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科生眼裏的歷史：明朝為什麼會覆滅？_風聞

這是理科生看歷史系列的第二篇。

今天來講講我眼裏的明朝覆滅史。這個課題很大，要用幾千字的篇幅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選了一個獨特的角度來闡述——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觀察明朝為什麼會覆滅。

明朝為什麼會覆滅？

因為政府財政崩潰。

為什麼明朝政府財政崩潰就會滅亡？

因為在農耕文明時代，政府財政是唯一能動員社會資源的手段。

財政一旦崩潰，意味着政府喪失了對社會的動員能力——如同一個人喪失了免疫力一樣，一個破感冒就會致命。

那麼，明朝財政為什麼會崩潰？

這個問題的根源要從明朝開國太祖朱元璋説起。

1****朱元璋的政治遺產

中國歷史上通過農民起義實現改朝換代只有兩個，一個是劉邦，一個是朱元璋。

朱元璋

造反出身最後卻成了人生大贏家其心態是有問題的。

劉邦與朱元璋當了開國皇帝后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安全感，總擔心未來也會有人效仿。

所以，這倆哥們不約而同的都搞了一個分封藩王制度——大兒子繼承皇位，其餘兒子一律分封為各地藩王，以親藩制度來拱衞家天下。

歷史上另一個搞藩王制度就是晉朝，這個晉朝是篡魏而來的，屬於得國不正，天生道統就有瑕疵，所以晉朝開國皇帝司馬炎也缺乏安全感，也要搞藩王制度維護家天下。

但歷史就是這樣搞笑，搞藩王制度的王朝沒多久就天下大亂，第一個跳出來造反的就是這票皇室的親戚藩王。

漢有七國之亂，晉有八王之亂，明有靖難之亂。

漢朝是中央政府最後平息了叛亂（晉朝比較複雜，這裏就不分析了），所以，可以順理成章廢掉了這個藩王制度，讓皇權集中。

明朝運氣比較悲催，燕王朱棣幹掉了侄兒成了永樂皇帝，這就比較尷尬了。

朱棣

朱棣是藩王出身，自然就不好廢掉這個藩王制度——那相當於自行否定了自己出兵靖難的合法性，但是朱棣也要防備自家親戚有樣學樣，未來也來一個靖難造反。

所以，朱棣就把藩王制度改造了一下。

按歷史慣例，藩王在封地屬於有相當權力的諸侯——有行政管理權，有自己的軍隊。朱棣把這些藩王的權力全廢掉，只保留了給藩王的經濟特權——

國家給藩王豐厚的俸祿，給藩王封田，相當於好吃好喝把藩王養起來，其餘的事情都不允許藩王去做，連出封地也不行。

這樣一個國營養豬的制度倒是有效防止了藩王作亂，但是，卻給國家財政留下了巨大的隱患——這個我們後面來談。

朱元璋第二個缺陷就是文盲出身，教育背景基本為零。

這種教育背景的缺陷即使後期朱元璋成年後拼命讀書，即使朱元璋聰明過人，但是終究缺乏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

這個缺陷對一般人不算個事，但是對於皇帝就有問題了。

這個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朱元璋缺乏頂層設計的能力，**所以，明代制度大部分照抄元朝的制度，很多元朝有問題的制度都保留下來——比如軍户制度。

**其二，朱元璋不懂經濟，**因為朱元璋的一頓騷操作，讓明帝國喪失了鑄幣權，這個對明朝後期財政的崩潰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2****明朝喪失了鑄幣權

講一講明代的貨幣體系。

明朝初期貨幣之一

中國古代主要的貨幣都是銅錢（不是白銀，白銀一般用於大宗交易結算），但是中國卻是貧銅國，銅礦少而且開採難度很大，所以銅在古代都屬於貴重金屬，價值很高。

用價值較高的稀缺金屬去製造價值單價較低的貨幣——這本身就屬於虧本買賣。

相當於我們現在國家用黃金來製造一分錢的硬幣，即使黃金含量少，其價值也遠高於1分錢。

所以，中國古代貨幣就陷入一個怪圈——

當統治者鑄造銅含量較高的貨幣時，民間的選擇就是大量收集銅錢然後融化提取銅來套利；當統治者鑄造含銅較低的貨幣時，又因為這個銅錢顯得粗製濫造，仿冒很容易，被民間拒絕流通。

