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夕的經濟之戰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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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湧動下，一場看不見的戰爭開始了。

1949年，新中國建立的鐘聲即將敲響，但國內的狀況卻仍然危機四伏：內有南方諸省尚未解放，數百萬國民黨殘軍與地方武裝虎視眈眈；外有西方國家的外交孤立和經濟封鎖，帝國主義的兵艦在附近海域伺機而動。新中國面臨着重重考驗，其中一個當務之急就是經濟問題，這關係到數億民眾的生活問題，關係到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更關係到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威信。暗流湧動下，一場看不見的戰爭開始了。

01

黎明之前

舊中國是一個經濟嚴重畸形的社會，國民黨政府長期實行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國民生活陷入極度貧困的境地。國民黨統治集團逃離大陸時，帶走了大量黃金和美元，破壞了許多重要廠礦和設備，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從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間，法幣和金圓券發行量增加千億倍，物價指數漲了8.5萬億倍。僅在1948年8月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短短10個月內，金圓券發行額就增長了30.7萬倍。有一個鮮明的例子是：1937年100法幣的購買力為兩頭牛，到了1947年僅僅可以買到一個煤球，而到1948年時就連一粒大米也買不到。

由於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不斷貶值，毫無信譽可言，不光黃金、銀元、外幣，甚至連清王朝發行的銅元都成為市場上通行無阻的硬通貨，人們競相購買貯存。囤積重要商品，買空賣空成為最賺錢的行業，社會上滋生了一大批投機商人。他們手中握有大量投機資本，專門從事金銀、棉紗、糧食等重要物資的投機倒把，貪婪地抓住一切機會操縱市場、牟取暴利，僅上海一地就有20至30萬人從事商業投機活動。

而此時的中國尚未完全解放，戰爭還在華南、西南等大片國土上進行，軍事費用開支很大。1949年軍費支出佔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國家財政赤字約佔全部支出的2/3。為了彌補赤字，維持開支，國家不得不增發貨幣。人民幣的發行額以1948年為基數，到1949年11月就增加了11倍，到1950年猛增為270倍，同期物價上漲了40%，顯然這種做法必然會引起新一輪的貨幣貶值和物價上漲。赤字的增加以及通貨的增發，給投機資本提供了可乘之機。大城市的投機資本利用人民幣立足未穩之際，瘋狂掀起銀元、黃金和美鈔的漲風，引起物價劇烈波動，導致1949年4月、6月、7月、11月及1950年2月輪番五次的物價大幅上漲。

1949年的中國需要物資，需要儲備，需要一切能夠滿足國計民生的東西，但此時的中國是怎樣的呢？糧食作物產量比1936年下降了22%，工業產值降低了近一半，重工業下降70%，輕工業下降30%。交通運輸也都遭到嚴重破壞，其中陸運運力下降約20%，水運運力下降約70%，空運運力幾近為零。而且，工業方面基本不能製造任何重要的機器設備，社會生產遭到極大破壞，物資嚴重匱乏，供給嚴重不足。解放前夕，國民經濟已到崩潰邊緣。

即便面臨如此困難，中國共產黨人也絕不氣餒，他們深知沒有經濟穩定就沒有政治穩定，沒有通貨穩定就沒有經濟穩定，如果通貨膨脹問題不能被很好地解決，黨就無法在經濟上站穩腳跟，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根本勝利也無法保證。因此，能否治理好通貨膨脹，穩定經濟形勢，恢復生產建設，安定社會生活，就成為黨在軍事鬥爭之外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

02

不破不立

1949年4月21日，北平剛解放不久，中央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當時北方農業正值青黃不接之際，人民政府急需的大量軍糧只得靠發行貨幣籌集。投機商人利用大眾對紙幣不信任的心理，用銀元大肆搶購糧食，引起糧價急劇上漲。很快糧價漲勢就從冀中災區蔓延至京津及冀南地區，短短一個月物價就上漲了1.8倍。

為應對此波漲風，人民政府立即下令禁止銀元、黃金和美鈔的買賣與流通，同時搶修因戰爭而斷絕的交通，從東北和濟南調來大量糧食救市。物資一到，立馬在國營貿易公司下建立各專業公司，在北京和天津設立40個供貨店對糧、布等重要物資敞開供貨。另一方面開辦“折實儲蓄”，把貨幣折成折實單位進行存取，既保證存款者不因物價波動遭受損失，也能吸收遊資、緊縮通貨。這些措施有力打擊了投機資本，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到5月中旬，漲風在華北陸續平息。這次戰役被稱為首場“銀元之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9年6月，投機分子再度以金銀、外幣為對象，在上海挑起第二次“銀元之戰”。上海解放後，軍管會立即頒佈《華東金銀和外幣管理辦法》，宣佈人民幣為國家法定貨幣，任何人不得拒用；嚴禁以金銀計價和流通買賣，統一由中國人民銀行掛牌收兑，以此遏制銀元投機。但是投機者們仍然狂妄地宣稱：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在他們的操縱和哄抬下，市場金銀價格和物價不斷上漲。從5月27日解放到6月9日的短短13天中，黃金價格上漲了2.1倍，銀元價格上漲了2倍，市場物價指數上升了2.7倍。很多資本家嘲笑共產黨不懂經濟，聲稱“共產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

