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翼：100年前的東北大鼠疫，67天消滅疫情的伍連德_風聞

伍連德在哈爾濱第一個鼠疫實驗室內（1911年）

滿洲里，在鼠疫人員帶領下，伍連德到居民集居區查訪鼠疫患者（1921年）。

伍連德像（1934年，時任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

1911年3月19日，清東三省總督錫良關於在奉天（今瀋陽）舉辦萬國鼠疫研究會，由伍連德負責籌備的奏摺（部分）。

伍連德博士戰勝鼠疫之後，地方政府官員向其贈送的“名振環球”書法橫額。

2007年，諾貝爾基金會官方網站公開了部分諾貝爾獎候選人資料。人們可以查詢到1901-1951年度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情況。獲得提名的科學家中只有一位中國人，他便是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中國檢疫事業創始人伍連德(Lien-Teh Wu)。

諾貝爾獎創立於1901年，最初分設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文學及和平五項獎金，後又增設“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和諾貝爾地球獎，授予世界各國在這些領域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或組織。

每年的9月，物理學、化學等幾個不同專業的諾貝爾委員會向全球各地的數千名獨立人士(具備一定資歷的學者、科學家等)發出邀請，請他們推薦自己認為下一年度有望獲得諾貝爾獎的候選人。由於許多獨立人士經常推舉同一個人，因此每年只有不足200名科學家最終被提名，成為候選人。

諾貝爾基金會規定，除了公佈最終獲獎者外，凡作為候選人的科學家，名字都不對外公開，並設置了50年的保密期。因此，對於出現的各種傳聞，如某人獲得提名成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云雲，其真實性必須等50年後才能得到印證。

伍連德，字星聯，祖籍廣東新寧（今台山縣）。其父伍祺學系開設金店的僑商。伍連德於1879年3月10日出生於馬來亞北部的檳榔嶼（今馬來西亞的一個州）。他7歲考入當地英國人設立的檳榔嶼公學，接受10年制教育，學習成績優異。1896年，考取英國女皇獎學金，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學醫。他勤奮刻苦，多次獲獎金和獎章。1903年，他以有關破傷風菌的學術論文，出色地通過了劍橋大學博士考試後，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 

1907年，應清政府直隸總督袁世凱邀聘伍連德回國擔任了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職），不久派赴倫敦、柏林考察軍事醫學。伍連德由於早年缺少學習中文的機會，回國後深感不便，到天津上任伊始即聘請教師學習中文，很快就學會了用普通話講課。他在與梁啓超、辜鴻銘、嚴復、胡適等人的交往中，對中國古籍也逐步有了瞭解，加深了對祖國曆史的認識，並蒐集了不少古文物。這些，頗有助於他以後對中國醫史的研究。

1910年12月，肺鼠疫在東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龍江兩省死亡達39679人，佔當時兩省人口的1.7％，哈爾濱一帶尤為嚴重。當時清政府尚無專設的防疫機構，沙俄、日本均以保護僑民為由，要求獨攬防疫工作，甚至以武力相要挾。迫於形勢，經外務部施肇基推薦，清政府派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到東北領導防疫工作。 

1911年1月，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並出任所長。當時他年僅31歲，但熟諳細菌學、流行病學與公共衞生學，堪當重任。他不避艱險，深入疫區調查研究，追索流行經路，並採取了加強鐵路檢疫、控制交通、隔離疫區、火化鼠疫患者屍體、建立醫院收容病人等多種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連德以其豐富的學識，嚴格按科學辦事的精神與卓越的組織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賴和國際醫學界的讚賞。在當時疫情嚴重的局勢下，不到4個月就撲滅了這場震驚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為表彰其功績，授予伍陸軍藍翎軍銜及醫科進士。伍連德一時被國內外譽為防疫科學的權威，他贏得了“鼠疫鬥士”的威名。在這場與兇惡的傳染病鬥爭的過程中，許多醫務工作者和救護人員獻出了生命。伍連德當然也是首當其衝，身處險地，但他義無反顧，他一心要做到的，就是實踐自己的一句承諾：“人以國士待我，必以國士報之。”

