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及人類社會發展史都是“文化決定論”的歷史_風聞

中國歷史及人類社會發展史都是“文化決定論”的歷史

——談談中國文化早熟的因果（19年11月11日修改）

習者宏仁

    本文原作初創於上世紀80年代末，最初題目《談談中國文化早熟論》，目前網上可尋最早記錄在2003年，此前約2年發表過的網站，都已煙消雲散。

本次修改，是受近年“西方偽史”研究興起的啓發做的自我糾正。

  最早提出“中國文化早熟”的，是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他1921年完成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因將東、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了人類文化發展中的“三大路向”的理論。

    梁先生認為，人類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三種，即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

人類文化（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應按照這樣的順序走下去——西方→中國→印度。西方文化正是如此，中國和印度卻沒按這樣的程序走下去，不待走完第一條或第二條路，“就中途拐了彎，到第二或第三條路上去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

後來一些中國或國外學者提出的關於中國文化早熟的論點與此有些出入，多指中國文化的歷史持久、實踐經驗豐富，並“早於”其他文化系統。

18世紀的伏爾泰説，500年前（約距今700年前），歐洲無人識字。“我們可以回憶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俄羅斯，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今天我們的麪包商還使用着的刻記賒售麪包的木籌，就是我們過去的象形文字和賬簿。”   如有人認為，中國文化在先秦（有文字記錄和考古證實的文化源始期），即已通過一些藝術形式具有了對人生、世界的細膩全面的表達。

還有人認為，中國文化相對於其他文化系統在形式、結構、深度、寬度、辯證認識、倫理本位、生產目的上，較早就具有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的作為。西方的學者也有眾多類似説法。

1.歌德説“在審美標準上，當歐洲人還在叢林中奔跑時，中國人已有優美的傳奇故事了”；

2.愛因斯坦説“西方科學家做出的成績，有不少被中國古代科學家早就做出來了。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學家自幼學習《周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學家們不曾掌握的一把打開宇宙迷宮之門的金鑰匙。所以中國古代科學家能夠更早更快地破譯許多宇宙之謎。”

3.韋伯説，“儒家的精神取向是與世界的精神取向相應的”。

現代科學家由於《易經》啓示而獲得諾貝爾獎者的有——

1. 德國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其論文為《測不準原理》。

2. 量子學説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論文為《相生相剋原理》，其在慶祝酒會上以太級八卦紀念章贈人。他認為《周易》的太極反映了互補的思想，當他因科學成就而被封為爵士時，他選中了太極圖作為他的盾形紋章的主要圖案，以此象徵中西文化的融合。

3、4. 楊振寧、李政道的不對等原理，其論文為《不對等定律》。楊振寧、李政道從《易經》的陰陽消長的原理中得到啓發，提出了原子能態二組的奇偶性雖是不滅的，但不是不變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長的變化，這一發現使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李政道曾説：“從哲學上講，‘測不準定律’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頗有符合之處，所以近代物理學有關看法，和中國太極和陰陽二元的學説有相似的地方”。

5. 比利時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普里高津指出：現代科學的發展，近10年物理和數學的研究，如託姆的突變理論，重整化羣，分支點理論，都更符合中國《易經》的哲學思想。可逆與不可逆、對稱與非對稱、確定與不確定論、簡單與複雜、進化與退化、穩定與不穩定、有序與混沌等，都無法在西方自然觀中容納。然而，以《周易》的觀點來看，都是很自然的。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世界上重大科研成果共有14項，其中12項源於《易經》原理，如耗散結構理論、混沌理論、分形幾何理論、一元數學理論、物元分析理論、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質構造呂德斯線、地球經濟穴位理論、地球自然節律、自然同期可公度理論、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論等。

其他受《易經》啓示的科學家、哲學家及學者“深有感觸”併為現代科學做出過傑出貢獻的有——

1.萊布尼茲在《皇家科學院紀錄》上發表《二進制算術的解説》，副標題為“它只用0和1，並論述其用途以及伏羲氏所使用的古代中國數字的意義”。自此，二進制開始公之於眾。1716年，他又發表了《論中國的哲學》一文，專門討論八卦與二進制，指出二進制與八卦有共同之處。他在欽佩《易經》之餘，寫信給當時的康熙皇帝，要求加入中國籍。

2.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認為，易經的太極圖顯示了宇宙間力場的正極和負極的作用。他説：“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中曾起過從來沒有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中國傳統科學的成果已經注入到西方近代科學中，在現代科學中將發揮出更為傑出的作用。”

3.美國高能物理學家F•卡普拉認為，太極圖的運動變化原理與動力學的模型一致，而且八卦也同強子的八重態對應。

4.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指出：“《周易》包含着中國人的智慧。”其在自傳中説自己曾根據中國的《易經》陰陽消長的道理，闡明瞭正、反、合的辯證邏輯定理。

