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的“登月計劃”和1000天的科技戰_風聞

“未來，騰訊是一傢什麼樣的公司？”11月11日，騰訊公司升級了使命願景——“用户為本 科技向善”。馬化騰表示，科技是一種能力，向善是一種選擇。我們選擇科技向善，不僅意味着要堅定不移地提升我們的科技能力，為用户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持續提升人們的生產效率和生活品質，還要有所不為、有所必為。

星際採礦，量子計算，機器與人自由交流……我們還無法想象，人類會被這些科技領向怎樣的未來，但它已經在一家商業公司中徐徐展開。

2019年11月11日，騰訊公司升級了使命願景——“用户為本 科技向善”。在此之前的三個多月的時間裏，故事硬核採訪了騰訊公司CEO馬化騰、總裁劉熾平等三十多位內外部人士，還原了騰訊自2016年起持續一千多天的科技升級。它看似不動聲色，實則包含了志在百年的雄心，以及一系列複雜而艱難的決策。

這是故事硬核繼2018年“930變革”之後對這家公司的持續觀察，它關於一家企業如何佈局前沿科技，如何價值選擇，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當發現過去勝利的法則成為進化的阻礙時，如何自我革命。它關於人性與夢想的微妙展開。

最終我們會發現它在摸索未來科技公司的模樣，這有賴於科學家超越研究，工程師打破封閉，而企業家不再只是“在商言商”。

形而上學的會議

如果騰訊消失了，世界會失去什麼——科技濫用就會造成傷害——摸着良心想能不能做

很多年前，一次晚飯後，騰訊高級顧問楊國安問騰訊最高決策機構“總辦”的高管們：“坐在這個房間裏的人財務自由了，為什麼還要這麼勤奮？”一番發言，問題最終歸結為：“騰訊是誰？”

在堪稱漫長的20年時間裏，“總辦”開過數不清的會，但只有極少的時候，他們討論過這類“形而上”的問題。

那時候這家公司還很年輕，像成長中的少年一樣渴望得到認可。但到了2019年，問題已經發生了變化。4月16日，北京大學陳春花教授走到騰訊深圳濱海大廈會議室的門口，對即將到來的提問還是沒什麼把握。讓總辦成員發言已屬不易，何況還要達成一致。

“如果騰訊消失了，世界會失去什麼？”陳春花拋出了這個問題，圍繞一張長方形會議桌，總辦成員坐在一起。她告訴在座的人，“答案可能會有點難受”，但時至今日，騰訊必須回答。

她遭遇了想象中的抵抗。一位高層的反應是，“天啊，我們理科男一般不會這麼想問題。”對於這家公司的高層，哪怕是一點點的“矯情”，都是每個人避之不及的。

陳春花不斷把議題引回到她準備好的軌跡上。她質疑這家公司廣泛流傳的願景——“成為最受尊敬的互聯網企業”，是不是過時了？

放在14年前提出這一願景時，這句話是正確的。但現在，“騰訊影響了10億人的生活，它如今需要一個更高的標準”，“要不要把高度拔到人性上，旗幟鮮明打出你的價值主張？”陳春花問。這需要做出選擇，這個選擇關乎騰訊的“靈魂”，關乎企業遇到危機時，每個領導者最下意識的反應。

“‘科技向善’是不是應該好好考慮一下？”一位高層建議。

“發展太快了，科技已經超越了改善品質的層面，所以你要剋制，濫用的話就是傷害了。”另一位接着説。

科技向善已成為騰訊公司使命與願景的一部分

“科技向善”最早由騰訊主要創始人、前CTO張志東在2018年1月提出，過了一年也沒有被正式確認。最大的疑慮集中在，“喊這個口號，做不做得到？”

會議進行了快4個小時。另一個焦點是，和KPI（注，關鍵目標考核）有衝突怎麼辦？有人表達了困惑，“我們從來都很避諱去談賺錢，為股東創造價值這個事情，我們永遠不談。越不談，越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是衝突的”。

會議陷入了僵局，有人支持，有人沉默。陳春花感覺到，分歧已經挺明顯了。

在此之前，馬化騰單獨跟她有過一次交談。她觀察，馬化騰有確定“科技向善”的意願，又有些猶豫。她跟他商量好，務虛會“先傾聽，最後再發言，能定的時候再定”。

“騰訊是誰？”——這個問題馬化騰早已有了明確的答案。2016年他就提出，騰訊應該是一家科技公司。三年來，這位CEO低調佈局，啓動技術體系改革，數百名科學家及博士湧入這家公司，試圖建立更強大的科技能力。

與此同時發生的，是短短几年裏，全球範圍內人們對科技公司情緒的變化。它們從“人類生活革新者”的神壇上跌落了下來。到了2018年馬化騰發現，他還必須回答：“世界為什麼需要騰訊？”

“未來由科技驅動，技術可能在人的生活中起到致命性影響。”從人類基因編輯濫用，到臉書在美國大選中的隱私泄露，“對全球科技公司的巨頭，人們現在普遍抱着一種不信任的態度”。

他很難再等待下去。從大的方面，“至少表明你看到了這個問題，而且是有倡議、有步驟”；從小的層面，他希望基層員工在做決策時，不需要事事請示上面，“你就摸着良心想能不能做、該做到什麼程度”。

馬化騰沒有再猶豫。他對所有人説：“14年前我們提最受尊敬的互聯網企業，沒人想象我們可以做到。但是回過頭看，我們一步步走，是可能實現的。”

