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員8：井岡山往事2：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_風聞

想辦事的時候，最大的對手，往往是隊友。

西江月·井岡山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

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

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作於1928年秋

1

前文説到，在中華大地上廣泛開展起來的農運，威脅到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中國的近代化，首先產生了無產階級——因為清政府喪權辱國的條約，外國的企業先進來了，所以就要招工，這些在外資企業工作的工人，就是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起於洋務運動之後，官督商辦，大部分的資本家其實是地主出身，所以威脅到了大地主的利益，實際上也就是威脅到了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奪人財路，殺人父母，大資產階級本身就討厭做工人運動的共產黨，現在共產黨又去做農運去了，根子都要刨到祖墳上了，自然要新仇舊恨一起算。大地主階級出身的國民黨高層大員對共產黨人是越來越看不順眼了。

1925年3月，國父孫中山先生即將走到人生的終點，汪精衞代他起草了遺囑。孫中山病逝後，廣東政府於1925年7月改組，汪精衞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

在江浙財閥的支持下，蔣介石率先叛變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志。“三民主義”是虛的，可以不信，但是到手的權力是實打實的，於是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看起來像共產黨的人，蔣介石在上海灘的腥風血雨中，完成了搶班奪權。

還是那句話，奪人財路，殺人父母，汪精衞此時還是名義上的“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吶，不甘於失去權力的他也於7月15日在武漢發動七一五政變，搞“寧漢合流”，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第一槍，宛如一根火炬，熊熊燃燒在了舊中國那黑暗深邃的夜空。

後來，毛教員率領的秋收起義的隊伍和朱老總率領的南昌起義的隊伍在井岡山開闢了革命根據地。這既要靠朱毛紅軍的努力，也要依賴於國內軍閥混戰的形勢。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

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

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着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

不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有這種現象，就是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處有這種現象，僅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這種現象。

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10.5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鬥爭，長時期內是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進行的。教員自己也説了，是“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這就要求重在鬥智，而不能單靠鬥力。

其實，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我們要鬥爭的對手，也遠遠強於我們，鬥智才是更好的選擇。畢竟硬拼也拼不過的時候，為什麼不想想辦法呢？一力降十會是很美好，但是想來想去，首先也要有一力不是？

所以，教員**、朱德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十六字訣。

這十六個字，正是從敵強我弱這一特點出發，趨利避害，避實擊虛，靈活機動，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從而逐步改變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人民軍隊後來的戰略戰術，就是由它發展起來的。

在這一軍事原則的指導下，他們接連打退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進剿”、“會剿”。氣急敗壞的國民黨反動派發起了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圍剿。

2

國民黨反動派能夠有力量發動大規模的“圍剿”，而不是派幾支小部隊象徵性的“進剿”、“會剿”，這本身也依賴於國內形勢的變化。

畢竟紅軍自打上了山，就沒過過幾天安生日子。

1928年1月中旬，贛軍第27師以第81團和第79團的1個營，由吉安進至泰和，準備進攻萬安；接着以第79團的1個營進佔寧岡新城，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進剿”。結果就是，在教員的指揮下，工農革命軍首次全殲敵正規軍1個營，俘敵近300人，打破了敵人的第一次進剿。

過了三個月，1928年4月下旬，駐江西省國民黨軍第27師師長楊如軒率部，由永新城分兩路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進剿”。

結果就是，朱德率紅四軍軍部和二十八團在五斗江打敗了駐贛敵軍楊如軒部的兩個團，消滅了贛軍1個團大部，繳獲槍300餘支，取得了紅四軍成立以來首次大捷——五斗江戰鬥的勝利。

又過了一個月，1928年5月中旬，駐江西省國民黨軍第31軍第27師和第3軍第7、第9師各1個團共5個團，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進剿”。

結果就是，在朱老總和教員的指揮下，紅4軍以4個營的兵力殲滅國民黨軍1個師部、1個團另1個營，繳獲槍300餘支，迫擊炮7門、山炮2門，銀元20餘擔，打破了江西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進剿”。

