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為難：政治極端主義何以迅速傳染全球？ | 文化縱橫_風聞

✪ 包剛升 |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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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年來，政治極端主義漸成燎原之火，無論是在北美、南美，還是在歐洲，乃至在我們眼下所見的亂局中，極端性的話語、行為與暴力不斷擊打公眾神經。本文作者認為，經濟發展不平等以及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人口結構與宗教信仰所造成的認同困局，全球政治的左右搖擺以及文明衝突論的甚囂塵上共同造成了政治的極端化趨勢。在國際政治經濟變局背景下，左右之間的搖擺不定本身是政治極端化的表現，同時又加劇了政治的極端化。面向未來，限縮經濟發展的差距、培護基於善好社會的政治認同無疑是可取的路徑，但又異常艱難。如何塑造一種促進政治與經濟共同發展的全球新秩序，是當下的切近命題，我們也會拭目以待。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6年6月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極端主義的興起與西方世界的挑戰

▍政治極端主義：北美與歐洲的現實鏡像

唐納德· 特朗普（Danold Trump）自2015年6月宣佈以共和黨人身份參選美國總統以來，就憑藉成功者的形象和鮮明高調的政治風格贏得大量選民的支持。但特朗普的言論常常讓反對者感到不安：他公開説墨西哥非法移民“帶來了毒品”、是“罪犯”和“強姦犯”，聲稱要在美墨邊界修築隔離牆；他毫不掩飾對穆斯林的不友好，主張對美國穆斯林人口建立專門的登記系統，同時限制外國穆斯林入境；他還抨擊自由貿易，主張修改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認為中美貿易的鉅額赤字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盜竊”；他並不理會民主問題上的“政治正確”，在電視節目中公開説獨裁者薩達姆· 侯賽因和穆阿邁爾· 卡達菲繼續掌權比較好，因為他認為伊拉克和利比亞現在的局勢更糟；面對反對者的抵制運動，他在演講中甚至鼓勵支持者應該對反對他的人“揮上一拳”。在很多美國媒體看來，特朗普是“民粹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孤立主義的”、“威權風格的”以及“自相矛盾的”。

起初，很多共和黨精英誤以為特朗普只是一位常見的攪局者。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開動選舉機器之後，竟然一路高歌猛進、攻城略地。截至2016年4月26日，在共和黨已產生初選結果的42個州中，特朗普贏得27個州，第二名特德· 克魯茲（Ted Cruz）僅贏得11個州。如今，隨着其他候選人的紛紛退選，特朗普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已成定局。然而，2016年5月7日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卻以《特朗普的勝利：美國的悲劇》為題，對此做了封面報道。《經濟學人》的政治立場傾向於保守主義，一度是共和黨總統里根的鐵桿支持者，如今卻大張旗鼓地反對特朗普，這樣的做法顯然非同尋常。與共和黨傳統意義上的中右立場相比，特朗普無疑在右翼道路上走得更遠。有人擔心，“特朗普現象”意味着政治極端主義已經在美國政治的中心地帶崛起。這一現象的背後，是白人與少數族裔之間、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開放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之間政治分裂（political cleavage）程度的提高。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不僅有共和黨的“特朗普現象”，而且還有民主黨的“桑德斯現象”。伯尼· 桑德斯（Bernie Sanders）曾長期以獨立人士身份當選美國國會議員，2015年宣佈以民主黨身份參選美國總統。與其他美國政治家不同，桑德斯曾經説：“我是一名社會主義者（socialist），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這位出生寒微的猶太裔政治家，年幼時曾生活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狹小公寓裏，所以他説自己從小就有“階級意識”的萌芽。桑德斯的一個競選主張是要將每小時7.25美元的最低工資大幅提高至15美元。這在很多經濟學家和工商階層看來無異於飲鴆止渴。他主張向美國富人徵更多税，號稱要把美國從億萬富翁的手中奪回來。他也是自由貿易的反對者，認為自由貿易協定“對美國工人來説就是一場災難”。20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 桑巴特曾試圖解釋“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但如今，美國民主黨竟然出現了一位頗受歡迎的、自稱“社會主義者”的總統候選人！