2016: 奇想之年

HR出現在全球頂級會議——把科學家放上戰場——馬化騰半夜發來微信

每隔一段時間，成為一家科技公司的念頭就在騰訊各個角落裏生長。這多少有些個人情懷在裏面。馬化騰眾所周知地熱愛天文，前不久還跑去非洲看南半球的夜空；劉熾平曾經的夢想是造火箭，多年來保持着訂閲《Nature》的習慣。

2016年初，《Nature》刊登了一篇論文，谷歌DeepMind團隊聲稱使用兩種新的深度神經網絡，解決了人工智能的歷史難題。這極大地震撼了劉熾平。他突然意識到，新技術可能帶來顛覆性變化。等讀完論文，他有了新的判斷，“公司也許到了靠產品和技術雙引擎驅動的時候了。”

前CTO 張志東也看到了這篇論文，他轉給了技術副總裁姚星：“我們能不能做一款下棋機器人？在一個月內下贏你。”——姚星是業餘圍棋二段。“打敗了每人獎勵一部iPhone”，姚星呵呵，説“我們有一千多人”。

2016年，整個騰訊都被樂觀的情緒包圍。公司股價逐級攀升，收入每個季度都在創新高。在中國，有超過一半的人口使用微信和QQ。作為當時國內市值最大的公司，騰訊構築了一個強大的分權合作的事業部架構。各事業羣的“賽馬機制”持續着優異表現，不斷講述微信式的故事——在充分的競爭中誕生出爆款產品。在年中戰略管理大會上，劉熾平説：“騰訊每六年就要經歷一個巨大關口，現在這個關口並不明朗，2016年的危機到底是什麼？”

在論文發表的兩個月後，總辦就被一件事攪得心神不寧。2016年3月，Alpha Go擊敗了代表人類出戰的李世石。有人認為，這幾乎等同於“1947年秋天，兩位工程師在新澤西州郊區的實驗室裏發明了晶體管”——那項發明直接開啓了人類的信息時代。

2016年3月，Alpha Go擊敗了代表人類出戰的李世石圖片來源於視覺中國

總辦史無前例地召集了一次技術彙報會，顯然每位成員都受到了衝擊，他們意識到一個全新的智能時代正在到來。副總裁姚星是彙報人，苦不堪言。之前，他們先是上知乎，給一個在Facebook做圍棋的年輕科學家留言，發現這個人在東京打比賽。等比賽結束，姚星陪着公司高級執行副總裁盧山飛到了上海去找他。另一位高級執行副總裁湯道生，一度在網上自學了一套AI課程。

至於掌舵人馬化騰，他不是把着急寫在臉上的人，但又是最有危機感的那一個。馬化騰的技術焦慮由來已久，互聯網打法正轉向科技戰，技術壁壘高，距離一旦拉開，短期內根本追不上，“還抱着老的思想，那真的是經典互聯網公司了，會被淘汰的”。

有一次，他去俄羅斯參觀最大的銀行，發現它跟互聯網公司也差不多了。各行各業正在進行“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轉型，而這正是互聯網企業未來20年最重要的機會——為產業轉型提供技術解決方案。“網絡化”是騰訊擅長的，但要向兩端延伸就要掌握科技，推演下去，進化成科技公司是必然的選擇。

在總辦臨時拉的微信羣裏，非常迅速地，馬化騰和劉熾平達成了一致：“是時候把科學家放到戰場上來了。”

很快就有人發現，騰訊的HR開始頻繁出現在全球頂級學術會議上。這有些罕見，科學家們坦言，過去這些人通常來自華為。

在香港中文大學附近的凱悦咖啡館，HR陳雙華剛説服完著名計算機視覺專家賈佳亞，又聽説同一學校的量子科學家張勝譽正考慮離開高校，立馬要了聯繫方式，“要不要來騰訊看看？”最終，像張勝譽那樣，微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張正友和語音識別、深度學習專家俞棟也成了騰訊同事。另一位音視頻編解碼的專家劉杉，陳雙華第一次跟她見面就簽了三方協議。在騰訊，他們被定為T5級技術專家，位於全公司2萬多技術人員的頂端。

與此同時，投資部門也接到總辦的“死命令”，要讓騰訊成為“AI領域的第一技術梯隊”。這個每年投出100億美元的部門只有60多人，作為公司的先驅部隊早已抵達戰場。由三位麻省理工學院海歸博士創辦的小公司，進入了投資部與馬化騰的視野。馬化騰花了一個多星期時間研究論文，試圖弄懂涉及的物理學前沿。投資部負責人嚇了一跳，説“算了算了”，也就投三百多萬美元，“我們實在花不起這個時間”。但不行，“老闆説，一定要投”。

但在一家公司能否做出科研成果，還是一個疑問。量子科學家張勝譽低調嚴謹，他好奇公司的工作，又摸不着頭腦。之前面試，他跟劉熾平聊完，還在37層等電梯，就接到了錄用的電話——HR就守在會議室門口，“企業效率這麼高的？”他入職之後，半夜收到馬化騰的微信，請教量子問題，他2點起來上個廁所回了下，2點02那邊就回過來了。“2點、3點、4點、5點、6點，任何一個時間點都會回。”他根本不知道馬化騰為啥不睡覺。有一天，他提到一台量子計算機需要某種材料，馬化騰問：“買回來行不行？”他回答，恐怕不行。不是怕貴，是買不到，要自己發明。