後面又發生了一次“進剿”，三次“會剿”，戰況大同小異，知青不再贅述。

**打着打着，敵人發現不對勁了，每次攻打根據地，結果反而是壯大了根據地的力量——送錢送槍送物資，送完物資送俘虜，俘虜稍加改造就成了紅軍，相當於還送紅軍。**真是中正快遞，使命必達，連快遞員都送，還有這麼好的事情？！請多來“會剿”幾次。

再這麼打下去，蔣介石非要把整個中國送給工農紅軍才算完。

“我打不過朱毛，還打不過閻錫山馮玉祥嗎？”蔣介石動了動腦子。

3

1927年，那是蔣總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海陸豐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黃麻起義、廣州起義相繼被鎮壓，他認為共產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基本被消滅，剩下鑽山為“匪”的小股隊伍已不足為患了。

於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內戰上，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先收拾張作霖、張宗昌，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權力空前膨脹。

1930年5月至10月，中國國民黨內北伐戰爭後失勢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汪精衞聯合反共右傾西山會議派和國民黨軍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發起戰爭，意圖奪權挑戰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

蔣介石臨危不亂，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發生的一系列混戰，史稱蔣馮閻戰爭、蔣馮閻李戰爭。因為這次戰爭主要在中原地區進行，所以又稱為"中原大戰"。

戰爭由最終以蔣介石的勝利告終。中原大戰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耗時最長的軍閥混戰。

“嘿，別説，除了工農紅軍，我還真誰都打得過，我一家打四家！”

蔣介石心裏像吃了蜜一樣甜。他分析，以前之所以打不過紅軍，是因為派去的人太少了，現在解決了國內其他新軍閥，騰出手來正好解決紅軍這個心腹大患。畢竟和其他軍閥的爭端，是誰來壓迫中國人民的爭端，輸了也能當座上賓，和紅軍的爭端是中國人民要不要繼續被壓迫的爭端，輸了只能進戰俘營。

世界上從來沒有隻允許你發展，不允許我發展的道理。

1930年上半年，中國工農紅軍利用蔣閻馮戰爭的有利時機發展到10萬人，紅色政權也更擴大。

10月，軍閥大戰結束後，蔣介石集合7個師約10萬人的兵力，以國民黨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司令，張輝瓚為總指揮，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主力近6個師於11月上旬由南昌西南的上高、高安、樟樹(今清江)等地分路向吉安、吉水、永豐、宜黃等地進攻。

紅軍第一方面軍約4萬人，在教員親自指揮下，採取誘敵深入、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主力由新喻(今新餘)、清江(今臨江)一帶東渡贛江，轉到樟樹、撫州以南地區，實行戰略遲卻，意圖依靠根據地優越條件反攻殲敵，粉碎“圍剿”。

12月25日，在寧都縣小布村外一個河灘上，紅軍召開了軍民殲敵誓師大會。幾天後，紅軍總部偵察得知，國民黨第一縱隊司令兼第18師師長張輝瓚正大步向龍岡推進。

12月27日反“圍剿”戰爭開始。紅軍以1個團箝制東面源頭、洛口、頭陂等地之敵，以小部兵力箝制西面進攻約溪之敵，主力於30日分路向龍岡之敵發起猛攻，晝夜激戰，俘國民黨總指揮張輝瓚以下9千人。

細雨濃霧之中，一心想爭搶頭功的張輝瓚意識到自己已被紅軍重兵包圍時，為時已晚。激戰7小時，紅軍全殲第18師師部和兩個旅近一萬人。在一個四周長滿灌木和茅草的土坑中，張輝瓚被紅軍戰士搜了出來。

5天之後，教員、朱老總又揮師向東，在寧都縣東韶殲滅譚道源部第50師三千多人。至此，第一次反“圍剿”取得徹底勝利。

目睹勝利了的紅軍將士在龍岡的重山疊嶺之下揮舞紅旗歡慶勝利。教員想到了三千年前那位“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的氏族首領共工氏。在他眼中,被喚起的千百萬工農羣眾每一個人都成為能使得“天柱折地維絕”的大英雄，這些大英雄們，將與他一道砸碎那黑色的鎖鏈，建立起紅色的政權。