5.日本的漢學家本田成之稱，《周易》“乃是中國人一切智慧的基礎，是唯物主義及其規律的基礎。”

6.德國漢學家馬菲博士指出：“將《周易》解釋為神秘的，或者是非科學的都不對。它在人類社會，以及遍佈在當今世界的偉大宗教產生之前就存在了。我們可以説，它是宇宙的法則，真理。”

7.瑞士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瓊認為《周易》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8.芬蘭國家科技院的一位學者説：“中國《易經》在未來預測學方面的成就將震驚西方。”

9.歐洲學者C.G捷恩説：“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吟詩唯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延續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頗多相同的地方”。

10.美國學者卡普拉把《周易》一些基本概念與現代物理學中基本概念進行比較後，認為： “《周易》是人類最古老的一本智慧的書”

11.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中，多處將“陰陽”概念作為一個具有普遍闡釋作用的歷史哲學觀念加以應用，並認為他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探索“六千年以來世界各地先後從‘陰’變到‘陽’、從‘靜’變到‘動’的原因”，或者説探索人類文明“從陰到陽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後果。”在湯因比看來，“陰陽特別在作為闡釋人類起源和演進的基本原則時是有意義的：文明演化具有陰陽兩極的結構”；在“許多不同的時代裏有許多觀察家認為，一動一靜的交替的節奏，前進、停止、又前進的交替的節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種基本性質。湯因比還用“陰陽”概念闡釋神話故事的結構及寓意，並進而具體解説某些歷史民族的非“原生性”的“子體文明”起源的哲學性質。

由以上網絡資料的複製粘貼，可以建立一個這樣的認識——

目前，人類認識到的被稱為科學或技術層面的事物的運動規律，均來源於現代人所説的非理論化、非邏輯化、非技術化——非現代意義的“科學化”的中國古人的樸素、直觀天地自然的認識論和世界觀——易有太極，道分合陰陽的認識論。

中國道哲學——中國邏輯通過陰陽關係認識萬物的認識原理——

陰陽合道；陰陽互根；陰陽轉換；陰陽交變；陰陽創生；陰陽平衡以至和諧；孤陰不生、獨陽不長；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量子”之間有了互補、效應、糾纏。。。。。。關係，才具備存在與運用意義，其實就是物質的“陰陽分合”特性，物質的自有屬性，就是運動性和關係性。

若以層次論，量子力學的理性認知、理論表述，是在哲學之子——科學的層面認識到並表述出來的。

量子力學的理論原理其實是中國道哲學——中國邏輯的陰陽關係原理。

。。。。。。

即使從今天認可人數較眾的觀點，“中國文化是藝術與道德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學與法律合一的文化”中也可看出：中國文化是一種“未來型”的文化。

因為中國文化沒有經過“以邏輯科學作基礎、技術為應用、創新為先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大生產的歷史階段”，而是直接進入了，以“天人合一”為前提，運用各種藝術形式、道德方式方法，在“安貧”中也能“樂道”，以求人間和樂的“共生主義”時代。

不過，早熟也意味着某種內在的壓力。這在現代個體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人類文化學以及文化哲學中已被證實。

早熟是因為含有不成熟因素，但其表現及內涵都要比一般的成長要豐富。

早熟的人抑鬱深沉的多，早熟的文化矛盾性內耗多，都是不成熟的內在特質造成的壓力使然。

中國早熟的文化在理論上統一了“人——社會——宇宙”，在“重義輕利”的歷史性的生產事實上，卻造成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類世界史再無二例的、在動盪中延續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國人的實踐總是在理論前面，並屢為屢成，原因在思維方式中。

由宇宙統一觀得出“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社會大一統”、“道德仁義禮智信”的結論，由此有“天下無棄物”、“萬物可備於我”、“無用之用”、“格物致知”、“有教無類”、“歸根知常”、“柔以勝剛”、“道法自然”、“道存萬物”、“百慮一致殊途同歸”等知行原則。

這些知行原則造就了中國人的偉大的早熟特徵：直覺發達。   直覺是經驗的產物，但不一定是邏輯的結果。

因為有“道可在萬物中”的觀念，所以有懷疑性聯繫萬物的直覺判斷。

這種以直覺認識宇宙的方式與思維特性，造就了囊天括地的中國文化中，那些令人歎為觀止、技術成份發達、以社會人倫為目的的藝術品，以及內容豐富的文化遺產。且不説那些令世人公認並競相追逐的精絕文物，即使那些因政治哲學或政治文化上的需要而創造的現代也難以再建的宏大工程，如秦始皇陵、阿房宮、漢上林苑、唐都長安、故宮、圓明園，其體現出的藝術上、技術上的價值，亦是亙古嗟嘆的。   中國人的系統觀在自然中，在以“人際——政治”穩定為目的的自然感應的宇宙統一中，是經驗與直覺把握的產物，不是邏輯推斷的結果。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天性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古代張衡、葛洪、一行等科學家的終極研究目的，不在社會生產中，而在政治倫理和宇宙統一的社會理想中。從藝法則中的“遷想妙得”、“外師造化”、“胸有成竹”、“天籟之音”、“法於天地”、“功夫在身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等，都是出於自然聯繫的宇宙觀，決不願在按部就班的邏輯推證中構成系統和整體。   “大一統”的知與行，使中國社會歷劫不散，在道德、仁義、大同、和諧、中庸觀中產生的文化同化力，經數千年仍威力不減。

