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戳穿《大秦帝國》裏的“假大秦帝國”_風聞

《大秦帝國》是一部“現象級”文學作品，甚至可以説是“里程碑”作品。

在它之前，無論是二月河的康雍乾三部曲，還是熊召政的張居正，或是台灣作家高陽的紅頂商人胡雪巖，都還只是停留對“個體”在制度社會背景下的“權力遊戲”、“財富遊戲”的經驗剖析，直白地説，都是社會大變革時代的“精英行動指南”。

而《大秦帝國》上接姚雪垠《李自成》、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和陳伯達《四大家族》的雄心傳統，進而追求對一段歷史、一種制度文化的“重新評價”，其格局已經遠遠超過改革開放時代的一系列“歷史小説”。

一

這種變化與另一條時代變遷的暗線深切契合。

在互聯網興起後，曾經依託“電視劇”（“戲説、傳奇、正劇”）佔據統治地位的“評書”歷史知識體系受到了“上下夾攻”：

一方面是社會主流話語權逐步轉移到改革開放後經歷過完整九年義務制教育的代際之手，隨之而起的是，藉助央視“百家講壇”公信力背書的“學術明星們”，用一個個“教授”、“副教授”頭銜將全社會的歷史認知最大公約數提升到了“初、高中”教科書水平。

**一方面是基於教科書歷史解釋體系與社會多元化脱節的背景，**藉助論壇等早期社交工具逐步推廣、聚集的“再解釋”人羣，《明朝那些事兒》和“煮酒論史”體為代表的“通俗説史”就在此條件下成為了傳播爆款。

不過，無論哪一方面，其歷史寫作的史實運用往往僅停留於二十四史的白話文翻譯，或是各種野史段子的故事發揮上，整個知識框架更是從未超越初、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水平。

但是，正如數學課本+《人民日報》催生出一羣熱衷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民科”；政治課本+《易經》催生出諸多融合佛、道、儒、墨，貫通古今的“民哲”一樣；歷史課本+論壇也一樣催生出了為數眾多的“歷史民科”，各種名詞解釋、羣體立場、皮肉哲學與古人“史論”的白話文翻譯結合，構成了一套全新的“論壇歷史觀”。

“論壇歷史觀”層層包裹的內核，仍是課本中根深蒂固的“辯證唯物主義”敍事，只不過階級立場在歷史故事的“階級”角色虛化之後，代之以新的“立場身份”，比如民族、國家、姓氏、地域等等，本身就似是而非的“名詞解釋”被重新賦能，劃入一個又一個的敍事板塊，成為“論點”的“論據”。

非常幸運的是，經由孫皓暉先生之手，《大秦帝國》成為了“論壇歷史觀”第一個成型的傳播作品，又在一部又一部的電視劇之後，重構了很大一部分受眾頭腦中的“斷代史”。

正因為如此，討論《大秦帝國》有哪些地方不符合“史實”，完全毫無意義，因為它從頭到尾，都是先有“結論”，後有結構，最後堆砌事件、情節、人物的“傳播產品”，本質上就是“架空敍事”，而並非歷史環境下的“情節敍事”。

如果説，《大秦帝國》是一部“歷史著作”，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以論代史”，但它又被眾多擁躉們寬容地稱為“文學作品”，那麼，這個詞彙就完全不能適用，哪怕孫皓暉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以“歷史”的名義去大談“秦史”的重構，乃至於西周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云云。

正是這種“非驢非馬”的糾結，讓人只能坐視大眾的“秦史記憶”在事實上被不斷篡改，因為在“全民創富時代”逐漸遠去，“大國崛起時代”隆隆而來的時刻，一個細節豐滿的“高、大、全”，一個祖上闊過的“帝國起點”遠比任何干癟的事實講述更有吸引力。

説到底，就四個字：

現實需要。

二

所以，《大秦帝國》實際上塑造的是一個糅合着今天國家主義幻想的“假商鞅”，以及完全不存在的“假大秦”。

任何一個改革開放前受過教育的人，對“批林批孔”的經歷都絕不陌生，聲勢浩大的“儒法路線鬥爭”宣傳，催生了無數大字報和豆腐塊文章，等於是通過“運動”的方式，給歷朝歷代都加諸了一套“儒法鬥爭”的解釋，秦國、秦朝更是被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了特殊的地位。