最關鍵的是，中國產銅量較低，隨着人口的爭奪經濟的增長，這個主要流通貨幣就嚴重不足，造成通縮，嚴重製約經濟的發展。

所以，從宋代開始，統治者就開始尋求替代的貨幣。

宋朝是第一個發行紙幣的朝代，這個朝代的紙幣叫作交子。

交子

宋代官員金融水平很高，在發行交子時也配套設計了準備金制度，宋朝的交子都有相應的貴重金屬儲備來保證其價值。

宋朝因為通過交子發行掌握了這個鑄幣權，所以宋朝是歷代王朝中資源動員能力最強的朝代。

南宋偏安一隅，但是卻能對抗巔峯時期的蒙古大軍長達數十年，這個交子功不可沒。

蒙古統一中國之後治理水平相比宋朝就是一個渣。

元朝統治者當然也明白髮行紙幣的好處，元朝的紙幣叫作“鈔”，元代大部分時期，不鑄造銅錢並禁止使用前代銅錢。

除少數地區外，鈔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貨幣。

但是蒙古人玩金融很廢材，紙幣發行沒啥成本，但是掠奪資源的好處卻是立竿見影的。

所以，蒙古人發鈔開始還有點節制，後面就亂來了，最後這個元朝的鈔很快就變成廢紙。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制度，其中也包括這個紙幣。不過明朝的紙幣叫作“寶鈔”。

明朝寶鈔

朱元璋發行紙幣吃相比蒙古人還難看，一方面拼命印鈔，另一方面規定民間繳納賦税時使用寶鈔不得超過30%（另外70%或者實物或者金銀）。

尼瑪，這是隻印鈔不回收啊！所以，明朝的紙幣貶值比元朝還快，朱元璋還沒死，這個明朝寶鈔已經淪為廢紙。

朱元璋為了保證寶鈔發行，不但禁止金銀在民間流通（但是繳税可以），還停止了銅幣的製造。

紙幣變成廢紙，銅幣也不發行，民間就自發將金銀作為流通的貨幣。

在明代之前白銀一般只是大宗交易結算，但是到了明朝，因為朱元璋一輪騷操作——紙幣成為廢紙，銅幣停止製造，民間就逐漸自發用碎銀作為主要流通貨幣。

中國不但缺銅，更缺銀。銀兩的供應主要靠外貿流入。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對外貿易長期處於貿易順差，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是暢銷全球幾千年的硬通貨。

明朝歐洲列強建立了與中國的海貿線路，於是大量白銀潮水般湧入中國，然後是中國大量商品流出。

到明朝中葉，有學者估算，當時中國的白銀數量要佔全球的一半。

我們用海量的商品換回來一堆不能吃不能喝的銀子——商品總量減少，貨幣（銀子）總量不斷增加，所以，從明朝到清朝，整個社會經濟一直處於通脹的狀態。

明天啓六年，1兩白銀可以購買1石糧食，到了1908年，1石糧食需要3.895兩白銀。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一下朱元璋給這個帝國留下的政治遺產：

1.政治上藩王制度；

2.經濟上國家喪失鑄幣權，國家被動接受白銀作為主要貨幣；

3.軍事上軍户制度（這個就不展開了，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制度）；

明朝運氣很悲催，一般開國太祖留下的制度缺陷後代多少可以逐漸糾正，明朝偏偏遇到一個靖難之亂——朱棣搶了侄兒的皇位。

為了彰顯自己執政的合法性，朱棣不但保留了藩王制度，還幾乎全盤保留了朱元璋的政治遺產，讓明朝頂層設計先天性缺陷固化下來。

3****悲催的明朝財政

明朝財政從立國之初就是一個弱勢的吃飯財政，財政收入主要就是維持三塊開支：皇室（藩王）、官員俸祿、軍費。

由於喪失了鑄幣權，明朝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基本為零。

最重要的是，由於制度性的缺陷，明朝雖然隨着人口增長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明代人口從明初幾千萬到末期增長到2億），但是財政收入卻增長遲緩。

下面我們來看看明朝税收制度性缺陷。

以天啓六年為例。當年明朝財政收入包括田賦收入米麥2600萬石，軍屯400萬石，鹽税200萬兩左右，金花銀100萬兩（税糧折收的銀兩），茶税10萬兩，另外就是税收中收取的紡織品等各種實物大致折價幾十萬兩。