於是詩興大發的教員，揮筆寫下了《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

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

4

“王明”這一名字，其實是寫文章的筆名，其人本名陳紹禹，是安徽六安金寨縣人，1904年出生於一個破敗的小商人家庭。據説他自幼聰穎，5歲啓蒙識字，6歲入塾就讀，1920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學預科，翌年6月參加了五卅運動，因表現積極被推選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幹事，10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創建和大革命時期，王明屬於晚輩，沒有進行過多少基層實際鬥爭，黨內很少有人知道他。1925年秋，中共武漢黨組織要挑選一批人留學蘇聯，**王明得知後爭着要去，起初遭到拒絕。據當年湖北黨組織的負責人吳德峯迴憶，當時不過21歲的王明竟耍起了流氓無賴手段，向組織揚言，若不同意他去，就打電話到警察局告密，讓誰也走不成。組織上為避免麻煩，於11月勉強同意送他去培養中國革命幹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據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的老一輩人回憶，王明在校內非常活躍，年紀輕輕便學會了不少政客手腕。對用得着的人他起勁吹捧，拉幫結夥；而對不滿的人總是向校方打小報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託派”、“國民黨特務”之類的罪名加以陷害。多數同學認為王明人品很壞，可是學校領導卻欣賞此人。

這樣的人，最容易壞事。

王明精熟俄語，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王明被調到會場，為斯大林、布哈林當翻譯，從此被他們認識並得到稱讚。王明從六大會場回來便輕蔑地説六大中央選出的領導大都不懂馬列，擺出一副準備取而代之的架勢。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六屆四中全會後，躍升為政治局委員的王明常常以共產國際代言人自居，實際掌握了中央實權。

第一次“圍剿”結束還不到三個月，敵人的第二次大“圍剿”就又開始了。

1931年2月，國民黨政府主席、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派其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組織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大規模"圍剿"。

這次的總兵力是二十萬人，而且採取的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正像前文詞中講的：“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最使人麻煩的，還不是敵情嚴重，而是新上台的秉持王明路線的“四中全會”代表團來到了蘇區。

他們看到形勢如此嚴重，就提出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的主張，甚至要紅軍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據地。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就怕豬一般的隊友。

教員在會議上嚴厲批判了這種逃跑主義的方針，對方爭論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擴大會上，多數高級幹部擁護教員的主張，才把逃跑的聲浪壓下去了。

緊接着教員就引導大家分析討論首先破哪一路敵人為適宜。有人主張先打蔣光鼐、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理由是它只有兩個師孤立駐在興國；有人主張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因為朱紹良等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

教員則指出，蔣蔡的十九路軍是這次“圍剿”軍中最強的，且已完成防禦工事，事實上我軍等於攻堅，如一時打不下來，北面的敵人一齊壓下來，我們就難於粉碎這次“圍剿”。如果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就得向西掃，西面是贛江，下一步無發展餘地。

鑑於這兩種方案的缺點，教員提出應先打弱的，後打強的，“柿子要找軟的捏”，以先打王金鈺的第五路軍為好。他認為第五路軍雖有五個師之多，但多系雜牌，各懷鬼胎，而且都是從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氣低落，便於擊破。大家一致同意教員的分析。

遇到了事情，有的人喜歡蠻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盤他！有闖勁是好的，但是先分析一下怎麼做，往往能事半功倍。細緻的分析，也是教員克敵制勝的一大法寶。

戰役開始後，我軍仍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從5月16日開始到30日結束，十五天中，我軍從江西贛江邊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寧，橫掃七百里，打了五個勝仗，繳槍二萬餘支，又徹底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大“圍剿”。

在南昌召開的高級軍官會議上，蔣介石大罵部屬無能時，痛哭失聲。這件事傳到了教員的耳朵裏，他揮筆立就，紮實把蔣介石諷刺了一番：

《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

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

橫掃千軍如卷席。

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5

敵人第二次“圍剿”慘敗之後，僅僅隔了一個月，第三次“圍剿”又開始了。

1931年6月21日，蔣介石親自帶着德、日、英等國軍事顧問到南昌，就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23個師另3個旅，約30萬人的兵力，準備發動第三次"圍剿"。這次“圍剿”的規模更大，敵軍的總兵力為三十萬人。