對科學家來説，最大的疑問只有一個：公司是否能在不管商業收益的前提下，長期支持小規模高質量的基礎研究工作？張勝譽來之前，曾經問過騰訊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羣總裁湯道生一次，得到了肯定的答覆。第一次跟馬化騰見面時，他又問了一次。

那次是一個晚宴結束，桌上就剩下張勝譽和馬化騰兩個人。他第一句話就是（雖然他堅持是隨口一問）：公司做量子有多大程度是為了科技品牌？“他當時很奇怪，看了我一眼，”張勝譽印象深刻，“他説，為什麼要做科技品牌？”張勝譽知道很多公司只是請科學家來充充門面而已，又換了個問法，“那科技品牌佔百分比是多少？” 馬化騰的回答是：“百分之零。”

2016年之後，大量的科研人員湧入了這家公司。過去每年的入職數字停留在個位，現在則以一年上百個頂尖博士的速度遞增。一些博士生還在讀，已經有人建立聯繫，等一畢業，就直接入職。跟工程人員一樣，科學家也掛着工牌在深圳的幾棟大樓裏穿梭。原本公司的白板上只有產品的排期，現在有的寫滿了公式。就在產品部門的隔壁，他們沒有被下達KPI的任務，甚至被定為5年不考核。

2016年，這家公司瀰漫着一股少有的浪漫氣息，湯道生髮現，過去他總要為爭取資源“吵吵吵”。現在情況變了，“只要是對於人類有價值的，也是願意去投入的”。姚星反覆確認劉熾平的決心——十年沒有結果也不怕。於是姚星組建了AI Lab，立志攻克終極難題——通用人工智能。他們也真的做出一款圍棋AI。毫無懸念地，騰訊圍棋高手張志東、盧山和他本人，都被擊敗了。這成了姚星的高光時刻。真正的科技公司就應該前往人類的星辰大海，他把這樣的信念傳遞給科學家，最後讓在美國的俞棟開始往返深圳和西雅圖了。

俞棟像其他科學家一樣，開始研究高精尖難題，途徑之一是通過和產品合作積累場景、突破技術。環境確實很寬鬆，氛圍也很自由。但有時候，自由似乎過了頭——許多產品部門長出了自己的技術團隊，競爭是充分的，而合作就像不協調的齒輪，隨時卡殼。他期待用公司的數據做人工智能訓練，業務部門的工程師答應得好好的，但等了一年，都沒能拿到數據。如今，頂尖科技人才應聲而來，問題也再次浮現：騰訊的部門之間如此隔閡，科學家向業務部門的工程師拿一下數據都這麼難，騰訊舊有的技術體系接得住嗎？

危機埋伏已久

前CTO憂心忡忡——使你勝利的如今成了阻礙——馬化騰等待一個時機

騰訊公司主要創始人、前CTO張志東

騰訊前CTO、“大師兄”張志東退休已經五年了。他出現在濱海大廈48層的辦公室裏，還是早年宅男工程師形象，POLO衫的兩粒釦子都沒扣。退休之後，除了一度沉溺“歡樂鬥地主”，他有一個雷打不動的習慣：每兩週上一次樂問。“樂問”是騰訊內部第一大溝通平台，他擔心公司上下層“兩個世界會割裂”，就在退休前建立了樂問。

他發現樂問上年輕人抱怨的聲音越來越大——在這家以寬鬆文化著稱的公司裏，這裏集中了最為尖鋭的聲音：程序員開發的代碼相互都看不到。最糟糕的問題是：重複“造輪子”——這麼大的科技公司，不少新產品的開發，都要重新把最基礎的技術再做一遍，沒法把已有的拿來使用。兩萬名技術人員源源不斷地投入精力，重複技術，內耗嚴重。

作為騰訊的技術元老，張志東被公司全體技術人員所尊敬，技術的抱怨讓他難以接受。

作為退休“老幹部”，他只能在跟總辦成員吃飯的時候旁敲側擊。他提到，正在流行的技術中台，可以把大量標準化的技術拿來即用，不用每做一個產品都要從頭到尾去開發技術——甚至5個人就能快速做出一個APP。

這好比，如果手工造一輛汽車，從車輪到每個零件，都各自單獨製造，就會很慢。但如果有流水線部門，給各種型號的汽車統一供應各種標準化的零件，只要有幾個工人，按型號組裝零件，就可以快速製造出一部新車。

互聯網的中台，就像汽車工業中為新車供應標準化零件與服務的中樞部門。有了強大的中台，只要取用中台給到的各種零件，就可以快速組裝出一個APP。

但提出這意見的2016年，偏偏對騰訊來説是個極好的年份。“可能是企業的宿命，效益那麼好，即便我在職也推不動。”他提出來的問題被忽略了。

張志東轉身去找盧山，要求他去做中台。盧山是他的老部下了，21年前張志東參與創辦騰訊不久，倆人聊天，張志東就來了句：“來麼？”盧山説：“好。”沒問工資就到了騰訊。

“我工作上第一個導師就是Tony（張志東），他一天到晚就喜歡‘吃虧’。”盧山後來也喜歡跟新人説，要學到正確的價值觀，別怕吃虧，“人都是有樣學樣的，跟誰學，這非常重要”。

但這一次，盧山拒絕了相識二十多年的張志東，並在兩年間，拒絕了很多次。有一次很激烈，張志東指責他不作為，盧山也發了火，“這事我不是不知道重要，但硬推根本不靠譜。”講到最後他動了感情，説張志東就不應該退休。

“他有時候不太考慮路徑。”盧山調侃自己和張志東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區別。“政客必須思考解決問題的路徑，做一件事就必須做成。”為了達成目標，過程甚至“不顧臉面”。

