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波：雖然村上春樹再次與諾獎擦肩而過_風聞

2019年10月10日，諾貝爾文學獎揭曉。波蘭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與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分獲2018、2019年度的諾獎，之前獲獎呼聲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再次與諾獎擦肩而過。然而就在次日，村上春樹獲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Grinzane Cavour Prize），也可謂失之桑榆，得之東籬。      在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村上春樹做了題為《洞窟中小小的篝火》的演講。他從自己經營爵士樂酒吧、29歲開始寫小説講起，指出“小説的歷史自從人類穴居開始業已存在”，人們圍坐在篝火前講述故事，驅散飢餓與恐懼。自己作為小説家的使命，便是創作故事。“如果能夠照亮存在於世界各處的黑暗，則是無上的喜悦。”村上運用洞穴、篝火的符號，意在講述自己身為作家的職責，即以文學為火，照亮人性、歷史的黑暗。      2019年第六期的《文藝春秋》上，登載了村上新創作的隨筆《棄貓——當我談父親時我要談的》（以下簡稱《棄貓》），作品刊載後引起了很大反響，其中關於父親（村上千秋）戰爭經歷的部分，尤其受到讀者與評論家的矚目。作品出版之後，村上又在其他雜誌上發表了訪談、遊記、隨筆，形成了彼此呼應、互為補充的文本羣。而且，2019年10月7日出版的The New Yorker雜誌上刊登了隨筆《棄貓》的英文翻譯，作品隨之進入英語國家的閲讀視野。本文將圍繞村上在《棄貓》中講述的歷史記憶與作家的職責，勾勒出近年來村上對於歷史、現實的新的思考。         

雖然，今年村上春樹又與諾獎擦肩而過，但2019年10月11日，他獲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    

《棄貓》——歷史無法遺忘

為了紀念村上春樹從事文學創作四十週年，新潮社於今年推出了《刺殺騎士團長》的普及版文庫本。四十年前的1979年，村上的《且聽風吟》於講談社《羣像》雜誌刊載，並獲得羣像新人獎。在《且聽風吟》的第一章，有一段容易被忽略的主人公的自述。“我一共有三個叔叔，一個死於上海的郊外，戰爭結束兩天之後踩上了自己埋的地雷。唯一活着的三叔做了魔術師，在全國的温泉地巡迴演出。”無疑，這是村上在作品中第一次涉及“親人”“戰爭”等關鍵詞，但這一沉重的話題未待深入，便湮沒在洋溢着青春失落感的細節之中。

      在現實生活中，村上也很少談及自己的私事。他的年譜中僅僅透露出父親出身京都的寺廟，二戰期間作為士兵到過中國戰場等有限的信息。直到1996年，在與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訪談中，村上無意中説起年幼時聽父親講述過他在中國戰場的經歷：      也許是親眼目睹，也許是自己動手，總之是非常悲傷的事。（略）對於父親，這無疑是內心的傷痕，所以也是我內心的傷痕。我和父親相處並不融洽，這也許是我不要小孩的原因。（《伊恩·布魯瑪的日本探訪》阪急交際出版社1998年版）      1997年，村上接受羅拉·米勒採訪時也談及，對自己而言，父親講述的戰爭是“記憶的遺產”。2009年2月，村上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獎的獲獎演説《高牆 與 雞 蛋》（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中主動地公開談及父親。村上講述，去年（2008年）去世的父親就讀研究生時被徵兵，參加了中日戰爭。村上年幼時，用早餐之前父親總是面對佛龕長時間地祈禱。村上問過一次為何祈禱，父親回答是“為戰場上死去的人”。村上直言，從中感受到的死亡的陰影和氛圍，是繼承自父親、為數不多卻極為重要的東西。      時隔十年，村上以自傳性隨筆的形式重新審視自己所揹負的歷史與記憶，坦誠且詳盡地講述了父親與戰爭，以及自己作為作家的責任等問題。隨筆以“關於父親我所記得的事情”起篇，首先講述了一則幼年軼事。讀小學時，村上春樹曾和父親把家中一隻母貓丟棄在離家兩公里遠的海岸邊，隨後便騎着自行車回家。可是，貓竟然比他們先回到了家。後來，村上了解到父親幼年時曾被收為養子，一年左右回到生父母家中。棄貓的故事從表面上看，與父親年幼的經歷重疊，似乎是一種巧合的敍事。然而之後出現的父親三度應徵入伍，安全生還的經歷，又與貓的迴歸產生了奇妙的對應關係。一旦被丟棄或面臨死亡，並重新迴歸，貓不再是從前的貓，父親也不再是入伍前的父親。另外，棄貓的行為似乎也是關於歷史記憶的隱喻，即使選擇遺忘、拋棄，也無法徹底消除，甚至會出乎意料地重新回到我們的現實生活。      村上的父親共有兄弟六人，其中三人曾應徵入伍。除父親之外，一個在緬甸戰場差點丟了性命，一個被編入預科特攻隊，僥倖生還。經歷過特攻隊的叔叔看見京都街頭的右翼宣傳車，總要教訓年輕人：“你們這幫蠢貨，根本不懂真正的戰爭，才會這麼胡説八道……”村上為何在《且聽風吟》中進行虛構，讓主人公説一個叔叔在戰爭結束後不久死於上海郊外呢？顯然，這並非村上實錄親人的經歷，而是通過虛構親人戰死的情節，紀念父親每天早晨為之祈禱的那些戰死者。