但儒家的“入世”不以社會生產為目的，不以征服自然為條件，使中國人在重義輕利的實踐中工於創造卻殆於運用，形成以潛意識中的經驗主義為行為原則的經濟文化觀。如技藝傳習中不成文卻一直延行的“單傳”、“密宣”原則，對商品的規模化生產的制約是很明顯的。另外，古時候一些社會生產意義可能重於近日高科技的技術創造，因多用於“義”而少用於“利”，其成果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並不明顯。

這種“重義輕利”或“義利並重”而以義為根本的思維原則，是與儒家未能實現的“大同”理想相適應的。而大同理想的內涵，又很類似於社會主義的理想——共產主義所要求的標準。

不像資本主義的經濟決定歷史(經濟決定論的社會發展史)、資本是社會存在與發展的首要主要因素、資本——經濟的結果即是社會進步的標誌。。。。。。種種以偏概全卻又頭頭是道的社會認識論與方法論體系在哲學上的迷失，導致的因國際利益集團間的利益爭端形成的“國際戰略”，是今日各種國家性、國際性甚至世界性社會惡性問題的總根源！由此導致世界範圍的“發達的貧困”,割裂了“天”與“人”的和諧關係，人類的“理想的衝突”、“文（化）明的衝突”、“人類往何處去”、“增長的極限”、“發達的貧困”一類的困惑，由此在社會發展史的“商品——利益——經濟——市場——戰略”中，愈演愈烈！

為何中國古代科技發達，大規模殺人武器早就發明創造得可以改變任何人類歷史格局，卻一直以鑄劍為犁的抑制性政策減少其人類傷害性？

為何即使到明朝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要想像西方那樣侵略世界成為人類之王，也是輕而易舉之事，但從無此妄舉，反而加固其自保的長城？

這裏的原因，就如現代一些中外學者所説，中國自古就是“文明型國家”，其成熟程度，是現代西方離道德一致的“文明型文化”天地之別的“最先進”之科學不能證明的。

若想證明，也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其所論述的社會總資本問題中，是否在哲學認識論上充當了社會總成本的角色？勞動價值論可以成為一種比較穩定的、以比較文化為現實社會決定因素的，以理想的社會未來為目標的，可用於社會分配形式的觀念上與應用性的“價值尺度”嗎？

如果將勞動的經濟學含義當作觀念使用，當然會有歷史的侷限性，比如國情的差別導致的“比較勞動”（比較利益、比較成本之類）的差別；但在世界觀——哲學意義上探究勞動的歷史價值，尤其是比較文化現實條件下的歷史意義，那麼勞動價值的歷史意義將是永恆的。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本質上是一個為人類發展而設置的評價體系，它在評價個人對社會的作用上將勞動看作唯一的標準，認為個別生產者對社會的真正貢獻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勞動。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關於勞動是人類及其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決定因素、非勞動者賴勞動者而生存的觀點是最基本的思想，勞動價值論只是他的這一唯物主義歷史觀在經濟理論上的具體體現。。。。。。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體系衡量了人類為生產所付出的真正代價。”(左大培)   馬克思主義重視生產關係、社會關係、人際關係，目的在社會生活中，與中國文化中的千古準則“道洽大同”不謀而合。

但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更在於重視儒家所忽視的社會大生產——再生產，證明了：人類歷史在缺乏生產力的條件下的進步是不成熟的進步。

由此比較出，中國傳統文化，對於現代社會的需要上，在“硬件”上的不合時宜、“軟件”上的早熟。    中國的政治文化理想，也是出於倫理——社會秩序上的需求，目的是天下太平。

“修－齊－治－平”觀使個人、倫理、政治密不可分，認為“關係”可以代替生產。   儒家倫理——在社會中，認為倫理關係可以決定生活質量，從而達至“天人合一”；

道家倫理——在自然中，認為無為不爭可以決定社會和諧，代替社會生產，達至“天人合一”。   説中國文化早熟，還因中國文化中的“宇宙統一”、“倫理本位”與未來人類對自然的需求相同——共生、和諧、統一。不因求無限的功利，破壞自然。不像今日世界社會現狀的決定成因，西方的工業文化並至今仍起決定作用的信息文化，因心存征服、甚至幹掉自然的野心，造成今天的資源危機、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環境污染、怪病連生、水土流失、地力減退等等威脅人類自身生存的結果。