另外的就是皇帝的小金庫通過皇莊、皇店每年也有幾十萬兩的收入，不過這個收入屬於皇帝的私房錢，與國家財政收入還是有區別的。

大家看了上述明朝税收結構有什麼感覺？

這是一個完全依賴農業生產的税收結構。在田賦之外的收入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茶税只有可憐的10萬兩，商税為0，關税為0！

明朝中後期因為西方列強建立了與明的海貿商路，每年與明朝都有規模巨大的海外貿易。

光是白銀淨流入每年都高達數十萬兩，為什麼明朝政府只能眼睜睜看着如此鉅額的貿易卻沒有徵收關税呢？

因為明朝有個禁海政策——也就是禁止民間出海，禁止民間與海外進行貿易。

這也是朱元璋留下的政治遺產。

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防沿海軍閥餘黨與海盜滋擾，下令實施自元朝開始的海禁政策 。

早期海禁的主要對象是商業(商禁)，禁止中國人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進貢除外)。

明永樂年間，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是放開的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私人仍然不準出海。而後隨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嚴格。

鄭和下西洋

隆慶年間明政府調整政策，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史稱隆慶開關。

然而隆慶雖然開放了海禁，但是明朝依然沒什麼關税收入。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朝堂上以東林黨為首的南方沿海系官員的阻擾！