儘管桑德斯面對希拉里· 克林頓毫無優勢，但他在民主黨初選中算得上表現不凡。截至2016年4月26日，在民主黨已產生初選結果的43個州中，希拉里贏得25個州，而桑德斯贏得了18個州，僅落後7個州。儘管桑德斯幾乎沒有機會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但上述數據顯示，他在民主黨選民中的支持度並不低。如果“特朗普現象”意味着右翼激進主義的興起，那麼“桑德斯現象”則反映出左翼激進主義的興起。從2016年的總統預選看，美國左右政治光譜的距離明顯拉寬了，這意味着美國社會政治裂痕的加深。

無獨有偶，歐洲政治生活中早已出現政治極端主義的徵兆。2014年5月第八屆歐洲議會選舉結果顯示，歐洲議會的三大主流政黨——代表中右的歐洲人民黨團（Group of the European People’s Party）、代表中左的歐洲社會黨團（Group of the Progressive Alliance of Socialists & Democrats）和自由民主聯盟（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共獲得479個議席，比例為63.8%，跟5年前相比下降了8.6%。與此同時，極左和極右政黨在很多國家都實現了議席數量的突破。

在法國，極右政黨法國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一舉拿下24席，而該黨被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 索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稱為“法西斯主義者”。主張退出歐盟及採取嚴厲移民限制政策的英國政黨——獨立黨（Independence Party）成功拿下24席。在德國，新興右翼政黨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席位數量取得突破，贏得7席。2016年4月，該黨還通過新的政黨宣言，把反對德國和歐洲的穆斯林化作為未來的主要政綱。在希臘，具有新納粹主義風格的激進民族主義政黨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 Party）獲得3席，新興的極左派——左翼激進聯盟黨（The Syriza Party）贏得6席，該黨還在2015年希臘國內大選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在2016年4月24日奧地利首輪總統大選中，極右翼政黨自由黨（Austrian Freedom Party）的總統候選人諾伯特· 霍費爾（Norbert Hofer）名列第一，因為該黨“嚴格限制移民”的政綱大受歡迎。中間派政治力量的相對下滑和極左、極右政黨的崛起，已經成為歐洲政壇的一種新特徵。

2014年歐洲議會大選至今，歐洲國家飽受恐怖主義襲擊和難民危機的雙重困擾。從2015年1月巴黎《查理週刊》事件、11月巴黎暴力恐怖事件，到2015年秋天至今的難民危機，再到2016年3月布魯塞爾連環襲擊事件，歐洲人的生活時常為不安甚至恐懼所籠罩。儘管恐怖襲擊與難民危機的成因不同，但它們都與中東北非地區的穆斯林世界有關。因此，這種局勢愈艱難，歐洲內部反移民、反難民、反穆斯林的聲音就愈高漲，以至於“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已經開始在歐洲蔓延。

早在2011年7月，挪威就發生過國內極端保守力量發動的於特島大屠殺事件，作案者是32歲的挪威人安德斯· 貝林· 佈雷維克。佈雷維克在一份宣言中嚴厲抨擊政府的移民政策，怒斥歐洲的“多元文化主義者”與“推動伊斯蘭化人士”，聲稱他們應該為這種“背叛行為”付出代價。這是歐洲首宗由極右派保守人士發動的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於特島慘案固然只是個案，但民意調查顯示，在很多歐洲國家中，排斥穆斯林的情緒正在升温。不少歐洲人認為，穆斯林的信仰與歐洲文明格格不入，而歐洲一些地方的伊斯蘭化讓他們深感恐懼。

有研究證明，歐洲和美國的普通公眾的確存在着所謂的“反穆斯林偏見”（anti-Muslim prejudice）。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調查顯示，在西班牙、德國、法國等地，有超過一半的非穆斯林公民認為，伊斯蘭教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構成了威脅。而針對歐洲穆斯林公民的調查則顯示，一定比例的穆斯林人口有敵視西方文明的傾向。比如，在英國，絕大多數穆斯林人口認為西方人是“自私、傲慢、貪婪和不道德的”，一半左右的穆斯林人口認為西方人是“暴力的”。這兩種現象互相強化，更加劇了歐洲內部“西方人”和穆斯林之間潛在的緊張關係。

▍裂隙探微：全球化與西方社會內部的分裂

這些現象是否意味着政治極端主義已經在西方社會興起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見仁見智，其涉及如何界定和衡量政治極端主義。但是，從“特朗普現象”到“桑德斯現象”，從歐洲極左、極右政黨的興起到“伊斯蘭恐懼症”的蔓延，確實意味着西方社會內部鴻溝的加深。筆者認為，這種社會鴻溝的加深主要有四大因素——國內層次上主要是經濟不平等的加劇和人口族羣--宗教結構的多樣性；國際層次上主要是蘇聯解體導致的外部壓力消失，以及國際體系中文明衝突的興起。

