論話語的‘順從’”，導致中國環境史學的話語體系缺乏自己的特色及生命力，制約了中國環境史學國際學術話語權的建立及推廣。

當代任何一門新興學科的構建及發展，都是其學術話語權產生、建構，並在發展中相互促進、在發展中分化整合的過程。在現代學科發展中，如果一個學科沒有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那其存在及發展就會受到諸多質疑及挑戰，也很難得到其他領域學科的認可，不可能與其他學科有平等的對話及交流平台，遑論學科的發展及學術體系的構建。因此，中國環境史學術話語權的構建，成為學科建立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因素。

第六，中國環境史學既要看到歷史環境變遷中的破壞趨勢及災難面向，也要看到不同時期進行的環境保護及修復治理的具體實踐及積極效果。

環境的破壞及衰敗是自然演替的規律及結果，但破壞及衰敗進程的快慢、破壞後果的嚴重程度、破壞範圍的大小等，人為的因素如制度、科技、經濟、政治、軍事等因素，卻發揮了關鍵性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因此，環境史研究不應該只單純地梳理環境變遷的史實，雖然這是必要的，也是環境史存在及發展的基礎，但不應該是唯一模式及解説路徑。環境史研究應該更多探討環境變遷的不同動因及變遷趨勢，探討變遷的後果及歷史上自然及人為的環境修復的過程及結果。

作為客觀、理性的環境史學者，不能只是看到人類行為造成的破壞及其災難性後果，應看到歷史時期人們面對環境災害時的系列努力及實踐，包括思想、制度、技術等層面的措施及其良好效果；看到官方的制度與措施，看到民間的努力及實踐；看到個人不同類型的環境改造的嘗試，看到社會羣體一致的思考及應對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從自然及環境的角度，完整、全面、客觀、唯物、公正地還原並揭示環境史的發展過程及全貌，避免環境史破壞論的思維定式及單一研究範式。在此基礎上才能談得到中國環境史學的學科理論、研究範式的構建，離開了“全面向”、“立體式”的思維及研究取向，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就體系構建，將是無米之炊、無源之水。

第七，進行中國環境史學者的研究旨趣及現實情懷的培養，從根本上提升自身的學術情操及專業感情，既要有人文關懷的思想及意識，也要有自然及生物關懷的思想意識及視域。

大部分環境史學者把環境史研究對象界定為“人與自然相互關係的研究”，並堅持地認為：如果沒有人，環境史存在及研究還有什麼意義？這在理論上是毫無問題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也是完全正確的。但在自然環境裏生存的生物，不僅是人類，與人類發生關係的也不僅是生物。環境史學確實不能忽視人的因素，但只有人的環境史，難免會不自覺的陷入人類中心主義、環境破壞論的泥淖中，也會不自覺地陷入生態中心主義的極端誤區中。

在研究中要避免這種極端傾向，環境史學者就必須要有大思維、大境界。面對具體的研究論題時，既看到人類這個生物物種，也看到其他物種及環境要素的作用；既關懷人類的命運及未來，也關懷自然及其他生物、非生物的命運及未來。自然界及其包含的個體及羣體的存在及發展系統，都會與人類、與周邊的一切發生聯繫並相互影響、制約，也相互促進、彼此依賴共生，對自然關懷的情懷，最終也是對環境史學及其學科未來命運的關懷。

四、結語

中國環境史學有無窮盡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諸多困境及桎梏。既有創新的思想、視域及路徑，也有創新性、挑戰性的領域及難題。中國環境史研究向何處去？什麼樣的道路，才有助於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及學科的構建及可持續發展？

第一，承繼以往，開啓後來。在中國環境史學的研究中，對宏觀理論、方法及具體問題的研究，需要秉承傳統而基礎的原則，即承前啓後的原則.。既要將既有成果作為學術及學科的前期積累及繼續探索的基礎，也要在新視域、新路徑、新方法的層面上，以全球、全中國環境整體史觀的立場，開創全新、立體的中國環境史學新局面，並明確環境史學科的屬性及定位、界域與面向。既要避免把環境史變成包含一切問題及領域的大籮筐，確定環境史學的界域及特點，也要避免否認及迴避自然環境本身及其各要素的歷史發展、演替及共生、相互制約及影響的歷史。只有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的環境史觀，才能構建起一個可持續的、立體的、客觀的、全面的具有中國環境變遷史特色的學科框架。

第二，開拓創新，擴大視域，兼容幷包、遺世獨立。無論是研究的論題或領域、理論或方法、視域或層域，都需要不斷地開拓、創新。作為面向最繁複、立體性最強的歷史學分支學科，環境史已經進行的研究要素、領域及成果，還不及這門科本身所應研究論題的二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浩渺無窮盡的自然界及其變遷歷程，值得探究的論題是無窮盡的。環境史學就像一片片肥沃的、等待開墾的遼闊的處女地，值得人類去探究過去、探求未來。但若沿用傳統歷史學已有的研究路徑及方法，那很多的領域及問題，是無法展開有效研究的。必須無限制地擴大我們的研究思維、研究視域，對環境史學各層域的論題兼容幷包，開展深入、系統的研究，做出具有學科特色的標誌性成果，彰顯環境史學獨一無二的研究內容、學科特點，揭示其規律，才能使中國環境史學成為一門遺世而獨立、資世而鑑今的歷史學分支學科。

第三,宏觀與微觀兼顧，整體與區域並進，歷史與現實互通。中國環境史學的研究及學科發展，宏觀及微觀層面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既對中國環境史學的學科理論及其體系構建進行探討，也對具體的環境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既對區域的整體環境史進行研究，也對中國整個國家的全局環境史進行思考及研究，還要關注並研究全球不同國家及地區的環境史；既注意到區域環境史存在及發展的自然的、區位及人文的特殊性，也注意到整體及長時段環境史變遷中的普遍性。既看到區域及整體的過往環境變遷史，也要看到當代環境變遷的歷史；既要關注到每個人身邊的環境變遷與整個區域、國家乃至世界環境變遷的區別及關係，也要看到當下的環境變遷在未來環境史中的位置及作用。從現代環境變遷及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的具體狀況，思考歷史上時期環境變遷的不同面向，實現歷史環境與當下環境在思考及研究界面上的溝通、對話，把中國環境史學真正推上專業特色凸顯、框架體系系統的發展之路。

第四，人才培養與踏實的研究行動及系列成果，是中國環境史學持續前行的基礎。中國環境史學科特色理論的創建及發展，需要一代代學者持續不斷的努力及傳承；無論是何種問題及領域的創新，都需要一批批研究者進行承前啓後的、不間斷且踏實認真的努力及耕耘。因此，環境史人才的培養及團隊的建設，就顯得必不可少。既從史料出發，做出務實的研究，也可以客觀地記錄、書寫當下的環境史料，擴大環境史料的範疇，奠定環境史史料學的基礎，才能建立起立足當下、面對未來的環境史學。而中國環境史學研究及學科的未來發展的之路，就在每個環境史學者的眼中和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