歷史上，中國的土地歷經數千年不減地力，原因是通過陰陽認識論，運用了自然界的“消長互生”的原理。

而現在中國一些地區與多數工業發達國家地力減退的原因，卻是一味“催生”的結果。

現代資本主義由於妄想市場、資源、資本的無限性，發生的屠殺外侵—殖民—戰爭—大工業—環境污染—環境保護—綠色文化—迴歸自然是其歷史路徑。

近、現代以來，人類歷史上至今被公認過的強國的由盛到衰“規律”，都是由此而來。

依“早熟”的中國人的理解，人類認識自然與創造新生事物的度量衡總則為——道法自然。

這是中國主流文化不走經濟決定文化之路，而行文化經濟之途的歷史大智慧的原因。

西式市場經濟行為中，出於資源無限、市場無限、資本無限“不碰南牆不回頭”的愚蠢的妄念而導致的“天人相害”行為，從資本主義興起就一直存在。

人類範圍的環保、除霾、綠化、退耕還林、綠色食品都是出於此種“原始科學”思維方式，蠢碰南牆，頭破血流後無奈回頭的歷史結果。

曾有人説，中國在明末時已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此論可疑。

這是因為，被現代人看作是“生錢利器”的商業及金融業，中國古代早就非常發達，被稱為現代性的標誌的金融業及市場經濟，先秦時就成熟到需要抑制。

管子説：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意思是説，君王不能依賴那些與君王爭利的“萬金之賈”，而要直接控制國家金融和財富，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實體經濟，沒有實體經濟的人，“不可以立為天下王”。為了消除這種“中一國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秦王嬴政向呂不韋痛下殺手，隨後果斷採取的國家統一貨幣並配之於“書同文、車同軌”和統一度量衡的政策的目的，就是將金融牢牢掌握在國家手裏，由此徹底杜絕呂不韋金融勢力復辟的任何可能。由於中國較早地經歷了商業資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災難，中國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節制商業資本的政策。“重農抑商”就是產生於這樣的背景並貫徹於中國封建社會始終的重要措施，這些政策保證了秦以後的中國避免了歐洲式的破碎。（張文木：管子論經濟過度金融化對國家安全的危害——讀史札記）

中國人在3世紀到13世紀之間，即已有了西人望塵莫及的技術知識卻未能產生現代（生產性）科學的原因有二：

1.由世界觀決定的思維方式——這也是早已經通觀了天地運行規律的“早熟的中國”，歷史上秦朝時就有了現代意義的環保法——《田律》，以法律的形式確定，歷代普遍實踐過的“限伐”“輪作”“禁獵”的一個世界觀上的原因，也是真實可信的人類社會發展史中，人類當時最發達最強大的“橫掃天下六合”的秦朝不外侵，卻修建長城“自保”的一個世界觀上的原因。

2.政治文化——現代科學的目的是發展經濟，有形或無形的歷史觀都是“經濟決定論”，國家的目的是“國富”或“人富”，至於“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或共產經濟（社會主義）都是此政治文化的歷史工具。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目的只是其本身，即維護和諧天下的集權秩序和文化傳習。

由此可知，中國人認識到的“哲學”，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人類秩序、人類命運世界觀。

修齊治平、先天下之憂而憂、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理念均由此意。

人類所有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融人類共識，文化兼容、經濟共產、政治協作、資源共享，力求人類和平的努力，都是出於人類秩序、人類未來——人類命運的目的。

這也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歷史目的，而歷史上資本主義世界觀的結果，則都是以鄰為壑、殺伐搶掠、人類餵奶、製造恐怖——漁人之利。

看中外歷史，唯有“早熟的”中國，才能有此種天地通觀、倫理有序——和諧天下的世界觀。

人成熟的一元標準是倫理，要看其個性行為達成的倫理和諧的程度和對環境的進步作用；

人成熟的二元標準是生理和心理，要看個性行為達成的生理與心理行為的協調程度和對環境的進步作用。

此二標準的含義在古今中外的各種東、西方文化系統中，差異不大，如對“德性”或“個人修（教）養”的解釋。   以此作比中國文化。

用一元標準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和諧是成立的，但對社會經濟大生產、再生產意義上的作用並不大，其結果是使中國社會長期處於一種“皇朝輪轉”中。

據筆者的“文化經濟的社會歷史結構論”的研究，這種“皇朝輪轉”,在沒有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外來文化的影響下，是不可逆轉的。

曾有學者指出，中國歷史在明朝時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而其實是，中國先秦時就有了成熟的關於商業流通、貨幣管理、税收政策、財税收入及市場物價的關係的社會大資本運用的理論與實踐。比如墨子的“刀即貨幣輕重”的“價值規律即交換規律”及管子的“以輕重御天下之道”的“國家財政之術”的“輕重理論”。（何新語）