經濟不平等從來都是造成社會分歧的重要因素。當經濟不平等程度很高時，極端主義或激進主義更易於興起。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平等經歷了一個先降低、後提高的過程，轉折點是在20世紀70、80年代。基於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有學者指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多數OECD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提高了。”20世紀80年代，前10%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10%收入者的7倍左右，這一數據在2010年上升至9.5倍。若以基尼係數衡量，這一時期OECD國家的基尼係數上升了10%左右。1985〜2013年間，22個最發達OECD國家中有17個國家的基尼係數上升了，4個國家幾乎沒有變化，只有1個國家出現了下降。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貧富分化似乎更為顯著。OECD網站的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美國收入基尼係數已經高達0.39，在OECD國家中排名僅次於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高於所有歐盟成員國。世界銀行最新公佈的數據則認為，2013年美國的基尼係數已經上升至0.41。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道，2013年美國最富有1%人口所賺的收入大約是所有美國人税前收入的20%；20世紀50〜80年代，這一數據大約是10%。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201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979〜2007年間美國前1%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了275%，而占人口60%的中產階級的收入僅增長了40%。這説明高收入羣體從美國過去數十年的經濟增長中受益較多，而普通中產階級受益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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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西方國家貧富分化的加劇，不平等現象再次成為國際學界的熱門議題，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 皮凱蒂（Thomas Piketty）《21世紀資本論》的出版恰逢其時。他認為，只要資本收益率高於經濟增長率，貧富差距天然就有擴大的趨勢。該書的出版引起很大轟動。美國經濟學家保羅· 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多次撰文力挺，但另外兩位經濟學家勞倫斯· 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達龍· 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則認為，資本收益率高於經濟增長率未必會導致經濟不平等的加劇，而且皮凱蒂的經濟數據存在不少差錯。其實，關於經濟不平等的研究和論戰由來已久。傳統上，學術界認為影響經濟不平等的原因主要包括資本因素、技能高低、教育差異、性別或族羣因素、健康因素、經濟增長階段、個人運氣等，而累進所得税、轉移支付和社會福利、普及教育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一國的經濟不平等程度。這些理論與政策各有所長，但其中大部分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西方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最近三四十年顯著地擴大了？

筆者更贊同全球化是導致西方發達國家最近三四十年不平等程度加劇的主因。近些年，這方面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在國際經濟理論模型中，一國經濟要素可以分為資本和勞動力。與勞動力要素相比，資本要素更富於流動性。隨着全球化的深化，發達國家的資本要素傾向於在全世界尋找投資機會，並將生產的商品在全世界進行銷售。資本的本性，就是要尋求更低的成本、更大的市場和更高的利潤。相對來説，發達國家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性就比較低。這樣，掌握和管理資本的投資者、管理階層傾向於與全球範圍內成本更低的勞動力要素相結合，從而構成了對國內勞動力的大規模替代。結果是，投資者與管理階層通過資本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獲得了更高收益，普通工薪階層卻因為勞動力要素的全球替代而相對受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1988年到2014年，全球出口商品貿易總額已經從7852.4億美元增長至158624.2億美元，提高了整整20倍。根據OECD的數據，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總額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已高達21824.1億美元。正是全球化對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截然不同的經濟效應，驅動了西方發達國家新一輪的貧富分化。

▍裂變升級：族羣衝突與宗教矛盾

國內層次的另一主要因素，是過去數十年間歐美社會人口族羣--宗教結構的重大變化。新增移民加上不同族羣出生率的差異，使得美國和歐洲都出現了白人族裔人口比例下降、少數族裔人口比例上升的現象。這裏的少數族裔人口不僅包括黑人、拉美裔和亞裔，還包括快速膨脹的穆斯林人口。從經驗上説，美國和歐洲是以基督教為主導宗教的社會，往往難以有效同化或吸納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人口。即便在取得美國或歐洲國家的國籍之後，部分穆斯林人口仍然難以建立起基於公民身份的政治認同，他們往往把宗教認同置於國家認同之上。這使得歐美社會對日益增長的穆斯林人口產生了很深的羣體焦慮。

