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丑》反好萊塢嗎？它只是“超級英雄”的另類版本_風聞

本文轉自：新京報書評週刊

對於喜歡電影的觀眾來説，近期關於電影《小丑》的種種討論可謂是一樁重要文化事件，讓近期比較平靜的輿論場再度掀起討論的熱潮。在IMDb網站上，《小丑》的評分是8.8，而國內的豆瓣網，《小丑》評分一度高達9.1，標註想看的人已經達到幾十萬。

目前，《小丑》的豆瓣評分為9.0，14萬人參與評分，“想看”人數超過22萬。 

儘管故事發生在1980年代初的美國，但小丑這個人物具有某種穿越時空的魔力，他的遭遇和反叛讓喜歡這部電影的人在其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身影，小丑以嘲弄的姿態對抗主流，因此一些評論者認為這是一部“反好萊塢”的電影，事實果真如此嗎？

《小丑》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前陣子的話題電影《寄生蟲》，巧合的是這兩部類型片在今年斬獲了兩個重要電影節的首獎：《寄生蟲》獲得了戛納電影節的肯定，《小丑》也意外拿到了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如果説前者尚可以被理解為奉俊昊導演的作者電影來看待，後者則根本就脱胎於DC出品的漫畫。

由此，細心的觀眾一定可以發現今年的藝術電影生態發生了某些根本性的變化，三大電影節（戛納、柏林、威尼斯電影節）獲獎的作品往往被認為是曲高和寡，但是《寄生蟲》和《小丑》都獲得了票房大賣，具有很好的觀眾基礎，並在大眾輿論場上獲得了一致好評。而近期上映的國產電影《少年的你》則隔空與《小丑》進行共振。

這些影片的出現像是一個風向標，引發無數討論。在電影藝術的邊界越發模糊的今天，什麼是藝術電影似乎也需要重新定義。

撰文 | 餘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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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依然是一部好萊塢主流電影

我們已經無需去證明《小丑》的可貴之處，它很成功地揭示了時代病症，並極力準確地將美國乃至全球的社會結構性問題進行了藝術化的再現。小丑不僅作為一個電影人物出現，更作為一種隱喻存在。誠如齊澤克的所言，《小丑》可以被看作是人們對秩序本身的絕望。

但是這部電影打造出的時代icon“小丑”——所留下的並不是真正的解放，而是一場更大的無序的開始。電影提出了問題，卻只給出了一個曖昧的開放性結局，由此引發的爭議卻在真實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輿論撕裂，這幾乎可以被看做是一個諷刺。

《小丑》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廣泛的認同，和該作品塑造了一個極為成功的角色“小丑”有關，這個名為亞瑟（Arthur）的精神疾病患者是一個絕對的社會邊緣人物，他在貧困線上掙扎，照顧精神失常的母親，努力以小丑演員的工作向世界報以微笑，但是他的種種努力以尊嚴和夢想不斷被擊碎為結局……

該片的主演，同樣有着破碎童年的方法派演員傑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以無比精湛的演技將亞瑟的可悲和蜕變刻畫出來，幾乎樹立了好萊塢表演的經典教程。電影如此大費周章地塑造人物，讓這部電影比《寄生蟲》更能獲得共情和理解，如果説《寄生蟲》被人記住的是事件，《小丑》被人記住的則是人物，這也是好萊塢電影的魅力所在，明星的價值被髮揮到最大。

 傑昆·菲尼克斯 （Joaquin Phoenix）飾演的“小丑”

不論以多麼嚴苛的標準來考量，《小丑》都可以説是製作精良，結構考究，美術一流的優質電影，服化道都很好地還原了人物的時代背景和性格，師承“新好萊塢”一代的美學風格，在好萊塢經典敍事和美學範式上的模式基礎上進行了富有當代性的微調和改造。

我們甚至可以説，《小丑》是一部超級英雄電影，他根本上就被塑造成了另一種形式的“超級英雄”。這個人物的成長路徑的本質還是一個“逆襲”的經典敍事：一個小人物被欺辱，失去了一切，直到忍無法忍受，於是開始創造屬於自己的輝煌。只是這一次，英雄小丑的敵人不再是危害世界和平的壞分子，他將矛頭指向了“虛偽”的精英階層。當他完成了精神上的弒父和實際上的弒母之後獲得了一種蜕變，具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