1911年4月，在奉天（今瀋陽）召開了有日本、英國、美國、俄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奧地利、墨西哥和中國11個國家醫學專家參加的萬國鼠疫研究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會上，他系統地介紹了我國這次防治鼠疫的經驗，與會的各國專家交流了各國的研究成果。會後，伍連德被中國政府委任為外交部醫官，同時仍保留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職位。 

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在哈爾濱設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該處隸屬外交部，伍連德任處長兼總醫官。他奔走海關、遊説當局，籌集資金充實設備，敦聘專家，鋭意經營，使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成為當時頗具規模與實力的研究機構。該處主要技術人員多為早年留學國外的南方人，並聘有德國、奧地利、俄國醫學專家參與工作。伍連德在哈爾濱、滿洲里、齊齊哈爾、拉哈蘇蘇設立了四所直轄醫院，平時應診，疫時防治。1918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設中央防疫處，伍連德任處長。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為國家的一項事業而重視起來。 

1919年，哈爾濱流行霍亂，這座有13.5萬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連德利用直轄醫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亂病人。1920年，東北再次鼠疫大流行，伍連德採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但仍死亡萬人左右。1926年，全國霍亂大流行時，伍連德領導東北的防疫機構人員再次投入各地防治工作。 

中國海港檢疫始於1873年，但半個世紀中海港檢疫權與海關主權一併控制在帝國主義者手中，由外籍醫生擔任檢疫醫官，為外國人服務。辛亥革命後在愛國、民主運動的推動下，伍連德多次呼籲“自己辦檢疫”，並以其領導的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屬下陸路與海港檢疫所的技術業務為基礎，向有關當局提出收回檢疫主權、統一全國檢疫事宜的主張。1923年前後，伍連德派鄧松年、史緯華醫師赴安東（今丹東）檢疫所，派李大白醫師赴滿洲里檢疫所，主持陸路檢疫工作，這些均為我國收回檢疫主權之前奏。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會議在檀香山舉行時，伍連德力陳海港檢疫改革之必要。1926年，伍連德再次倡導檢疫主權應歸屬中國政府衞生署，由中國人擔任檢疫醫官的主張。1929年12月，國際聯盟衞生處派調查團來華調查檢疫，我國伍連德、金寶善、蔡鴻三位博士參加該團。伍連德等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交收回檢疫主權的書面報告，經交涉與該團達成協議。隨後，國民政府衞生署派伍連德負責收回檢疫主權事宜。 

伍連德生長於19世紀末英屬南洋，馬來亞(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他的故鄉，因此又有英僑民身份。但他的諾獎候選人報表“Country”一欄上寫明瞭“CHINA”。此時他56歲，回到祖國服務已28年。

在這份資料中，還有兩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侯選人，於“Country”一欄也填有“CHINA”，但都不是華人：曾在奉天(今瀋陽)南滿醫學院工作的日本人Yas Kuno(人類排汗生理)和在北京工作的法國外交官George Souliéde Morant(針灸)，分別於1936年和1950年獲得提名。

伍連德博士的諾獎推薦人William W Cadbury(漢名“嘉惠霖”)，是當時在華著名美國醫生、廣州博濟醫院院長和嶺南大學醫學院教授。美國費城人，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博士。1909年來到中國，曾在中國工作近40年。他著有《博濟醫院百年史》，該書是研究中國現代醫史及近代中外醫學交流史重要的參考文獻.

