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橋洞的中國人：為了贖罪，在美國流浪9年_風聞
真实故事计划-每天一个打动人心的原创真实故事2019-11-14 12:04
流浪漢的困苦，讓他們在城市裏飽受憐憫，可實際上，還有一些人是主動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留學生餘辰在洛杉磯橋洞下，偶遇中年流浪漢老蔣，他擁有美國綠卡，卻選擇暫居在橋洞下來放逐自己，並以此消化往事。
玩笑歸玩笑，但去橋洞住住的想法卻在腦海裏苔蘚一般地蔓延開來。
我平時要上班，但騎上單車，去橋下看看的時間總是有的。洛杉磯的橋不多，大多由一塊連接兩片土地的水泥板構成。我從居住地出發，沿一條小溪騎自行車一路朝海邊去。正午剛出發時，太陽熱辣，小道上零零散散的有些跑步和騎車的人。我頂着烈日，騎到海邊吹了吹風，在傍晚時分返回。此時路上已經鮮有雜人，只有我一個人慢悠悠地踩着腳踏板。
不知是不是我誤打誤撞的路線不夠好，一路上經過了許多橋，卻沒有看到一個橋洞居民，不免有些失望。我在一座小橋的陰影處停下車，打算在陰涼處休息片刻。
沒過多久，隱約聽到了輪子和地面摩擦“咕嚕嚕”的聲音。
河對面，一個男人推着一輛超市手推車來到橋洞下，不緊不慢地把車裏的東西拿出來：幾瓶水，幾個罐頭，一個棕色的食品紙袋。他順着橋下的水泥台階走到一片陰影處，從裏面拽出幾塊目測半米高的木板，又從陰影處扯出一張單人沙發，熟練地把幾塊木板立起來穩住，再用什麼東西將底部固定住。一來二去，三面都被木板擋了起來。
我尋思着靠近點，但又怕安全沒保障。腦中小小地鬥爭了片刻，還是決定趁着太陽沒下山，湊過去看看：畢竟逛了一個下午，就見到這一個橋洞居民。
我掏出錢包，拿出幾張十元二十元放在口袋，把錢包放進揹包裏，鑰匙放在口袋裏，如果被襲擊，還能當武器。繫緊鞋帶，推着自行車越過乾涸的河牀，向那個簡陋的小木屋前進。
走近了，看到木板屋裏有煙飄出來，持續不斷，飄飄渺渺。
我故意顛了顛自行車，用腳空轉踏板，讓齒輪喀拉拉地轉，弄出不小的聲響，但木板屋裏依然一片靜寂。接着，我決定假裝是問路的行人，鼓足勇氣，喊了一聲“excuse me”。沒有反應，我又喊了一聲。
幾秒鐘後，一個身影從木板屋裏立了起來。
眼前的人，精瘦結實，身穿舊的T恤和牛仔褲，方正的國字臉，即使偏長的頭髮蓋住了臉的上半部分，但是那顴骨和下顎的形狀，明顯貼着“我是中國人”的標籤。
“What？”對方開口了，英文夾雜着口音。
我把臉轉開，眼神四下看了看，説道：“Ah, I’m looking for…”
“I don’t know.”話還沒説完，對方便朝我拋來一句，默默地轉過身去。
我基本可以確定，眼前的男人是中國人。我不想就這麼走了，畢竟流浪漢見得多，可在美國的中國流浪漢卻是稀奇的物種。
我吸了口氣，用中文問道：“請問，你是中國人嗎？”背影顫了顫，接着慢慢轉了回來。
幾分鐘後，我便坐在了他的對面。
老蔣告訴我，找到適宜的橋洞居住地址需要看地圖，根據車流量等因素來計算噪音程度，安全係數，和生活便利性。他很專業，對我説流浪漢之間常常出現你偷我搶的事件。有一次老蔣剛從某個收容所拿到一牀被子，就被一個不知名的混蛋給偷偷拿走了，害他晚上被凍得半死。
老蔣的“家”以橋下豎直的水泥牆為出發點，三面是木板，底下用石頭堆着以免倒下。小小的空間裏鋪着一張地毯，一些瓶瓶罐罐散落在四個角落裏，還有幾個不知道里面裝着什麼的包裹。一張單人沙發靠在水泥牆邊，上面佈滿着充滿歲月感的污漬。
老蔣説，他感謝美國人蓋房子都用木頭，他常常能在某個小區的路口看到廢棄的木板沙發牀墊五斗櫃，甚至還有鍋碗瓢盆和電視。
他一邊説話，一邊抽煙，一包新的紅色萬寶路—是我在附近的食雜店買來作為這次談話的報酬。在我簡單向他説明，我想和一個居住在橋洞下的人聊一聊後，他慢吞吞地想了想，接受了我的提議。
“那麼，住在橋下是怎樣的一種生活體驗呢？”我單刀直入。
“不咋地。”
老蔣的回答很簡潔。一會兒，可能覺得三個字有點對不起我買來的煙，便補充了一句：“你問具體點。”
