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白求恩大夫逝世80週年】範雪 | 白求恩的動盪與安寧_風聞

今天是白求恩大夫逝世80週年忌日，保馬推文以表紀念。在中國，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一文讓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曉，不過多數人對他的印象也容易停留在這樣單一的聖人光環中，事實上他的生命經歷豐富而迷人。本文特別關注白求恩在文學藝術方面的特質，企圖將文學/藝術精神與他個人的經歷、道路選擇串聯起來理解，展現一個真實的、擁有無窮生命活力的白求恩形象。通過這些赴中國前的歷史：理想、激情、不滿，當下的我們才能深刻理解為什麼白求恩會走向延安。

本文原載澎湃新聞APP“文化課”欄目，感謝範雪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白求恩的動盪與安寧

文Article/範雪Fan Xue

今年距國際主義者白求恩在晉察冀去世，已有80年了。作為一個在中國接受教育的“80後”，我對他的事蹟從小就略知一二，但也止於一二，我想許多人也都是這樣。大約在十年前，我無意中看了一篇他在去世當年寫於晉察冀的文學作品《創傷》，這篇散文像一個光口，使已經固化得有些封閉的白求恩形象，突然新鮮起來。《創傷》有一個效果非常強烈的表現主義開頭，語言構造出的畫面具有直觀的藝術感染力，白求恩的外科醫生才華，似乎毫無障礙地轉化成對傷口的文學呈現：

傷口就像乾涸的小池塘，結成了一塊黑褐色的土；傷口邊緣裂開，四周有一些黑色的蛆了；整潔的傷口的深處隱藏着膿腫，膿腫就像一條決堤的河，在堅硬的大塊肌肉中奔流，像一條温泉，在肌肉周圍和中間流淌；傷口向外擴大，把令人恐怖的肉質蘭花和麝香石竹分別地腐蝕和碾碎。黑色的血塊從傷口中噴出，混雜着令人噁心的氣泡，在二次大出血造成的血流中飄浮。

這段描寫，複雜且精細。如果白求恩不是外科醫生，可能不會對大型創傷的形態、層次、變化，甚至温度有這麼緻密的感受。但使它分外迷人的，是白求恩的語言，它帶着濃郁的波德萊爾的味道，散發出基於解剖學的對人的肉體肌理的現代性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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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動家》，齊魯書社2005年版/右：《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

此後我讀到更多白求恩的文章和他的傳記，主要是拉瑞·漢納特（Larry Hannant）編纂的白求恩文集《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動家》（The Politics of Passion: Norman Bethune’s Writing and Art，李巍等翻譯，齊魯書社2005年出版），和羅德里克·斯圖爾特、莎朗·斯圖爾特撰寫的《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柳青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出版）。書中材料和故事帶出的感受，與初讀《創傷》時發生的現代性體驗很相似。在最實的層面上，白求恩是成功的醫生，同時他有明顯的文藝才華，在一生中的險要時刻，他都用了文學或藝術來為自己做一番交代。並且，白求恩對古典風格毫無興趣，文藝的感覺指向當下和未來，瀰漫着我們常説的“現代性”。這個特點不是學來的，一種激烈的反抗程式化的傾向讓他的文字帶上了天然的性格，而這又與他很強的社會意識、工作能力和生命能量捆綁在一起，生髮出白求恩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醫療社會化和戰爭的種種表達。我閲讀到的這些表達，在效果上加劇了他個人並不太以為意的漂泊，也讓他的漂泊成為20世紀的一個典型形象，充滿了加速尋求解決的動盪感。

白求恩在中國的地位，由毛澤東的《學習白求恩》（建國後改為《紀念白求恩》）一文一舉奠定。這篇文章寫在白求恩逝世後的第二個月，毛澤東高度讚揚了他的工作技術和態度，以及整個人之人格的高尚。確如毛澤東所説，白求恩在晉察冀表現出了超凡的工作能力，比如1938年的9月，他同時為松巖口模範醫院的轉移、兩本關於手術和藥理學的書、編輯一份前線醫學期刊，以及150個手術忙碌；1939年4月齊會戰役中他帶領醫療隊連續做了69個小時115例手術。這些都可以説明他在工作上的熱忱、體力和能力，超出一般人的經驗範圍。有些區別的是，毛澤東的文章一方面是稱讚白求恩，另一方面也要昇華出白求恩的精神以教育幹部，而白求恩個人關於工作意識的自我解剖，有一種內在的複雜。在一封私人信件裏，他説：

我今天做了一天的手術，很累，10個病號中有5個非常嚴重……我的確很累，但我已好長時間沒有這麼高興了……我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它佔據了我從早上5點半到晚上9點的每一分鐘。這裏的人們需要我，更重要的是，人們表達了對我的需要，滿足了我庸俗的虛榮心。

