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禾：黑色的雅典娜——最近關於西方文明起源的論爭_風聞

摘要：作者在對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證以後，揭示出一個被人們長期忽略了的事實，即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言必稱希臘"的西方文明發展史，實際上是十八世紀以來的歐洲學者、尤其是德國和法國的語文學家編出來的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故事。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持種族偏見，敵視猶太人和亞非民族，而他們生產出來的"知識"卻頑固地影響着後人對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認識。

言必稱希臘——凡説及西方文明，這總是難免的。

當年梅光迪等人發起《學衡》雜誌，昌明國粹，就曾拿孔子與蘇格拉底相提並論。翻開首期的封面，兩位先知的肖像立時赫然入目，不能不令人生出幾分敬意。如今回頭再看學衡派和新文化運動的那場筆墨官司，一條線索清晰可見，即它從頭到尾都貫穿着對知識的爭奪，爭奪的焦點是：誰掌握了西方文明之真髓？為了論證新文化提倡者在西學上的淺薄，學衡派反覆地引用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IrvingBabbitt的著述，其要點大致為：十六世紀以來，特別是個人主義出現以後，西方的主流文化有一種趨勢，那就是對古典人文主義的背叛；因此，中國人不須"膜拜盧騷以下之狂徒"，“冒進步之虛名，而忘卻故有之文化”，而應發揚國粹，“再求進而研究西洋自希臘以來真正之文化"云云。(《學衡》一九二二年第三期)

白璧德要是能活到今天，歐美學界的最新動態一定會叫他看得目瞪口呆。一九八七年到九一年之間，馬丁· 波納爾(Martin Bernal)先後發表了他的《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源泉》(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書的頭兩卷。不曾料想，這個四卷本的著作還沒有寫完，就已經牽動了歐美學界的中樞神經，給歷來被西方人引以為驕傲的希臘"真正之文化"帶來了一次嚴重的挑戰。人們不安地意識到，古希臘文明同亞利安人之間的那種被視為天經地義的血緣關係，可能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神話。這種不安自然會帶來幾分好奇，作者馬丁· 波納爾究為何許人也(哪裏殺出一個程咬金)？説來也巧，此人倒和中國有些特殊的緣分，因為波納爾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古文字學者，精通古希臘文、埃及文、希伯來文和科普特文，而且還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專家，曾撰寫了《劉師培與國粹》〔“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到一九〇七年》［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等著作。中國的國粹運動和古希臘文明，這兩個彼此毫不相干的題目，在波納爾的學術生涯中竟然獲得某種內在的聯繫，它們好像是從兩個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對歐洲文化霸權的批判。

波納爾的語言天賦和淵博的學問，無論在歐美還是在中國，都屬罕見。他是出身於書香門第的英國猶太人，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過蒙巴頓將軍的顧問；祖父則是大名鼎鼎的古埃及文專家，曾編過一部埃及語詞典，這本權威著作至今還是有關專家的必讀書。波納爾本人通曉多種語言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漢語、古希臘文、古埃及文和希伯來語等以外，還有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日語、越南語等。多年來，他一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擔任教授，主講政治學和中國政治。六、七十年代期間，波納爾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並參加編輯了：《越南及其工會成員》〔Vietnam and Trade Unionists］和《亞洲的勞工——一個新的篇章？》［Labour in Asia：A New Chapter？〕等書，同時還撰寫了上面提到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著作。七十年代以後，他開始全力投入對西方古典傳統的研究，從考古學和詞源學入手，鑽研閃米特文化、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臘文化之間的淵源關係，為《黑色的雅典娜》一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他還完成了一部詞源學專門著作，叫做《卡德摩字母——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字母系統向愛琴海地區和西域的傳入》(Cadmen Letters：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lphabet to the Aegean and Further West Before 1400B.C.)。