盧山知道，橫亙在他面前的“重複造輪子”的根源是什麼。根源是各個部門自成一體，難以共享，“同時也是騰訊20年來勝利的來源”。

過去20年裏，這家公司做出了許許多多產品，每一個產品為了快速制勝，必須形成閉環，就要擁有一支只服務於自己的技術團隊。“等哪個公共團隊做出成熟技術了，用户早就走光了。”

因此，到了成功的那一天，成功產品背後必然擁有成功的技術。這些技術互不打通，自給自足，就像在工廠裏立了一根根粗壯的煙囱，但又各自生機盎然。

盧山也試圖合併“煙囱”，建立中心化中台。2005年，他的團隊負責一個公共技術，給幾個部門共同使用。但因為各個部門需求不同，為了追求速度，最後都各自開發去了。到了2010年，整個嘗試宣告失敗。

盧山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幾年過去了，每當有看不慣公司技術現狀的同事發出聲音，他就會説：“兩害相權取其輕。”

直到2018年，一位新員工在公司找不到一個可參考的代碼，憤怒地跑去樂問抨擊，“來到騰訊就像來到技術沙漠。”盧山像往常一樣生了氣，心想：你知道我們“勝利”的歷史和做出過（但失敗）的努力嗎？他原本想找到這個員工當面論一論，但回到辦公室坐下，他突然產生了動搖。“我們除了產品重複之外，難道只是為了每個技術幹部自己的屁股能夠坐得穩一點？”盧山反問自己，“十年以後新員工進來，公司可能有10萬個技術項目，所有代碼都不可見，難道都要通過熟人打聽嗎？”

很快，技術沙漠的故事流傳到總辦，馬化騰和劉熾平都去樂問看帖子了。馬化騰看到了“民怨沸騰”。而在短視頻戰場，他們看到了競爭對手異軍突起，背後是技術中台支撐着的集團軍作戰。在壞消息接踵而來的這一年，關於騰訊短視頻“漏球”的討論也不斷傳來，一種流行的説法是，騰訊沒有技術。

但很多人都忘記了一個事實：這家公司的創始人是搞技術出身的。這意味着，他不但對技術的變化更敏感，還有自尊心。

“騰訊再輸，也不能輸在技術上不行吧？”馬化騰一旦決定開口，就意味着已經想得很完整：新的技術突破公司是否能牢牢把握？迎接未來技術，公司最大的阻礙是什麼？

答案很清楚：各個事業羣各成體系，各自為戰，很難用通用技術服務所有人。中間一旦打不通，就很難在前瞻性技術上有所作為。

“力量分散了，就沒辦法在一個新的突破口發力。”馬化騰説。比如未來機器人業務需要用各家的技術，這個技術誰來負責、怎麼使喚得動他？反過來，當科研有了成果，要抽調業務部門的人長期發展這項技術，又有誰會來？

他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機會，或者説一個危機。現在，這個時間點到了。“是一起死還是改一改？”馬化騰問所有人。

煙囱革命

雪天修屋頂——盧山點了兩個大輪子——協同不動，咱們就上總辦會

騰訊公司高級執行副總裁、技術工程事業羣總裁盧山

2018年，騰訊大樓裏瀰漫着改革的氣息。20歲的騰訊啓動了第三次架構調整，張志東事後回憶説，那就像雪天修屋頂。好幾個事業羣的業務打散重組，合併同類項，技術彼此打通也是遲早的事。

只是盧山最棘手的問題依然存在，幾大事業羣的業務如此多元，即使建立集團大一統的中台，也可能收效甚微，一不小心就會走回到老路上。

但盧山下定決心，要解決兩萬技術人員的痛苦。他苦思突圍，直到有一天，姚星跟他説，“盧總，我覺得‘開源’可以。”——開源，就像從“閉門造車”，打造個性化的零件（代碼），轉向使用全球統一標準的零件，“開門造車”。

“你不要説了。”盧山打斷他，“你又説那幫人天天沒事找成就感的東西了？”此前，盧山始終對開源不感冒。姚星知道他的脾氣，把盧山拉到一邊，讓他聽完：“我們可以搞一個委員會。”

當天晚上回到家，盧山越想越覺得有意思，幾乎想了一整夜。他給“開源”加上了“協同”。過去做出一個公共技術，沒人維護，往往是各個部門拿去改改，就誕生了不同的版本。現在可以在公司內部建立專項開源組織，所有技術團隊加入進來，按照各自需求共同開發和維護，共建出一個技術版本。這樣既可以消滅重複的“輪子”，行政上又可以維持“諸侯分立的管理”。

熟悉盧山的人都知道，他可能會很快否定你，可一旦想通了，又比誰都堅決。第二天，他找來姚星，説馬上行動，先從自己事業部下手，別讓人以為他分管的技術工程事業羣乘機搶地盤來了——把別人的項目合併到自己部門來，內部管這叫“打獵”。他下了行政命令，讓兩個部門在一個開源項目上合併。

不久之後，總辦在香港開了一整天的會議，盧山有備而來，講述了年輕員工和技術沙漠的故事——有關“煙囱”的過去和未來。最終會議確認：成立技術委員會，確認內部分佈式開源協同，打造具有騰訊特色的中台。

改革從自家後院動手後，盧山又點了兩個“大輪子”，那是“很厲害”的技術，一項和視頻傳輸有關，一項和儲存有關。這兩項技術，公司有四個團隊各自為戰，相互競爭，浪費是明顯的。視頻傳輸技術如果合併開發，開源共享，將壓縮10億左右帶寬成本。