起初， 我們的談話展開得磕磕絆絆。從零碎的語言中，我得知，他在橋洞下住了兩週，橋洞裏的東西都是他從附近搬來的。
“那平時的花銷要，怎麼處理？”我問到一半反應過來，不曉得這個問題合適不合適，因此卡殼了一下。
“我沒有一個屋子住不代表我沒有工作嘛。”老蔣斜眼看了我一眼，彷彿在鄙視我把“沒地方住”和“失敗者”這兩個概念混在一起，“我可是有綠卡享受政府資助的。”
説完，老蔣得意地笑了，他一定看得到我滿臉的驚訝之情。
“咋了，你沒有吧？還是學生娃？”
“嗯，嗯，算是吧。”我糊弄着回答了過去，不想透露過多關於我自己的信息。
但話説回來，我之所以沒有回答老蔣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不到半年前，我從波士頓一所大學的影視製作專業畢業，告別了“國際學生”的身份，接踵而來的是身份轉換的問題。我祈禱着能在明年四月的工作抽籤中碰上好運氣，至少能夠繼續留在這片土地上。
來到洛杉磯的這一刻，我就沒想過離開。只有置身於好萊塢，才會真正感受到某種刺激和召喚。我走在那些見證了百年娛樂業歷史的劇院裏，滿眼都是金黃的主色調，即使那只是木板和塗料，但一旦被賦予了好萊塢這三個字，便立刻鍍了金一般閃閃發光。
這些燦爛的人事令人上癮。能夠成為好萊塢大製作公司的實習生，即使只處在公司龐大結構下一個小小部門，但每天聽到的都是最新鮮的好萊塢資訊，每天看到的都是冒着熱氣的劇本和資料，於我，是不可抗拒的美麗。
這樣美好的生活，也許到明年四月便會戛然而止。美國每年的外來工作限額是六萬五千名，而近年來平均申請人普遍在二十萬左右。每一年，所有的申請者都會被丟入一個隨機的抽籤系統。如果抽中，未來三年便能留下。而如果沒抽中，就只能在六十天理打包離開。
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後者。我不免對老蔣有些小小的嫉妒。
我斂了斂心神，接着問老蔣：“那你為什麼會選擇住在橋洞裏呢？這周圍有許多收容所一樣的地方，雖然有時候需要排隊才能得到一個牀位，但是總比橋下來的舒服吧？”
“安靜，能想事情。”老蔣的回答依舊簡潔。
“以前在西北的故事嗎？”我順勢問道。
老蔣盯着我看了數秒，訝異我聽得出他的口音。我告訴他我是南方人，但是有親戚在西北，因此能辨別出來。老蔣的目光變得温柔了，含着一種彷彿找到了可以説話的人的欣慰感。
接下來的談話順暢了很多，我全力捕捉着老蔣無意中透露出來的線索，大致拼湊出了一個藍圖：老蔣在來到這個城市之前，曾經一個人遊蕩在美國各個州，度過了快十年的時間。看起來，老蔣年過五十，他大約是在四十歲出頭時來到美國。
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當時為什麼來美國？是什麼讓他在這裏生存了將近十年呢？
在我試圖更加深入地詢問之前，老蔣説他累了，許久沒有這麼過癮地用中文聊天了。我坐在離他不遠的地方，聽着頭頂過往的車輛，時不時掏出筆記本零零散散地寫下幾句話。
天漸漸黑了下去。老蔣不知從哪裏掏出一盞充電應急照明燈，放在手推車上，打開開關，雪白的燈光照在橋的底部，反射到地上，一瞬間竟然有種下雪了的感覺。老蔣對我揮了揮手説：“去燈下面寫字，不然眼睛要壞呢。”
我看着坐在沙發上的老蔣，在應急燈的光芒裏，竟似乎向外散發着外公一般的慈祥。我心中一暖。
但天色已晚，我走向自行車，説道：“蔣先生，非常感謝你今天告訴我的事情。如果你還在這裏的話，我改天再來找你聊天。”
老蔣眼神中隱約閃過一絲寂寞，嘴裏回答道：“好的，學生娃。你叫我老蔣就好。” 出於禮貌，我也回敬道：“你叫我小陳吧。”
我心中感到一絲愧疚。出於自我保護的心理，我把我名當成姓告訴了他。我短暫地安慰自己也許他不姓蔣，但腦海中那個慈祥的身影，總感覺不會説謊。
午飯後，我來到橋洞，老遠便看到直立的木板，靠近些便能看到裏面飄出的一縷青煙。我喊了聲“老蔣”，接着便看到了老蔣。老蔣看到我，露出一個微笑，問道：