《黑色的雅典娜》第一卷發表於一九八七年，並榮獲了九○年度全美圖書獎。這本書對十八世紀以來的歐洲人文學術傳統(一七八五——一九八五)做了深刻的回顧和反省。作者在對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證以後，揭示出一個被人們長期忽略了的事實，即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言必稱希臘"的西方文明發展史，實際上是十八世紀以來的歐洲學者、尤其是德國和法國的語文學家編出來的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故事。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持種族偏見，敵視猶太人和亞非民族，而他們生產出來的"知識"卻頑固地影響着後人對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認識。波納爾在書中對這些學者做了逐一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佛裏德利奇 ·奧古斯特·伍爾夫、喬治·葛羅特、卡爾·布里根、瑞思·卡本特等。他指出，上述人文學者十分忌諱有色種族對白色種族的"污染”，因此，不肯承認非洲文化和閃米特文化對西方文明的影響，並且在學術著作中竭力抹煞埃及與迦南對古希臘文明形成的貢獻。這些人認為，希臘文明的起源始於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紀之間印歐語系的白人種族由北方的遷入，而不是早期非洲和亞洲文明的流變。每逢碰到古文獻中記載的希臘人自己對埃及和迦南的科技、哲學和政治學説的種種描述，以及後者在愛琴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時，這些學者又是怎樣自圓其説的呢？有辦法。他們將此方便地歸入神話之列。波納爾給這種文化理論起了一個恰當的名稱，叫做"亞利安模式"(The Aryan Model)。

《黑色的雅典娜》第二卷在去年出版。與上卷不同，作者在這本長達七百多頁的厚書裏全力做了一件事：運用大量具體而又詳實的考證，去推翻他所批評的那種"亞利安模式"。這無異於在太歲頭上動土。於是，從牛津大學到哈佛大學，許多人文學者都一下子被捲入爭論的旋渦。《紐約書評》、《新聞週刊》以及許多專業的和通俗的刊物也都紛紛響應。這場爭論頗耐人尋味，因為人們這裏關心的雖是一個學術問題，即埃及對古希臘文明的形成到底起過怎樣的作用？但是很顯然，一部分人義憤填膺的程度似乎又大大超出了他們的學術利益。比如，艾米麗·弗默爾 (Emily Vermeule)在今年三月給《紐約書評》寫的一篇題為《顛倒乾坤》(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文章中，就對波納爾進行了直接的人身攻擊，因為她不能原諒：“一個有名望的中國專家跑到古代地中海研究領域來幹什麼？“文中還引了彌爾頓《失樂園》中的詩句，影射波納爾是那個花言巧語的魔鬼撒旦。(但是弗默爾弄錯了。因為她所引的那段詩句並非出自魔鬼撒旦之口，而是一個名叫畢利奧Belial的小魔鬼。--這是一位讀者寫信給《紐約書評》指出的。透過許多讀者來信，可窺見這場爭論的刺激性：認真商榷者有之，口誅式的惡意文字亦有之)弗默爾等傳統西方學者的這種惱怒當然是有理由的--波納爾的書嚴重地褻瀆了西方文明。但是，這個褻瀆卻很難駁倒，因為該書通過考古和詞源學研究，發現了大量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忽略的亞非文明曾塑造希臘文明的證據。如，希臘語有一半以上的詞彙來自埃及語或閃米特語。再如，西方文明發展的一個關鍵環節克里特文化，據波納爾的推測，可能是埃及人到那裏殖民的結果。這種推論當然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因此引起了種種質疑，成為一大懸案。但不論是通過殖民還是什麼別的途徑，波納爾舉出了語言、建築、科技、藝術等方面的大量證據，説明公元前二一〇〇至一一〇〇年，也就是希臘文明形成期間，非洲文明是一個重要的文化源頭。一句話，雅典是黑色的。