這幾句話説出的心態頗有幾分曲折。似乎只有一種密度極高的工作才能讓醫生身體的能量得到完全釋放，精神也由此獲得愉快，而且這個工作必須具有價值。白求恩從事的是戰地醫療，這個救人性命的工作是否一定生產價值感，很難説。來中國前，白求恩在西班牙戰場上就沒有獲得類似的喜悦體驗。從他在戰地生活中依然忙於撰寫論文來看，專業上的新發現是白求恩關心的東西，他也還保持着在醫學學科中分享和貢獻的習慣。但他的愉快，正如其自述，並不來自上述專業領域，而是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獲得的“需求”感的滿足。也就是説，作為一個醫生和一個人，白求恩需要自己的價值在“社會”中得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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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迄今為止所能看到的唯一一張毛澤東與白求恩的合影，拍攝於1938年，延安。圖片來源：《諾爾曼·白求恩》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

這是某一種特定的“社會”，晉察冀符合了。寬泛地説，白求恩在這裏描述的感覺，已經跟馬克思設想的解放之後人和社會在彼此依賴中獲得無限完滿的情形，很相像了。當然，我們追蹤不到白求恩有基於研讀原典的理論來源，也不能説他去過蘇聯、加入了共產黨，就必然有上述觀念。白求恩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圖景的親近，更多源自直接經驗，他大約從1920年代開始就有了天然的偏左的觀點，這些觀點不是受哪個具體人物的影響產生的，而是在他蒸蒸日上的外科醫生職業中，長出來的。

白求恩36歲時得了肺結核，在當時（1926年）這是一個危及生命的病，主要的治療方法是在環境好的療養院裏採用儘量少干預的療法。靜養療法沒有治好他，白求恩最終通過積極干預的“人工氣胸療法”和“隔神經切斷術”治癒。白求恩當時已接受肺結核在經濟學和病理學上的關聯：富人治好，窮人病亡；他也很快地在《加拿大醫學會學報》上提出了一個明顯為更多不富裕的普通人考慮的肺結核治療方案。這個方案的態度務實：推進手術干預，而不是單純依賴在療養院裏花更多的時間和錢，因為這能最快、最有效地幫助大多數人和他們的家庭。

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似乎讓全世界認識到資本主義存在系統性的癥結，這個癥結最著名的一幕是：成千上萬人忍飢挨餓的時候，大量牛奶被倒進下水道。白求恩發現醫療領域與這個場景完全是一樣的：“按照我們現在的做法，接受醫療是高消費。我們正在以珠寶的價格出賣麪包。佔我們人口50%的窮人買不起，正在捱餓，而我們醫生賣不出去，也在蒙受損失。人民沒有健康保護，而我們沒有經濟保障”。1930年代中期他的興趣大規模轉向討論醫藥的政治經濟學和醫療社會化的前景。他表達的一些見解，精闢透徹：

慈善事業將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和正義。慈善事業貶低了捐獻者，也使接受者墮落。

諸如有限的健康保險計劃這樣的醫療改革都不是社會化醫療，它們是社會主義的冒牌形式，出自於過時的人道主義和博愛主義。

當今世界的爭論是在兩類人之間展開的：一方相信古老的生死關頭時的利己主義，另一方相信合作的力量可使所有人過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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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前後的白求恩。圖片來源：《諾爾曼·白求恩》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

儘管白求恩是專業精英，但他對“專業”在面對整個世界時的重大匱乏非常敏感，他説“我們不需要在醫學界有這麼多傑出的內、外科醫生，而是需要更多的對社會問題具有遠見卓識和想象力的政治家”。這一時期，白求恩期待整個社會的總體制度能有全面的調整，他不懈地呼籲實施“社會化醫療”，並表示：“25年前，被稱作社會主義者是一件不齒的事情，如今，不是社會主義者才是荒謬的”。

1936年10月白求恩離開魁北克前往西班牙。從此時到去世，他成為一個國際主義者，先是在歐洲，然後在亞洲，在世界被劇烈撕裂的傷口地帶挽救生命。作為醫生，白求恩在兩個方面是天才：一是發明，比如他發明過各種各樣的醫療工具，其中的一款肋骨鉗至今仍在使用；二就是手術，白求恩的身份準確説是外科醫生（Surgeon），手術是他的專長。據説他初入醫行時，就在手術上展現出很高的天才，特別是速度；當然，他也追求天才的效果，比如計時測試手術的敏捷程度。這兩種天才都被他帶到了戰場上，並且天意般地平分給了西班牙和中國。