“今天咋不上學呢？” 出於對上次説謊的補償，我回答道：“沒，我也有在實習。今天不用。”
“不錯嘛，小兄弟。在哪嗒實習呢？”老蔣隨口一問，我卻有點後悔，便又端出了模凌兩可的答案：“一個不知名的小公司啦。”
老蔣沒再追問，我暗自鬆了口氣。
這一次，老蔣依舊坐在單人沙發上，我席地而坐，掏出筆記本，還沒開口，老蔣先説話了：“咋樣，今天有什麼要問的？”看得出他今天興致高漲。
機會難得。我順藤摸瓜，從這個橋洞聊到上一個橋洞，問到上一個城市，乃至上一個州。終於，一路倒推，我得知老蔣在美國飄蕩了九年，一直過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一系列的問題也終於落腳到了最重要的那個。
我問道：“那老蔣，你怎麼會突然來了美國呢？”
老蔣頓了頓，沉默了片刻。末了，他淡淡地説道：“你趕時間麼？”
“不趕！”我立刻回答道。
老蔣又沉默了片刻，依舊淡淡地説道：“我是來贖罪的。”
老蔣先從石嘴山講起。
石嘴山。寧夏回族自治區北部的一個地級市，位於賀蘭山和黃河交匯處一個安分守己的小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裏就是一片黃土和農村。
老蔣便是石嘴山的某個村子裏的一員，也是他們村唯一一個識字的人，但村裏的人都認為他不學無術。他整天搗鼓一個叫做電影的東西，結過婚，但是老婆帶着孩子改嫁給一個買賣白酒的萬元户，因為老蔣給不了他老婆想要的生活。
起初，村裏的老人都説老蔣這人白瞎了，每天在小黑屋裏弄些黑條子，見不得光，整得跟偷人似的。
老蔣最終靠放映機征服了他們。夏夜，他會在自家後院裏的兩棵樹中間，拉上一塊有些泛黃的白色幕布，在離幕布不遠處架起一台放映機，一個簡陋的小小露天放映場就這麼完成了。起初，小孩子吃了晚飯閒得慌，在家憋着也熱，三五成羣地來湊熱鬧，後來，大人們也產生了興趣，前來觀看的人越來越多。
看過老蔣放電影的人們也許至今都還記得那些汗流浹背的夜晚。通俗點兒的《地道戰》，《小兵張嘎》，先進點兒的有國外的《大都市》，《卓別林》，還有《四百擊》，放映機前擠滿了人，老蔣就坐在放映機後面，弓着腰，嘴裏噙着一杆長煙鍋，“吧嗒吧嗒”地抽着。
老蔣家隔壁的隔壁，住着一個叫狗子的小孩兒。狗子家靠賣瓜為生，狗子從小就聰明，數學算得快，唐詩背得多。狗子爸媽對他很放心，除了一件事兒，那就是狗子隔三差五就喜歡跑到老蔣家裏。放假的時候，一老一小的在屋子裏從早呆到太陽下山。有一次，狗子爸媽認真地詢問了狗子每天都在做什麼，狗子兩眼閃着光説他要做電影。
狗子爸媽模模糊糊地知道電影是個啥玩意兒，但卻不知道那條長長的黑帶子要怎麼帶來收入和兒媳婦。狗子告訴老蔣，有一次聽見爸媽在炕上聊天。狗子媽扶着額頭對狗子爸訴苦，説狗子被那不學無術的老蔣帶壞了。狗子爸憨厚地笑了笑，説道：“等狗子大了，哪還輪得到你來管。你就好好賣我種的瓜，多給狗子準備點兒錢就好了。”
除了倒騰電影，老蔣讓村裏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他開了一場生前追悼會。
那之前，他被診斷出癌症，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消息漸漸傳開，家中每一天都塞滿了來看望他的人，甚至還有人張羅，想讓老蔣的老婆帶着孩子回來看他最後一眼。像是想一次性收下這些好意，老蔣索性在一個週末的下午舉辦了自己的生前追悼會。
追悼會的壯觀程度讓老蔣始料未及。村長特批把村裏舉行全體大會的廣場借給老蔣自由使用，村子裏的人自發地幫助老蔣佈置了一個巨大的露天靈場。追悼會那天，廣場上人頭攢動，還有隔壁村的人來看熱鬧。老蔣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裝，看着廣場前方那張自己的黑白照片，緩緩走到發言台上。
“人嘛，總是會死的。”第一句話剛説出口，底下就有幾個老太太掩面哭泣了起來。
“我這輩子沒啥後悔的事情。真要説有啥讓我覺得遺憾，那就是我沒留住我婆姨。”老蔣往人羣中瞟了瞟，期待能奇蹟般地找到老婆孩子的身影。