且聽風吟

在隨筆《棄貓》中，村上講述了自己為何長期以來不敢觸碰父親從軍經歷的原因。還在讀小學低年級時，村上聽父親講述了在戰場處決中國戰俘的事。日本軍方為了讓新兵儘快適應戰場，下達了違反國際法的處決戰俘的命令。“父親的回憶中，軍刀砍掉人頭的殘忍景象，無疑強烈地映在我年幼的心裏。”在長篇小説《刺殺騎士團長》中，“我”的同學雨田政彥的叔叔經歷了中日戰爭，被命令三次以軍刀砍殺戰俘的頭顱。這部分描寫便是直接來源於村上親耳聽聞的父親的親身經歷。      村上還找到了父親在戰爭期間所寫的俳句，其中一首是“身為兵卒亦為僧，無言向月手合十”。戰爭結束後，父親將早晨的誦經作為“功課”，並告訴年幼的村上，自己為戰爭中死去的戰友以及交戰方的中國人誦經祈禱。少年村上聽後沒有繼續追問。村上回想當時的情形，並非因為父親的阻止，或許是“我自己內心有一種抗拒繼續追問下去的某種東西”。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村上原先一直以為父親隸屬於第十六師團第二十連隊，即南京大屠殺中最先攻進南京的先鋒部隊。父親去世後，村上詳細調查了父親的從軍資料，發現父親原來隸屬於同一師團的輜重兵第十六連隊。而且，父親於1938年8月1日加入連隊，距離日軍1937年12月攻陷南京已經過去了大半年。得知這一真相，村上才終於解開了長久以來的心結。此後，1941年村上的父親第二次被徵召入伍，由於尚在京都帝國大學就讀，被視為未來的國家棟梁而免除兵役，而他隸屬的第十六連隊在緬甸幾乎全軍覆沒。父親第三次入伍是1945年6月，在日本國內服役，僅兩個月後日本戰敗。戰後，村上的父母結婚，1949年村上春樹出生。      

2019年6月6日，《朝日新聞》刊登了學者、翻譯家麥克爾·艾梅里克（Michael Emmerich）的文章，標題為《村上春樹 超越個人史》。艾梅里克認為，“談到父親時，村上並非要講述自己個人的故事，也並非要追溯自己的作家經歷。而是身為作家去冷靜地把握，在更深之處，我們勉強能抬起頭在激流與漩渦中隱約可見的，宇宙的殘酷的偶然的樣子”。艾梅里克指出，村上的隨筆並非個人史，而是充滿偶然的世界的真相。翻譯家鴻巢友季子也在文章《關於村上春樹的〈棄貓〉》（《文學界》2019年7月號）中指出，村上在與芥川獎女作家川上未映子的對談中提到，寫作彷彿一棟房子，地下一層是“自我”“父母兄弟”“創傷”，地下二層是村上文學的重點，屬於潛意識領域的題材。“以前的村上為了進入地下二層，總是避開視線，不去看日本現代文學的私小説性的主題。”如今，村上終於產生了觀看地下一層的念頭。      村上在隨筆《棄貓》中詳談父親的戰爭經歷，筆者認為主要基於兩點原因。首先，《刺殺騎士團長》第一部、第二部問世以來，作品中關於納粹德國入侵奧地利、日本的侵華歷史以及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描寫，引發了廣泛關注，是村上較為深入地觸及歷史的作品。詳細講述父親留給自己的