如果不是引入了極端暴力的敍事，小丑的成長與影片的導演託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製作的一部奧斯卡提名電影《一個明星的誕生》在邏輯上並無二致。後者講述了一個鄉村女歌手從素人到巨星的轉變，而女孩的成長某種程度上以犧牲自己的丈夫（非其主觀意願）為前提。兩部影片都以“巨星”的成就需要以他人的犧牲為代價展開故事，或許都很容易淪為虛假的勵志故事。只是，《小丑》做到了極致，走向了某種極端，看似如此絕望和反叛，其實只是具有一種虛假的煽動性（是的，在這個層面上我認同很多評論家所為之辯護的，《小丑》的確不具有更真實的煽動性）。

電影讓人血脈僨張的地方出現在小丑“逆襲”之後，他無視規則，以自己的方式展開報復，他説“我本來以為自己是一個悲劇，但其實我是一個喜劇”。網絡上很多人對這個角色持贊同態度，齊澤克認為小丑的殺戮所指向的並非暴力本身，而是“絕望”。言下之意，小丑的社會寓言性大於電影的社會效果。但是，誰又能否認電影對這個角色的曖昧態度讓這部電影的能指的空洞。

事實上，小丑暴力行徑並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合法性，如果説他對地鐵上欺辱自己的華爾街精英的暴力還是一種自衞式的反抗，他對自己母親和同事的暴力是一種泄私憤式的報仇，可他對自己喜歡的女鄰居的暴行則只能説是一種可怕的私慾，讓暴力行為的召喚性蕩然無存。無差別的暴力轉換為這部電影對觀眾的官能刺激，這其實是好萊塢電影慣用的吸引力法則，而過量的暴力會造成小丑行動意義上的失效。

“小丑” 亞瑟（Arthur）與地鐵裏的“華爾街精英”。

我們也不難發現，小丑對自身命運的期待並沒有什麼突破常規之處，他想要帶來歡笑是因為他需要被肯定，成為舞台中央被注目的人；他仇富，但並不是因為他認識到結構性的不公，而因為和哥譚市富人韋恩的私人恩怨。電影裏有一場戲，小丑誤以為自己是韋恩的私生子，於是跑去韋恩的豪宅討一個説法。其實，小丑一開始想要獲得認同的方式就是進入上流社會，成為有錢人的“兒子”，求而不得才退而求其次，換一種方式“登龍”，通過在電視上槍殺主持人，成為庸眾的偶像。因此，在敍事邏輯上説，小丑的故事是一個loser自我實現的故事，這部電影在本質上依舊是一部標準的好萊塢電影，沒有真正的反叛性。

電影的最後，暴力事件已經無法收場，始作俑者的小丑還處在自我陶醉之中，在眾人的狂歡裏，他始終沒有明確的理念和目的，但是他登上車頂，用鮮血再次抹紅雙唇，享受人羣的歡呼，再次舞蹈，他要的只是一個個人的高光時刻。

小丑看似華麗的包裝之下，其實是一顆空洞受傷的心，這個故事註定無法與複雜現實對應，而只是好萊塢的一種黑色神話。電影展現出因為結構性的失序轉換為底層之間的互相傾軋，但是由此帶來的無差別的暴力狂歡，必將不是解決問題的合理途徑，而是一種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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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蟲》的“激素”，

是給觀眾解壓的奇觀

談到《小丑》就不得不再次提起前幾個月引發熱議的《寄生蟲》，該片直白的意象更是讓這部作品的隱喻毫無“隱藏”的必要。電影將社會結構以富人的豪宅作為隱喻，有錢人享受陽光，底層則住在地下室，最終底層之間互相傷害，向富人尋仇也只是將豪宅的主人讓渡給另一户富人……《寄生蟲》所反映的故事背景，當然也着深刻的社會背景，據新聞報道，韓國經濟持續下滑，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生問題棘手。

如此，反映貧富差距的《寄生蟲》在韓國如此受歡迎也就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奉俊昊真的是一位關注社會議題的導演嗎？他的作品一方面植入這些元素，一方面將這些現實元素變為電影符號，使之失去原有的現實意義，而成為類型電影的工具。不得不説，這説明了奉俊昊的確是一位優秀的類型片導演，他對現實進行了再加工，在他的技巧下，真相併不重要，而是如何玩弄現實帶來的痛感，刺激觀眾的情緒。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寄生蟲》其實是一部拍給中產階級的展現上流社會和底層“奇觀”的電影。在電影裏有錢人無比單純，過着奢侈的生活，而底層主角一家則各個機靈能幹，卻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裏面的人物缺乏真實性，更像是被強行擺出來的社會景觀之中的沒有情感的模特。