美國曆來是一個移民國家，被視為各種移民的“大熔爐”。但過去相當長時間裏，美國人口的絕大部分都是歐洲白人的後裔，而這種人口結構正在發生改變。美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1950年美國的白人比例為88.6%，但此後白人比例開始穩步降低，2000年降至75.1%。位於華盛頓的智庫皮尤（Pew）研究中心公佈的預測數據顯示，到2050年，歐洲白人族裔（不包括拉丁裔）人口比重將降至47%。屆時的美國在人口構成上將成為一個由不同的少數族裔佔據支配地位的國家，這將會是一個族羣、宗教和文化意義上的“新美國”！

那麼，這種人口結構的轉變對美國意味着什麼呢？美國能否適應這種人口結構的巨大轉變呢？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 亨廷頓曾專門著書討論美國的族羣結構與身份認同問題，而他的立場也經歷了重大轉變。在1981年出版的《失衡的承諾》中，亨廷頓認為支撐美國的是一整套“美國信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個人主義、憲政等核心價值觀。所以，美利堅是一個“政治的民族”，其國民的國家認同是基於這套歷久彌新的美國政治信念。

儘管亨廷頓討論了黑人遭受的不公以及新移民帶來的壓力，但當時的他並不認為這會導致什麼嚴重問題。然而，到2004年出版《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時，亨廷頓的立場已發生轉變。他認為，美國國民身份與國家特性的核心是“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使美國有別於歐洲或其他國家與文明。由於國內社會的族羣分化和國際體系中的文明衝突，亨廷頓更強調國家認同的重要性，認為美國正處於何去何從的重要關頭。如果不大力捍衞和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的國家特性，美國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險。在亨廷頓看來，具有不同族羣、宗教、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少數族裔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將是未來美國無可迴避的政治挑戰。

與美國相比，歐洲人口的穆斯林化趨勢更為明顯。二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穆斯林移民不斷湧入歐洲。與此同時，歐洲穆斯林的人口生育率要比歐洲平均的人口生育率高出很多。從1990〜2010年，穆斯林佔歐洲人口的比重由4%迅速增至6%。這意味着，現在歐洲平均每16個人就有一個穆斯林。按照目前的趨勢預測，2030年這一人口比例就會提高至8%。以英國為例，二戰結束時，該國穆斯林人口非常少，但目前已增至近300萬。如今，倫敦甚至還選出了穆斯林市長，這讓英國的基督教保守派很是不滿。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歐陸大國目前的穆斯林人口均已超過470萬，分別佔兩國人口5.8%和7.5%。荷蘭、比利時、希臘和奧地利的穆斯林人口也已超過5%。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15年秋大量穆斯林難民的湧入，不僅引發了一場人道主義危機，而且引起了歐洲保守勢力的嚴重恐慌。後者擔心歐洲的穆斯林化會加速到來，今日的歐洲未來將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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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歐洲人口結構的改變會造成深遠的影響。今天西方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特有的一套制度和信念，而這又離不開歐美社會中諸多基本共識。隨着歐美社會人口族羣--宗教結構的改變，他們能否維繫過去二三百年裏支撐西方文明的這套制度與信念呢？另外，隨着人口族羣--宗教多樣性的提高和亞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歐美社會內部是否會出現實質性的族羣--宗教衝突呢？ 20世紀以來，亞洲、非洲和東歐的很多國家都因嚴重的族羣--宗教衝突而陷於動盪不安。隨着人口結構的改變，歐美社會能避免這樣的悲劇嗎？這對西方世界來説又是一個新的挑戰。

▍裂痕擴張：階級話語與文明視角

除了國內因素以外，國際因素也同樣重要。畢竟，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是互動的。國際政治中的合作與衝突，以及國際體系的特質，都會影響一國國內政治的趨勢。對歐美國家來説，最近30年的重要變化是蘇東劇變與冷戰體系的終結。二戰後，由於蘇聯的存在和東西方陣營的對峙，西方國家一直處在強大的外部政治壓力之下。這使得西方國家更有可能維繫社會內部的政治團結。亨廷頓也這樣説：“歷史經驗和社會學分析表明，國無外敵，其社會團結往往容易削弱，很可能孕育分裂因素。”此外，冷戰體系還是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這種對立的一個後果是，在歐美國家內部，極左的或“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容易被貼上“政治不正確”的標籤。所以，在冷戰時期，歐美社會內部的左派主要是温和左派，而極左派的政治空間非常有限。