老蔣説，生活可能就是生和活。找個人生孩子，找個人活下去。“我找着人生了孩子，最後卻還是得自己一個人活下去。我覺着我挺對不住我婆姨孩子，也挺對不住我自己。”話音未落，人羣中突然爆發出了一箇中年男人的哭聲，是村裏的裁縫老蔡。
事後才瞭解到，原來老蔡揹着老婆和一個來買布的女人紅杏出牆，老蔡都快要下定決心跟着那女人一起走了。誰知道今天來參加老蔣的生前追悼會，被老蔣這個將死之人的公開遺言狠狠扇了一巴掌。老蔡深深明白了老婆對自己下半身和下半生的意義，對自己想要背叛的無恥念頭而感到無地自容。最終老蔡決定：不走了。
老蔣沒想到，自己一個守不住老婆的人竟然幾句話就挽回了村子裏的一段愛情。有了這麼個戲劇性的轉折，追悼會的後半程反而變得平淡了許多。
追悼會結束之前，老蔣特地囑咐村民晚上不用來探望他，他想一個人靜一靜。
晚上，狗子如約前來。下午，老蔣偷偷狗子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晚上來我家，有禮物要送你。”老蔣為狗子準備的禮物，是他的寶貝放映機和白布。
第二天，老蔣便從村子裏消失了。
我語氣有些不太連貫地問道：“那你的病？”
“我沒病。那是誤診。我後來知道的時候也覺得鎮上那醫院太雞巴扯淡。好端端的人非得搞個癌症，害得我拖着村子折騰來折騰去的。”
沉默了小片刻。我問老將：“那你就這麼一個人悄悄地走了，去了哪？”
“去了廣州。”
“廣州？”
“因為聽説我婆姨和孩子在那裏。”
“見着了麼？”
“見着了我咋會在這裏？”
老蔣的婆姨叫鄭春，和老蔣分開後，就回了老家銀川，老蔣想去看看她。到了才知道，鄭春跟着萬元户去了廣州。他又一路坐火車來到廣州。那時，他已經沒什麼積蓄，只能從站台上偷偷翻進車廂裏。
來到廣州是 1995 年，那時候老蔣三十歲出頭。那時，廣州正在一個快速發展期，他想象着鄭春跟着白酒商人來到這沿海的城市，坐着小汽車去下館子，回家有保姆洗洗衣服。他在心中問：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嗎？
這樣的生活確實是老蔣給不了的。老蔣出生在20世紀六十年代初，文革時期，他的父母被打成死得早。七十年代中後期，他一個人來到上海，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打雜工。耳濡目染下，老蔣漸漸讀了些書，看了些戲，知識也豐富了起來。二十歲不到的他立志：成為一名演員。
1980 年，震懾全國的愛情電影《廬山戀》橫空出世。張瑜扮演的周筠前衞的泳裝造型，和郭凱敏之間一秒鐘都不到的親吻，還有那些快樂的遊山玩水，完全就是上天給中國強行灌下的一粒偉哥。
按老蔣的話説，整個中國都炸了，所有人都在談論《廬山戀》。老蔣都不記得自己看了《廬山戀》多少遍。他心裏想，當演員多好啊，能遊山玩水，能親親女演員，還能家喻户曉。每次看到上海電影製片廠那幾個大字在屏幕上亮起，老蔣都自豪得不能自已。
接下來的五年裏，老蔣挖空心思尋找表演機會。千辛萬苦，老蔣總算也能時常在一些電影裏演些小角色。對於他來説，這些都是天大的恩賜和機遇。拿到一個角色，他常興奮地睡不着覺，有時得到個台詞多的角色，老蔣能不吃不喝盯着劇本。對於老蔣來説，在廠裏的每一天，都是春天。
1985 年，老蔣人生的另一個春天來了，他在回老家的火車上遇到了自己的周筠。
長途火車上，老蔣一直閉着眼睛在腦子裏演戲，演到深處，喉嚨裏還發出“嗚嗚”的配音。演累了，睜開眼，發現對面坐着個年輕女孩，在偷笑。那笑着的樣子很可愛，比周筠可愛多了。老蔣春心萌動，試着和對方攀談了起來。女孩叫鄭春。鄭春一開始很羞澀，但畢竟老蔣見得世面多，知識也算豐富，對話總算是從有一句沒一句變成你來我往。鄭春來自銀川，父母是啤酒廠工人。她喜歡看書，《西廂記》，《紅燈記》，《雞毛信》，什麼都看過。
他們一拍即合，火車上天南海北得聊着。告別之後，老蔣對伊人念念不忘。説起來，命運總是調皮的。在回上海的火車上，老蔣竟然又碰到了日思夜想的她。一打聽才知道原來對方平時都和上海的嬸嬸一起住，上次回家是探望年老的祖父母。