問題是，這些“汗牛充棟”的解釋，也僅僅是解釋。

在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一直到1980年代才陸續整理發佈成果，至於裏耶秦簡更是在2000年左右才出土，晚出的其他簡牘資料，更是沒有能夠納入“儒法鬥爭”的歷史解釋體系之中。

也就是説，所謂的“變化”，不過是拿着一樣的史書“發揮階級鬥爭想象力”進行的重新書寫，無論是與秦朝的歷史，還是法家的學説，都關聯極少，基本上是一種先講故事再拆論據的方式。

其實，只要有一定的文言文閲讀基礎，對照《商君書》、《韓非子》的言論來看“法家”，其中最核心的都是“治人術”，也就是統治民眾的技法和手段，包括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等等拼命加強對個體的管制，將民眾塑造成為專門服務於“耕戰”的原子化個體，用利益誘惑人，用力量恐嚇人，從而完成對個體的調動和改造。

哪怕是公認的《商君書》中涉及到“制度設計”的《境內》、《定分》、《徠民》等篇，按照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也完全看不到“社會改造”或是“階級國家進步”的成分，更何況其中的《徠民》篇一眼可知屬於商鞅死後的作品，連“長平之戰”都寫進去了。

但是，基於“宣傳”意義的“歷史解釋”是“不講理”的，甚至是“不講事實”的，削足適履完全是常事，整個商鞅變法的“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的敍事，完全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史實歪曲的基礎之上，而《大秦帝國》恰恰只是這個邏輯基礎的延續。

之所以説是“延續”，而非“複製”，根本原因在於時代的變化，階級鬥爭敍事已經無法觸動受眾，那麼，將“新鋭”的“大國崛起”敍事，尤其是將“落後就要捱打”的近代屈辱史移情到秦國身上，觸發民族記憶的共鳴，就成了最好的選擇，更何況還有大秦帝國一統天下的結果作為“例證”，更是能夠將現實與想象結合。

那麼，這個有錯嗎？

如果説，《大秦帝國》沒有重構“秦史”認知的雄心，作為一部“架空小説”，完全不是問題，**但是，正是由於上述現實訴求的爆發，**造成了作者孫皓暉先生對於自身定位的膨脹，開始四處以“史”為名。

現實是，《大秦帝國》從根本上混淆了一個概念，那就是“國家”。

大秦也好、大漢也罷，本身都是“王朝國家”，他們所施行的，是以統治家族為核心的“盜賊政治”，也就是“竊國者侯”，以天下人為魚肉的“家天下”，所有的國民的“奉獻”，本質上都是在為這羣“竊國之賊”添磚加瓦。

在此條件下，“王朝國家”和“人民”本質上是利益對立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剝削”與“被剝削”關係，而《大秦帝國》卻將其塑造成了一個“赳赳老秦，共赴國難”的“利益共同體”，乃至於泛化出了“老秦人”之類的“人羣共同體”的故事。

這一系列的虛構，徹底混淆了“王朝國家”和“現代國家”的概念，讓本就對於中國歷史、世界歷史一知半解的眾多讀者們，對“國”與“家”的關係，“集體”與“個體”的關係，重新退回到了漢朝初年黃老學派與儒家學派爭論時的認識水準：

黃老學派堅持，帽子再破，也要戴在頭上，鞋子再好，也要穿在腳上，所以，哪怕君如桀紂，也不能以下犯上。

儒家學者堅持，桀紂不義，當誅，而且要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誅之。

誰説的對呢？自己想吧。

當然，更可笑的是，所謂“反儒興法”的《大秦帝國》所展示的諸多美德，其實往往是“法家”所反對的，比如對於言論，商鞅變法中的態度是説壞的，發配邊疆，説好的，也發配邊疆，見《史記·商君列傳》：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衞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再看看下圖中“秦孝公”的説法：

這調調成了“子產不毀鄉校”了，恰恰是“儒家”讚賞的狀態，而非“法家”的態度，而這，只是諸多笑話中的一個罷了。

三

有不少人在粗淺地瞭解了1975年12月在湖北省雲夢縣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之後，即如獲至寶，認為秦法實際上並不暴虐，可以與《大秦帝國》小説中描述的“萬古法聖”乃至於“法制社會”對照理解。

事實上，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之後，陸續出土、現世了《裏耶秦簡》和《嶽麓書院藏秦簡》，均包含了大量的秦朝基層管理涉及到的户籍、簿冊、公文，以及法律的律文。

