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文學札記之十二：《戰爭，為了和平》_風聞

長篇小説《戰爭，為了和平》，路翎著，中國文聯出版公司西元1985年12月出版。

這部小説以抗美援朝第三次戰役直至戰爭結束這一段時期為背景，描寫志願軍某部李恆師王正剛團趙慶奎營的指戰員們的戰鬥經歷：他們突破臨津江，解放漢城，渡過漢江追擊敵人，阻擊敵軍反撲，掩護主力回撤，打破敵軍包圍返回部隊，在三八線後側休整，組織上山伐木，開赴前沿進行陣地爭奪戰，堅持坑道作戰，最終迎來停戰協定簽訂、戰爭結束。

小説塑造了師長李恆、團長王正剛、營長趙慶奎、連長魏強、李鳳林、排長朱洪財、徐國忠、班長馬興、李發、戰士王恩、劉福海、董富等一大批指戰員的英雄形象，刻畫了朝鮮婦女金貞永和李老大娘、崔老大娘的愛國奉獻形象，也描寫了副營級幹部王標的貪生怕死、臨陣逃避，由此展現中朝人民和軍隊反擊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性，謳歌革命的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鞭撻損害革命戰爭的自私行為。

小説沒有連貫地全景式地展現任何一場戰役或戰鬥的全過程，也沒有客觀地講述任何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所有的故事情節基本上是通過對不同人物細緻豐富的心理活動、心態變化、內心矛盾乃至靈魂搏鬥過程的描寫來展示和推動的，並由此刻畫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甚至有些地理景物、行軍場面或戰鬥場面的描寫都融入了主觀心理感受之中。

小説描寫連長魏強犧牲過程中的心理活動非常典型：魏強率隊衝鋒時被手榴彈炸傷昏迷，獨自倒在敵人陣地前，迷迷糊糊中想到家鄉的母親和妹妹，又被我軍第二次衝鋒的戰鬥聲驚醒，發現離自己不遠處敵人的重機槍正給“他的戰士們”造成傷亡，他“一躍而起”要去消滅敵機槍，卻因傷重無力而跌倒，他“覺得可惜，很可惜，在這種時候負了傷，要是遲一點就好了”。他堅持“抬起手槍，又向前爬了一點，對機槍後面的黑暗中射擊，打到第三發子彈時，他猶豫一下，因為這是預備留給自己的，但一想，現在自己人就在後面，於是把這最後一粒子彈也打掉了”。最後，他冒着敵人的槍彈撲上去，把“機槍管推到一邊”，“用他全身的力量壓在這機槍上”，彌留之際，他聽到“更多、更多的人從他附近奔過，發出短促的喊聲。這些聲音使他滿意。他這時不再覺得負傷很可惜了。並不遲，一切恰好來得及。他覺得他非常強大。不，這並不是他，這是他多年來所景仰像董存瑞那樣的英雄，這個英雄征服了一切痛苦，在刀山火海面前也絕不畏懼，無論什麼也不能戰勝他，因為他是為了千千萬萬的人民……是的，是這樣的英雄。”這一段將一位重傷戰士的斷斷續續的聽覺、感覺、思想和戰鬥行動融合寫來，生動地展示英雄人物的忘我精神和堅強意志。

營長趙慶奎在突圍中的表現也令人印象深刻：在完成了掩護主力回撤的任務後，趙慶奎和他率領的只剩下二十七個人的一連陷入敵軍重圍。根據“現在大部分人都穿着繳獲來的衣服”的情況，他冷靜而大膽地決定“裝成美國兵的模樣，讓傷員們在中間，沿着公路列隊前進”。他帶領戰士們“上了公路，他儘量慢慢地行走，抵抗着想要一下子跑過開闊地去的誘惑”。在前後都有敵人的“比先前所預料的還要危險的情況中”，他“完全鎮定了。他反而覺得這公路上並不比山上危險……那種他還不曾經驗過的強大的意志力量控制着他，壓下了其他的一切感情。這強大的意志似乎也並不是他原來就有的，而是他的國家，他的上級，他的部隊，他後面的這些人們所賦予他的”。“他忽然聽見了後面的汽車馬達聲。他的脊背有些發麻了，但那強大的意志力量更有力地控制了他。下公路嗎？不！要大搖大擺……”擊斃了兩個發現情況的敵人司機後，“他毫無表情，好像並沒有發生什麼事似的，繼續前進”。“他心裏想：你們到山上去搜索吧，去佔領山坡吧，可是我在這裏。他臉色鐵青，但微微笑着，沒有停留。……他的腳步有一瞬間變得沉重，頭腦也眩暈起來，但現在頭腦又清醒了過來，而且腳步變得輕捷了。……他的臉上仍然有着那個幾乎覺察不出來的笑容，他除了前面的田野以外什麼也不看，在深厚的雪地裏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只要他這樣，戰士們也決不會回頭的。”這一段細膩地描寫這位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危險情況的基層指揮員，因承擔着對祖國、軍隊和戰士們的責任而心情緊張，又同樣因承擔着對祖國、軍隊和戰士們的責任而產生“強大的意志力量”，他的內心促使他堅定地行動，而他的堅定行動又是他內心的反映。整個過程沒有震耳欲聾的吶喊聲和槍彈聲，但卻更加驚心動魄，我軍戰士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就從中突顯出來。