談及西班牙戰場上白求恩醫學活動的英文文獻中，常常出現“輸血”（Transfusion）一詞，它連帶起的是白求恩在西班牙內戰中的一段重要貢獻。白求恩到達馬德里時，這裏正在成為內戰中最危急的地方，他判斷馬德里將對血液有巨大的需求，提高輸血效率是迫切的事業。這個判斷用白求恩文章編纂者的話來説，是“天才超然於隨即而來的混亂之上”才能有的眼光。此時，西班牙醫生弗雷德裏克·杜蘭·約爾達（Frederic Durán Jordà）剛剛建立了醫療史上的第一個基於捐獻-血庫的輸血服務站。在此之前，除了俄國人使用過取用屍體上的血液的技術外，外科手術中的輸血都採用獻血者在場，直接把血液輸給病人的方法。1938-1939年白求恩在晉察冀用的就是這種輸血法。在一戰的某些戰役中，發生過收集血液後用抗凝血劑檸檬酸鈉保存以用於手術的例子，但戰後這種方法沒有得到普及和推進。白求恩的方法與約爾達醫生相似，特殊之處是約爾達醫生的血站在巴塞羅那，而白求恩主持的加拿大輸血服務隊就在馬德里前線，且這是一個流動輸血站。白求恩從倫敦買來需要的儀器和藥品，把它們裝置在一輛改裝過的麪包車上，輸血隊由此便可在城市裏靈活地收集血液。這個輸血隊在當時是非常前沿的醫學實踐，這套在西班牙內戰中逐漸成熟的輸血方法，在不久之後就要到來的世界大戰中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但是，白求恩的西班牙之行註定不止有職業活動，因為他精力充沛，心靈也更躁動、更外露、更風光。除了指揮輸血隊，他還策劃和參與了一部反映流動輸血的紀錄片《西班牙之心》（Heart of Spain），片子的主角是他本人；他也善於曝光自己，在募集資金上表現出不俗的能力。在馬德里，白求恩還談了一場戀愛，戀愛的對象被描述為一個高大健壯、有着一頭金黃泛紅長髮的瑞典女性，這個女性是馬德里國際左翼圈子裏一個相當顯眼的存在，但很快，她被認為疑似間諜。事實上，西班牙戰場上左翼一邊的內部有着超乎想象的複雜，這既是政治的、權力的，也是情緒上的，白求恩只是捲入了一些邊緣地帶的小旋渦，就已足夠讓他被召回。總體來説，白求恩在西班牙的狀態與後來在晉察冀非常不同。經過了那麼多年，他在西班牙的經歷還是泛着刺激、風潮和不羈的光亮，而據説他個人性格中的冒險、炫耀和不穩重在馬德里都表現出來了，這加劇了他身上反映出的動盪。

白求恩對此動盪很有意識。在西班牙的最後幾天，他談起了文學藝術，談到了狂亂、陳舊、衝動和創造。他説：

文學藝術就是要打破平靜……他（藝術家）來過之後，我們感到不安，對太輕易接受的真實變得不確定了。他使那些靜態的、固定的和靜止的東西動搖不定。在一個害怕變革的世界裏，他宣揚革命這一生命主題……他敏鋭、急躁、果敢、坐立不安也令人不安。他是在人類靈魂裏發揮效用的那種生命的創造精神。

這裏講的只是文藝嗎？這封信讓我們感覺到，他為自己安排了與文學藝術的命運相同的人生。這其實不好表述為一種文學化的人生，因為他不是受到了文學的影響才塑造起人生的態度，也不好説他對人生有一種文學化的處理。上面這段話能看出，白求恩很知道文藝的宿命是什麼，而他的天性與文藝的宿命那麼相似，充滿反抗程式化的要求，40多歲了依然如此。一些奇特的例子可以佐證。他在參加一次富裕階層的聚會時，極其反感富人刻意重視洗澡熱愛乾淨，表示“人散發出動物氣味更迷人”，並對一位詢問他不洗澡如何保持乾淨的女士説：“可以互相幫對方把身體舔乾淨”。又或者，白求恩把一個妓女帶到正式的聚會上，向眾人介紹她的職業，一頓好吃好喝後宣佈要把妓女送回“骯髒墮落的街道”。這些憤世嫉俗的例子，都説明白求恩對資產階級和他們講究的生活，抱有深重的敵意。他討厭文化或文明中某些制度性約束的部分，尤其是等級，一個更自然的環境，會讓白求恩舒服、安寧，一個大多數人接近平等的社會，會讓他反抗的衝動平靜一些。在某種程度上，晉察冀是這樣一個地方。