但1991年蘇聯解體卻給西方世界帶來了兩個始料未及的後果：一是巨大的外部政治壓力消失後，歐美國家國內政治生活中潛在的社會分裂或政治衝突更容易浮出水面；二是西方國家內部左派力量（包括激進左派力量）更有可能重新崛起，激進左派“政治不正確”的帽子因蘇聯解體而被“摘掉”了。這恐怕是“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 福山所沒有預見到的。尤其是，隨着西方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劇，左右對立會更嚴重，一種新的階級政治有可能在西方社會重新興起。金融危機之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階級政治再次勃興的徵兆。

國際體系中的另一個變化是文明衝突成為重要的新現象。早在1993年，亨廷頓就認為，冷戰終結之後，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衝突將會是文明的衝突，而宗教是界定不同文明的主要因素。他認為，今日世界的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或許還有非洲文明。亨廷頓的觀點，在國際學界和中國國內引發了激烈的論戰。正當學術界和媒體為此爭論不休時，印證文明衝突論的重大事件突然登場。2001年，基地組織策劃實施的“9· 11事件”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亨廷頓的先見之明。

21世紀以來，國際體系中最具對抗性的文明衝突，主要發生在以歐美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和以中東北非為中心的伊斯蘭世界之間。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不僅宗教信仰和基本教義不同、處理政教關係的原則不同，而且還有着非常複雜的歷史恩怨。歷史上，伊斯蘭文明非常輝煌，曾入侵西班牙與法國，但1500年以後基督教文明逐漸崛起並開始主宰世界。考慮到它們的空間距離非常接近，兩者更容易在地緣政治上產生緊張關係。從18世紀到今天，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宰了世界，並建立了全球性的國際體系和遊戲規則；另一方面是伊斯蘭文明整體上處於守勢，他們尋求的是與西方世界不同的價值觀和宗教政治模式。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仇視西方世界的伊斯蘭教極端分子開始把恐怖主義襲擊作為主要的鬥爭手段。從2001年“9· 11事件”到最近的巴黎、布魯塞爾恐怖襲擊，都是這一衝突的產物。這種模式也成了塑造今日西方國家國內政治和世界格局的關鍵因素。

▍何為世界政治的未來？

面對這樣的局面，美國與歐洲將擁有一個怎樣的未來？西方世界又可能會做出何種抉擇？這個問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亨廷頓另一部早期著作的書名——《難以抉擇》（No Easy Choice）。通常情況下，只要一個問題長期存在，就説明該問題可能難以解決——因為所有易於解決的問題都已經被解決掉了。今天歐美社會面對的這些問題亦不例外，無論是國內的貧富分化、人口族羣--宗教結構的多樣化，還是國際體系中的文明衝突，西方國家似乎並沒有什麼一勞永逸的簡單解決方案。筆者所能分析的，不過是這些現象未來的趨勢和西方世界可能的抉擇。

首先，西方國家會如何應對國內社會的貧富分化呢？20世紀末，美國曾出現一部題為《階級政治的終結？》的著作。作者傑弗裏· 埃文斯（Geoffrey Evans）認為，西方國家階級政治業已終結的觀點具有誤導性，階級政治並未衰落，而只是轉換了形式。時至今日，如果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階級政治有可能被激化，部分國家甚至會出現政治衝突的加劇。考慮到全球範圍內貧富差距還很大，以及經濟全球化尚有發展空間，西方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主要驅動力仍然存在。

當然，好消息是目前OECD國家的貧富差距還不算太大，收入基尼係數的均值僅位於0.31~0.32的區間。同時，很多國家都致力於通過調整公共政策來降低經濟不平等程度，比如強化累進所得税政策、更有效的再分配政策、擴大政府開支等。儘管這些政策措施可以縮小貧富差距，但每一種政策措施都有相應的代價。比如，更多的支出往往意味着更沉重的税負或更多的政府公債。很多國家同時還面臨着經濟增長乏力、主權債務危機和全球化時代政策競爭的多重壓力，實施這些調整措施的難度也相當大。

總體上説，西方國家面臨着“左右為難”的困境。左派政黨執政，往往更注重平等，旨在更大程度地滿足中下階層的利益訴求，但通常無力克服經濟增長減速的壓力和公共財政的重負。右派政黨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固然着眼於使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和提升經濟效率，但常常無力緩解貧富差距的擴大，從而引發中下層階級的嚴重不滿或社會抗爭。目前看來，左派與右派似乎都難以提供有吸引力的政治綱領和政策方案。