新戰士董富的心路歷程則是曲折跌宕的：這是一個十二歲起就“已經在舊社會里替地主當了好些年的牛馬了”的農民，他“勤勞，會治家”，由於新中國“使他翻了身，並且給他帶來了一個富裕的遠景”，他有着“為國家出力，沒有話説”的樸素感情，但到朝鮮後，他“激烈地思念着他的田地和女人”，有時就後悔“為什麼要那樣衝動，報名參軍呢？”他因此在班上沉默寡言，疏離戰友們，併產生了開小差回家去的念頭。班長和戰友們團結他，關心他，“對他表示着絕大的信任”，這又使他“陷在猶豫不決的情況中”，“痛苦極了”。一天晚上，他們陣地山下的村莊被敵機轟炸起火，而“他在這裏生活了兩個月，他已經熟識這裏的人們，他曾不斷地拿這個村子來和他家鄉的村子比較的”，甚至村裏“一個跛腳的老人的黃牛”也曾讓他“不止一次地看着它，想到他自己的牲口”，於是，他“跳起來就向那着火的村落裏衝去了”，奮不顧身地從烈焰中搶救出孩子、生病的婦女和一些傢俱。這次經歷後，他明白了“保家衞國”的含義，他“不想家了，渴望殺敵的感情比舊時他的那種渴望勞動的感情還要強烈”了，積極勇敢的戰鬥使他“覺得他和周圍的同志們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了”，領導和同志們對他的“讚美之詞”和將他視為“積極分子”的做法“使他喜悦”，他為自己“過去曾有過那麼落後的思想”而“感到羞愧”。看到同班戰友被批准入黨，他“覺得要好好考慮一下入黨問題”，並思考“我為什麼不是一個黨員呢？我夠得上做一個黨員嗎？我能經得起戰場考驗嗎？”在陣地坑道戰期間，他和兩個戰士隨班長奉命“出去遊動襲擊敵人”並“儘可能和前面一排坑道取得聯繫”，激烈的戰鬥中班長和兩個戰友先後犧牲，他也受了傷，但仍然獨自一人堅強、無畏、機智、沉着地“在這夜間的山坡上戰鬥前進”。戰友們的犧牲“使得這個少言寡語的戰士的內心裏充滿了對敵人無比仇恨的感情”，“他已經把死亡置之度外，於是戰場上的一切危險彷彿都不存在了”。他“心裏充滿了歡樂，好像在一瞬間找到了久久找不到的寶貴東西似的。 ’原來這麼好打！原來敵人這麼無能！’ 董富驚喜地想。”他一路戰鬥抵達了一排的坑道，完成了上級交給他們的任務。從一個內心“沉滯”並有些“狹隘”的農民，到勇敢、“莊嚴”的戰士，董富初步完成了自己心理的成熟、意志的磨鍊和思想的昇華。

小説中也對師長李恆、團長王正剛等指揮員對部下嚴格要求與關心愛護交織的心態、對戰略籌謀和戰鬥部署的反覆思慮、乃至對戰爭問題的思考等心理活動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描摹分析。

