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關於香港問題的幾個重要論述_風聞

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在1997年迴歸以前，中國政府曾經有過收回香港的機會，但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完成。

一次是1943年國民政府在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期間。但是所謂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名不副實的。當中英開始談判時，英國大使薛穆知道那個廢舊約定新約不過是“過場戲”，沒想到蔣介石政府還當真，竟然要收回香港。於是請示英國當時的首相丘吉爾。英國當然不會同意交還香港。蔣介石只好求助美國對英國施加壓力。這個談判過程持續了一段時間，蔣介石不斷從開始的立場往後退，由初時提出戰後從英方手裏討還香港的主權，退而提出二戰結束以後英國應歸還被租借的九龍地區。雖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這樣的讓步，但仍然希望在《中英新約》中寫上這麼一句根本就不能實現的話。因為這樣可以給他一個台階下，以便給中國政府和他一個面子。後來，蔣介石見英方談判代表拒絕了這一建議，又通過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約》之外，採取口頭的方式談到“戰後九龍歸屬問題”。可是，英國談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爾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龍的戰後歸屬問題上寸步不讓。為什麼蔣介石對收回香港地區如此不遺餘力，因為他已經認識到：

【“如果英國方面連這種口頭上的許諾也不答應，那麼這樣的新約就毫無意義。”】

這次收回香港的行動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另一次是1949年10月，已到達香港北部邊境的人民解放軍本來可以一鼓作氣拿下香港。但毛澤東早在1946年對香港就作了從長計議：留下一個國際通道，以備將來新政權應對可能面臨的西方封鎖。因此，新中國成立後，

【“儘管斯大林的敦促，但毛澤東不打算碰香港，這是一隻伸手可得，但留在外面仍可為祖國下很多金蛋的鵝。”（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

隨着新中國的日益強大，特別是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後，如果任由香港維持原狀，顯然與中國的國際地位不相稱。因此，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隨着“新界”租期屆滿日益臨近，中央開始考慮收回香港的問題。

中英雙方於1982年9月開始就香港問題進行接觸。在第一次接觸，即9月24日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會談中，鄧小平就堅定地表示：1997年不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鴻章。這實際上是為解決香港問題定下了基調。

鄧小平説：

【“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箇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

後來鄧小平又在多種場合強調了這一立場。例如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時指出：

【“兩年前撒切爾夫人來談，當時她堅持歷史上的條約按國際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後英國要繼續管理香港。我跟她説，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中國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個香港。”】

在收回香港的具體做法上，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1984年10月2日，鄧小平會見參加國慶活動的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吳健雄等六十多位外籍華人科學家。在談到“一國兩制”問題時指出：“一國兩制”，馬克思沒説過，世界歷史上沒有過。這是我們從實際遇到的問題即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提出來的。大陸十億人口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允許部分地區實行特殊政策，繼續搞資本主義。這個政策不會變。

鄧小平在會見各界人士談到中英談判和香港迴歸問題時，還集中談到了三個方面。

第一，希望“一國兩制”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1984年7月31日在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時指出：

【在香港問題上，我們非常關注十三年過渡時期，只要過渡時期安排好了，我們並不擔心一九九七年後的事情……今後中英兩國要更好地合作。我很有信心，“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這件事情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且為世界各國提供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範例。】

第二，認為這一思路適用於香港和台灣，因為這兩個地區人口不多，讓他們繼續保留資本主義不會影響中國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出席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字儀式，並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同撒切爾夫人談話時指出：

【“我們兩國的領導人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為各自的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構想是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提出來的。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台灣問題。採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説，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

“我還想請首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鄧小平還説：

【“里根總統認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式是可取的話，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特別是里根總統本人。”】

第三，強調愛國主義。1984年6月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時指出：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雖然鄧小平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有充分的信心，但也考慮到出現意外的情況時中央政府的干預問題。1987年4月17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指出：

【“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説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

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到談香港問題是1990年1月18日會見李嘉誠的時候。在談到香港問題時説：

【中國人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人，不管他是哪個黨哪個派，都不能説完成了歷史使命。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是愛國的，這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幾年前我講過，從一九九〇年起，香港人就要參與香港行政、司法、經濟、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權怎麼能一下子接過來。動亂平息後，英國參加對中國的制裁，在香港問題上也放出觸角，試探中國，要從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來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爭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仍然管理香港，保持部分宗主國的權力。英國放出這樣的空氣，要價要得很高，起碼比過去高了。這種訛詐的方式和主張，是嚇不倒中國人的。中國人在主權問題上不會放過一分一毫。中國絕對不能軟，不能讓人認為中國會屈服，能制裁得了。我跟撒切爾夫人談過，在主權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在考慮制定香港基本法時，我就講不能使中央政府無所作為。如果把香港變成反社會主義、反大陸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預，不干預會越搞越大。解決香港問題的辦法，要中國、香港、英國三方面都能接受，五十年不變，大家都得到發展。真正能穩定香港的，第一是大陸的政策不變，第二是華資強大起來，與國內取得共識，包括推薦管理香港的人才。要有才幹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穩住香港的局面。愛國，就是要愛整個中國，愛中國香港。】

今天，我們重温鄧小平的指示，對我們瞭解香港迴歸歷史過程，認清香港暴亂的實質，增強解決香港的暴亂的信心，都會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注：鄧小平論述均摘自《鄧小平文選》和《鄧小平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