老蔣主動追求鄭春。三年後，他們在上海結婚，一年後，鄭春懷孕，他們回了石嘴山一段時間，沒多久，老蔣的兒子出生了。
“孩子出生後，她告訴我她不想回上海了，還叫我去銀川，説她爸可以給我在啤酒廠裏安排一個工作。可啤酒廠算個啥球嘛？我可是要當演員的人啊。在家裏安分了一段時間，我就忍不住了。我覺得我的夢想被家庭給束縛住了，我之前幾年的奮鬥也都打了水漂。爭吵越來越多，最後她一氣之下抱着孩子去了銀川。我也一氣之下回到了上海。”
“現在想想，只怪我志向太遠大了。”老蔣的話語中帶着諷刺，嘲笑，無奈，惋惜。
回到上海之後，老蔣再無法專心表演，日子過得也不好。他想着再等一段時間，雙方冷靜下來，自己也在上海賺點錢，就回銀川和她和好。直到他聽説，鄭春好像和別的男人有往來。老蔣趕回銀川時，鄭春已經做了決定，她決定跟那個賣白酒的男人在一起。
一切變化得太快了。老蔣返回上海，覺得整個黃浦江都變成了黑白的，南京路的霓虹燈看着只有種廉價化學成分的嘔吐感，電視裏的表演也看着像木偶一樣生硬不堪。過了一段時日，他終於決定離開上海，回到村子。
離開之前，他用攢的錢搞到一台放映機，又在廠裏偷偷弄了些電影膠片，一併帶回了老家。
誤診癌症的由頭是因為一次爬山。爬到一半，老蔣昏了過去，不知多久後，他醒了過來，鼻子竟然無故流血。幾天後，他去附近鎮上辦事，順便去醫院查了查，被告知自己得了癌症。
“後面的事剛才就和你説過了嘛。”老蔣吐了口氣，喝了口水。
我撇了老蔣一眼，估摸着他説了這麼多話肯定累了，正準備開口問他需不需要我去附近給他買點吃的和煙，老蔣開口了：“學生娃，你有夢想嗎？” 我一愣，本能地回答道：“有。”
“你願意為你的夢想付出多少呢？”
“我不清楚以後，但至少現在我可以投入全部的精力。因為我眼下除了工作也沒別的事情可做了。”
“沒有女朋友？”
“現在什麼都還沒確定，找了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大好的年華，你不怕錯過嗎？”
“怕，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只能先堅持吧。”最後兩句我越講越無力。
老蔣聽了笑了數聲，説道：“學生娃，你現在的最多叫做願望。所謂夢想，要當逼得你喘不過氣來的阻礙出現時，才能真正發現。”
這麼雞湯的話從老蔣嘴裏毫無預兆地噴出來，我一下子不知該如何回答。
再次看錶的時候已經快六點了。一不小心竟然和老蔣度過了整整一個下午加傍晚。作為感謝，我給老蔣買了一份麥當勞，幾瓶水，還有一包煙，老蔣也沒客氣，悉數收下。
走之前，我告訴老蔣，我很想繼續聽聽他的故事。老蔣一邊把酸黃瓜從漢堡縫裏抽出來單獨吃掉，一邊回答道：“想聽就趁早來吧。説不定幾天後我就走咧。”
洛杉磯夏季的白天非常炎熱，老蔣這次沒有把沙發搬出來，而是直接坐在略微冰涼的水泥台階上。我一屁股坐在了他旁邊，掏出一包煙，拆開，抽出一根，把剩下的給了他。
老蔣點起一根，長長地吸了一口，開了口。
老蔣去了銀川，打聽到鄭春跟賣白酒的去了廣州，他也去了廣州。他想再見見她，跟她道歉，告訴她那時候自己不該拋下她。當老蔣被誤診癌症的時候，第一個念頭就是想見鄭春一面。在他給自己辦葬禮的時候，他簡直想立刻出發去銀川把她帶回來。
“我曾經覺得家庭和事業不可兼得，是因為我的腦子裏只有事業，沒有家庭。到很多年以後才明白，家庭本身就是一種夢想，不遜色於事業。我錯就錯在以為其中一個的價值會比另一個高。而它們只是考驗一個人不同方面的能力而已。我因為錯誤估計，而導致兩個夢想都失敗。” 老蔣沉默了。
他一路去了廣州，在幾個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了鄭春家的電話號碼。他用公共電話撥過去，幾聲等待音之後，電話那頭傳來了一聲：“你好。”
老蔣恨不得從聽筒裏鑽進去再從另一頭出來，看看鄭春現在長什麼模樣。他聲音顫抖着回：“喂，是我。”
對方沉默了一會，電話信號中斷了。