對被執行了戰場紀律的王標，小説通過他矛盾複雜的心理活動，展示了一個革命“投機者”的面貌：“他的家庭過去是地主”，從小就浸染過“一些酒樓上的浮華的生活”，父母病死後他“自己闖天下”做生意，樹立了“將來能夠過一種出人頭地的生活”的人生觀。生意失敗使他“窮苦、飢餓”，於是在“日本人投降以前的一年，八路軍到了這裏，他就參加了革命”。經過最初的積極勤奮，入了黨之後，“慢慢地他就回復到老路上去”，“出人頭地”的思想使他為人和工作華而不實，貪圖“過一點舒適的生活”，這使領導們對他不信任、不重用，反過來又使他憤憤不平。到朝鮮後，他對組織上安排的職務不滿意，工作怠惰不負責，時常想着“回老家吧！媽的！只要活着，回老家吧，擺個小攤子，娶個隨便什麼女人，也就活下去了”，“回家吧……組織上不批准也得結婚，這個黨員要不要不要緊！”在敵人炮火緊密時，他常常丟下職責躲進防炮洞，被戰士們譏笑為“防炮司令”。有一次，他因團長對他的冷淡而“心裏湧起了激昂的情緒”，“ ’雁過留聲，人死留名！’ 他忽然想起了這句話”，就衝動地自告奮勇帶領兩個機槍手到前面“右山坡的那個小木橋的下面安置一個機槍陣地”，“但恰好這時敵人開始了密集的炮擊”，兩個機槍手很快一死一傷，他卻不顧一切地“向回爬行”，“那激昂的氣概完全消失了”，“到了比較安全的地方，王標想： ’我為什麼一定要拼命呢？我已經為革命做了不少了……不論我怎麼做，上級也不會改變對我的看法的……’ ”戰鬥激烈時，他“一直呆在傷員轉運站的一個防炮洞裏。他覺得他是病了”。團長派通訊員來傳達命令，昏頭昏腦的他“沒有完全聽清楚團長的命令。他只知道讓他到右側的被隔絕了的二連那部分人那裏去”，他“機械地行動起來了，因為團長的命令是簡單而決斷的”。但剛“前進了百十公尺”，“他看見了一串串地打在那山坡上的機槍。於是他開始明白他是不可能到那裏去的。”他“跳進了一個溝裏”，“蹲伏着”，胡亂地想着自己不去執行命令的理由，“倒反而安慰起來了”。他看見營部通訊員王恩冒着炮火從附近跑過，“這年輕人的勇敢於是就在他心裏喚起了尖鋭的仇恨”。我軍向山頭髮起攻擊，“他聽見了遠遠的前面偶爾傳來的喊聲，這喊聲也使他嫉恨。”他“向後爬去”，但“一瞬間”又對自己這種“公然地從戰場上逃跑，叛變”的行為感到“恐懼”，他迴轉身“神志昏迷地又向前爬行”。“ ’我要把生命獻出來，叫人看看王標並不是那樣的！’ 他説。但立刻他想： ’豈有此理！難道這能怪我嗎？比我壞的人多着呢！我為什麼要折磨自己？革他媽什麼命？走這種冤枉路，我夠了！”他終於逃回團指揮所附近的一個防炮洞裏，“抱着一切都與他漠不相干的心情”睡了一覺，醒來後就“帶着那種經過了精密考慮的沉着態度，拿出手槍來，對自己的左邊的小腿肚上開了一槍。這將使他脱離戰爭”。他的自傷行為立刻被人們發現，他“瘋狂地向洞外射擊……”。被抓住後，“他戰慄着。同時，他心裏的仇恨在燃燒着。他悔恨他參加了革命。而且他明白，他一直在仇恨他周圍的這些人們……他在革命中損失了他的家產！”應該説，革命隊伍中類似王標這樣的投機者是存在的，小説對他的心理剖析入木三分，發人深思。

小説還借趙慶奎因傷回國療養，把筆觸伸到國內農村，從一些側面展示瞭解放、土改、互助合作出現與抗美援朝給農民們帶來的思想觀念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心理活動和人們之間、包括親人之間關係的新氣象。農村青年們在抗洪保堤鬥爭中組織起以英雄名字命名的“魏強突擊大隊”，這激發了年輕人的幹勁，也觸動了某些“頑固落後”的老農民。村裏呈現出的昂揚氛圍，乃至自己妻子表現出的積極參加工作的精神面貌，使趙慶奎感到了“他的家鄉已經有了這樣的進步”。這反映出志願軍戰士們抗美援朝奮鬥犧牲的偉大價值和意義。

這部小説主要以心理描寫和剖析的手法刻畫人物，使人物形象豐富、立體，不簡單化、不概念化，較具備生活的真實性。整部小説基本上較好地反映了志願軍指戰員作為普通人而創造出英雄業績，闡釋了中國人民的子弟為和平而戰的主題。

書中有些地方，過多的心理表現使人物語言突兀、破碎、無邏輯，削弱了應有的故事性。有些人物的心理描述因作者用力過度，帶上了作者本人的文人氣，心情過於複雜，不符合人物的身份。還有個別內心活動的描述，帶上了後來以展示人物混亂心理為樂趣的“意識流小説”的前兆。

小説作者路翎是解放前就以描寫心理活動和“靈魂搏鬥”著稱的作家，進步文學流派“七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西元1952年12月，他主動要求赴朝鮮前線體驗生活，次年7月回國，由此創作了一系列以抗美援朝為背景的小説。從這部小説可以看出，他努力將新的思想觀念融入自己的文學創作手法之中。這部小説初版於“改革開放”後，但其主體顯然完成於西元19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