其次，歐美國家如何應對人口結構的多樣化和亞文化多元主義的崛起？對西方國家來説，如何在維繫現有的政治制度與基本信念的同時，吸納或包容族羣--宗教的多樣化呢？這似乎並不容易。如果現有自由民主政體的吸納或包容能力，無法適應人口族羣-宗教結構多樣化的速度，此種體制也可能會面臨“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那麼，他們能否在自由民主政體的基本框架內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呢？這看上去是一個兩難。

如果西方國家採取一視同仁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隨着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持續提高——考慮到其宗教信仰對其他宗教並不持友善的寬容立場，這些國家最終可能會陷入宗教與政治關係的困境。但是，如果西方國家對國內穆斯林人口採取一種區別對待的政策——比如特朗普或歐洲極右政黨主張的根據宗教身份來區別對待的政策，這是否又會損傷西方國家的立國原則與基本價值呢？由此可見，自由主義政治原則在面對國內人口族羣--宗教結構多樣化——特別是面對那些無法以自由主義政治原則有效同化或吸納的族羣--宗教羣體時，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可預見的未來，由於白人生育率的普遍降低、少數族裔移民的增加以及少數族裔——特別是穆斯林——更高的生育率，歐美國家的這種政治困境估計還會加重。

面對此種難題，歐美國家有幾種可能的選擇。第一種選擇是同化策略。歷史上，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在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們基於國家認同和公民身份對絕大部分少數族裔人口進行了有效同化，使他們成功融入了西方主流社會。然而，現在這樣做的難度越來越大。隨着少數族裔人口的增加，他們不再容易被稀釋，而更有可能形成一個個聚居的亞文化社羣。此外，穆斯林這樣的少數族裔是很難被西方文明同化的羣體。

第二種選擇是文化多元主義策略。即尊重不同族羣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質，並鼓勵他們和諧共處。這種做法更符合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原則，但客觀上會導致一國宗教與文化異質性的大幅提高。如果亞文化多元主義在西方國家內部崛起，是否會引發更多的摩擦與衝突呢？包括穆斯林在內的少數族裔人口的快速增長，是否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西方文明賴以生存的基本信念與價值呢？這種文化多元主義策略也對應着相應的風險。

第三種選擇是向基督教保守主義政策轉向。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或限制特定族羣--宗教羣體的移民，國內社會更倡導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觀，人為控制少數族裔人口的聚居區，限制異質宗教建築或標識物的公開展示等。這一政策意味着西方主流文明更需要在文化和精神上守衞自己的土地與家園。短期來看，不少西方國家很有可能會選擇保守化的政策，即限制移民和強調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這既是民主政體下主導族羣的政治要求，又是西方社會在內部和外部遭遇異質文明挑戰時採取的自我防衞措施。當然，更關鍵的是，長期來看，西方自由民主政體能否發展出一種充分吸納或包容亞文化多元主義的能力，或經由時間的推移，不同文明族裔的人口能否提高互相接納和彼此融合的能力。這一點尚有待時間來檢驗。

再次，西方發達國家如何應對全球化和國際體系帶給自身的挑戰呢？全球化帶來了重大的裨益，但也導致嚴重的問題。從消極方面説，全球化的深化不僅導致了西方社會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同時引發了文明衝突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上的強化。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由西方世界主導和設計的這套全球化規則與體制，能否有效吸納或包容全球化帶來的政治壓力？進一步説，當全球化的規則與體制無法吸納或包容全球化導致的可能紊亂或潛在衝突時，這種全球化是否會暫時受挫或走向收縮呢？今日全球化模式的主要特徵是，資本和商品的全球化速度已大大超越了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全球融合進程。由此，經濟的全球化與政治的全球化兩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張力。那麼，西方世界能夠用創新的戰略框架來應付這些挑戰嗎？

必須承認的是，西方國家仍然是目前國際體系的主導者。對西方國家來説，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塑造一種新的全球性規則與體制，使政治的全球融合能與經濟的快速全球化進程相匹配。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人類社會未來的一個時期要麼面臨全球化收縮的風險，要麼會經歷一個更具衝突色彩的動盪過程。反過來説，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人類從此將步入一個資本、商品的全球化與政治、宗教、文化全球融合進程齊頭並進的新時代。或許，這才是新的人類全球史的開端。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6年第6期**，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