這些材料，為我們完整復原秦國、秦朝的全部行政運行仍有不足，但從中瞭解秦法的立法原則和基層管理細節，卻綽綽有餘。

在全面瞭解這些新、舊材料，並結合《史記》等文獻記載之後，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實際上是一個以“變相國家奴隸制”為基礎的國度。

在秦法的概念下，整個國家除了王室之外，分為三種人：

第三等級，奴隸與變相奴隸，即隸臣（男奴）、隸妾（女奴）、城旦（男重刑徒）、舂（女重刑徒）、司寇（可居家輕刑徒）、隱官（輕刑徒）、居貲（債務奴）；

第二等級，編户民，即二十等軍功爵“大夫爵”之下的平民百姓（有對應爵位授予田宅以及以爵贖罪的經濟權利）；

**第一等級，官吏和“高爵”貴族，自佐史以上至丞相，含有裏吏（半官半民）、地方官、中都官等多個系統的官吏階層；**以及“大夫爵”以上，尤其是“有食邑”的“高爵”貴族，都屬於特權階層。

秦法則是規定這三種人“社會行為”的成文規定，而觸犯法律， 會很容易完成階層下墜，由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墜落到第三等級，**唯一避免的手段就是你有足夠的錢，對，你沒看錯，事實上，雲夢秦簡中的最常見的“貲甲”，甚至“馬甲”之類的物質懲罰，乃至於死刑，全部可以折算成錢。**具體的折算公式見《嶽麓書院藏秦簡（貳）》：

**馬甲一，金三兩一垂，直（值）錢千九百。****金一朱（銖）直（值）錢廿四。**贖死，馬甲十二，錢二萬三千卅 。

如果你有“錢”，除了“政治問題”讓帝王無法容忍可能無法免罰，基本上可以無視各種刑事犯罪，而如果沒有“錢”，你的前景就是變成絕大部分為終身制的各種奴隸。

按照《徭律》規定，秦朝的委輸傳送的“興徭”，優先要派出這些奴隸，同時，奴隸還要承擔公田、倉庫、工室、鐵礦等等官營經濟的基礎工作，所有產出都將成為秦王的“私產”，被列為“禁錢”。

作為“回報”，秦王會賜予你區分男女、區分老少的每天定量的食物，還會發給你衣服，讓你不至凍餓而死，無法為大秦服務，當然，秦法還非常人性化地允許你娶妻生子，只不過你的子女仍將是世襲的奴隸，除非有隕石撞地球一樣的幸運，你的子女中有一個趙高這樣的“文武全才”被秦王發現。

這樣一個“階層”在秦國總人數沒有記載，但在《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一文中，三解依據刑徒經濟的規模，粗略計算了下限，即120萬人以上；在《一篇文章看盡“暴秦”的興與亡》中則依據洞庭郡遷陵縣的刑徒數與在籍人口數，粗略計算了上限，即刑徒佔總人口比為25.24%—27.70%，即約1000萬人左右。（秦朝總人口為4000萬左右，見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綜上所述，所謂“商鞅變法”終結“奴隸制社會”，或是終結“奴隸制”的説法，乃至於由此引申出的，全中國的“奴隸”應該感謝商鞅的説法，純屬“胡扯”，完全是對初中歷史教課書中所謂“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的一種可笑的延伸誤讀。

如果説真的有一個人需要感謝的話，也應該是漢文帝，在他的治下，確立了刑徒的“刑期”制度，又不斷放免“官奴婢”，將規模巨大的終身制“刑徒”和“官奴婢”由一個社會階層，變成了一個相對狹小的“法律概念”，最終促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進化”。

在第三等級之上，是“編户民”，但這種等級劃分僅僅基於“法律身份”，而並非經濟條件或是生活水平。

現實是，秦制下的“編户民”由於承擔着諸多“徭役”負擔，並需要交納賦税，其底層的生活水平，甚至遠不如刑徒。（參見《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中的計算）

一個秦國編户民在“傅籍”，也就法律上成年後，就要承擔“徭”、“役”，“徭”是普遍意義上的無償力役負擔，“役”則是披甲為兵的兵役負擔。

由於秦制下的“興徭”優先調派刑徒奴隸，所以，秦制下的編户民最慘重的“徭”實際上是“徭戍”，一種完全無償，反而要求自備衣糧的防衞任務，也就是我們今天説的“邊防軍”。