老蔣不確定是對方掛了電話，還是線路出了問題。他再次撥過去，無人接聽。
老蔣估摸着，鄭春聽出了自己的聲音，不想和他再有瓜葛。他後悔這麼草率地打電話。但既然確認了她在廣州，至少希望已經大大增加了。老蔣盤算着，要在自己死之前證明給鄭春看，自己也有能力賺錢。
他找了份臨時工，租了個最便宜的房子，一邊賺錢，一邊等待着重逢的機會。
之後的兩三年，老蔣做過廁所管理員、打地基的工人、看自行車的到小賣鋪店員，最後在一家雜誌社得到了一份校對稿件的工作。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越來越快，尤其是政府對廣州和深圳等沿海城市大力開發，老蔣存摺裏的錢也漸漸多了起來。他和幾個在廣州認識的朋友一起找了一個寬敞的屋子，甚至還添置了一台冰箱和一台電腦。
同時，他繼續尋找着鄭春，並最終找到了鄭春居住的小區，雖然沒有門牌號，甚至連樓的編號也沒有。但他一有空便騎上自行車去那附近候着，希望有一天能夠遇到鄭春。
在這期間，老蔣也發現自己被誤診了。一個曾被宣判死亡的人，身體上卻沒有大的反應，還越來越好。他去廣州的大醫院檢查，結果顯示自己並未患上癌症。醫生推測，多年前的那一次暈厥，或許是身心疲憊引起的。
誤診讓老蔣如獲新生。老蔣原本下定決心，和鄭春訣別後一個人靜靜地死去。知道還能活下去的時候，快四十的他卻像是剛出生的嬰兒，看什麼都覺得新鮮。同時，他也想起自己創造的那個小生命。他對兒子的記憶只停留在他一歲，老蔣去上海，鄭春去銀川之前。
他決定不管怎樣，都要見見兒子。
老蔣更加積極地在鄭春家附近晃悠，甚至還結識了幾個路口小賣部的老闆，讓他們一起留個心眼。
重逢的時刻終於來了。那天傍晚，鄭春在小賣部買鹽，一回頭，看見老蔣筆直地站在她身後。説來也怪，見到曾經日思夜想的人本應百感交集，可老蔣卻覺得一切都極為平淡。或許是因為鄭春見到老蔣，驚慌又抗拒。還是老蔣好説歹説，把鄭春拉到旁邊的小吃店裏坐下。
他驚訝於鄭春的改變。曾經對他暢所欲言、伶牙俐齒的的鄭春，談話中，一直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一副隨時想起身離開的模樣，讓老蔣興致全無。末了，老蔣直截了當地説道：“我想見見我兒子。”
這一句話把鄭春點燃了。她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指責老蔣 “沒良心”，“不負責任”，“敗類”，還説想要報警，老蔣只好讓她回去。不過老蔣偷偷跟蹤了鄭春，鎖定了她居住的樓房單元號。
那天回到家中，老蔣躺在牀上想了想今後的日子。見到鄭春算是圓了夢的一部分，但看起來，他永遠找不到和她認真交談的機會，那麼，道歉也就沒什麼希望了。
老實説，看到鄭春的老蔣心中有一些失望。他感覺她的靈性被生活給磨滅了，現在的她，俗。
老蔣有了新的目標，那就是想辦法見到自己的兒子。老蔣自然明白，相認的可能微乎其微，他也沒臉以父親的身份去面對。老蔣想通過其他的途徑給予兒子一些幫助，也算是一份補償。
獲得重生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反正，老蔣當時覺得自己什麼都做得到。老蔣一面工作，一面繼續在暗中尋找兒子。
他甚至想過，找個方法致富，等比那賣白酒的有了更多的錢，就風光地把鄭春和兒子搶回來。但事實是，那時候，廣州的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整個城市就像一個漩渦，吸着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命。老蔣一個在雜誌社裏讀文章的，雖然不窮，但絕對不富，日子久了總有種夾在中間憋得慌的感覺。他重拾雄心壯志，選擇在閒暇之餘去和朋友們創業。
“結果呢？”
“失敗。” 接下來無論我怎麼旁敲側擊，老蔣始終都沒有告訴我他到底創的什麼業。