人民政府也曾嘗試於6月5日向市場拋售10萬枚銀元，但立即就被投機資本吞沒。隨後，上海市市長陳毅公開發表講話，給予投機者最後的警告。然而，投機商人把人民政府的勸告視為軟弱的表現，置之不理。6月8日，人民政府在對情況進行認真分析後，按照陳雲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佔領陣地的指示》，斷然決定採取措施，嚴懲投機分子。6月10日，在事先進行周密調查和準備的基礎上，查封了位於上海漢口路的金銀投機大本營——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依法逮捕和懲辦了238名首要投機犯罪分子，當天上海銀元的價格立馬就跌了四成。在打擊金銀投機分子非法活動的同時，人民政府還加強了對私營金融企業的管理和監督，加強人民幣的宣傳和對城鄉市場的佔領。以上舉措基本上制止了猖獗一時的金銀投機活動，成功把金銀擠出市場，鞏固了人民幣的地位，初步穩定了物價。

03

財經統一

6月的“銀元之戰”後，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但投機資本很快轉移了投機戰場，從金融領域到商品流通領域。這次他們瞄準的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米棉。7月，上海打響了首次“米棉之戰”。在經濟戰中，足夠的物資就是最強大的武器，誰掌握的物資多，誰就能握住主動權，特別是糧、棉這類生活必需品。但是由於戰爭的破壞，解放初期的上海工商業普遍面臨資金緊張，原料缺乏，銷路不暢的困境，停工歇業一度高達20%，根本無力供應市場，眼看又一輪通脹要到來，新生的上海政府再度面臨着危機。

7月12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組建完成，陳雲任主任，開始處理全國性的財經工作，發佈《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改變過去各自為政、分散管理的情況，集中收支統一管理，大大增強了政府應對通貨膨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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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至8月15日，陳雲主持召開了上海財經會議，提出了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措施。首先是疏通運力，加緊調運華東各省和中原、華北、東北的糧棉煤鹽等物資進滬，之後通過國營貿易公司拋售物資，調節供需，回籠資金。所謂通脹，實際上就是流通中貨幣量供大於求而導致物價總水平的上漲，那麼就需要通過緊縮銀根的辦法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治理通脹。比如發行勝利折實公債、嚴格貸款與投資等。

陳雲

但實行這些措施不是沒有代價的，拋向市場的物資增多，留給自己的物資必然就會減少。更何況建國前後，由於人民解放軍的高歌猛進，軍政公教人員不斷擴張，1949年8月其人數還是600餘萬，到1950年1月就高達942萬，軍費和行政費用的支出非常大。所以，為了實現財政節流，中共中央毅然決定厲行節約，增加生產，減少支出，即便自己吃苦，也要保障民生。不僅在政府機關和部隊中厲行節約，實行糧食配售政策，而且還要求後方的部隊、機關和學校人員也要盡其可能地進行生產，想辦法自給一部分糧食和蔬菜。通過各種努力措施，人民政府成功地縮小了物資與通貨之間的差額，減少了市場上的現金流，有效抑制了通貨膨脹。

1950年1月30日，政務院發佈《關於統一全國税政的決定》，包括《工商業税暫行條例》《貨物税暫行條例》等，全國税收制度自此統一。此後，除批准的地方税外，所有關税、鹽税、貨物税、工商税均歸中央統一調度使用，國家治理通脹的力量大大增強。

1950年3月後，投機資本接連5次掀起的物價漲風基本被控制住，全國市場基本實現穩定。隨後，中財委為能實現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從根本上避免物價繼續上漲，又開展了一系列統一財經的重要工作。通過兩階段對物價的標本兼治，這場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不僅改善了新中國的經濟環境，也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為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04

結語

1949年，隨着國共軍事局勢的明朗化和新政治基礎的日趨穩定，中國共產黨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歷史已經證明，共產黨人不僅會打仗，也有能力、有魄力解決好經濟問題，處理好老百姓最關心的民生問題，這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所不能實現的。

今年是祖國70歲華誕，回顧70年風雨征程，共產黨人將繼續不忘初心，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繼續前行。

參考資料：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紀事》，中國人民銀行編；

《建黨以來重要文件選編1921-1949》，中央檔案館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發展簡史》，中國人民銀行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52)》，中央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新中國成立前後的通貨膨脹問題及其治理》，劉峯搏、韓丹丹，《商業研究》，2013年第6期；

《新中國建立初期對通貨膨脹的治理及啓示》，董志凱，《河北學刊》，2011年第5期；《試論建國初期的通貨膨脹及其成功治理》，賀水金，《史林》，2008年第4期；

《建國初期抑制通貨膨脹的措施和經驗》，龔建文，《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3期；《新中國成立前後穩定物價的鬥爭》，薛暮橋、吳凱泰，《經濟研究》，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