當然，這並不是説“委輸傳送”之類的“徭”不會調派編户民，簡牘中就有“黔首”在戰場運糧時死去，家中沒錢償還途中借貸官府口糧而打筆墨官司的文書殘篇。

正因為如此，“為國守邊”哪怕在秦國政府眼中也不是什麼“光榮之舉”，反而在法律中將“罰戍”作為對編户民比較普遍的懲罰。

更需要注意的是，與西漢武帝時代出土的簡牘體現的“更卒”制度不同，秦制中根本沒有確定的“更期”，通俗地解釋，就是西漢王朝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減少了編户民“徭”的負擔，在“南郡卒更簿”中最普遍的“更數”為“三更”，也就是一年中服徭4次，每次1個月。

也就是説，1年12個月，有4個月在為官府服役，這4個月的吃穿用度花費還要“卒”自己承擔，而這還是對秦制的“輕徭薄賦”。

事實上，秦代簡牘中體現的“徭”的負擔，僅僅規定了“戍者月更”，其餘則為“均徭日”，也就是説，秦制對百姓的“力役”採取了量出為入的“預算攤派制度”，簡言之，一個秦朝的編户民，一年中的“勞役負擔”是沒有定數的，完全看官府需要的“工時”多少除以總服徭人數，再對個人攤派“徭日”。

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無限負擔”，在秦始皇時代南北同時開戰，又在關中等地進行諸多巨大工程的情況下，對民間的役使會達到近乎瘋狂的程度，由於秦制中“徭”的負擔對官吏並沒有像西漢初年（惠帝元年）一樣進行明文減免，使得裏耶秦簡中記載的“洞庭郡遷陵縣”定編103名官吏，在本就缺員一半的情況下，又有一半的官吏在“供徭使”，以至於遷陵縣要寫文書向上級叫苦，官吏缺員太多，已經無法維持政務運轉了。

如果你認為這是全部，那就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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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很多人的理解不同，秦國和秦朝從來沒有什麼“職業軍人”的概念，“卿”、“大夫”、“士”、“卒”、“徒”就是整個軍事組織內部的等級，二十等爵制只是在此基礎上的細分，比如“卒”就是“爵二級以上”才能稱呼的“兵員身份”。

“士”的階層由於戰爭的需要，與“卒”並不以爵位相別，而是選取精選武力強健、富裕殷實的良民充任“材士”、“輕車士”、“騎士”，作為整個秦軍的“矛頭”，“材士”就是日後漢代的“蹶張”、“引強”，他們能夠操作強弓硬弩，以二人操作的“輕車”，也稱“立車”作為武器發射平台，與“輕車士”構成一個完整的車組。

相對於農耕地區郡縣內的“發弩”和“廄”系統即可提供的“材士”、“輕車士”，“騎士”在馬鐙、高橋馬鞍都未發明的時代裏，僅靠繮繩和建議鞍韉操縱坐騎，堪稱是特殊的“技術兵種”，所以，秦軍中的“騎士”是在邊郡的“戎狄道”中“徵發”，也在邊郡富户中“徵發”。

這些以“士”為名的“非職業軍人”雖然身份特殊，卻並不長期在軍營操練，如“材士”**（也稱“發弩”）**往往散居郡縣原籍擔任治安官吏，也是基層軍吏——“士吏”，也稱“校長”的部下，受到本縣“發弩嗇夫”與“校長”的雙重領導，“輕車士”則歸屬於縣“廄”教習和使喚。

反倒是“戎狄道”的“戎狄君公舍人”（戎騎、狄騎）與邊郡的“騎士”得以無事散居，有事徵調入屯，或擔任首都宮殿的儀仗扈從，或是陪同射獵，乃至於編入軍中作戰。

這些事兒其實和普通編户民關係不大，因為“武猛強健”需要良好的營養條件，一般的編户民家庭的飲食結構，連豆子和連殼的麥飯都吃不飽，一年也見不到一回肉，當然很難養育出一個能開六石強弩的壯漢，所以實質上“士”仍舊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階層”。

真正與最廣大的“秦民”有關的，實質上是“入屯”為兵，秦軍沒有什麼“軍團”的概念，“縣卒”或稱“乘城卒”就是駐地在縣中的“屯兵”（裏耶秦簡所見，兵源或為鄰縣異地），“都尉屯”就是在郡中的“屯兵”，在上郡的“屯軍”就是今人一般理解的“長城軍團”，實際上是“屯兵”與“徭戍”的綜合體，而並非一支三十萬人的野戰軍。