與以前不同的是，前兩次“圍剿”軍全是雜牌軍，這次卻動用了蔣的嫡系十萬之眾，而且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顧問也到了南昌。

鑑於敵情的嚴重和準備上需要時間，教員毅然決定，紅軍主力向贛南後部集中。酷暑七月，來了一個千里回師，把部隊集結於興國東南的銀坑地區。其目的是誘敵南進，以便插向敵人後方，尋機殲敵。當我軍轉至高興圩、老營盤(興國西北)一帶企圖出擊富田時，發現富田系敵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圍殲，教員即下令乘夜東移蓮塘(興國東北)。這次轉移的驚險之處是在南北敵軍40華里的空隙間穿插而過。

我軍到達蓮塘後，發現北面之敵為上官雲相的殘部47師和54師，這是敵軍中比較弱的一路。教員當即決定對該敵發起攻擊。僅兩小時即殲敵一個旅，並將旅長譚子鈞擊斃。接着乘勝攻擊良村，又殲敵54師一個旅，擊斃旅長張鑾。上官雲相和郝夢齡兩位師長落荒而逃。

於此，遂將此次“圍剿”的第三縱隊大部殲滅。這時教員估計到敵必調兵東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時機把敵人大部吸引到東面呢？這樣我軍到西面攻打敵人的薄弱之處也就更為方便了。於是又在東面的黃陂殲滅了毛炳文的第8師。這樣一來，果然西面的各路敵人都紛紛東移。

教員乾脆來一個“示形於東”，命令一個師一路揚旗吹號向東開去。而我軍主力則在敵軍密集的縫隙中穿插而西，連夜進至興國的白石、楓邊山溝裏隱蔽休息。這是第三次反“圍剿”中極為精彩又驚險的一幕。待敵發覺上當，調頭西向尋找我軍主力時，我軍已休整了半個月。

敵疲勞萬狀，不得不狼狽撤退。我軍又乘勢追擊，在高興圩、老營盤等處殲敵一個多旅，在方石嶺殲韓德勤師的六個團以及蔣鼎文師的一部。蔣介石親自指揮的這次“圍剿”也就被粉碎了。

從以上三次反“圍剿”，我們已可看出教員戰略戰術思想的一個概貌。可以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標誌着教員戰略戰術思想的形成。這種戰略戰術，既不是從中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也不是從外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而完全是基於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從具體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富有特色的創造。

其中最核心的是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思想。運動戰是調動敵人、造成敵人錯覺的手段，而殲滅戰是其目的。偉大的導師經常強調：“對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

因為，只有殲滅戰才能給敵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從根本上削弱其戰鬥力；只有殲滅戰才能從對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補給，藉以加強我方的力量，達到愈戰愈強的目的。而為了殲滅敵人，這就需要集中兵力，採取迂迴包圍戰術。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戰略戰術，在中國長期革命戰爭中得到極大發展，逐漸成為我軍的特長。

它不僅是紅軍弱小時期粉碎敵人“圍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來越成為我軍克敵制勝最重要的軍事法寶。

就其軍事成就説，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即在世界範圍內**，教員****也堪稱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他獨創的充滿智慧的戰略戰術，將永遠是我們寶貴的財富。**

6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地點在江西瑞金葉坪。通稱“贛南會議”。會上，“左”傾教條主義者集中在四個方面批評了教員：

一、將教員堅持從實際出發，指責為“狹隘經驗論”；

二、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指責教員犯了“富農路線”，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因為當時黨中央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教員****則以為應當給地主、富農以出路，主張“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

三、指責教員在發展根據地問題上右傾保守，要求中央蘇區“必須於最短的時間內，”與湘贛等蘇區貫通；

四、在軍事上，指責古田會議確定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認為教員的“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戰略是“遊擊主義的傳統”、“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

飯，總要一口一口吃，事，總要一步一步做，一口吃不成胖子，幾年也發展不了根據地。生活中常常有這樣一種現象，看到了一點好的苗頭，有的人就要膨脹，巴不得放個大衞星，立馬把根據地擴展到新疆去；看到了一點壞的苗頭，有的人就要悲觀，巴不得立馬就放棄，看到蔣介石來了，就想着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這樣的現象，不好。戒之，慎之。