伍連德的諾獎評價人是著名瑞典病理學家Folke

Henschen，(1881-1977)，中譯“韓森”。在瑞典醫學界乃至世界醫學界有着很高的地位。曾於1942-1946年擔任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評審主席。他著有《病理學史》(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diseases)，其中一句名言“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被廣為引用。

他給伍連德的諾獎提名理由：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在肺鼠疫防治實踐與研究上的傑出成就及發現旱獺(土撥鼠)於其傳播中的作用)。

試將此段評價語展開——

通過抗疫實踐和“疫的研究”(伍連德英文自傳中有此專題)，伍連德博士提出和確立了“肺鼠疫”學説(著有《肺鼠疫論述》，1926年，日內瓦國際聯盟衞生組織印行，英文版)。在他帶領和組織下，依據科學的流行病田野考查，確認了野生齧齒類動物如蒙古旱獺為疫菌宿主；通過臨牀實踐及病理解剖和微生物學實驗發現和確認了肺鼠疫“呼吸”和“飛沫”的傳播方式，並對肺鼠疫自然疫源地追蹤調查，提出見解。他於肺鼠疫方面的實踐和研究，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流行病科學理論，為公共衞生學，檢疫學、防疫學、疾病社會學等諸多相關學科提供了理論基礎——這應是伍連德獲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候選人提名的大致理由了。

1983年由國際著名流行病學家J.M.

Last主編的《流行病學詞典》中，伍連德是惟一被列入的華人科學家，當是對他在人類醫學科學領域傑出成就的有力肯定。伍連德因他的科學抗疫實踐和對疫的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貢獻，於1927年獲得日內瓦國際聯盟衞生組織(今W.H.O前身)授予“鼠疫專家”稱號。

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直屬南京國民政府衞生署管轄，伍連德任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監督，接管了外國控制的海港檢疫機構，為我國衞生事業開拓了新的境界。上海為我國對外貿易樞紐與首要通商口岸，為此，成立了上海海港檢疫所，並由伍連德兼任所長。 

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成立之後，陸續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檢疫機構。我國海港檢疫事業能夠收回主權、統一號令、開展業務，與伍連德堅持不懈的辛勤努力是分不開的。 

1916年，伍連德被委任為北洋政府黎元洪總統的特醫及京漢、京張、京奉、津浦四條鐵路總醫官。鑑於北京較完善的醫院皆為外國人所設，伍連德倡議自行建設中央醫院，獲得政府同意，除財政部撥款外，大部經費由募集得來。院址選在阜成市場（位於北京白塔寺東側）,於1916年奠基，1918年1月27日開院，命名為北京中央醫院。伍連德為第一任院長，工作了四年。該院院址現為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分院。 

伍連德先後主持興辦檢疫所、醫院、研究所共20處，共計牀位2387張。除上述北京中央醫院外，主要的還有：1912年在東北各地建立的防疫醫院；1922年受奉天督軍張作霖委託建立的東北陸軍醫院；1930年以後在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下設的各口岸建立的檢疫醫院等。 

20世紀初的東北，由於各種傳染病的威脅，迫切需要大量的西醫師。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醫官林家瑞提出辦醫學校的建議。伍連德接受這一建議遂利用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所屬濱江醫院的臨牀設備和技術力量，邀聘了在哈爾濱的名醫，並獲得東三省特別區長官公署及哈爾濱海關等的資助，於1926年9月8日創建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伍連德為第一任校長。這是我國東北邊陲最早由中國人自辦的醫學校，以後發展為哈爾濱醫科大學。 

伍連德雖然出生在國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他有中華兒女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愛國思想。 

1915年，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在哈爾濱一次羣眾抗議集會上，工人張泰沉痛講演，刺腹血書“誓死報國”。伍連德深受感動，當即將其收容在他領導的濱江醫院親自救治。1919年，他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監督焚燒鴉片1200箱。1925年，哈爾濱市羣眾聲援上海“五卅”慘案受難同胞，組織募捐義演，伍連德作為社會名流應邀登台表演贊助，獲得盛譽。在愛國民主運動推動下，伍連德力爭收回海港檢疫主權並促其實現。 