同事聽了盧山要對那項視頻傳輸技術動手，憂心忡忡，“涉及的都是比較厲害、有權力的團隊”。它們為不同的場景開發，都給各自產品帶來巨大成功。沒有誰能全方位地勝過其他人，合到一起都會不服氣。

“要不要先從容易的開始？”盧山否定了這個想法。“根據地就要挑難的打，你挑兩個容易的，一看就沒有價值，那叫根據地嗎？”

盧山找副總裁們統一了思想，但推到執行層時，矛盾激化了。其中一個團隊的成員發了朋友圈，大意是：我憑本事佔的陣地，憑什麼你們TEG（技術工程事業羣）來搶地盤？盧山很生氣，底下的人小心翼翼地跟他商量，要不弄個折中方案，打包一下？盧山火氣更大了，“我們一拍兩散，不玩了”。

結果團隊負責人當天就跑到深圳，跟他道歉，説很快就能解決。他很意外，有點被打動，盧山説，“他表現得比我還急”。就這樣項目達成了統一。

更大的困難在那項儲存技術的開源協同，盧山聽説進展不順，跑去找平台與內容事業羣技術副總裁曾宇溝通，曾宇説為了把這個項目合併出去，團隊已經走了一半人。盧山也動了感情，“等十年後我們兩個人都離開騰訊了，回頭看留下的東西，如果都留下了一堆煙囱這種殘垣斷壁，我們內心會不會痛？”曾宇低頭沉思了一會，表示一定會好好協同。複述這個場景時，盧山眼眶紅了。

隨着改革深入，盧山感情起起伏伏，有一次給姚星發微信，説心裏很受傷。但張志東再也不批評他了：“他真的被刺痛了”。他也真的盡了力，開源協同強勢推行，幾個月間就開源了40個項目組。

盧山去聽一個項目彙報，聽到協同各有困難，下屬準備妥協出折中版本時，盧山打斷了彙報。

“既然協同不動，咱們就上總辦會。”他很清楚，要搞成就得自上而下，不能妥協。

不能退了

一場團戰——劉熾平説“反人性”——技術中台蓄勢爆發

騰訊公司總裁劉熾平

2019年4月，馬化騰參加了一場公司內部的排球比賽，為了搶一個球，被撞倒了，還擦傷了脖子，但他很高興——球被同事接到了。之後他出現在會場，分享他的感言，“我寧可被撞倒，也要大家拼死相救，絕不漏球。”

那是930變革後一場戰略管理會，人們感受到氛圍有些不同，“團戰”LOGO出現在每一個顯眼的位置。

馬化騰清楚，在科技戰爭時代，看準了但力度不夠的話，公司再大也沒用，最終一定要打得透打得穿，因而就要重構BG，要建設中台，把分散的力量聚攏。

“2019年，我們確實要打一場團戰。”劉熾平開宗明義。

當盧山改革受阻要求上總辦會時，劉熾平甚至以一種罕見的方式表明了他的決心——指名讓一個人站起來，問他：你為什麼不支持？

劉熾平是個温和的人，向來不喜歡軍事化的管理，為了保護那些無窮無盡的創意，長久以來，他都在維護一種騰訊式的做事風格：不是命令式的，而是商量的，是注重你的感受的。

那次會上，劉熾平把各事業羣的技術老大都叫來了，讓每個人都發言，把不能協同的理由一條條列出來——有人説業務會變慢，有人説短期成本會提高，還有人説技術人員會流失。最後林林總總列了幾十條。

然後，劉熾平站出來，説：“好，弊端我們（總辦）來背。”不管多出多少費用、短期內對研發效率有什麼影響，總辦全部“選擇接受”。“我們都知道將會出現什麼問題，但我們選擇做這件事。”

“到這種時候，自上而下，不能退了。”劉熾平也知道，這件事是“反人性”的。但某種程度上，改革最終需要的是一種精神。他對全體管理幹部説，“我們需要更多勇於擔當的人。”哪怕有可能失敗，也願意衝出去，“如果真的要做到閃閃發光，一定要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團隊，到最後是超越人性的”。

他提到了盧山的自我革命，閃閃發光的瞬間。盧山的願望有些單純，他相信一個人的發光將帶動另一個人發光，直到全新的一批員工來到騰訊時，開源協同已經變成無需多言的文化。

曾宇成了最先發光的那一批人。每次開會，他推動着開源團隊“往公司統一的方向再多走一步”，哪怕“有的技術團隊已經流失了一半的人”。

面對代價，曾宇跟分管平台與內容事業羣的公司首席運營官任宇昕是一致的：在平台與內容事業羣建立內容工業化的技術體系。這意味着，各自為戰的“閉門造車”將成為歷史，協同作戰，“開門造車”共享標準化代碼，將成為主流。任宇昕給全體同事寫郵件：“開源我們沒有退路。”

在平台與內容事業羣，很多做開源項目的人從北京、上海飛到深圳，坐在封閉空間裏，週末加班幹到很晚。有一天，一個技術人員突然説，“定製化的東西是沒有前途的。”定製就是拉私線，就是閉門造車，把別人的東西拿過來自己改改用，也不融入社區。曾宇説行，有這個認識就夠了。

總辦會後，“自上而下”的開源項目已經佔到了一半。項目負責人鄭亞峯每週像公佈學生成績排名一樣，把開源進度發在技術委員會的羣裏面。盧山宣佈TEG已實現了70%左右的開源那天，其他事業羣嚇了一跳。很快，樂問上有了新的抱怨，“開源壓力太大了”。

