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quiet day，34年前的今天，顧維鈞寫下這句話後仙逝_風聞

撰文 | 葛惟昆（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

34年前的今天（1985年11月14日），一代風采卓然、叱吒風雲的外交家顧維鈞在平靜中辭世。顧維鈞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的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

34年前，一位生在波瀾壯闊的大時代，一生轟轟烈烈的偉大人物，安靜地離開人世。“A quiet day”, 這是名副其實的“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先生在97歲高齡時寫下的最後一篇日記。字體依然秀麗。寫下這句話後一個小時，他安詳地離開了人世。

法華塔院裏顧維鈞陳列室展出的顧維鈞最後一天日記手稿 | 葛惟昆攝

顧維鈞先生畢生保持記日記的好習慣，也據此撰寫了十三卷鉅著《顧維鈞回憶錄》。他的最後一天是安靜的。這一天是1985年11月14日，和今年的11月14日一樣，也是個星期四。這樣一位叱吒風雲的巨人，於97歲高齡平靜安詳地離開人世，也是上天對他的眷顧吧。

現今上海嘉定的法華塔夜景 | 於同旭攝

上海嘉定有一處著名的法華塔，每當夜幕降臨，塔身有燈光點綴，在夜空中十分醒目。塔院中為紀念這位生於嘉定的偉人，設有“顧維鈞展覽室”。展室精美完整，對仰慕顧維鈞先生的人們來説，是一個絕好的瞻仰之地。

雖然嘉定現在只是上海市的一個區，卻有着比上海市更久遠的歷史，僅法華塔的歷史就超過800年。法華塔在今嘉定鎮的中心，又名金沙塔，建於南宋開禧年間（1205-1207年），當時這裏還叫“練祁市”。十年後，嘉定設縣，縣城建設就以此塔為中心，因它是全城最高點，在東、南、西、北四條大街之中心。塔建成後，至大元年（1308年）重修。此後，明代萬曆年間，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及民國時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修繕。1996年1月，我國對法華塔地宮進行清理發掘，先後發現了宋、元、明三代的一批佛像、書籍、古錢、玉器等珍貴文物。1996年，按明代風格對該塔進行了修復。如今，老街已形成以一塔、二河、三街、四橋融為一體的江南水鄉佳景。嘉定人傑地靈，“古賢近秀，代不乏人”。據載，僅明清時嘉定就出了3個狀元，134個進士，979名舉人。到了近現代，嘉定之域更是人才輩出。除顧維鈞外，嘉定還出了兩位外交家、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吳學謙和錢其琛。嘉定博物館內容豐富，光彩奪目，充分展現出嘉定是人文薈萃、英傑輩出的文化之鄉，養育出不少出類拔萃的棟樑之才，顧維鈞就是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位。

顧維鈞出任駐英國公使時的肖像照（1921年）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漢族，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中國近現代外交家。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評價他是：“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有才華的學生。”錢鍾書敬佩的著名學者温源寧説：“無論什麼時候想起顧維鈞博士，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1912年，顧維鈞回國後被委任內閣總統秘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1919年和1921年，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為維護中華民族的權益作出了貢獻。1956年-1967年，顧維鈞歷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國際法院副院長等職。

顧維鈞人生最精彩的一幕，是在一次大戰後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為中國山東主權慷慨陳詞，並最後拒籤對德合約。巴黎和會上列強縱容日本，覬覦中國山東省，企圖從戰敗國德國手中攫取山東。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國在巴黎討論中國山東問題。戰敗後德國將退出山東，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卻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中國代表顧維鈞聽了，站起身面對其他四周代表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牧野先生你説對嗎？” 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China can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not miss Jerusalem) ”。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聽完顧維鈞擲地有聲的聲明、痛快淋漓的演説，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稱他為中國的“青年外交家”。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

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説。但是在強權政治的世界，以理服人的演説並不能帶來預期的效果。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變化陡生。因分贓不均，意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藉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仿意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在這個嚴峻的時刻，顧維鈞向中國代表團建議拒籤。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着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説：“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象着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着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着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是近代百年中受盡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在西方列強面前説“不”！ 