“記憶遺產”，有助於闡明作品的創作動機和作品的主題。其次，2019年五月一日，日本改用新年號“令和”，日本籠罩在喜慶的氣氛之中。筆者相信，村上在這樣的時間點講述戰爭記憶，出自一種責任與良知，意在提醒國民正視歷史。二戰結束後的日本經歷了昭和、平成，於今年迎來令和這一新的時代。但是，戰爭的責任並未清算，歷史的重負並未消失。在日本開啓令和時代的當下，追憶關於戰爭的歷史記憶顯得尤為必要。

挪威的森林（上）

順便提一下，村上作品中有許多涉及中國，但在《奇鳥行狀錄》之前，大多不涉及戰爭記憶。村上的第一本短篇小説集題為《去中國的小船》。他在訪談中這樣説過：“我是在神户長大的。神户華僑非常多。班上有很多華僑子女。就是説，從小我身上就融入了中國因素。父親還是大學生的時候短時間去過中國，時常對我講起中國。在這個意義上很有緣份的。我的一個短篇《去中國的小船》，就是根據小時候在神户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小説中出現了華僑學校的中國老師、大學二年級時認識的中國女孩、28歲時重逢的高中同學。村上的早期作品《且聽風吟》《一九七三年的彈子球》《尋羊冒險記》中，都出現了一個酒吧老闆“傑”，他是中國人，為人風趣，日語流利，卻從來沒有回過中國。在長篇小説《天黑以後》中，還出現了一個遭受傷害的19歲中國女孩“郭冬莉”。在村上春樹小説裏，“中國”藉助一個個平凡的小人物得以呈現。換句話説，這些人物有血有肉，形象真實具體，基本上都是善良的小人物。村上春樹作品的英譯者、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認為，《去中國的小船》“記錄的是敍述者如何對他生活中邂逅的幾位中國人開始懷有一種負罪感的過程”。      《棄貓》結尾處講述了另一則隱喻性的軼事，村上家一隻小貓曾爬到樹上卻下不來，第二天早上不知去了哪裏。村上這樣講道：“我時常會想起位於夙川家中，院子裏高高的松樹。回想那隻也許已在樹枝上化作白骨，卻還像殘留的記憶一樣緊緊抱住樹枝的小貓。然後思考死亡，想象朝着遙遠下方令人目眩的地面，垂直降落的困難。”換言之，向上爬升隱喻與現實保持適當距離，這不難做到；而朝着地面降落，隱喻關注歷史與現實，則並非易事。然而後者正是作家的職責所在——這或許正是村上想通過《棄貓》向讀者傳達的信息。    

