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經濟民族主義之下的國家競爭_風聞

發佈*/*2019年11月12日 3:30 AM

文*/*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全球化之後，世界迎來了一波強勁的經濟民族主義思潮。經濟民族主義導致很多主權國家政府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儘管人們可以譴責經濟民族主義的崛起，但歷史地看，經濟民族主義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為各國所需。

全球化並非必然是單向進程，而是一個有進步也有倒退的進程。人們須要對倒退的性質做具體分析，有時候倒退是為了更好的進步。從各方面看，這一波的逆全球化，單就經濟要素而論，對很多國家來説，可能具有修正性質，而非真正的倒退。

全球化給各主權國家帶來的挑戰在於財富的創造和分配之間的矛盾。全球化在全球範圍內帶動生產要素的流動，促進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因此在過去數十年裏創造了巨量的財富。

但是，全球化至少在兩個層面上造成參與全球化的國家內部的社會和階級出現巨大變化。

世界經濟表現出“獨享”特徵

首先，隨着全球化進程而加速的資本和技術，導致了政治與經濟的錯位，就是説，資本和技術失去了傳統上的“主權性”（各國政府在傳統上對本國的資本與技術擁有主權）。簡單地説，這是福特工廠時代的特徵。在這個時代，有了一項技術，就可以設置工廠，有了工廠就有就業和税收，就業促成人口從工人階級到中產階級的演變，而税收則賦權政府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

到了全球化時代，這種情況不再。即使有了技術，技術連同資本可以流向國外勞動力和土地便宜的地方。技術和資本一旦流出，國家就失去了就業和税收；沒有就業和税收，社會和政府都會出現問題，例如失業人口增加、中產階級縮小、政府無力提供社會服務、社會不穩定等。

其次，收入差異加大，社會越來越分化。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財富流向主導全球化進程的絕少數人手中。如果考慮到由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主導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因素，財富的集中情況更為嚴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今天的經濟已經完全失去福特經濟時代的“共享”特徵，而表現為“獨享”。

貿易保護主義即經濟民族主義

如果各國政府有能力應付全球化和技術所帶來的挑戰，全球化就可以照常進行下去，並且因為財富的激增等因素，全球化會繼續呈現加速度。但問題在於，到現在為止，各國政府對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挑戰幾乎束手無策。這不僅招致那些成為全球化受害者社會羣體的反抗與抵制，也引發對各國政府“是否過度全球化了？”的疑問，兩者的結合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經歷着的“逆全球化浪潮”。

儘管很多國家在話語層面還在繼續談論全球化，但在實際政策上已經選擇了經濟民族主義。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體現。

在貿易保護主義下，世界市場正在變得越來越碎片化。貿易戰為政治力量所驅動，沒有一個經濟體（無論大小）可以避免其負面影響。今天世界經濟的一個有趣現象是，沒有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和中國）有能力來穩定世界市場，但所有國家（無論大小）都可以為世界市場注入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經濟民族主義如此盛行，不僅僅是因為各國政府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且更是因為各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都會開始要求本國政府來保護企業。這和政治領域並無多大的差別：在國家間關係緊張的情況下，如果要避免發生衝突，就要求各國都不能太過於“自私”，而要考量到他國的利益；但實際情況剛好相反，因為一旦國家間出現緊張關係，各國國民的國際主義急劇消失，而民族主義急劇抬頭。

換句話説，從理想層面來看，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時候，如果每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還可以繼續開放，就可以緩解世界經濟的惡化，甚至有助於世界經濟的恢復。

大國開放是“公共品”

在這裏，大國的開放尤其重要，因為大國開放本身就是世界經濟的“公共品”。人們可以將此稱為“最優”選擇。

在學術界，很多學者把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歸諸於大國（尤其是美國）沒有提供此類“公共品”。但這裏的大前提是，大國必須具有這樣的能力。因為沒有一個單一的大國，有能力單獨提供如此大量的“公共品”，這種能力還應當包括這個大國協調其他國家經濟行為的能力。

但是，問題在於，一旦經濟民族主義盛行起來，各國便會趨向自保，變得自私，國家間的協調必然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沒有任何可能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大國有意願，也會感到力不從心。如果大國本身選擇了經濟民族主義，國際經濟合作就無從談起。今天中美之間的關係就是這種情形的反映。

如果沒有這樣的能力，各國就會選擇“次優”方案，即穩定內部經濟形勢，實現內部的可持續發展，在穩定內部發展的前提下，再考慮全球化問題。

這種選擇儘管是“次優”，但卻是現實主義的，因為較之超出自身能力的“最優”選擇，這種選擇具有切實可行性。實際上，像中美這樣的巨量經濟體，對世界經濟最大的貢獻在於內部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二戰之後，美國之所以能夠對世界經濟如此重要，主要原因在於其市場的龐大和內部穩定的發展，以至於人們説美國的穩定幾乎就是世界的穩定。反之，今天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根源，在於這些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的內部出現了問題，變得不可持續。