（重複引用）管子説：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意思是説，君王不能依賴那些與君王爭利的“萬金之賈”，而要直接控制國家金融和財富，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實體經濟，沒有實體經濟的人，“不可以立為天下王”。為了消除這種“中一國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秦王贏政向呂不韋痛下殺手，隨後果斷採取的國家統一貨幣並配之於“書同文、車同軌”和統一度量衡的政策的目的，就是將金融牢牢掌握在國家手裏，由此徹底杜絕呂不韋金融勢力復辟的任何可能。由於中國較早地經歷了商業資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災難，中國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節制商業資本的政策。“重農抑商”就是產生於這樣的背景並貫徹於中國封建社會始終的重要措施，這些政策保證了秦以後的中國避免了歐洲式的破碎。（張文木：管子論經濟過度金融化對國家安全的危害——讀史札記）

用以上觀點看待中國及人類社會發展史，是不是有些恍惚穿越時代的感覺？

以此觀點看，何為人類社會的成熟？

用二元的標準看，中國文化中的“心理”活動是豐富的（如改變今日世界的“四大發明”及汗牛充棟絕對數量天下第一的詩文），但生理上的自我困擾太甚——社會動盪頻繁，頻繁得令讀史的人疲於嘆息！   社會成熟的一元標準是政治，要看政治行為對社會的兩種基本構成因素——文化與經濟——的協調進步的程度；

社會成熟的二元標準是文化與經濟，要看文化與經濟行為的協調程度和對社會環境進步的促進作用。

其中文化與經濟行為的協調程度，是古今中外評價、衡量社會成熟程度的唯一標準。   以此作比中國社會的歷史。

用一元的標準看,中國歷史中的政治對文化和經濟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並形成了能對社會秩序進行強有力改變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經濟”。

政治本身的問題不大。

若考證政治對文化的作用，還會使世人皆驚歎於中國政治的偉大，因為改變歐洲及至世界近、現代史的“四大發明”等等技術性發明，都是歷史上中國政治推動或抑制的產物，是一種純粹的“政治文化”。

用二元的標準看，中國文化是令人歎為觀止的。

有兼容幷蓄的特點，如對基督、祆、景、伊斯蘭、西域等各種外來文化的廣納博收；有“早熟”的特點，其以倫理為本位的特徵，是一種“未來型的生活方式”，並維繫了幾千年不崩的中華連續史。文學、文物上，亦有浩若煙海的精彩絕倫之作。先秦即有的“庖丁解牛”、“無射之射”、“列子御風”一類“道”功，更是人類至今未泯的恆久願望。

但提到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行為，卻是遺憾多於創造。

幾千年中皇朝反覆更迭的根本原因，即在於政治上的家族制與文化中的“重義輕利”觀的結合，對社會生產產生了巨大的制約作用。

“昇平盛世”的建設與動盪年代造成的破壞相比，真似半斤八兩。

“安貧樂道”、“窮而後工”、“輕言利”、“小富即安”等觀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種恆久不散的風俗式氛圍，掩蓋了個體的渴望富裕的念頭，同時也遏制了社會生產力。

但從安貧樂道——財大氣粗；見利思義——錢能通神；輕言利——君子愛財；君子淡泊名利——書中自有黃金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笑貧不笑娼等等矛盾的念頭中，也可看出些許中國文化中的經濟潛力。

這算是解釋以往給世人以“保守”、“封閉”印象的中國人，何以在今日世界範圍內，被稱為最能賺錢、最可能改變人類命運的民族的一種方式。   文化的核心是生活，生活的核心是倫理。而且倫理本位似已被世人方法性地公認為是中國文化的全部。

中國人日常生活豐富多彩，也是其歷史性的倫理本位穩固的重要因素。

民以食為天，中國人是“一菜百藝”，鄉愁常常就是媽媽做的飯，天地間四腿不吃桌子，兩腿不吃人，餘皆以多得難以計數的方法噲啖之。只包子就有千種做法與吃法，麪條也有千種做法與吃法。其餘的酒令、食歌、謎語、對聯、氣功、養生、雜技、曲藝、音律、武術、生肖、茶道、旅行、戲法、風水、符咒、歌舞鑑賞（風花雪月）、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三教合一。。。。。。千變萬化，廣博無端。   文化及至世界的未來，在於人類倫理上的作為。

這包括個人倫理——性格、人格、教養、家庭、人際、人生觀等 ；社會倫理——風氣、義利觀、價值觀、羣體傾向、人文關懷等；人類倫理——組織形式、國際關係、民族互助、文化兼容、國際標準、人類秩序、人類命運、國際化生產、世界觀等。   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看，人類歷史中，唯有中國文化在倫理實踐上最持久、最徹底。但在與外系統文化的比較中，就會發現，在廣義文化（包括經濟、政治、哲學）視角下，中國傳統文化在經濟生產上的作用不大，並由此使倫理實踐中的內耗行為增多。