海邊的卡夫卡

反思暴力與惡

村上春樹把自己的創作分為三個階段。最初處於摸索階段，作品主要是以處女作《且聽風吟》為代表的短章式長篇小説；第二階段受歐美長篇小説敍事的影響，以《挪威的森林》《世界的盡頭與冷酷仙境》等作品為代表；第三階段的轉型則完成於《奇鳥行狀錄》。      1991年初，村上春樹啓程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兩年之後又應邀到美國塔夫茲大學擔任駐校作家。在旅美的四年半時間裏，村上創作了長篇小説《奇鳥行狀錄》。其創作契機源自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圖書館的閲讀經歷，他在那裏接觸到關於諾門坎戰役的書籍，“在閲讀這些書籍的過程中，我發現這正是我所尋找的題材……我決定將這場戰爭作為小説的縱軸之一”。普林斯頓大學的藏書使村上接觸到日本歷史教育中被屏蔽的戰爭真相。而最終促使他選擇將戰爭、暴力作為主題的，主要還是源自旅美期間作為日本人作家的主體意識的覺醒。1991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50週年，美國全國上下洋溢着濃重的反日情緒。村上覺得在那樣的情形下，日本人最好閉門不出。“我是戰後出生的一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任何關係。但是那裏（美國）不存在‘與己無關’撇清關係的氣氛，我深深地感受到，我們或多或少必須揹負作為日本人的歷史責任。”對此，傑·魯賓表述得更為明晰。“正是在遠離日本的美國，他開始更加清楚地看到二戰的歷史與日本當今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也正是在美國，他才開始嚴肅地思考他作為一個日本作家應該承擔的責任。”

挪威的森林（下）

村上作品中，反思戰爭與歷史的主題較為明顯的主要是《奇鳥行狀錄》與《刺殺騎士團長》。村上曾經這樣講述創作主題的轉變：“回顧（我的創作），自《奇鳥行狀錄》開始，我的作品的確呈現出方向上的轉變，漸漸失去了都市性的精緻和輕鬆。同時，出場人物逐漸表現出要‘參與其中’的意識。”20世紀90年代開始，村上的創作開始“介入”歷史與現實社會。需要指出的是，村上的“介入”，與在普林斯頓大學接觸到諾門坎戰役的歷史，以及東京地鐵沙林事件直接相關。此後的村上不僅開始反思歷史，而且思考“惡”與“暴力”的起源。不妨説，村上的反戰基於父輩的戰爭經歷的歷史記憶，以及作為知識分子的良知。在日本的戰後作家中，具有反思精神的作家為數眾多。例如創作《櫻島》的梅崎春生、創作《野火》的大岡昇平、創作《真空地帶》的野間宏、創作《黑雨》的井伏鱒二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他的小説《十七歲》《政治少年之死》揭露和譴責了右翼暴徒的行徑。大江多次在作品和演講中明確自己的民主主義立場，反對天皇制，並參與、發起維護和平憲法的“九條會”。因此，村上對戰爭的反思，某種程度上延續了日本戰後派作家的精神遺產，體現出當代作家的良知。      

在中國，村上春樹的長篇小説《挪威的森林》廣為人知。一般讀者較為關注的是作品中的戀愛情節，而很少注意到作品的時代背景。小説中的主人公經歷了1968年至1969年間席捲日本全國的“全共鬥”學生運動。在作品中，主人公對學生運動採取了冷眼旁觀的立場，“大學被封鎖後停了課，而我去了運輸公司打零工”。村上的作品中貫穿了他對於體制（system）的態度，對於共同體也始終抱有警惕之心。他在演講《高牆與雞蛋》中説過這樣一句名言：“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從整體而言，他的思想傾向於民主主義，對於他所體會到的體制的“惡”與“暴力”也始終採取批判的態度。當然，他的創作多采用隱喻的手法，《海邊的卡夫卡》中的“弒父”，《奇鳥行狀錄》中從水井中穿越到208房間，用棒球棒擊殺象徵着惡的“綿谷升”，以及短篇小説《再襲麪包店》中以狂歡式的荒誕行為對抗壓抑，從各個側面體現了他以文學對抗“惡”的基本態度與立場。      

奇鳥行狀錄

世界的黑暗與作家的職責

村上在《棄貓》的結尾部分歸納道：“換言之，我們只不過是落在廣袤大地上無數雨滴中無名的一滴。雖為固有，卻可替換。然而，一滴雨水，有一滴雨水的思維，有一滴雨水的歷史，有將那歷史繼承下去的職責。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即使那滴雨水將被大地輕易地吸收，失去個體的輪廓，被某種集合性的東西置換而消失。不，反而應該這樣説，正因為它將被某種集合性的東西所置換。”村上明確表示：自己雖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個體，但有繼承歷史的職責。而這一點，經過四十年的寫作實踐，已經清晰地內化為村上身為作家的使命。村上對此抱有清晰的認識。在近期的兩次歐洲之行中，他也有意識地追尋歷史，正視“世界的黑暗”。      2019年5月，村上受邀訪問了波蘭。村上在遊記《波蘭》（JAL