將近10個月的時間裏，在騰訊，這樣的開源協同項目已經有50多個，每個月有超過80%的技術人員在碼客社區進行討論，積累了將近15萬個回覆。原來很多工程師只是把寫代碼當工作，現在很多人覺得“從一份工作變成了帶有感情的事業”。在未來，開源的業務將和騰訊戰略強綁定，進入到微信小程序的生態、AI、物聯網、雲、大數據和遊戲等各個方面去。

“930後對技術最大的衝擊就是文化和心態。”鄭亞峯説，“開源協同促成內部打破壁壘、建立信任和認同。現在我們推開源項目的時候，再也不會有人説我不認同、我不要這樣做，而變成具體要怎麼去解決。”

“新的協同會記載在歷史上。”劉熾平充滿信心，他説，幾個重大開源協同項目的成功，標誌着騰訊式中台可以建立起來了，這當中藴含着許多可能——當人們不斷在開源系統裏維護一項技術時，自然有人去探索更前瞻的設計，就像Alpha Go一樣，技術的突破將驅動出全新的產品。

戰場

要讓科學家聽到炮火聲，但也別陣亡了——要參與到解決人類根本痛苦的事業當中去——比馬斯克更早用衞星“WIFI”登錄社交媒體

騰訊的企業家、工程師和科學家最終坐在了一起。

在一個沉悶的下午，我們見到了張志東，他談到騰訊的未來，“海量工程的領先技術、為AI賦能的高科技以及技術中台，應該變成乘法關係，才能發揮大的效應”。

顯然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企業家、工程師和科學家都重新認識了對方。張志東坦承：“不是隻有科學家才代表了高科技，科學家的能力要在一個合理的體系裏才能有加速的效果。”劉熾平也有新的思考：“要把科學家放上戰場，讓他們聽到炮火的聲音，但也不能讓他們陣亡了。”

他們似乎在構造一個未來科技公司的模式：科學家不只會做研究，工程師打破封閉體系，企業家也不只“在商言商”。

這個過程一開始遭遇到了挑戰。比如人臉識別領域的科學家賈佳亞，剛到優圖實驗室（XLAB）的時候，手底下只有5個人，立刻“不眠不休地做需求”。他很詫異，一些人臉識別公司的CEO都是他的學生，他卻在給一個產品做美顏瘦身功能。

有人找到賈佳亞，安慰他讓他降低預期，不要把自己想成高級外包。“説得太形象了，”賈佳亞在心裏鼓掌，“但我憑什麼要降低預期？”

他恰好是“在學術界成功，在工業界我也偏要成功”的那種人。他拉來自己的學生——都是這個領域最好的，找技術含量最高的項目做。過了一年，一些小技術團隊拆掉了——優圖做了公司百分之八九十的需求，擁有超過700項全球專利。他們説，“直接用優圖的就好了。”

產業互聯網戰略展開後，騰訊將AI 能力開放給合作伙伴，幫助他們轉型。其中賈佳亞選了艱難的工業檢測領域。團隊去工廠打了地鋪，然後憑圖像識別技術“擊敗對手”。不久，他們又想辦法進入了傳統的醫療領域。他的團隊對數十萬張眼底檢查圖片進行分類，再由不同級別的醫生循環評分標註， AI團隊進行圖像處理和深度學習。這個項目就具備了篩查青光眼的能力。

馬化騰似乎有一種特有的科技理想，不僅要服務產業，更要參與到解決人類根本痛苦的事業當中去。當他和劉熾平着手佈局未來科技時，他們很快達成共識：AI不僅可以融入內容、金融、廣告等所有主要業務中，去驅動新的商業空間，甚至可能把騰訊帶到正在高速突破的生物醫療領域。“比如基因學，可以通過大量的計算來找出規律。因為計算需要，生物醫藥就和我們的主業有了關聯。”劉熾平説。

在這家公司，鬥爭疾病的小團隊浩浩蕩蕩，吸引了許多科技人員前往。他們做出了覓影，一款可以提升癌症早期篩查精準度的AI醫學影像產品，最多花上4秒，就能對食管癌做出判斷。而醫療AI Lab用新的AI輔助診斷技術，評估帕金森病只要3分鐘。最終，量子實驗室也參與進來，他們擁有物理、化學、數學和計算機的多學科背景，找到了一個新方向：用多種方法進行分子模擬。在製藥領域，這將極大減少藥品研發時間。

在騰訊，這些科研領軍人物被稱為T5科學家，在兩萬多名技術人員裏，能達到T5級別的人數不超過10個。其中就有兩個集中在安全攻防領域。

騰訊科恩實驗室負責人、傑出科學家吳石

世界知名的白帽子黑客吳石是其中之一。在帶領科恩實驗室經過PC時代的攻防戰役之後，他的目光投入到了物聯網上。他的團隊曾經在騰訊地下車庫佔了三個車位，拆卸了一輛特斯拉。最終在全球首次以“遠程無物理接觸”的方式成功入侵，足以讓急馳中的汽車隨時停下來。這讓馬斯克當場炒掉了特斯拉的安全主管。隨後，馬斯克給吳石團隊寫了公開信，感謝他們幫特斯拉發現了致命的安全漏洞。

