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起底】香港學生會緣何成了亂局急先鋒？_風聞

【俠客島按】

香港反修例風波發展至今，暴力亂港者近乎着魔、失智，打砸招搖於市，私刑習以為常。

極為遺憾的是，在過去數月的亂局中，香港多所高校的學生會站到了“政治風眼”，在不少在港就讀學生眼中，昔日的象牙塔，如今很難保得幾張平靜的書桌。

7月，香港大學學生會舉行“光復港大”集會、抨擊校長未能“與學生同行”；8月，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購買鐳射筆被警員逮捕；9月，香港10家高校學生會呼籲學生開學罷課；

10月，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呼籲全體學生就校長拒絕與戴口罩畢業生握手一事“自發行動”；如今，內地學生在香港科技大學校園內遭遇黑衣暴徒“私刑”、該校學生會發起針對異見學生的起底行動。

為何高校學生會成了亂局中的急先鋒？學生會為何能這樣“黃”和這樣“牛”？什麼是香港學生會中的“深黃傳位制”？

俠客島特別約請了1984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1985-86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學界民選代表馮煒光談談他眼中的港大學生會。

以下為馮先生的陳述，一起來讀。

內地學生在香港科技大學校園內被“私了”（圖源：港媒）

一

香港十多家可以頒發大學學位的大學、學院都有學生會，香港大學學生會則是其中龍頭。由於香港大學歷史悠久、100 多年來人才輩出，學生會所承接的畢業生“回饋”數量眾多，財政實力也異常雄厚。

2012年3月12日，當香港特首選舉進入衝刺期時，香港大學學生會一口氣花了逾30萬港元在香港八家報紙刊文質疑候選人梁振英。

這令當時尚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梁振英公開表態：“（此舉）可能會影響選情！”而此事也恰恰説明，港大學生會一是有錢，二是在政治上相當活躍。

港大學生會究竟有多少財力？

1984年，我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有一天被大學的庫務處請去在核數報告上簽名（香港法律要求由學生會負責人簽署核數報告，以示接納核數師的審核結果；銀行户口及投資由學校庫務處代管，並聽命於當時在任的學生會幹事會），學校的司庫告訴了我這一由我領導的機構的現有儲備：總計700萬港元的香港藍籌股票。

這筆龐大的金錢主要是近百年來各位學長不斷捐贈的結果；而因為持續有收入入賬來抵銷開支，這些儲備一直只收取股息，不斷滾存，基本上沒有被動用過。

因此，上述於2012年一口氣花30多萬港幣買廣告的事情，對於1984年既已擁有700萬港元藍籌股的香港大學學生會，無疑是“小事一樁”。

1984年中旬，由李嘉誠新近購入的和記黃埔突然宣佈每股和黃股票要派4港元特別股息，當時香港大學學生會因為擁有3萬股和黃股票，可獲派12萬港幣。我們一眾大學生們還召開了評議會（學生會的立法機關）特別會議，討論如何運用這筆意外之財。

以上事例或可供各位一覽，一所香港高校的學生會所能擁有的歷史遺存、社會地位、財政實力。

1984年的馮煒光（站立者左二） 

二

有人問，香港高校學生會如何能“代表”全體在校生？

還是從香港大學説起。港大學生會會章中的“會員”一項明確規定“所有大學全日制學生都是學生會會員”，這便是學生會獲得“代表性”的殺手鐧——要求每位本科生都是會員的“必然會員制”。

香港大學為了協助學生會收取會費（儘管在法律上，香港大學和香港大學學生會是兩個不同組織），會在每年發出學費單給學生時，要求學生額外付150港元學生會會費。

很多學生不知就裏：既然以萬計的學費都交了，不差那150港元。如此，港大學生會便可以每年很輕鬆地收到以百萬計的會費。

近年來，有同學開始覺醒，尤其是內地同學，會特意不付這150港元。但沒有繳付會費便不能拿到學生會的任何福利，包括每年發給學生的禮品包、以及不得使用學生會所管理的會議室和活動室等。

對學生會來説，最重要的不是這150 港元，而是“代表性”：絕大部分本科生“被入會”後，學生會便可以在政治上大力聲稱他們是唯一代表全體香港大學本科生的合法組織。

此外，目前香港的大多數高校學生會在法律地位上系和學校平起平坐的社會團體。1949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率先在警務處進行獨立註冊，正式脱離大學管控；隨後不久，香港中文大學、城市大學、浸會大學等校學生會亦紛紛“獨立”。

這種學校和學生會平行運作的機制，使得高校學生會原則上除了對全校本科生及各成員書院學生會負責之外，不對學校、更不對其他任何組織及個人負責。

這無疑與英國人鼓勵學生自治的傳統相關: 學生會主席的選舉通常採取全校學生不記名投票的公選方式，組織架構則承襲自英式三權分立的架構和理念。

香港大學校內批評校長的標語（圖源：港媒）

在1984年我出任會長時，此種制度設計已行之多年，其原意是好的；但當學生會在政治上越走越遠時，如此“獨立”的流弊便顯而易見。

在1997年之前，英國人不是看不到這個危險，但當時英人也同時設計過一系列應對策略：

當時香港的大學只有2 家（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管理起來比較容易，況且香港總督又出任校監（實質握有大學的資金來源），“越權”握有包括學生會全部資產在內的實際控制權，大學校方不會不配合，更絕不敢提“不歡迎警察進入大學校園”等荒謬倡議。