東林書院

為什麼以東林黨為首的南方沿海系官員要阻擾明政府收取關税？

呃，不對，這票官員不但阻擾明政府收取關税，還百般阻擾明政府徵收商税。

明朝中後期，政府財政壓力巨大，大部分年份財政都是赤字。

然而，只要朝堂上有人提議在沿海收取關税與商税時，一干沿海系官員就跳出來反對，理由也是冠冕堂皇——國家不能與民爭利！

這個“民”當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東林黨背後的沿海縉紳士族。

這票縉紳士族在海貿與商貿中賺錢賺得手軟，當然不肯讓政府來抽税。

明朝官員是通過科舉產生，南方沿海地區經濟發達，讀書人基數大而且水平較高，在統一科舉考試中佔盡優勢。

明清兩代，長江以南地區中舉人數長期碾壓北方地區，最高年份南方中舉人數是北方的4倍（**呃，所以，**高考不同地區錄取分數不一樣是有道理的）。

清朝是高度中央集權朝代，皇帝權力很大還可以壓制南方系官員。

明朝皇權遠不如清朝，所以，明朝大多數時候國家政策就被南方系（主要就是東林黨）官員所綁架。

在崇禎時代，東林黨幹掉了所有其他派系的官員，整個朝廷東林黨一統天下，號稱“眾正盈朝”——

意思是，整個朝廷都是“正人君子”。呃，最後滿清入關，投降最多的也是這票“正人君子”。

關税不能收，商税不能收，明財政已經很苦逼了，但更苦逼的是，明財政主要依賴的田税收入還有一個極大的漏洞。

中國自古官員士紳就不納税，也就是説官員與中舉的讀書人田地不納税。

這個政策是國家財政的一個極大的漏洞，因為有這個政策，所以，一般的自耕農常常“自願”將名下的土地“投獻”給官員與縉紳——

其實就是自耕農與縉紳合謀瓜分政府的税收。

所以，歷朝歷代到了後期，土地兼併情況就會越來越嚴重，政府税源急劇下降，財政收入也急劇下降。

這個政策性漏洞直到清代雍正皇帝才把它堵上——雍正是第一個推行“官紳一體納糧”的皇帝。

所以，雍正在讀書人記載的歷史中口碑是最差的，**這票讀書人編造了很多黑歷史妖魔化雍正，**越離譜越有人信。

明朝是一個弱勢朝廷，自然不可能如同滿清政府這樣強勢。

本來，各地官員為了自己的税收考計（田地數量少了，税收下降，官員考計要出問題），還會主動去控制地方上的田地“投獻”。

但是明朝又遇到一個萬曆皇帝這樣貪財的統治者。

在明朝，皇帝要花錢是不能向户部伸手的，皇帝有自己的小金庫叫內帑，這個內帑收入主要來源於皇莊、皇店，一年大致有幾十萬兩。

萬曆上台後覺得內帑的錢不夠花（他給自己修陵墓就花了幾百萬），就派出太監出去撈錢，包括兼併更多的店鋪作為皇店，兼併更多的田地作為皇莊，另外就是開礦收礦税。

其實萬曆皇帝也沒兼併多少土地（估計最多幾萬畝），但是皇帝自己開了這麼一個惡劣的先例，下面官員羣起效仿，土地兼併就愈發嚴重。

地方官員控制不了土地兼併，為了完成税收考計，就在剩餘的自耕農身上加徵田賦，從而導致自耕農負擔越來越嚴重。

明朝政府既不能徵收商税與關税，也不能向官員與縉紳徵税，所以，財政有困難就只能在農民身上想辦法。

從萬曆46年開始，明朝政府為了支付越來越龐大的軍費開支，陸續加徵三種新税：遼餉、剿餉、練餉——史稱三餉。

1580年—1644年是著名的小冰河時期，氣候嚴寒導致北方農耕收成鋭減，疊加土地兼併以及三餉的加徵，這個三餉後期甚至達到田賦的幾倍（明末直接奔着2000萬兩去了），直接導致大量自耕農破產。

以上就是明朝財政收入的問題，現在我們來看看財政支出的問題。

4****國營養豬（藩王）制度

明朝財政支出最大的負擔是什麼？

是皇室開支。

準確的説就是養藩王的開支。

這是朱棣設計的“國營養豬”制度的惡果。

明代藩王制度是世襲罔替，親王的長子也是親王，其餘兒子降一級就是郡王，郡王的長子是郡王，其餘兒子降一級變成鎮國將軍，以此類推。

因為朱棣設計的藩王制度，藩王不能干預地方政務，不能出封地，所以明朝的藩王其實就是被豬一樣養着等死。

這票被圈養的藩王平時也沒啥事做，就是吃喝拉撒生孩子，生出來的孩子還都有爵位，按照制度要給俸祿，要給莊園與田地。

所以，到了明朝中後期，朱元璋的子孫越來越多，國家財政負擔就越來越重。

大家感受一下明朝皇室給財政造成的負擔。

從上圖可以看出，明代財政支出主要就是軍費、官員俸祿與皇室開支，對民間的救濟支出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這種弱勢的吃飯財政從另一個層面也可以認為，明代政府應付自然災害以及抵禦風險的能力很差。

皇室支出是明代財政的沉重負擔，明代初期還好一點，宗室人數不多，財政負擔不大。

到了明末，隨着朱家子孫人數急劇膨脹，到1602年，明代皇室支出已經達到1526萬兩白銀，佔國家財政總支出比例高達52.89%。

5****亂象叢生

明末的社會亂象其實也是政府財政危機的折射。

從萬曆皇帝后期，明朝財政年年赤字，悲催的明政府既不能學現代政府舉債，也不能通過印鈔來衝抵，所以，明末政府就只能大規模削減開支。

首先就是裁撤機構——按照封建皇權政府的慣例，裁撤機構不是裁撤最沒用的機構，而是裁撤最沒有發言權的機構。

所以，政府驛站就被砍掉了。呃，本來在驛站吃財政飯的李自成同學就這樣悲催的丟掉了飯碗，一怒之下，李自成同學就參加了農民起義軍。

李自成

然後是拖欠軍餉。在天啓與崇禎兩代，拖欠軍餉成了常態，所以軍隊士兵一個個瘦弱不堪，士氣低迷。

邊軍鬧餉事件層出不窮，遼東軍務廢弛——幾乎是眼睜睜看着後金一個野蠻部落成長為明朝最兇惡的敵人。

軍費拖欠還有虧空就只好拖欠官員俸祿。明代官員工資歷朝最低，到了明末連這個低工資也不發了。

領不到工資的官員或者不幹事，或者就自己去“想辦法”——直接導致明末貪腐成風。

各級官僚各個如虎似狼，什麼錢都敢貪，比如户部撥給邊軍的軍餉，還沒出京城就要打六折。

到了崇禎後期，山窮水盡的明財政連藩王的俸祿也要拖欠，沒有收入的宗室們或者派出侍衞在各個交通要道收商税——其實就是收買路錢，或者就去搶農民的土地。

整個社會秩序已經瀕臨崩潰。

財政的危機不僅引發了社會的危機，而且對軍事作戰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5****三大戰役