在晉察冀，白求恩把他高超的手術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他之前經歷過的任何一個環境，都不會比晉察冀更能釋放他在手術的敏捷、決斷和拯救生命效率上的慾望與能量。抗戰期間，援華外國醫生的數量不少，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去了貴陽圖雲關，在林可勝主持的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工作。白求恩不同，在前往中國前，他就有了很明確的幫助共產黨的意志，他表示：“我只有一個條件，如果我回不來了，你們要讓世人知道諾爾曼·白求恩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犧牲的”。去西班牙前，他也説過類似的話，他在一位畫家朋友的工作室設計了自己的墓誌銘：“生是資產階級，死是共產黨員”（Born a bourgeoisie. Die a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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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去西班牙前在一位畫家朋友處為自己設計墓誌銘。圖片來源：《諾爾曼·白求恩》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

這些話是白求恩坦誠態度，但更微妙的層面是，他用了一種具有魅惑力的語言表達出關於共產主義的一派迷人氣質，包括對死亡的豁達和光榮感。白求恩從不匱乏這類塑造語言的魔力，在上面提到的談論文藝的信裏，他一點不掩飾對日常性敍述（無論是苦難，還是良好狀態）的厭惡，他反感那些平凡，因為他總是一下子就能看到詞的陳腐帶着一大堆讓他煩躁的毫無用處。這可以説是一種抗拒世俗生活某些部分的天性，這也與他諷刺愛洗澡的資產階級，以及用一種傳奇性的態度觀賞自己的生命，是一回事。從他的傳記看，白求恩的世俗生活的幾個核心部分——存錢、守財、家庭——過得比較不羈，在他那個階級裏算不上成功；其他幾個側面，喝酒、戀愛和享樂等，他可算是有幾分沉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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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察冀使他發生了變化。白求恩在這裏寫的文章、發出的信，已經沒有過去那種動盪、冒進和反抗的氣息，他忙於手術，也花了很多時間設想通過自己的渠道為八路軍籌集藥品和錢。他沒有失掉那種表現主義的、現代性的語言能力，在晉察冀寫就的某些文章裏，這些語言仍然神氣，比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創傷》，或在一封信裏他描寫“巨大的粉紅色睡蓮猶如已發福的中年貴婦，在一頓豐盛的午餐之後，有氣無力地將大如足球的頭垂在灰色陶盆的邊緣”。第二個例子讓我們發覺，白求恩始終有一種資產階級的審美能力以及對它的強烈反叛。什麼改變了他？我想，晉察冀讓白求恩看到了一種接近理想的社會：雖然物質上落後，但這是一個“建設”着的社會，就連白求恩認為最無法把握的東西——“生活”，在這裏也有“建設”，這使他在講述黨、軍隊、農民和這裏體現的人類未來時，流露出散發着陽光香氣的信心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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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大夫在遞櫻桃給村裏的小姑娘。沙飛拍攝  圖片來源：CHINADAILY

其實，白求恩有一個重要的、不是大多數人能體會的特徵。他有很強的個人能力和生命活力，這是需要充分的、有價值的事業去釋放的，否則會表現為搗蛋。與北美和西班牙相比，晉察冀對他的需要是那麼徹底、純粹、簡單。白求恩的工作在自然和依託自然的建築空間（比如村舍和廟宇）裏展開，太行的山脈和河流為一切提供了極其平靜的形式。我們不僅能在這一時期白求恩的相片裏感覺到這種形式的意義，與白求恩同樣為晉察冀軍區工作的燕京大學教授林邁可和班威廉，都在他們的文字作品和照片裏見證了環境帶來的情感的平和。白求恩説過自己“生性漂泊、變化無常”，但在晉察冀不滿兩年的時間裏，生活環境的自然、工作的價值感和建設性確實安慰了他，使他的靈魂和身體得到過很長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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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大夫在享受日光浴。沙飛拍攝  圖片來源：CHINADAILY

意外血液感染去世前，白求恩有短暫回到北美籌集物資的打算。這可能是他想做些調整，因為他的語言能力弱，一直學不會用中文交流，在根據地時間長了還是感到孤獨。他期待這個調整。在最後幾封信裏，他用開朗的語調談到了局勢、與世隔絕、天氣、回北美的計劃，以及對西方的生活裏那些享受的快樂的敏感。然而，就像很多戛然而止的生命一樣，事情的推進是沒有下文的。但也就是在最後的文字材料裏，我們能感到他的敏感依然存在主義卻也純真，“你們還跳舞，喝啤酒，看電影嗎？躺在鋪着潔白牀單的軟牀上是一種什麼感覺？女人們還渴望被人愛嗎？”白求恩一以貫之的底色依然，但太行山區似乎真實有效地化解了他的動盪感，多了幾分安寧中對生活要素的敏感，這一點，曾經是他害怕的，也是尋求緩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