那時候學生中表露愛國、“火紅”心聲的大有人在，但大學校方從來沒有因為警察拘捕學生而發聲明譴責。

1970年香港的保衞釣魚台事件中，英國人警司威利在維多利亞公園大肆拘捕愛國港大學生，甚至在學生示威現場把學生打個頭破血流，也未聞港大有發聲明譴責警方。

**港英當時的警隊設有政治部，學生會幹事的行動備受監控；**在學生會出任過會長的、尤其表達過“支持香港主權屬於中國”的，根本不用想考取任何政府類工作。

我在1984年底離任港大學生會會長， 1985年初開始找工作，擬投考廉政公署的社區關係主任（赴社區或學校宣傳廉政），但廉政公署連申請表格也不肯發一張給我。

那個時代出任學生會會長或副會長，只能和政府工作（哪怕是極邊緣的職位）絕緣。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拒絕與戴口罩畢業生握手，該校學生會就此發佈聲明“譴責”。

三

而到了如今，很多人問為什麼香港高校學生會能發展到“羣黃”之境？（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時示威人士以黃絲帶作為標誌性飾品，此後坊間以“黃”“黃屍”等代指香港民主派支持者。）

這首先與近年普遍得見的**“保持本土性”“保持政治上激進”**的學生會政治化趨勢相關。

過去三十年，香港各大學生會和其代表組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逐漸形成了“反中”傳統。

而近年來，一向擅長做學生工作、搞社交媒體運營的泛民主派從中作梗，為學生會中的反中積極分子提供事實上的“旋轉門”，使得一些學生會負責人畢業後可直接擔任泛民政黨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的議員助理，進而被培養成青年事務部負責人、發言人，並向區議員方向發展。

針對想專業從政的學生，每4年選舉一次的450多個泛民席位可提供3.6萬港幣的月薪、津貼，另加每月4.5萬港元實報實銷津貼（這筆津貼又可以用來僱用下屆“深黃”同學）；若有幸當選立法會議員，每年薪津再加上各種補助合共逾 400 萬港幣一年。

如果有想繼續學業的，泛民也可幫助學生會成員赴劍橋、哈佛等英美名牌大學留學。比如曾因參與佔中而入獄的羅冠聰，大學入學考試雖然不夠分入讀香港大學，但卻可因前立法會議員、甚至曾入獄的“光榮”背景，去耶魯大學繼續學業。

羅冠聰赴耶魯繼續學業（圖源：俠客島微博）

此外，學生會日益變黃也與其近年來興起的**“傳位”方式相關**。

香港諸高校學生會如今流行一種承傳方式，即由上一屆幹事會來“物色”下一屆幹事會人選，這樣便可確保上一屆的政治路線能始終不走樣、不變型。

由於這幾年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幹事都是深黃的，於是很自然下一屆也是深黃的。

至於這種“上一屆物色（形同指定）下一屆”的情況能出現，是因為願意放下學業（出任會長和副會長要休學一年）的同學非常少，內地學生更不會作如是選擇，於是為了不出現斷層，上一屆在快要離任時便會透過各方法去提前找好立場一致的接班人。

在深黃之中，是否就完全沒有愛國同學參加角逐學生會幹事會？

當然是有的。就在2018年初，便有幾位香港本地的愛國同學躍躍欲試，但學生會2017屆幹事會認定這幾位同學背景不純，是“紅底”，於是用盡一切方法把幾位同學的參選資格取消掉（DQ）——“一切方法”包括指責這幾位同學填寫的表格在該用英文大楷時，錯用了小楷。

那麼在制度上，是否有任何可能、比如以投票形式否決學生會深黃幹事會？

從法律上講，只要學校默許，愛國同學完全可以另起爐灶、建另一個學生組織，但就此前經驗，深黃學生會往往會依靠其雄厚財力、或向黎智英籌款、或請李柱銘幫打官司來拿法院禁制令等，令新組織無法運作。

學生會的權力來源自同學一人一票的授權，但如今很多同學不投票，故各大院校學生會換屆投票率（也即“變色”可能）都很低，不到20%。

讓我們稍感安慰的是，在香港高校學生會現有成員中，也不是所有活躍分子都是“黃”的。

比如一個歷史悠久的學生會屬會——“國事學會”，在一般情況下，其活躍會員都是愛國愛港的；據我所知，在10月中旬，國事學會就組織了40 位港大本科生到寧夏走訪調查，對這一內地省份的經濟社會狀況加以瞭解。

香港大學學生會組織架構一覽

四

單看香港大學學生會，雄厚的歷史資源、財政資源、泛民勢力等使其在近年來“長保黃色”。

再加上現在大學校監是名譽性質，和英國總督年代的情況相距萬里，要在一時三刻間改變香港各高校學生會的顔色，恐怕並不現實。

但我始終覺得，正義只會遲到，不會不到。

客觀認識國家、衷心表達對國家的愛護的學生會成員還是有的，他們的“星星之火”能否“燎原”，要待各方大力支持——只有香港各界凝心聚力，才能讓這火種不被人為熄滅，並越來越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