但不管怎麼説，老蔣在沉浮的世界裏重新把腦袋探出了生命的長河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但不久，一件變故再次把老蔣的計劃打亂了：鄭春帶着兒子，跟着賣白酒的男人移民去了美國。
“要不要休息片刻？”我看了看時間，問道，也希望能讓自己緩緩。
“歇會兒。”
我主動爬起來，準備去附近買點東西填填肚子。
老蔣掏出幾張五美元的紙鈔，“學生娃，你老給我買吃的買煙抽，我也不好意思啊。”
我揮了揮手，“不要緊。你的故事夠付了。”
我特意騎得遠了一些，找到一家 Panda Express，買了些四川牛肉和炒麪。
回來，我和老蔣各自埋頭吃着手裏的食物，中國食物的香味混合着美國空氣的味道。吃飽喝足之後，老蔣繼續了。
得知鄭春一家三口去了美國，老蔣陷入了一陣慌：這豈不是代表着自己這輩子都見不到兒子了嗎？解不開這個心結，老蔣下半輩子都不會過得踏實。
老蔣決定：他也要去美國。
老蔣打聽到鄭春去了舊金山，他給自己制定了計劃，第一步是工作攢錢。這項任務老蔣花了好幾年才完成，直到 2006 年，老蔣攢夠了五萬人民幣。接下來便是簽證問題。那時候出國的關卡嚴格。老蔣判定自己弄不到簽證，索性參加了一個旅行團。
第二步，他辭去了雜誌社的工作，在那年夏天帶着自己的積蓄跟團來到美國這個異世界。啓動他計劃的最後一環：在旅行結束之前脱隊。一天中午出行時，他對導遊説自己身體不舒服，想先回酒店休息。得到批准後，就回去打包行李離開。雖然有點對不起導遊，但他也想不出別的辦法，能夠留在這裏。
接下來的一小段日子，老蔣來到中國城，找了一間便宜的房間先住下，接着輾轉於幾家中國餐館洗洗盤子打黑工。
漸漸熟悉美國的環境後生活節奏後，他在一家倒賣手機零配件的店裏打工，順便學會了使用 iPhone。和國內的朋友通過網絡聯繫上，主要是他和鄭春的共同朋友，推進尋找兒子的計劃。
他從這位朋友處，得知鄭春在美國的住址，也通過照片確認了兒子最近的長相。
雖然老蔣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是他仍然沒有想到找兒子的過程是如此困難。首先，自己一箇中年人就這麼隨隨便便地和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搭話，結果可想而知。其次，美國的校車接送很是嚴格，往往孩子下了車便立刻進了家門，簡直是無縫銜接。
終於看到兒子的那一刻，他幾乎喜極而泣。兒子看起來很健康，微胖，穿球鞋，背書包，老蔣把這幅畫面狠狠印在了腦子裏。他心中有太多想要問兒子的話：這麼小就能用英語上學啦？在美國住得習慣嗎？過得好嗎？
他老蔣隔三差五便偷偷造訪，在兒子下車到進家門之前多看幾眼。一次偷看時，他遇見了鄭春。
那天，老蔣照常躲在不遠處看着自己的兒子時，一回頭，看見鄭春拎着幾個超市袋子站在他身後。鄭春神情震動，但她很快鎮定下來，主動邀請老蔣去了附近的咖啡店。
在咖啡店裏，老蔣平靜地對鄭春講完了自己的經歷，鄭春一直傾聽，老蔣發現她似乎更加成熟了。也許是在這樣一個陌生的環境裏，她也需要讓自己變得強大，能夠面對生活中突發的一切。
鄭春先回了一趟家，把給兒子準備的笑臉薯餅送回去，並囑咐他媽媽有事要出門一趟。
再回到咖啡館，鄭春也敞開了心扉。
她第一次提起那個買賣白酒的男人，他叫蘇白，銀川人，和鄭春是初中同學。鄭春去上海唸書時，蘇白在上海幫助他父親做生意。蘇白一直都喜歡着鄭春，也主動表達過情感，但鄭春看多了書上的風花雪月的愛情故事，不想和蘇白這種世俗的生意人過一輩子。在那兩趟火車上，她對老蔣一見傾心，不顧家人反對和老蔣結婚，甚至儘早生了個孩子，希望來鞏固這段關係。當孩子出生後，各種必須的開銷和對孩子的責任讓她意識到白，現實生活意味着某種根基。
而這一點，恰恰是老蔣當時最無法明白的。
老蔣獨自一人撇下她去上海擊潰了她。鄭春帶着孩子回到銀川時，甚至後悔草率地生了孩子。就在這時，蘇白回來銀川找她，説自己仍然愛着她，願意接受她，也能接受她的孩子。
孤立無援的鄭春被蘇白打動，她和蘇白走到了一起。而他們之間建立的堡壘，是老蔣怎麼都無法撼動的。