下面，我們來談談財政危機對軍事作戰的影響——三大戰役為什麼會失敗？

在明代歷史上，有三大戰役至關重要，這三大戰役的失敗基本也就決定了明朝覆滅的命運。

這三大戰役就是薩爾滸之戰、松錦大戰、孫傳庭出潼關之戰。

後世對這三大戰役的分析多立足於軍事與謀略的層面，這些分析都流於表面，其實真正深層次的危機還是財政的問題。

我們以薩爾滸之戰為樣本，看看明朝為什麼輸掉了這場決定遼東命運的關鍵戰役。

薩爾滸戰役是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間，在明朝與後金的戰爭中，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大夥房水庫附近)以及薩爾滸附近地區大敗明軍四路進攻的反擊戰，是明朝與後金遼東戰爭中的戰略決戰。

努爾哈赤

薩爾滸之戰中，努爾哈赤以"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方針集中兵力、各個擊破，5天之內連破三路明軍，殲滅明軍約5萬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

明軍除行動遲緩的李如柏一路敗退倖存外，其餘幾路被後金全殲。薩爾滸大戰以後金全勝、明軍大敗而結束。

此戰役是明清戰爭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明清興亡史上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爭。該次戰役之後，明軍在遼東徹底喪失戰爭主動權，後金不久就奪取了遼東（東北）大部分土地。

薩爾滸戰役明軍集結兵力為11萬，其中有8.6萬是從全國各地調集的精鋭；而後金總兵力只有6萬人。

以兩倍兵力優勢為什麼反而被後金大敗？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分兵四路，一個是朝廷內閣“反覆催促”導致明軍倉促急進。

分兵讓力量分散；急進讓士兵疲憊不堪，防禦薄弱；最後讓後金集中主力各個擊破。

這就是薩爾滸戰役明軍失敗的原因。

現在問題來了，明軍為什麼會“分兵”？為什麼會“急進”？

我們一個一個來説。

為什麼會“分兵”？

首先講一個軍事常識——在冷兵器時代，兩隻規模較大的軍隊會戰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雙方都有會戰的意願——

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只要其中一方不願意，另一方沒有能力強迫對方接受會戰。

這個原則放在薩爾滸戰役的大背景下就是這樣的局面：明軍集中優勢兵力企圖一舉全滅後金軍，但是，這場仗能否打起來還得要後金方面同意。

如果後金方面覺得這場仗沒有勝利的希望，大可以一走了之。

農業時代，也沒有啥必保的工業基地，後金以遊牧文明起家，機動能力很強，兵民一體的體制也保證了其能夠迅速轉移。

如果後金舉國向外興安嶺方向撤走，以步兵為主的明軍是奈何不了後金的。

如果僅僅是驅趕後金向北轉移，以舉國之力才組織起這場戰役的明軍是根本無法向朝廷交代的（這個我們後面來談）。

所以，明軍要後金有意願接受這場會戰，就得給對方創造可以取勝的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分兵。

分兵的邏輯就是讓雙方都有勝利的希望，所以才有可能迎來雙方的會戰。

後金的勝利希望在於，以集中對分散，各個擊破分兵的明軍；

明軍的勝利希望在於，以某路明軍纏住後金主力，其餘各路分進合擊全殲後金軍。

這才是雙方都有機會的會戰，這樣才能讓後金一方接受這場會戰。

同樣的邏輯在解放戰爭中可以得到印證，當國民黨軍集中優勢兵力並且齊頭並進抱成一團時，解放軍是絕對不會與之會戰的，至於根據地的罈罈罐罐讓國民黨去砸。

分兵另一個邏輯就是減小後勤的負擔。

打戰就是打後勤這個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後勤是特別痛苦，也特別花錢的事情。

同樣是集中10萬大軍，是分兵幾路還是集中在一起再行動，對後勤的負擔完全是兩個概念。

薩爾滸戰役前，明軍分駐四路，相互之間駐地達到幾百裏。

如果要將這四路明軍彙集到一處，再將相應的糧食、物資運輸到一處，不但耗時良久，而且將給後勤製造更大的負擔，這樣的負擔當時的明朝財政是無力承擔的（這個我們後面來講）。