如古人論，“繁文縟節，餘心茫然”，今人論“單人是龍，多人是蟲”。

其實中國人“個人是龍”的原因，正在於這使中國人難以真正逃逸的豐富的倫理實踐與個人經驗之中。

因為人與社會的生存智慧均是人與人之間倫理實踐的產物。

這種倫理實踐的最大弊端是使個體模糊，人羣相處時如一鍋粥，日長月久，使個體感到身心乏累。為了在羣體中探出頭來透一口氣，就難免做一些不得罪人，但可能影響別人透氣的事，於是就常有了人際間因傾軋或出於自保的心機而出現的內耗現象。

人們間的關係因“面子”維持，因“裏子”而變化，而面子會因“裏子”的波動有許多內訌性詭詐。這是不分表面上彼此的關係，時間累積造成的，就像清水的漚積——本來清楚、簡單的感情表現在越處越厚的“感情”的靜態堆積下，變質了。

同盤操箸的吃俗；閒極無聊中的捏造；“煙酒不分家的客套”；違背社會原則的講情；缺乏競爭的一團和氣；聽到直言後的“腹誹”；看到他人興旺後的妒忌。。。。。。

這與發達的文化中閒逸的生活方式有關，是社會生活中缺乏經濟活動的結果。

中庸的處事原則和方式使知識分子們在清高自負中對社會物質生產的作用甚微，甚至造就了一些“君子固窮”，不吃“嗟來之食”，餓死了卻與己於社會均無所補益的超然之士。

  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學品頭論足，甚至為此在爭強好勝、尖酸刻薄中相互攻訐，對外來文化中不合習慣的東西卻容讓開脱。即使對外來的艱澀、曲晦的東西也表現出一種“與己無關，於社會可能有益”的態度，在笑談中借用，卻不在批判中改造。不去看此種東西的原則有無問題，只看它的表現是不是比較有趣，有趣的收容利用，有過敏反應的充當笑資。

這完全是“社會性中庸意志”的結果，是以經驗代替理性、以倫理替代科學的具體表現。

由此導致的“善良”結果，就像邊芹在《被劫走的歷史解釋權》

https://www.ict88.com/page/view-post?id=73中所説的，“一個流氓看中書生的家產，找茬兒一拳把他打翻在地，打家劫舍後還丟下話誰叫你不愛搭理我。於是我們就接過流氓打人的理由開始逆向推理：書生被打翻在地怨不得流氓，人家流氓練得一手好拳有什麼錯，錯在書生關門在家又不會打架。那麼書生為什麼不如流氓會打架？劣根性就出自他的文化，是他的文化不如流氓的文化，那為什麼文化不如人家？因為產生文化的文明(黃色文明)遠不如流氓的文明(藍色文明)，黃色文明就會在家種地(封閉落後)，藍色文明專事航海發現”。

  若以人類文化學的觀點，作橫向比較，現代西方“造反文化”、反現代化，及至延續至今尚熱火朝天的浮躁中帶着深沉的文化——搖滾文化——產生的原因，不是社會經濟不發達，而是社會性的精神家園的丟失和倫理本位的無根化！這在任何現代的本土文化——外來文化或比較文化中，均有生無定始、存無定向的傾向。

這在發達文化（其實是發達經濟）中或在落後文化（其實是落後經濟）中，均有歷史事例或事件可以證明。

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到原始部落中研究出瞭解釋現代社會特性的“前喻文化”、“代溝”和“文化模式”，而梁漱溟在20世紀20與40年代的中國，提出了意味極其深長的“文化早熟”和“倫理本位”。這些都是偉大的企業家、經濟學家與政治家認識不到，但在無形中一直包容其具體行為甚至在冥冥中引領其行為方向的思想。

                                            搖滾文化的生成土壤是20世紀50年代的美、英。

此時的美、英正是一個生活與生產物質大充裕、大氾濫的時代。當時美國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自報工資收入屬中產階級，而英國的產品當時佔世界出品產品的22％。

搖滾文化與“朋克”文化異曲同工的主題，從“性”、“迷惘”到“愛（情）”到“人類命運”，一步一步走來的路上所聲嘶力竭呼號着的，無一不是對人類精神家園失落的哀嘆和對社會倫理現狀的抗議。

資本主義文化與體制中極端功利化的個人生活方式與經濟理想，引致激烈的競爭性人倫鬥爭。“人是機器”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倫理事實，造成了人們心理上的失衡。此種失衡延續至今，因為社會現實一直歷歷在目——

號稱最發達的美國在2017年有約4200萬貧困人口，約佔總人口的13.4%，超過500萬全年從事全職工作的美國人年收入低於貧困線，近半美國家庭生活拮据，1850萬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