全球化是資本的本質

也就是説，經濟民族主義已經盛行起來，並且匯聚了足夠的動力。儘管各國仍然努力呼籲逆轉這個局勢，但實際上很多國家都會選擇聚焦內部事務。從這個角度上看，不難理解今天的逆全球化。

很多人開始對未來的全球化感到擔憂，甚至認為世界經濟會從全球化走向封閉。儘管這種擔憂並非毫無道理，但悲觀主義也沒有必要。理由也很簡單，有諸多因素在繼續推進全球化。

首先是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中國要繼續推進全球化。中國這樣做當然是符合其自身的經濟發展需要。經過數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中國從一個資本短缺經濟體轉型為資本過剩經濟體，中國資本“走出去”變得不可避免。

這些年來，中國也在通過自己的方式來推動全球化，包括“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等。同時，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大國，消費着大量的外國商品。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放棄和退出中國市場。除中國外，日本和印度等較大經濟體也有繼續全球化的需要。

其次，很多傳統上出口導向的較小經濟體，更須要依靠全球化來生存和發展，它們聯合起來也在推進全球化。儘管有時候它們會感到力不從心，但也是一股力量。

再次，即使今天趨向於搞貿易保護主義的一些國家，包括美國，人們也可以把它們的行為理解成為在內部整頓好之後再出發。全球化基本上是資本推動的，政府可以加速或者拖慢全球化，但很難消除全球化。**資本的本質是全球化的，只要美國和西方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全球化就必然會繼續下去。**全球化不是有無的問題，而只是快慢的問題。

“內部優先”是各國遵循實際規則

因此，經濟民族主義並不意味着全球化會消失，但經濟民族主義的崛起的確意味着國家間競爭或者國際競爭模式的變化，即從國際層面的競爭轉向內部的體制競爭，以及通過重塑內部體制來重新強化其外部影響力。

全球化對各國內部體制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包括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分配結構等。不管各國公開聲稱什麼，“內部優先”都是今天各國遵循的實際規則。

今天，無論是限制或者鼓勵外國資本和技術的進入、吸引本國資本和技術的迴流、減税，還是改善分配製度或者重新壯大中產階層，都是為了強化內部制度在國際層面的競爭力。

西方國家在這麼做，中國的政策也難以避免這個大趨勢。過去數十年裏，中國從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並且因為其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緊密關聯性，必然會繼續努力推進全球化。但同時，中國如果不能實現和其他重要經濟體的協調和合作，中國單方面的努力也會力不從心，很難產生預期的成效。從經驗層面來説，也的確如此。

這樣，中國也自然會把重點置於內部的改革和可持續發展，通過內部的制度建設來對世界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

實際上，人們也可以説，“內部優先”始終是中國領導層的世界經濟哲學，因為中國領導層歷來就強調中國對世界經濟的最大貢獻在於內部的可持續發展。內部發展實現可持續性，然後才會對世界經濟作出貢獻。

這一點對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對大國來説尤其如此。近年來，中國儘管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即中速發展階段，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在30%以上，這主要是因為內部的穩定發展。

中國結構性改革舉步維艱

如果説新一輪的競爭是內部制度的競爭，那麼對中國來説，挑戰不小。一方面，如果注重內部發展，就必須努力改善內部經濟和營商環境。而對中國來説，這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內部的結構性改革。

儘管結構性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同時這方面也一直面臨外在的壓力，尤其是美國的壓力，但結構性改革一直沒有突破口。

這尤其表現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係上，兩者之間是一種很不對稱、很不平等的關係。儘管無論在國家法律還是意識形態層面，民營企業都獲得了合法性，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種合法性就消失了。

從空間上説，國企尤其是央企往往佔據壟斷地位，國企所到之處，民企就很難得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東北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整個區域經濟面臨困難，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國企仍然處於壟斷地位，民企沒有空間；民企發展不起來，國企就沒有競爭壓力，沒有變革動力，也就很難加以改革。

金融領域更是如此。國家掌控和壟斷金融，並且國家銀行都是大型銀行。國家銀行的服務對象便是大型的國企。儘管政府通過行政的，甚至是政治的方法“迫使”國有銀行為民企服務，但沒有什麼好的效果。原因很簡單，因為兩者之間完全不對稱，國有銀行毫無動力服務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這就要求做結構上的改革，設立一大批中小型的國有或者民營金融機構，為中小型民企服務。

對民企來説，法治建設表現得更為迫切。儘管已經存在保護民營經濟的法律，包括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但法律經常只停留在紙面上，很難執行下去。

要從法制轉型成為法治仍然需要很長的時間和艱苦的努力。但如果不能讓民企感覺到往這個方向的努力，它們仍然會感覺到巨大的不確定性，一有風吹草動，民營資本便到處流竄。

不論怎樣，如果意識到經濟民族主義不可避免，如果意識到在這個時候應當在制度建設方面做些什麼，從長遠看，不應當把經濟民族主義視為負面的東西，更不是後退，而是要利用這段時間，通過內部方方面面的改革，強化自己的制度競爭能力，為了未來更好、更有效的發展。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