《寄生蟲》對階級問題的展示是極具誇張效果的（《小丑》也是如此），我們看不到電影人物的真實性格，就很難對人物產生真正意義的共情。而在這樣一部電影之中，共情似乎是沒有必要的。電影所要展示的正是一種高度概念化的社會模型，讓我們在對奇觀的觀看中，釋放掉自己對真實世界的不滿。

《寄生蟲》劇照。

尖刻地説，《寄生蟲》談不上對階級問題的反思和批判，它只是迎合了中產對社會結構的想象，或者這根本就是一部拍給中產精英用來“意淫”的作品。電影的邏輯似乎是説，中產所處的位置始終是最安全的。因為這個羣體既沒有能力購買擁有隱秘地下室的豪宅，也不會“墮落”到住地下室的地步。

看上去，《寄生蟲》像是給中產階級敲響的警鐘，讓他們在社會矛盾頗有些被激發的當下保持一種對社會現實適當的敬畏。電影最後的暴力事件發生在底層和底層之間，以及底層對上流社會的反擊。奉俊昊顯然不想嚇着觀眾，《寄生蟲》在小小的警示之後給予觀眾的是一支恰到好處的安慰劑。

如果仔細對比，《寄生蟲》與《小丑》這兩部電影所探討的主題也有一致性，着眼於社會的階級固化，揭示了一種結構性的暴力，故事都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真實世界，因此與其説是現實主義作品，不如説是一個寓言故事。

甚至，我們可以認為一種新的電影類型——“激素”電影被髮明出來。《寄生蟲》的確是一部觀影快感極佳的消費型電影，電影調動各種元素始終吸引着觀眾的目光，用合適的節奏，一張一弛地引領觀眾進入電影的邏輯，當最終的致命一擊發生，觀眾緊張的神經得到了放鬆，憤懣也就一掃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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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你》

成功進行了多種電影的類型融合

行文至此，我們也不妨考察一下最近大熱的國產電影《少年的你》，這部電影也曾入圍柏林電影節新生代單元。由於該片講述的同樣是兩個底層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抗擊強加自己身上的暴力的故事，似乎與《小丑》進行着隔空對應。

《少年的你》的故事與《小丑》有不少重合之處，都是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反抗的故事，但是前者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對電影中的殺人行為進行過多渲染，而是以一個意外作為“開脱”的辦法；而後者則更加放飛，將暴力元素展現得淋漓盡致。而不同的社會背景下，觀眾對電影人物產生了不同的情感。如果説對陳念小北更多的是同情，對小丑則可以產生代入感，這或許因為小丑這個角色更加複雜，更有代表性；但也許更因為他最後“逆襲”成功，更能讓觀眾的慾望獲得滿足。

《少年的你》劇照。

這部電影的主角少女陳念和少年小北帶着各自的創傷，偶然組成了一個小共同體，他們本想互相扶持過活，通過高考等主流手段擺脱底層生活。不料，因為陳念遭遇校園暴力，飽受傷害卻無法以正當手段獲得正義的彰顯，後誤殺了欺辱自己的同學。而小北為了保護她選擇了埋屍定罪。兩個人的命運由此不得不面對更加殘酷的未來，面對法律的懲罰。

該片比較成功的地方在於沒有止步於講述一個少女被霸凌的故事，而是試圖將個體的遭遇牽引出更廣闊的社會。因此，電影上映後，相關的討論幾乎不絕於耳，從校園暴力的危害到是否應該對於刑事責任年齡重新限定，從精巧的視聽語言到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不同的觀眾因為不同的人生閲歷解讀出不同的含義，其中某些現實意義其實是電影文本本身所沒有的，觀眾自發衍生出來的新含義。《少年的你》自覺不自覺地與社會現實進行着互文言説，反而使得電影的表意變得更加完整，這與電影本身已經無關。

《少年的你》劇照。

陳念與小北是當下電影機制中少見的，小人物不借助外部力量，以共同體的組織形式，用自己的能力來抵禦外界的傷害的電影角色，電影成功做到了沒有故作哀傷和自戀，將人物的悲劇轉向社會結構的思考上。因此，具有一般國產電影沒有的格局和關懷。電影無處不在渲染一種結構性的權力關係對人的戕害：老師對學生，母親對孩子，有錢人對貧窮者……不一而足，而電影的悲劇性結尾則產生了一種強大的召喚作用，激發觀眾的思考力和行動力。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少年的你》的確擁有了作者本人都可能未必預料到的社會效應，但這部電影也依然還是一部俗套的劇情片，電影使用流量偶像明星易烊千璽等人，並用不斷的特寫鏡頭販賣偶像魅力，也有不少情節漏洞和不合理之處，對人物的塑造也比較簡單化。兩個少年的情感鋪墊不足，若非不是演員表演的成功，則讓人很難信服。從這個角度來説，這部電影之所以獲得好評如潮，與這部電影用暴力作為賣點吸引觀眾，用殘酷現實作為進一步的誘餌，使得觀眾獲得最大滿足的觀影快感有關。這部電影賺足了觀眾的眼淚，但是感動之餘，恐怕也只有結尾那個童話一樣的美夢（陳念和小北多年後依然不離不棄）可以安慰大眾失落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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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電影的邊界在模糊，