這是產業互聯網安全能力的一次展示。當應用場景越來越豐富的時候，網絡安全保障的範疇就越來越大，最終也許每一樣應用都需要它。

另一位在白帽黑客界被稱為“TK教主”的於暘，和他的玄武實驗室在2015年就發現了“條碼閲讀器”的漏洞。2018年4月，在北京衞視的一檔節目現場，他用一個小盒子發射出攜帶攻擊信號的激光，侵入到掃碼器連接的電腦裏。最後，他跟微信合作，對國內的掃碼器產品進行檢測，推動商家修復。沒有人知道，在進行補救之前，每個人每天的掃碼充滿了極大的安全隱患。

多媒體實驗室的劉杉博士似乎扮演了一種新型角色。湯道生提過一個問題，“要讓公司最底層的通訊服務，成為全球最大的通訊平台，怎麼確保未來沒有因為‘標準’受制於人？”

答案是，把做音視頻標準的科學家招進來。

所謂“標準”，就是一開始做前沿探索，當研究比較靠譜，同時市場也準備好了，劉杉他們就會把一些技術變成一個行業標準。標準一旦形成就會很快併入到產品裏。“我們是基礎研究和產品中間的一個環節。”

她既是科研人員，也是工程師。劉杉稱之為“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白天她去參加有特首出席的會議，談論她的音視頻技術在艾美獎獲獎的經歷。但晚上回到酒店，高跟鞋一甩，“就覺得像灰姑娘下場了”，該寫PPT寫PPT，該寫開發文檔寫開發文檔。

作為音視頻標準領域的權威，入職騰訊後，她把很多這個領域的一流專家也拉進了公司。結果是騰訊迅速在這個領域建立了優勢。他們還派出專家去國際標準組織擔任職位，這包含了這家公司在試圖引領全球通訊行業的過程中，保持權威，推進共有技術的願望。

多媒體實驗室聯合負責人、傑出科學家劉杉

作為航天通信技術委員會副主席單位，騰訊不僅參與探討技術標準，還和國內多個合作伙伴一起探索低軌衞星互聯網的建設與應用。在馬斯克用SpaceX的“星鏈”小衞星接入互聯網發Twitter的10個月前，2018年12月,科學家們發射了一顆低軌衞星，在中國首次鏈接上衞星“WIFI”。一個月後，他們登錄微信，寫下詩句，信號從1000公里外的太空傳來：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登月計劃

馬化騰展望90歲時的世界——人與機器自由交流——地球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在全球範圍內，科技與產業的重大變革即將到來已成為共識。在信息技術領域，谷歌宣佈實現了“量子霸權”，量子處理器在3分20秒內解決了當前地球最強超級計算機需要跑上1萬年的計算問題。在醫療領域，人們開始用人工智能預測和檢測阿爾茨海默病、癌症、心臟病、病人死亡、血型或是化學分子氣味。在我們頭頂上，全球計劃發射的低軌通信衞星將逼近兩萬顆，都在預備接入這個“三十多億人、數百億接入設備”的市場。

很難説還有人沒看到這個趨勢。騰訊花了3年時間完成了自己的科技佈局，除了四大AI實驗室，還包括探索性的實驗室矩陣，涵蓋了機器人、量子計算、5G、邊緣計算、IoT物聯網。

毫無疑問，這些實驗室肩負着更遠大的目標。機器人實驗室的負責人張正友博士從1986年就開始做機器人相關的人工智能了， 1998年去微軟研究院，然後就來了騰訊。對他而言，機器人技術的突破近在眼前，“不久我們將進入與機器人共生的時代”。而這裏有一個巨大的機會讓他達成這個突破。他跟家人道別，離開美國，隻身來到深圳，吸引了來自12個國家的研究員追隨。“我十年在法國，二十年在微軟，剩下三十年就要在騰訊了。”

他的最終目標是在老齡化社會來臨時，造出通用機器人，照顧孤獨的老人。為了技術積累，他先做出了一隻機器狗——那隻狗只有在馬化騰會見客人時才能借去看看，平常都要用於研究。緊接着是平衡自行車和機械臂，堆滿了實驗室，還有十年，他也將步入老年，他的聲音大了起來：“所以我非常有慾望發明出來！”

馬化騰展望了他90歲時的世界，“機器人會是下一代最震撼的變化，四處都是機器人，也許成了像手機一樣的終端。你不用拎包了，有個東西跟着你，累了就踩在上面走。”

那時騰訊是一傢什麼樣的公司？

答案也許就在不斷尋找新問題的過程中。AI Lab西雅圖實驗室的俞棟剛來時，期待用公司的數據做訓練。等待了一年無果後，他召集團隊開了一次會，“有什麼東西是其他部門做不了的？”

他發現，在騰訊，做語音識別和視覺決策的專注於各自領域。但他們兩者都能做。於是他開始了一個新的項目：做虛擬人，整合視、聽覺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這個技術在《王者榮耀》上落了地，“士氣都回來了。”未來如果系統全部做完了，可以直接安裝在（張正友的）機器人上——這只是他通往“人與機器自由交流”的一步。

熱門產品的成功會在騰訊受到熱烈褒獎，但劉熾平理解科學家們可能不會太在意這些。他們是全新的人羣——孤獨的，辛酸的，也許終其一生都得不到答案，他們被強烈的好奇所驅使，有着非此不可的執着。他有一個信念，“當你有一百個人做這個事情的話，至少會有一兩個人成功吧？那這一兩個人成功了，對於整個體系來説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就。”