當時率領中國代表團的陸徵祥無限感慨地説：“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弱國無外交”的痛苦，國人早已醒覺。當年諸葛亮接受託孤時即言：“臣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呼。”巴黎和會的恥辱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直接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顧維鈞的慷慨陳詞因而成為名垂青史的壯舉。這一年，他只有31歲。在年輕的顧維鈞身上，我們看到了真正愛國主義的精神。這在顧維鈞身上是一貫的。在隨後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以中國代表身份參加了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更顯現出為民族大義視死如歸的氣概。他冒着被日本人暗殺的危險、深入切實地調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侵略罪行，並最終促使國聯做出日本侵略中國的結論，成為中國外交的一次重要的、道義上的勝利。

顧維鈞為聯合國的成立和促成中國佔有一席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五強之一，做出了非凡的貢獻。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頓巴登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這個會議提出了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顧維鈞採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在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討論的方案的基礎上，再提出補充方案，比較好地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而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後來也都在舊金山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1945年4－6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大會代表，並代理代表團長。他建議國內各黨派組成聯合代表團，中共代表董必武因此成為代表團一員。由於會議最後要按照國家拼音順序簽署憲章，中國各位代表就優先他國在《聯合國憲章》上首先簽字。這樣，1945年6月26日，顧維鈞代表中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人，中國也由此正式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1945年12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代表。

法華塔院裏顧維鈞陳列室展出的中國代表團簽署的“聯合國憲章” | 葛惟昆攝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的國際地位低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才承認了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的殊死貢獻。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是中國國際地位轉折的歷史節點。顧維鈞先生的貢獻永昭日月。

顧維鈞傑出的外交活動和深厚的法律修養，也為世界所公認。國際法專業出身的他在卸任國民黨政府官職以後，於1957年1月，經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多次投票，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1964年更當選為副院長，直至1966年才正式告退。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出身和經歷，在國共第三次國內戰爭中，顧維鈞由於身居國民政府高位而於1948年12月被人民解放軍列為特級戰犯之一。這是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政治局面所造成的，卻也並沒有影響後來人們對他的評價。縱觀他的一生，顧維鈞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捍衞國家榮譽與權益的民族英雄。20世紀30年代，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曾提到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認為 “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温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從1912年到1967年的五、六十年間，顧維鈞擔任過無數的外交職務，駐美大使、駐法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外交總長、海牙國際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長達十三卷，600萬字的鉅著《顧維鈞回憶錄》，該回憶錄後來成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的重要研究資料。

晚年顧維鈞

顧維鈞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的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堅毅果敢地為中國人民服務。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國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之一，改變中國屈辱的對外關係、維護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尊嚴是他投身外交界時抱定的目標，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這位愛國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養和愛國熱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他的一生是中國人民服務的一生，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贏得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

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本人也十分佩服顧維鈞先生的外交才華和為人。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屆聯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章含之受毛澤東之託曾拜見顧維鈞並邀請其訪問中國大陸。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在美國紐約逝世。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前往麥克遜大道坎培爾殯儀館弔唁。

越到晚年，顧維鈞越思念故國家園。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別想吃家鄉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羅漢菜。只要有上海來客，他都要問去過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兒顧菊珍回國觀光，顧維鈞再三囑咐女兒一定要到家鄉看看，並將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義士侯峒曾、黃淳耀的墨跡帶回，獻給國家。97歲那年，他興致勃勃地畫了一張嘉定縣城的地圖，圖中央是家鄉高聳的古塔，下面寫“孔廟”兩字，又畫東西大街，西端寫“西門”兩字，那就是他美麗的家鄉，一個典型的江南古鎮。他説着，畫着，思緒如潮，不能自已。當前嘉定博物館中，保存着顧維鈞於1984年親筆書贈的杜甫詩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他退休後，應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參加“中國口述歷史計劃” 而完成的長達600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已成為歷史學家的案頭必備。

嘉定博物館展出的顧維鈞雕像和書贈

顧維鈞97歲時畫的嘉定縣城地圖

一紙“ a quiet day”，引起我們的無限思緒。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顧維鈞先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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