1916年前後，伍連德讀到美國醫史學家F.加里森（F.Garrisen）所著《醫學史》，全書有關中國醫學的內容介紹尚不足一頁，且有謬誤。他致函作者質詢，覆函説，既然中國醫學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為何中國人自己不向人們宣傳介紹？伍連德震動很大，深感必須研究中國醫學史，並將中國在醫學方面歷代的發明創造向中外廣為介紹。於是他與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寫成《中國醫史》。該書於1932年出版，並再版多次，成為早期介紹中國傳統醫學的英文著作，受到國外醫學家的重視。 

1931年“九一八”事變，伍連德不與日本合作，憤然出走，由哈爾濱赴大連途中被日軍誣為間諜在瀋陽拘留，後經英國領事斡旋保釋南下赴滬。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踐踏我大片國土，伍連德被迫離開上海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舉家返回馬來亞，定居怡保市，並開設私人診所。當地顯貴多次勸説他出任政府職務，他都以年邁為由謝絕。 

梁啓超回顧晚清到民國五十年曆史，曾這樣説：“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在100多年後的今天看來，伍連德在哈爾濱掃滅肺鼠疫的煌煌功業，在20世紀人類抗疫歷史的大幕上實在太榮耀偉大了！

“由於他的逝世，醫學世界失去了一位英雄般的和幾近傳奇式的人物，而他對這個更廣義上的世界的貢獻，要遠遠多於這個世界迄今所給予他的回報。”

伍連德的貢獻在哪裏呢？英國泰晤士報提到是他的“醫術和奉獻精神”，使“吞噬了6萬人生命的鼠疫沒有演變成另一場黑死病”。歐洲人深深知道：黑死病作為懸在歐洲中世紀上空最可怕的魔咒，曾以99.99%的死亡率，大約滅掉過歐洲30%—60%的人口，引起過無數宗教、民族、社會、經濟、文化和精神上的巨大震盪，並深刻地影響了歐洲文明的歷史進程。

泰晤士報還特別指出，“由他來負責全權指揮”是“非常幸運的”，因為在那曠世危機懸於一線的時刻，選擇抗疫主帥時，一個歷史的錯位就可能釀成世紀大禍。此外，他要對抗的，“不僅是清帝國那積習成癖的低效率，而且還有歐洲同行們在科學上的無知和種族偏見。”

文中還提及了他“1879年生於馬來亞檳榔嶼，家族是來於中國廣東的移民”。他的“諸多才能使他獲得了女王獎學金”，並在“1896年進入劍橋大學艾曼紐學院”，受教於格蘭德·豪伯金（英國生物化學家，1929年諾貝爾化學生物獎獲得者），並“贏得了自然科學獎第一名”，而在聖·瑪麗醫院實習期間，他“勝過了未來的勳爵伯納特·斯皮爾斯博雷（英國近代極其著名的第一位法醫）而囊括了醫院所有的獎項”。“除了消滅兩次大規模鼠疫之外，他還在聯合國機構中作了大量艱苦和神聖的工作，並參與世界每一大洲的會議。”

泰晤士報的訃文中的概括是準確的：他的貢獻不止於醫學界一隅，而有更大的範圍：對鼠疫發生地來説，他拯救了這個城市和人民；對亞洲和世界來説，他阻止了大瘟疫的爆發擴散；對世界人口來説，他拯救的不是幾個而是以百萬千萬之基數來計量；對中國近代衞生醫學事業來説，他拓荒性地奠定了某種全局性的結構基礎；對中醫在世界醫學中的地位，他以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國醫學史》，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醫的概貌；他主持召開的萬國鼠疫大會，是中國在國際地位低迷之歲月，展現出國家榮耀的歷史亮點之一。

晚年的伍連德遠居海外，但他一直眷念為之奮鬥一生的祖國。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傳《鼠疫鬥士》一書序言中寫道：“我曾將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往事在我腦海裏記憶猶新。新中國政府的成立，使這個偉大的國家永遠幸福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