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幼珉:香港政策設計的要素_風聞
吴幼珉-2019-11-16 14:37
吳幼珉來自/聯合早報
1997年香港主權迴歸中國。與中共歷史上的進城、進疆、進藏等不同,中國執政黨在香港主權迴歸後的22年來,未曾以自己意志來改造香港社會,實行的是“一國兩制”。目前,仍看不到北京有大規模動員和組織它在香港支持者的意向,實際還抑制建制派親北京的羣體活動,讓過去五個多月暴動給人予全民支持的假象。中國官媒已經增加關於香港的報道和評論,所刊登的文章自然被有關單位認可,卻不一定都反映對港政策頂層設計的意圖。美國希望在香港製造動亂來抑制中國發展,一些歐洲國家則害怕中國崛起對其社會制度的衝擊,美歐國家幾乎一面倒地盲目支持在香港鬧事的暴徒。東亞乃至亞洲和第三世界國家則多數曾受西方侵略、欺負和壓迫,“顏色革命”若在香港成功,猶如在經濟和社會穩步發展的東亞等地衝破了一個缺口,那裏的社會將面對比現在大得多的政治風險,因而那些國家與西方對香港暴亂的態度很不一樣。在香港,過去15年低息環境,讓樓價不斷走高,財富分配兩極化;大陸與香港經濟融合,觸及香港廣大工薪階層的利益。政治對立是香港的老問題;反共和崇拜西方文化是香港反對派的兩條意識形態支柱。難以認為中國中央和特區政府在這次暴動前,曾作出準確的研判;而這次暴亂至今沒有證實的警方致死個案,是因為警員開槍等有較嚴格的紀侓指引。北京新對港政策設計至今似乎還沒有全面完成,卻有以下要素值得未來關注:一、政策價值觀。不同的人對政策有不同的期盼和評價。從大陸的角度來看,正確對港政策價值觀包括政策設計是否有利中國完全統一、能否增加香港的經濟福祉和促進社會公平,以及香港與大陸發展相輔相成。香港博弈,中國打的是主場,凸顯其政策價值觀的重要性。二、瞭解香港不同羣體的想法。不少中國官員或學者研究香港問題,其中一些人曾經或現在就生活在香港,還有些是從事短期調查研究的。事實顯示,並不是所有那些人都瞭解香港,如研究過於宏觀或表面、接觸面不廣等。僅僅看資料、把港產電影看個遍、與人大、政協代表和政客頻繁接觸等,都不等於能瞭解港人想些什麼。在特殊情況下,一些人甚至會把路子越走越窄。港人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經濟處境,中央和特區官員不可能與所有港人都有共同的處境,卻可易地而處,瞭解香港不同羣體的想法。為什麼香港有許多中間選民呢?那是因為他們不支持反對派,也不喜歡建制派。那樣的政治形態與政府政策有關。三、對形勢作客觀的判斷。香港動亂對中國一定不是好事,那也是美國國務院和國會多次炒作香港人權等議題的目的。但香港亂,亂不了中國大陸,因為分離主義和動亂對中國老百姓不利,卻可能影響某些凝聚力不強國家發生動亂。西方引火燒身的可能性不大,卻並非絕不可能。動亂事發前和事發過程中,客觀評估形勢可避免事態惡化和政策反覆。香港多數居民不可能樂於接受一個沒有法治、對產權和人身安全保護不周、公共交通受阻的狀態。中國外交部近日駁斥了英國媒體關於中國意圖換特首的假消息,根據中國人的智慧,“陣前換將,兵家大忌”,何況林鄭月娥的情況還不同於一般的京官。當前,香港整個反對派陣營都被動員起來了,即使美國鳴金收兵,暴徒也不會“回營”,最大的可能性是暴動會像一盞油燈那樣,燈芯過短或沒油而自行熄滅。但即使如此,如果不解決政治和經濟矛盾,其中包括縮小香港與大陸文化差異,下一場暴動過不久還會發生。因此,客觀判斷形勢,實事求是制定政策很重要。四、對形勢變化能作出及時的反應。香港是一個不大的國際化城市,信息傳播快。對形勢變化能作出迅速反應,能避免壞事發生或事態惡化。三年前的年初二,香港九龍發生一起反中暴動,規模和暴力程度都比不上現在。據説當時一些親北京傳媒沒有及時報道或跟進,原因是“外派”的編輯都回家過年去了。如果把香港看作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對港政策需要對形勢變化作迅速調整和回應,那與政策定力並不矛盾,可相輔相成。五、發揮主觀能動性。在香港主權迴歸週年紀念活動期間,常常可以讀到一些毛、周、鄧等中國前領導人的談話,前領袖高瞻遠矚,他們制定的政策至今仍有指導意義,香港社會也從中得益。然而,毛、周、鄧等幾十年前講話的時候,中國國力和世界形勢與現在大不一樣。鄧小平制定“一國兩制”方針的時候,香港還沒有迴歸中國。鄧小平説迴歸後的香港可以罵共產黨;而現在“港獨”分子則把反共與反華合二為一。讓他們長期以民主之名宣傳分離主義,香港社會資本就會流失,最後連“一國兩制”也很難維持下去。記得在1997年7月1日前後的一個清早,有人在香港灣仔和銅鑼灣交界的行人天橋上掛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兩名警察迅速把它移走。現在的香港,侮辱中國國旗、在遊行中打出美、英和港英旗幟的現象很普遍,是政策出了問題,有人尸位素餐,自取其辱。受外界或內部影響作出積極反應叫能動性,主觀意識和實踐可對客觀世界有能動作用,在認識引導下能動地改造世界。歷史進程中,事物不斷變化,不僅可被動地接受前人智慧和變化中的形勢,而且可在現有的基礎上創新,選擇積極的回應,或許那也是香港政策設計所需要的一個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