全球最貧困勞動者人數增至5.5億；20年前的250萬難民已漲至今天的4 400多萬；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億增漲到21世紀的9.48億人；“二戰”後世界範圍內已發生了150場以上的大小戰爭，造成230多萬人死亡。。。。。。

其他因全球變暖、環境惡化、恐怖活動、宗教衝突、種族摩擦、軍事威脅。。。。。。種種影響現代人生存心理的“文明行為”，只能用不忍了解、觸目驚心來形容！似乎是因為沒甚麼好事，才令我們總是懷有着莫名的天下之憂。

這可能是文明社會進步中，因信息的發達給現代人的必然感受吧。

這種人類性的普遍感受造成的心理失衡，首先在天性敏鋭、富同情心與朝氣的青年人身上反映出來。青年人在無力改變現狀的情況下玩世不恭、“反歸自然”，直至發展成為足以撼動整個資本主義根基的風潮及革命。黃馬甲運動、佔領華爾街都是具體表現。

作為現代人思想傾向具有代表性的顯示方式之一的，是源與美國、風行於英倫三島及至世界的搖滾樂。但在其創始初期，卻有這樣一段真實的“笑話”——“共產黨已經設計出了一種複雜而狡猾的技術，能通過神經幹擾、腦力衰竭和遲鈍，使美國青年變成廢物——‘披頭士’樂隊（即指‘甲殼蟲’樂隊）的破壞性音樂，加速着人們的精神崩潰！”這是美國著名記者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實錄》中説的話。

這確實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中的“五彩幽默”，也是今天在世界文化的橫向比較中，發現的歷史性警告！   考察西方歷史可知，“資本主義”是一個在不斷衍化着內涵的概念。雖然有研究説，“美國經濟在‘9.11事件’後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自由市場經濟，而向蘇聯模式靠近”（參《參考消息》2003  .08.28 ），北歐的福利國家實踐是受社會主義理念的影響，但其“資本主義”的核心至今一致。

受地域因素決定的“文化慣性”的影響，西方的政治文化，從社會理想（哲學）的角度看，其至今不變的是——

1. 經濟決定歷史(經濟決定論的社會發展史)；

2. 資本是社會存在與發展的首要因素；

3. 資本—經濟的結果即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這是今日發達國家陷入種種社會問題困境（如工業化引至的種種問題）的深層原因。

因為人類社會發展史是文化與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而不是由單一的某種社會形態所決定的。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根據我們的歷史觀，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而且一個民族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於它的生產力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

這應該是對上述看法的最好詮釋。

現代世界的“經濟化”表象是歷史的“制度的選擇”的結果，其中以“生產方式”的選擇為代表，即以組織或國家的名義根據“國情”進行“制度的(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的)選擇”,而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種“國情”,都首先是地域、民族——文化性質的。   應該説，資本主義出現前的西方文化，對其社會經濟的作用也不大，歷史中貧困或動亂時代的窘況，與中國歷史中王朝間的過渡時期差不多。

如18世紀的伏爾泰説，500年前，大約距今700年前，歐洲無人識字。“我們可以回憶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俄羅斯，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今天我們的麪包商還使用着的刻記賒售麪包的木籌，就是我們過去的象形文字和賬簿。”

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進步的作用，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互相制約的經濟結構中，而西方在產業革命以前的這種社會結構性互相制約，對西方社會進步的作用也不小。

如“重農抑商”曾是世界歷史中的普遍現象，只是不如中國社會因歷史關係那樣長久、那樣嚴重。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特產”——以義取利，對人要中庸，對天要“合一”的大一統哲學中。因為天下一家、小農經濟、皇權至上等社會特徵，在西方歷史中也普遍存在過，歷史結果卻與中國不同。而西方獨缺的，正是這種四海趨同、人心所向、天下一家，以生活、倫理為目的的宇宙大一統哲學。此種哲學的實現，仗倚的是 “道”、“儒”兩種文化的歷史性交變後對外來文化的兼容、共享與吸納。

因此，老子與孔子是中國文化的連續性與繼承性的價值與意義上的兩個重要衡量尺度，遺此則妄談中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早熟是一種不成熟。但無論人或社會，從早熟到成熟，如果有必要的條件做媒介，卻會產生髮展上的飛躍。

從19世紀中葉出現的“文化學”到後來的文化人類學、文化哲學研究中所能知道的研究結果來看，此種媒介是文化或文化中的某種因素。其中“地域性”與“民族性”是重要的兩種屬性，眾多歷史現象都可從此兩種“文化基因”中尋繹因果線索。       從社會結構來看，歷史中中國的文化是早熟的，經濟活動是缺乏社會大生產——再生產的，而政治中的“家天下”不受傷損地延續了兩千多年，這是在世界所有民族與國家的歷史上都是再無二例的。