議題性作品回應時代的方式在失效？

在這些電影面前，對文本拆解性的解讀或許是多餘的，畢竟這些電影都是極具娛樂性質的類型片，是一些非常解壓的具有商業訴求的電影。這裏並非是對商業片的某種“歧視”，而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主流電影本就被納入某種框架和規則之中，這些電影要做的是安慰大眾，而不是更具有解構意義的問題意識或反叛性思考。

有趣的是，在如今的評判標準裏，這些電影都獲得了藝術電影評價體系的肯定。伴隨着不久前馬丁·斯科塞斯對“漫威電影”的批評，什麼是cinema（電影）的討論不絕於耳。藝術電影的邊界在模糊，今天世界的格局讓“三大電影節”為代表的藝術電影評價體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似乎純藝術已經無法準確回應變化巨大、話語撕裂的世界格局。

從一個正面意義來看，當下藝術電影系統正在積極回應現實世界，彷彿在今日，形式上的創新和主題上的深挖已經不能滿足電影評價體系內部的政治性訴求，曖昧和個人化的表達也不夠直接，由此，這些在藝術上並無太多探索但議題清晰的作品則更容易被選中。

可惜，由於電影節系統本身的制度性的僵化，外部話語裹挾着評選標準，過去我們讚賞的更詩性和多義的傳統藝術電影正在被口號式的類型片所替代，後者因為更直接而成為紓解大眾情緒的一個絕佳的出口。這類電影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標準模式，它們與現實進行着交叉，觀眾總以腦補的形式看出電影文本之外的含義，這種現象已經成為當下藝術電影生態的一種常態。當人們在現實世界沒有出路的時候，就期待藝術作品給予一個宣泄的途徑，《寄生蟲》《小丑》甚至是《小偷家族》等作品都給出了一個可以存放現實焦慮的空間，這些電影反映的不是真實世界，而是真實世界的“主題樂園“，是類似遊樂場裏“鬼屋”的存在，這些電影更容易進入院線，成為一塊帶觀眾飛昇和逃離的飛地。

《小偷家族》劇照。

在電影營造的想象空間裏，發泄不需要現實法則去規訓，我們只要投射自己的憤怒，電影就會給出一個最具快感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暴力。沒有什麼比暴力更能迅速獲取快感，但這種快感無法提出任何建設性的思考，就像喝無糖可樂，入口的一剎那能獲得愉悦，但不能提供任何營養。因此，這類電影都可以被歸入筆者所稱的“激素電影”的範疇。

縱觀這些年來着力表達階級等社會問題的議題電影，我們不難看出當下的電影製造業在處理這個議題上的分裂，一方面將對底層和少數羣體的關懷納入到主流話語中，一方面試圖遮蔽和改造問題，主流電影的法則一貫擅長建造一種文化上的烏托邦來滿足觀眾的期待，讓殘酷的現實獲得一種假的可能性，一不小心就陷入一種虛偽的人文關懷與政治立場（未必是故意的）。

《小丑》劇照。

由此，我們似乎又要陷入批評電影行業過於追求“政治正確”的窠臼之中，而實際上筆者認為，主流電影追求所謂“政治正確”本無可厚非。本文所論及的幾部電影所討論的議題不論是不是一箇舊問題，都必然有繼續書寫和再挖掘的意義。也許，這類電影創作的問題不在於過於意識形態化，而是在所謂的關懷之下藴藏着虛偽。“激素電影”對現實問題和真實人類的處境並不關心，依然醉心造夢，營造人為的衝突與對立，販賣謊言一般的神話。

如果我們繼續從這個角度思考日漸無趣的藝術電影生態，我們也許會有意外的收穫。當我們在批評這些試圖平衡藝術形態和精緻藝術的電影獎項，並對流行電影進行文本分析的時候，我們似乎可以照亮被遺忘的歷史幽暗處去尋找值得被髮掘的真實。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這些老派而高貴的評獎俱樂部之外，電影的意義正在被重新定義。我們尚可以期待電影成為歷史最好的記錄者，而不是一支興奮劑或麻醉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