所以，分兵四路的策略無論是從軍事上還是後勤層面都是一種必然。

薩爾滸之戰

為什麼內閣催促明軍“急進”？

本次作戰，因為朝廷內閣“反覆催促”導致明軍出兵很急。

內閣原定1619年農曆二月二十一日出邊進擊，但因天降大雪，改為同月二十五日（只推遲了4天）。同時，限令明軍四路兵馬於農歷三月初二會攻赫圖阿拉。

四路兵馬只給了八天的時間就要求會師赫圖阿拉！

那麼明軍要走多長的路呢？

以從瀋陽出發的明軍主力杜松部為例，在當下瀋陽到赫圖阿拉有163公里。明軍進軍路線與現代的道路差不多，也就是326裏。

但是在明代這條路線大部分沒有什麼像樣的道路，一隻數萬人的大軍，帶着大批輜重，要在八天時間裏，在小冰河時期的東北冰天雪地中行軍326裏，絕對是一個非常艱苦的任務。

其餘幾路明軍路程也差不多。在冰天雪地裏帶着輜重平均每天行軍40裏，連續八天——

經歷如此艱苦的行軍之後，明軍士兵還能保持多大的體力？以遠征疲憊之師去攻擊養精蓄鋭以逸待勞的敵軍，這是打仗還是送人頭？

為什麼明朝內閣會下這樣不近情理的命令？

原因很簡單：明朝廷沒錢了！

明朝財政就是一個典型的吃飯財政，每年僅僅只是應付皇室開支、官員俸祿以及承平時期的軍隊開支就把財政收入消耗一空。

遇到薩爾滸這樣的大型戰役需要從全國調集物資與軍隊時，財政只能挖東牆補西牆的方式勉強應付。

偏偏明末調集軍隊與物資效率極低，明朝廷為薩爾滸戰役的前期準備工作高達一年，其實薩爾滸戰役還沒開始打，明政府財政已經快要破產。

為什麼前期準備工作就要1年？

首先是調兵不易。

明朝常備軍包括邊軍70萬，京營10萬，內地60萬左右，紙面數字看上去很多，其實能拉出來野戰的不超過30萬。

這30萬軍隊分佈全國各地，要從中抽調7—8萬軍隊殊為不易，內閣與各地邊鎮各種扯皮，最後好歹抽調了8萬多精兵，這些兵馬彙集到遼東花了8個月。

其次是後勤保障，這個難度更大。

要保障十萬以上的軍隊在遼東集結以及作戰，內閣計算光是糧草就需要90萬石糧食，1440萬束草，80萬石豆。

這麼大的數目遼東本地是無法供應的，所以只能從外地運輸。

運輸有兩條線路。

第一條：山東運輸到遼東，海運加陸運，山東登州起航到旅順口海運；旅順口到遼陽陸運。

七百里地，一人一騾馱5、6鬥，日行50裏，往返至少要20裏。

每日需要補貼口糧草料5分，往返1次就需要1兩2錢有餘；也就是説大約花費2、3兩銀才能運輸1石糧。

第二條：通州運輸到山海關。

陸地運輸7百里，10萬石糧食，需要12萬兩銀子；至於糧食需要的口袋（每袋能裝1石糧）、沿途損失、大車5千輛，都是耗費。

以上還只是計算登州到瀋陽，以及通州到山海關的運費，物資從其他地區運輸到登州或者通州的運費更是一筆巨大的費用！

除了糧草還要補充軍械、裝備、火藥、馬匹等等，這些物資要運輸到前線也耗資巨大。

薩爾滸戰役準備期長達一年，這一年裏户型為此開銷超過300萬兩，兵部、工部開支也超過100萬兩，合計明朝中央財政支出超過400萬兩，這還不包括地方政府為軍隊過境提供的補給，以及運輸招募的農夫等等費用。

為了籌集這筆前期費用，明户部把國庫都搬空了，後來只能先找皇帝要內帑私房錢，也不夠，又從兵部工部太僕寺挪借，還不夠，再從南京各部借、搜刮各省所拖欠的京運錢糧——就這樣才勉強保證薩爾滸戰役完成了前期準備。