2019年9月）中寫了華沙數十年不遇的春寒冷雨，以及撲面而來的綠意，還在遺蹟中追溯了歷史。“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在帕德格勒澤（Podgorze）的高牆內度過了多愁善感的少年時代。高牆內的猶太人被逐批地全都送進了奧斯維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集中營，大多數在那裏失去了生命。他們被運走前集合的廣場至今尚存，名為Plac Bohaterów Gatta。”值得注意的是，這篇遊記登載於日本航空的機內雜誌上。村上在波蘭的所見所感，藉助迅疾的交通工具，傳播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

去中國的小船

      2019年7月，村上受邀去德國參加拜羅伊特音樂節。在遊記《處處皆是狂想überall

Wahn拜羅伊特日記》（《文藝春秋》2019年10月號）中，他詳細記錄了訪德期間的觀劇感受。7月26日，村上在瓦格納節日劇場觀看了歌劇《羅恩格林》，次日觀看了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在《紐倫堡的名歌手》開演之前，他在紀念品商店購買了兩件T恤，其中一件胸前印着歌劇中的台詞“Wahn！Wahn！überall

Wahn！（狂想！狂想！處處皆是狂想！）”有別於《羅恩格林》相對傳統的演出，《紐倫堡的名歌手》做好“招致普通觀眾反感”的心理準備，進行了大膽的革新。村上認為瓦格納作品之所以能保持其生命力，原因之一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積極採用新的演出方式及手法，並“繼承社會、文化的責任”。新版《紐倫堡的名歌手》的舞台場景在傳統歌劇中的16世紀的紐倫堡、作為劇中劇的19世紀後半葉理查德·瓦格納的書房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進行軍事審判的紐倫堡之間切換。歌劇的演出十分精彩，“然而聽眾無法僅僅沉醉於歌曲之中，因為舞台忽然轉為紐倫堡審判的法庭，再次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代。審判官背後掛着法、英、美、蘇四國的巨大國旗，舞台的角落裏站着美軍憲兵。而歌手必須站在證人席上演唱”。顯然，《紐倫堡的名歌手》中關於戰爭的再創作，繼承了“社會、文化的責任”，給村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潮文庫版《刺殺騎士團長》

村上在《長篇訪談 猶如黑暗之中的燈籠》（《文學界》2019年9月號）中與訪談者湯川豐、小山鐵郎進行過一段對話。      村上 從主人公在居住地挖出騎士團長開始，故事急轉直下，那是一種把過去拉出來，使之復甦的故事。      ——您説過，騎士團長或許是“歷史性的聯繫”“來自過去的信使”。      

村上 不管怎樣深挖洞穴，加以隱藏，該出來時還會出來。我們揹負着歷史而生活，不管怎樣隱藏，歷史終將顯露出來。我認為，歷史是我們揹負的，集體性的記憶。      

——您是二戰結束後不久，1949年（昭和24年）出生的吧。      村上 在那個時代，因為國家的邏輯而發動了大規模的戰爭，人殺人的鮮活記憶還殘留在空氣之中。我現在仍然強烈地持有戰爭並非虛構的意識。我們以為是堅固的地面，其實或許只是柔然的泥土。      村上講述的“歷史是我們揹負的，集體性的記憶”，恰如其分地點明瞭自《奇鳥行狀錄》到近作《刺殺騎士團長》，貫穿其中並越來越明晰的作家的職責。村上在這篇訪談中強調説，“善惡的觀念，在地上是涇渭分明的。可是下到無意識的世界，其界限就越來越模糊。越過某條界限，變得無法分辨。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就算身處那樣黑漆漆的暗處，還是必須像保護洞穴中的燈籠一樣，堅守人的自然具備的方向性。”這句話呼應了村上的獲獎演説，進一步闡明瞭他身為作家的職責：以文學之光，照亮存在於世界各處的黑暗。

來源：文匯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