騰訊首席探索官（CXO）網大為將他的耐心投向了更廣闊的地方：專門投資短期回報不明，但理論上可能引發鉅變的奇想。他們想打造“會救命的AI”，比如投資一款可以驅動藥物研發的AI，去抗擊埃博拉病毒；一家叫幻想生物的公司，專注於癌症治療。然後他們就跑去種地了。他們先是投了一家以色列科技公司，開發出一種針對農作物的物聯網技術，後來AI Lab專家乾脆自己跑去荷蘭用AI技術種黃瓜，拿了“國際AI温室種植大賽亞軍”。

他們還用投資的方式進入了航天領域，比如德國公司Lilium jet——生產一種垂直升降的飛行器，可以讓你早上還在農村餵牛，上午就打領帶去城市上班。

騰訊公司首席探索官網大為首倡 以“AI+FEW”理念應對人工智能挑戰

對於探索性的投資，馬化騰和劉熾平好奇心旺盛，經常把團隊問到很絕望。騰訊內部有規定，投資項目不能由高管個人來投，只有一個例外——在西藏投了一個天文望遠鏡項目，投資人説“肯定是不掙錢的”。馬化騰説不佔股份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投一點。投資人不得不經常把他的思路往回拉一拉。

事實上，騰訊早在2013年就參與了Moon Express公司的私募股權融資——它獲得了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登月許可，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可以向月球發射着陸器的私人公司。短期內它為月球提供機械運輸和數據採集，未來則希望開採月球礦藏，包括地球稀缺的鈮、釔等礦物。

到了2016年和2017年，騰訊繼續投了Planetary Resources和太空科技公司Satellogic，前者用小型太空望遠鏡搜尋繞地小行星，而後利用全自動飛船到小行星上開採貴金屬礦、水和其他材料；後者則希望建立全球性的傳感器網絡，監控森林、預測天氣和氣候變化、觀測交通擁堵等。

無獨有偶，他們的科學家也跑去位於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FAST）——全球最大的射電望遠鏡，想用AI技術幫助它從巨量宇宙背景輻射數據中辨識脈衝星。網大為將這些探索稱為“登月主題”，他想探討一個核心問題：地球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我們這一代人的“登月行動”，使命是什麼？

在2019年11月初的騰訊科學週上，網大為的回答是：“以一種可持續千年的方式，重新建構一個可以滿足100億人需求的地球。”

在這一週內，他們先舉行了WE大會，探討地球的內部構造、自我意識的機器人開發。而後的醫學ME大會則彙集全球頂尖醫學科學家，共同應對癌症、艾滋病治療。同時，在科學周舉辦的首屆科學探索獎上，騰訊基金會為50位青年科學家提供了每人300萬元的獎勵。馬化騰説，“這是科學家們尋求創新又尚未最終突破的關鍵時期”，希望幫助他們“心無旁騖繼續攀登科學高峯”。

2019年11月，楊振寧參加“科學探索獎”頒獎典禮

不少人常常以為新發明是瞬間出現的，存在靈光閃現的時刻。事實上這是一個更復雜的過程。就像這家公司，最初催生新技術的各種力量彙集到了一起，經過了1000天的時間逐漸變得方向清晰，有了發展的動力，如今取得微小的成果。雖然距離“高峯”還很遙遠，但當到了那一天，當正確的答案、合適的人、合適的地方和正確的問題這四者同時出現時，或許就會迎來技術的跨越式發展。

尾聲

2019年11月3日，騰訊WE大會

一家公司對未來科技的探索徐徐展開

前不久，馬化騰去了趟非洲，用望遠鏡觀測星空。“南十字星是最明顯的，它在正南方。”他是知名的天文愛好者，“你想想，現在人類幾千年所擁有的東西，就是在這一個小星球上。但它在宇宙中也就是一粒灰塵，不存在也就不存在了。如果現在沒有我們這一切，整個宇宙還是照樣運轉得好得不得了。這個東西你不想了解嗎？”

這是《故事硬核》三個小時的採訪裏，馬化騰罕見的務虛時刻。我又把那個問題問了一遍：“那麼，如果現在沒有騰訊這一切，世界會失去什麼？”

“如果一個非洲大草原，你是一羣動物，你沒有了，人家還會換一批。但如果沒有草原、沒有雨露，沒有生態中的一環的話，那就是不行的。所以要到這個程度，才是我們的價值。”

馬化騰説，成為一家科技公司就是為了成為生態中的一環。張志東則説，所謂科技向善，除了幫助產業生態，未來科技應該幫助社會緩解痛苦。10年後的騰訊能在這一批公司的名單之中嗎？

在量子實驗室，幾位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蔘加了一場彙報會，討論騰訊是否要做量子計算的硬件。“量子計算”也許是騰訊公司最為長遠的項目了，研發成本高昂，產出遙遙無期。美國頂級科技企業都投入了研究，也有了階段性成果。未來，量子計算一旦從實驗室走入應用領域，將顛覆今天的計算機。

劉熾平先説他同意，至少最保守的那個決策他是沒有意見的。馬化騰就點頭，也同意了。量子實驗室的博士鄭一聰也在現場，作為新來的年輕人，他覺得那是一個快速的、沒有多少猶豫的決定。隨後，他們就收到馬化騰發給實驗室所有人的郵件：“大家加油做，不光是為了公司，也是為了國家，為了全人類。”

年輕人們“就突然掌管了數億資金”，要去建造真正的物理上的實驗室。他們找廠房，搞裝修，買設備，造零件。等有了硬件，鄭一聰就能真正去實驗，去攻克一個科學難題。他感到緊張又興奮，他説：“那種感覺就像要去登月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