曾有人問作者，寫這本書的現實意義是什麼？回答是，他要煞一煞"歐洲人在文化上的跋扈心態”。這一煞不要緊，波納爾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一場規模更大的文化批評，因為，自從七十年代末愛德華·薩伊德發表了《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以來，歐美人文學界興起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就始終把西方的文化霸權作為批判對象。到目前為止，這個批判已經給西方學術研究的格局帶來了劇烈的改觀。波納爾的著作從一個人們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了這場批評，因此它引起震撼是不足為怪的(《黑色的雅典娜》另外還有一個背景，就是一部分黑人人類學的學者發起的黑人中心運動。美國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捍衞者對此感到焦慮，並及時地闡明瞭針鋒相對的立場)。

過去的十幾年中，歐美的人文學科在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究竟發生了哪些大的變化？《黑色的雅典娜》一書以及它掀起的波瀾，正好為我們提供了一次深入瞭解的機會。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後殖民主義理論，不妨説它是後結構主義介入文化批評之後產生的一個最重要的學術動向。例如，薩伊德和帕忒 ·察特傑(Partha Chatterjee)就深受福科的影響，他們把東西方文化比較理論看作是知識和權力運作的場所；佳婭特麗 ·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ovorty Spivak)曾將德里達的《語法學》譯成英文，使得解構主義成為瓦解西方中心主義的一柄利劍；霍米·巴巴(Homi Bhabha)則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用來重讀法農(Fanon)，尋求在東西文化衝突中建立新的主體意識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以上這些著名學者都不是白人，他們是從西方以外的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的理論研究之所以在歐美學界引起高度的重視，恰恰是因為他們對以西方為中心的學術傳統提出了尖鋭的挑戰，而不是與之認同。

以美國而論，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業已覆蓋多種學科和領域，包括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理論(包括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理論，少數民族研究、還有其它所有冠以文化批評之名的學術研究。目前，代表這些學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往往都有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滲透。在這種情勢下，人們已經不可能大談文化(無論是東方文化、西方文化，還是東西文化之比較)，卻不去深究這些概念和方法裏面包藏的知識前提，如話語場、知識的歷史性和臨時性、以及人們在知識和權力之間建立的複雜關係。薩伊德批評的"東方主義"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東方主義"曾替西方生產出大量的關於"東方人”(the Oriental)的知識，西方人正是通過這種知識取得了自己對於東方的文化優勢；與此同時，這個知識的生產過程又被充分地透明化，使人無法看到它本來的歷史痕跡。後結構主義對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的重視，在薩伊德和其他後殖民主義批評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這些學者不僅關注某一個文化如何生產關於另一個文化的知識，並如何通過這樣的知識實行文化霸權，而且還對生產這些知識的具體學科、學術、研究範疇以及學者本人的立場(文化的、種族的、階級的、性別的，等等)保持高度的警覺，做出了大量的反省。波納爾在《黑色的雅典娜》的第一卷中正是這樣做的。

應當指出，薩伊德和斯皮瓦克等人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批評老是帶着一種強烈的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情結。這種情結與他們本人的境遇有密切聯繫(後殖民主義批評家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自前英法殖民地，或者是在歐美受歧視的少數民族)，他們的理論也由此獲得極大的感染力，並即刻匯入西方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反叛傳統。但是，此情結又迫使他們面臨一個難以逃脱的困境，因為當這些人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西方，反覆強調東方人受壓迫，沒有自己的聲音的時候，他們其實在另一個層面上又肯定了西方人對知識的壟斷。這一點充分體現在他們自己的學術實踐中，比如，薩伊德、斯皮瓦克、巴巴等人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歐美文本中有關東方的"知識"上，卻很少留心除英語或法語以外的學術研究。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通常是作為某種修辭、隱喻或象徵，而不是以平等的學者身分進入他們的討論，好像那邊沒有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己的學術傳統、更沒有自己的知識主體(或發言權)，於是，一切言説行為都被籠罩在西方人的統治下。