但從比較文化角度下的歷史意義上來説，中國社會的發展潛力，卻正藴藏在這早熟的傳統文化中。思維方式中貫通宇宙的“直覺”；文化現象中使社會出現“超穩定”連續、長期性史實的倫理本位；政治實踐中強有力的“仁治”——大一統觀。

要知道，人的智慧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是人與人之間倫理實踐及人與自然間生產利用的產物，更是人類歷史進步的前提及潛力所在。其中連續的社會史的長短在此方面經驗累積對此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的歷史，可以用一部戰爭史較詳實地記述下來，原因也在這種文化發達、經濟“羞利”、政治集權，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中。

由經濟上的“羞利”觀念產生的行為結果，必然會因社會生產面狹窄、產量有限導致社會關係不協調。遇到人禍天災時，多數人的吃飯問題解決不了，就會有因飢餓引發的生存之爭，生存之爭的羣體狀態，既是社會戰爭的成因。

每次戰爭經年之後，多有一次因休養生息出現的社會生產上的“小陽春”，隨之“開明盛世”。“開明盛世”多重視生產，重視生產的結果是使集權分化。這是社會動亂後，社會價值觀必然轉換的結果。

但“大一統”的文化傳習，又會使這開明盛世因分割了的權力，引發政治上的腐敗，影響社會生產。在生產範圍狹窄——重農抑商且無工業、擴大再生產的可能很小的事實中，因大多數人的生活必需品及財物，越來越多地流向貪婪的“官本位”者們，引至民怨四起。“泰去否來”，經年之後，新的一場農民戰爭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爆發，新的皇朝建立。

中國曆代是“文化經濟”（以倫理——社會秩序為目的的生產）發達，“經濟文化”（以生產——社會財富增長為目的的倫理）卻太萎弱。

西人將火藥用於攻擊性槍炮，並形成帶動國民經濟的軍火資本，中國人將火藥用於娛樂以維護“親親”之仁；

西人利用指南針向遠處走以尋找並搶掠財富，中國人用指南針定風水方位，“堪輿”天地。   世界各地的人類文化的發展，“早熟説”、“成熟説”、“夭折説”、“失蹤説”等都只是説明，因文化中的地域性與民族性在不同文化系統的演進中的決定性，其發展上的主導力量也不同。只因地域造成的生活習俗不同 ，使得民族性在各文化系統與外界溝通上的方式及程度不同，生產方式或分配方式不同，造成了後來的“間斷的文化”與“連續的文化”。

  連續的中國文化，歷數千年不滅！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雖一直經受着內憂外患，經濟上未能完成不變和可變資本的原始積累的前提下“親親”、“復禮”、“大一統”，由此引出許多“內耗”性人格痼疾和生產目的上的簡單自足行為，卻在為近代科學提供了必要的技術經驗的同時，常有幾百年一週期的“昇平盛世”！原因何在？這是那些珍惜人類生存，為現時代的“文明病”——道德病、信仰病、精神病、心理病、富貴病、生態病、人設病而憂思的人們的疑問。

  本文所談的“倫理本位”，首先強調了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之一為倫理本位，次指中國文化中的倫理實踐有可取可行之處。

歷史是一個以現實社會需求為準則的量變過程。獨立系統文化的縱向比較與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橫向比較的意義在於借鑑。

中國的孔子循“周禮”也不照搬。

殷商的“禮”是一種祭祀，要殺奴隸和牲畜，而孔子認為，連用人的形象為俑作陪葬都是極不道德的，曾破例為殉葬現象失“禮”罵大街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以俑作陪葬的人，斷子絕孫了！）曾言“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孔子懂得時代不同，“禮”的內容及形式要有所“損益”的道理。但孔子的偉大更在於他看到了禮的侷限性，“循禮”、“復禮” 而超之，不以禮為人倫核心，而以“仁”為人倫核心，“人而不仁，如何禮？”“仁”是進一步強調人倫關係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性的概念。套用今人公認的表示人間關係的“倫理”一詞可知，仁即倫理，“仁學”即“倫理學”。

仁的實踐要從個人做起，所以又強調德、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等個人修養，以備人際相處時應用，以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理想。   本文所談的是“中國文化早熟”，雖是興之所至、走馬談來，卻也有借題發揮之嫌，那就不妨亮亮。

“外題”是——世界文化及至人類哲學，若不從倫理角度考慮溝通、利用、兼容、融合的可能性，那末世界的未來，就難免越富裕卻越混亂、越浮躁的局面。

倫理文化的弘興怎樣提倡、走什麼道路呢？這又回到“人脱野蠻，崇仰賢德，仗倚教化”的老嗑上去了，此題下回再談。     此文的深入討論請參《“文化經濟”與“經濟文化”關係的社會發展史尋繹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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