也正因為如此，這支武裝的人數在《史記》中時而是三十萬，時而是十萬，今人所謂的“南征軍團”則自始至終是以“郡縣”的形式存在，實際上只有“徭戍”、“罰戍”、“謫戍”，而並無“屯軍”，也就是説，在平定嶺南之後，這支軍隊已經解散。

注意，上述的“戍”和“屯”，一直到免老的年齡，也就是解除服役資格“退休”的年齡，都屬於終生不限次數，當然，“不更”爵位以上，也就是“大夫爵”，可以免除更戍。

非常幸運的是，秦國和秦朝的女人不用直接參加戰爭，但是“丁男披甲，丁女委輸”，在制度上是完全存在的，即如果奴隸不足，女人也要被“興徭”運輸糧食、武器。

整體來説，秦法管制下，一個基礎的立法原則就是，只有立功授爵，才能改變命運，但是，以秦國一百多年的斬首來説，參戰的軍人，平分不到一顆頭顱，所謂改變命運，就是一根吊在秦人眼前的胡蘿蔔，看着很美，吃不着。

真正的“立功授爵”，是面向“高爵”和“軍吏”階層的，可以通過“集體功”而非“斬首數”的方式來實現一級甚至三級、五級的“撐杆跳”，前提條件，就是你的“血統”是否足夠高貴。

**與之相反，“階層下墜”卻是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的事情。**由於“公田”的存在，奴隸耕地後政府的所得，遠比“十税一”或是“十二税一”的田租所得更多，也就是説，編户民跌落為奴隸、刑徒的數量越大，越有利於秦國的財力積累，當然，也同時縮小了秦國的兵源池，這在秦一統六合之前或許還是一個需要抑制的慾望，但在統一之後，自然就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了。

這也是另一種類型的“國進民退”，只是不是針對私營企業，而是以一個人的終生自由為對象。

可以説，裏外裏，秦國政府都是穩賺。

至於秦統一之後，按照《史記·李斯列傳》中記載李斯的説法：

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

秦始皇在位的時候，曾經搞過“輕刑薄賦”，這個説法也能得到秦簡的印證。

在秦統一之後，曾經改田租“十税一”為“十二税一”，同時，對於沒有刑期的刑徒也開始施行一定程度上的刑期調整，重刑徒中的極少部分經過一定年限可以變為輕刑徒，在秦始皇三十一年，還允許“黔首自實田”，即私人擁有土地。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什麼用處，道理很簡單，關東六國早在春秋末期就已經完成了他們的官僚化改革，而秦國作為“後發國家”，採取了更加野蠻地役使百姓的制度，儘管藉助地緣優勢和六國的內部爭鬥，以及農耕時代條件下商品經濟動員能力的限制，滅亡了六國的“王室”。

但是，六國的民眾，完全沒有理由有人不做，偏要做會説話的畜生。

所以，才會出現“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的土崩瓦解之勢，在《漢書·爰盎晁錯傳》中有一段漢初人晁錯論秦亡國的原因，恰是秦政“偉大”的表現：

**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鹹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正因為秦法從立法原則上，就是通過侵漁百姓而肥朝廷的一個“饕餮”，一張巨口吞噬一切，在秦朝出現亂象之時，先侵害貧民、刑徒、奴婢的利益，再侵害富户和官吏家庭的利益，等到王朝末世，連宗室大臣也不免於侵害，完全是制度性地一步步將自己的身體吃掉。

歸根結底，並不是秦始皇的好大喜功毀掉了秦朝，也不是秦二世不到兩年的“亂政”毀掉了秦朝，而是當這個“饕餮”連自己的身體都要吞噬的時候，不願意做會説話的畜生的六國遺民，齊心協力殺死了“饕餮”。

而瞭解了這些，你再去賈誼的《過秦論》，就不再是空洞的辭藻了，因為這些事實，在漢文帝時代仍是人盡皆知的常識，而到今天，卻被各種“秦粉”和儒法鬥爭的謬論遮蔽了事實，秦的滅亡，是一種制度性的必然，2000年後還吹噓它的“先進”或是“偉大”，不是蠢，就是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