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

我認為，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當迫切的。但這種批判必須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趨向成熟。印度歷史學家帕忒 ·察特傑的 《國家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一書已經在方法論上朝這個方向邁出了一步。作者把目光從西方轉向印度的語境，研究的是西方現代國家理論如何在殖民地時期進入印度知識分子的話語，而當地知識分子又如何運用它去抵抗殖民者的統治，以達到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目的。這種研究向我們充分展示了知識運作的複雜性：跨文化的語言實踐活動不能不使西方理論失去它原有的意義，而在新的語境中生髮出新的意義；這就意味着，西方的文化霸權可能通過某種中介產生出新的知識和權力的關係來，譬如，印度獨立後，“現代性"的理論立刻淪為徹頭徹尾的國家話語，其主要功能是替現代國家權力做合法性的詮釋。

後殖民主義理論對西方文化霸權批判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對現代化的反省。在此之前，法蘭克福學派一直代表這方面最有權威的聲音。但法蘭克福學派對現代性的批評重點在現代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各種流弊，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強調的"文化工業"對人的異化作用。可是，他們的理論一旦離開歐洲啓蒙主義傳統對人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的關懷，離開對人之"完整性"的烏托邦式的寄託，就找不到恰當的語言對現代性進行更深入的批評。至八十年代，哈伯馬斯曾試圖用公共領域和人與人之間交流等概念，去突破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對啓蒙主義哲學思想的依賴。但是，這位哲學家在對"現代性工程”(the project of modernity)做出新的闡釋並與之認同時，完全忽略了歐洲文化霸權在生產現代性理論和有關知識中所起到的歷史作用，結果他的"現代性工程"又一次成為替歐洲文化霸權制造合法性的理論。

後殖民主義理論也檢討現代性給人類歷史帶來的各種問題。但是，它做到了歐洲法蘭克福學派以來的文化批評理論力所不及的事，那就是，把現代性、民族國家、知識生產和歐美的文化霸權都同時納入自己的批評視野，為我們提供一個不同於西方人的立場，不同於西方人的眼光，不同於西方人的歷史角度。有了這種立場、眼光和角度，不僅世界的文明發展史必然要重寫，而且，人類向何處去？未來的文明又當怎樣構想？這類問題就不一定由現在的西方人説了算。東方、南方、北方都要有自己的聲音。當然，不同於西方的立場、眼光和角度前人不是沒有嘗試過，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國粹主義和中國從晚清到五四以後的幾次國粹運動，無一不是以批評現代化和發揚本位文化為出發點的。但是，當國粹派將現代化／西方和本位文化／東方對立起來的時候，國粹的概念就不僅成為反對現代化的工具，而且成為狹隘的國家主義的另一説法。相比之下，後殖民主義理論則對民族國家持一種謹慎的批判態度，既不與之認同，也不簡單地否定。同樣地，它對現代性的批評，也不事先假定一個優於現代化的本位文化，而是着眼於有關的知識與權力生成的歷史環境。這是一種非本質主義的歷史觀。從這個觀點出發，國粹、本位文化和現代化等，就不再是需要個別地單獨界説的客觀事實，而是在知識與權力運作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一些相互關聯並相互制約的歷史概念。在中國，這些概念由於實踐的需要而共同進入現代性理論，並在不同的時期構成了不同的話語場，因此，圍繞西學和國學的爭論，實質上是不同派別為了各自的政治或其它目的所進行的爭取話語權威的鬥爭。例如，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和國學保存會諸人提倡的國粹概念與五四後的學衡派的主張就有甚大差別。前者為了反滿抗清和抵禦列強的需要，提出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章太炎《演説錄》，《民報》第六號)後者為了對抗新文化運動，採取了相反的態度，西學上"言必稱希臘"，國學上則尊崇孔儒，而且兩學彼此呼應，互為因果。温故知新，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對知識的爭奪在今天的話語場內仍在激烈地進行，因此，話語實踐、知識的來龍去脈、以及現代性理論中的各種概念和範疇的運作，就不能不成為理論思考的當務之急。

我想，《黑色的雅典娜》至少給我們這樣的啓示：知識遠比人們想象的要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