咖啡館裏，鄭春説完了。老蔣用手指撥弄着冰水杯子外面的水珠。他有點透不過氣來。想開口説點什麼，但卻不知道該怎麼講，他只覺得嘴裏沒有味道。他突然很想立刻去中國城最油膩的麪館，吃一碗最油膩的面。
離開前，鄭春從包裏拿出一個本子撕下一角，掏出筆寫下幾個數字，遞給老蔣，“你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可以聯繫我。見孩子的事，我希望你可以不要再做了。”老蔣沒有反駁。
那天晚上，老蔣在中國城最油膩的麪館，吃了一碗最油膩的面，又喝下不知多少罐啤酒，然後在路邊吐得昏天黑地。
他一路來到紐約尋找機會，本想再做一番事業，奈何英文太差。最終，老蔣仍然在中國城過着簡單的生活，打着雜工。唯一的收穫便是他從別人口中聽説了通過申請政治避難獲得綠卡的手段。老蔣照葫蘆畫瓢，如願得到了綠卡身份。
就這樣又過了幾年，留學生越來越多，移民的中國人也越來越多，老蔣看着中國城裏密密麻麻的中國臉孔，突然覺得沒意思。他想要做點什麼不一樣的事。
於是，老蔣踏上了橫跨美國的征程。
從東到西，從紐約到洛杉磯。老蔣帶着自己不算多的積蓄，風塵僕僕，一路上走走停停，感受着真正的美國本土文化。
“我啊，就看不慣那些有錢人的娃。來這裏讀四年大學，天天窩在家裏看電視打遊戲，四年一過就飛一樣地回國，從來都沒有好好張開眼睛看過真正的美國，還不如我一個老頭子。”老蔣不屑地説道，“你怎麼樣，有沒有到處去看看？”
我告訴他，自己五月剛剛從芝加哥和朋友沿着 66 號公路一路開到洛杉磯。老蔣眼裏流露出滿意的表情，“年輕人就是應該這樣。”
我問他下一步的安排，他告訴我，接下來可能去墨西哥轉轉，“來都來了，墨西哥那麼近，不去白不去。”
我準備離開時，老蔣的聲音從背後傳來，我回頭，老蔣站在應急燈下，他説:
“學生娃，人生就是一場經歷，再大的考驗最後都會過去。想做的事也好，喜歡的人也好，如果夠堅定，那就去做吧。夢想和女人都可能給你巴掌，你不用躲， 也不用害怕。天亮了就拼了命地去奮鬥，天黑了就去睡。就算你不睡，天也還是會亮的。”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老蔣。我和老蔣的相遇是那麼偶然，和他的分別也是那麼零散。但老蔣和我説的最後那一段話是如此完整和一針見血，讓處在風中搖擺的我抓住了繩索般安心。
那橋洞現在空蕩蕩的。
也許有空我真的該去那裏住住看。
老蔣確確實實地從橋洞下消失了。我幾次特地路過，卻終究沒有看見他的身影。那張破舊的沙發和幾張木板，已經不知道被誰陸陸續續地搬走，成為了其他流浪漢小王國裏的一份子。
和老蔣的偶遇短暫而劇烈，甚至讓我有點不習慣迴歸到日常的生活中。但正如老蔣所説，無論如何，日子還是要過的。
公司一如既往地充斥着忙碌的工作人員，耀眼的明星，分秒必爭的拍攝。每天以員工的身份穿過大門，心中還是充滿了自豪。
即使我知道這樣的日子也許會在明年春天匆匆結束，但現在的我已經不再獨自懊惱，懊惱有什麼用呢？不如就先好好地，把我所能接觸到的一切化為自己的擁有。
十月份的一個週末，我和一位朋友在書店閒逛時，我猛然想起老蔣沒有告訴我的失敗的創業故事。彷彿電流穿過大腦一般：説不定老蔣當時做的是酒類生意吧？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有咽不下的一口氣。也許老蔣當時也想要在蘇白的領域裏獲得勝利，但無奈現實殘酷，他不願再提起。
店員遞給我兩杯掛着水珠的咖啡。我吸了一口，心情舒暢。
不知道墨西哥的咖啡是不是也這麼香甜？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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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餘辰
編輯 | 崔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