這就是朝廷內閣“反覆催促”明軍出兵的背景原因——

朝廷箱子底都刮乾淨了！

再不出兵，不用後金來打，明軍自己的補給就要斷了！

所以，雖然在遼東冬季出兵對明軍很不利，雖然八日內要四路明軍行軍320裏會師赫圖阿拉更不合理，但是沒辦法，趕鴨子上架也只能去搏一搏了！

薩爾滸戰役失敗後，史書評價——

這場戰役時遼東的轉折點，從此，明軍在遼東喪失了戰略進攻能力，轉入被動挨打的戰略防守階段。

其實這句評價都是扯淡，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明朝到了萬曆皇帝后期，其財政能力已經不具備支撐明軍在遼東發起戰略進攻——

這個財政能力已經在朱家藩王拼命造人運動中消耗殆盡。

1640年松錦大戰，崇禎調集了明朝最後的戰略主力——九邊精鋭13萬人由洪承疇指揮救援錦州。

洪承疇

​這是大明朝最後的一點本錢，所以洪承疇主張穩打穩紮。

但是當時的明財政比薩爾滸時期還要窘迫，崇禎沒有這個財力支撐洪承疇的“緩進”策略，於是派兵部尚書陳新甲催促洪承疇迅速進軍，企圖速戰速決。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疇在寧遠誓師，二十八日率部抵錦州城南乳峯山一帶，與清軍激戰。

八月二十日，清阿濟格繞到明軍後路，突襲塔山，奪取明軍糧草一部。

與此同時明軍“因餉乏，議回寧遠就食”，決定分成兩路突圍——

你沒看錯，明軍後撤還不是因為糧草斷絕，而是軍餉沒了——決定明清命運的戰略決戰才打一個多月，前方部隊已經發不出工資了！

換句話説，即使阿濟格不突襲塔山，明軍也得撤退。

突圍之後，明軍就全面崩潰，明朝最後一點本錢輸得乾乾淨淨。

你看看，財政不給力，打仗就是送人頭。

1643年5月，崇禎嚴令駐守潼關的孫傳庭率部出潼關去剿滅李自成所部農民軍。

孫傳庭

雖然孫傳庭一再上書請求皇帝多給他一點時間去訓練軍隊。但是當時的明朝財政已經破產，崇禎把自己內帑私房錢都全拿出來才勉強讓孫傳庭維持了一隻稍有戰鬥力的軍隊。

崇禎哪有能力多給孫傳庭“一點時間”？

於是再次嚴令催促，孫傳庭含淚出關，最後一支明軍全軍覆滅。

6****制度的糾錯能力

最後總結一下，明朝的覆滅是財政危機導致的社會治理危機。

財政的崩潰讓明朝廷喪失了對帝國資源的動員能力。沒有動員能力的政府——如同一個人喪失了免疫力一樣，一個小傷病就足以致命。

假如我們把明帝國比喻成一個巨人。

農民起義相當於這個巨人身上長了一個濃瘡，後金（滿清）相當於在這個巨人身上開了一個傷口。

因為沒有免疫力，這個巨人只能眼睜睜看着濃瘡潰爛，傷口流血不止，最後丟掉了性命。

在這個明朝覆滅的歷史描述中，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幾乎沒對明朝後期人物作用做出任何評價。

**因為我認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換誰上都沒用。**除非整個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特別是財政與税收制度來一次脱胎換骨的改革。

然而我很懷疑明朝君臣是否有這個能力，即使如張居正這樣的強人搞一條鞭法改革也是曇花一現。

有趣的是，清朝卻有這個制度改革的能力。其實在康熙後期，滿清帝國已經開始呈現財政危機的先兆，如果不是雍正刷新吏治大刀闊斧改革——

特別是強制性推動“官紳一體納糧”，滿清這個異族統治的政權最多撐到18世紀中葉就得完蛋（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遠比雍正的“官紳一體納糧”温和得多）。

為什麼清朝有這個制度糾錯能力，而明朝沒有？

因為清朝是農業社會高度中央集權的帝國，而明朝則是一個小政府、地方自治的國家。

人類5000年文明在宇宙的尺度上不過是彈指一揮間，任何社會制度都可以看着是文明的一種實驗。

所以，制度的頂層設計有缺陷，領導者犯錯誤這些都沒問題，最關鍵的是，這個制度設計能否具備糾錯能力。

不具備糾錯能力的制度實驗，其生命力終究是有盡頭的；

具備糾錯能力的制度才有更長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