最後，會上撤銷了教員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教員，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1932年5月20日，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發來一封長長的指示電，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教員，對他的軍事戰略方針進行批駁。電報稱，教員在三次反“圍剿”中所採取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的防禦路線”，是“遊擊主義”。擺出一副勢必將教員打倒的架勢。

這份電報清楚地表明瞭臨時中央對教員的態度，如果不轉變立場，轉到王明路線上來，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而予以清除。

自古以來，我們國家就存在這這麼一夥人，搞業務的能力倒是一般化，搞辦公室政治無比在行。因為上海的變故不得不撤離上海跑到中央蘇區的一夥人，剛到蘇區，什麼情況都不瞭解，一門心思就想着奪取蘇區的權力，知青實在不知道怎麼評價這樣的行為。

7

1932年6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陸續調集部隊，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1933年1月底，蔣介石跑到南昌，親自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匪"軍總司令，指揮這次“圍剿”，他決定採取"分進合擊"的方針，企圖將紅一方面軍主力殲滅於黎川、建寧地區。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要求紅軍北進接敵，教員根據實際情況等命令紅軍在東韶、洛口一帶休整。矛盾變得公開化了。

蘇區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紅軍行動，立即在前方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目的很清楚：解決教員等人拒不執行中央戰略方針的問題。奪完了黨的權力，現在這幫左傾分子要來奪軍權了！

1932年10月3日，在極其嚴峻的氣氛中，蘇區中央局會議在江西寧都小源召開。

10月3日，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因為周恩來在前線，正在往回趕，會議由任弼時主持。會上，大家先務虛，談理論。漸漸地，有些人就衝着教員來了，氣氛有些緊張。第二次開會前，周恩來回來了。第二次會議由他主持。會議開始不久，室內漸漸煙霧繚繞，氣氛令人壓抑。項英坐在周恩來對面。他首先對第一天的會議作了簡要的概括：“我認為會議的焦點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前線的委員們，首先是教員等同志，是否認真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問題。當然，結論也只有一個：沒有執行！”周恩來説得很謹慎，“先慢一點作結論好不好？會議剛剛開始，結論已經有了，那還開什麼會？也聽聽前方同志的意見嘛！”項英激動得握筆的手簌簌發抖，用力把剛點着的煙在煙灰缸裏摁滅，霍地站了起來，質問：“難道屢次抗拒中央的作戰指示，還不能説明問題嗎？每次戰鬥都叫苦連天，難道不是對勝利缺乏信心嗎？對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採取懷疑的態度，難道還不是右傾情緒嗎？”接着，顧作霖等後方委員作了言詞更為激烈的發言。周恩來對後方蘇區中央局委員們説：“前方的情況跟後方的情況不一樣，和在地圖上推想的更不一樣……”

…………

從發言看，解除教員的職務，多數人都同意。周恩來看到形勢不可逆轉，還想再挽留教員，就説：“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然後提議“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由澤東負主持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教員被這夥人搞的心灰意冷，退意已決。他掩蓋着內心的痛苦説：“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繼續留在前方是不合適的。我現在身體不好，痰中帶着血絲，時常低燒。我向中央請一個時期的病假。至於回不回前方，我服從組織決定。”

8

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與前三次反“圍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在敵方，“圍剿”歷時之久，範圍之廣，投入的兵力、財力、物力之多，戰略戰術之變，均大大超過了以前；其先折損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再取中央蘇區的策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

在我方，紅軍和蘇維埃政權驚人的生長與勝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為反“圍剿”提供了更堅實、強大的基礎和保障，造成了更廣泛、深入的羣眾動員，建立了更統一、有效的指揮和協調。所有這些，都大大優於以前。

另外，**中共臨時中央於1933年1月遷入紅都瑞金，與蘇區中央局合併組成中共中央局；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教員失去了對紅一方面軍的指揮權，也就無由參與對第四次反“圍剿”的領導，這也是以前未曾有過的新情況。**在沒有教員指揮的情況下，第四次反“圍剿”也取得了令蔣介石傷心透頂的勝利。

暫時的勝利進一步衝昏了左傾分子們的頭腦，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伏筆，就此已經埋下了。

作者微信：18621574829

作者公號：大民工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