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梁文道_風聞

本週是香港五個多月的動盪中最殘酷的一週。

週一（11日）下午，一位57歲的老伯因對暴徒破壞公共設施、阻礙市民正常生活的行徑表達不滿而遭到圍攻，這時暴徒乘其不備突然衝他潑潵不明易燃液體並隨即點火焚燒，火焰瞬間撲滿全身。暴徒一鬨而散，旁邊圍觀的人則無一施救，視頻畫外音還有人高喊“燒得好！”所幸老伯自己拼力扯開着火恤衫，打滅身上餘火，在被送入ICU後，至今仍處於危殆之中。而週三（13日）被暴徒飛磚打中頭部的70歲食環署外判清潔工羅老伯，則因傷重於週四（14日）晚間不治身亡。

上述暴徒縱火燒人的視頻在港澳台和內地媒體及部分國際各媒體迅速傳播開來，正可謂是觸目驚心。只要稍有一顆正常的心，哪一個人會不感到震驚，哪一個人能不感到憤怒，哪一個人能忍住不對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發出最嚴厲的譴責？！

香港不是所謂文明和法治之地嗎？香港的知識分子不是據説還保有某種英帝國遺留的貴族範兒嗎？什麼才子才女、公知教授、紳士鉅子一大堆，可事情發生多天，有哪一個出來放個屁？你們當初對內地赴港旅遊幼童在街邊撒尿狂噴胡噙好幾年，滿滿的現代文明的傲慢嘴臉，而今對於這種逾越人類底線的野蠻殘忍惡行，怎麼全都噤了聲？

五個月來，香港的街頭運動由最初的“反修例”一步步升級為反特首、反港府、反中央、反中共、反中國後，現在已經開始出現反華的苗頭。稍微懂點兒是非，稍微明點兒事理，有誰能不為香港的當下感到揪心，有誰能不為香港的未來感到焦慮？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難道不要在此危急關頭挺身而出，到處奔走，四面吶喊，驅散麻木，喚醒冷漠，即使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也要盡力給這個世界透一點兒光明，給世人送一份兒温暖？

然而你們沒有。

二

梁文道，生於香港，長於台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初以鳳凰衞視評論員身份聞名於內地，後以文化人和公共知識分子形象往來於陸港之間。在這個世紀前二十年裏，他在大陸發文、出書、演講，以其自由、開放、文雅、多識的形象，頗得好評，收穫了一眾粉絲。他或許是內地最熟悉的一個香港知識人。

他曾在李敖第一次回大陸的時候擔心內地人民僅關注李敖的風流韻事，而公開發出呼籲，認為了解“這樣的人為什麼能在威權體制裏活了下來，而且著述不斷”、“他和他的先行者後來人，又是如何在重重禁制下發揮影響力”以及“那時候的台灣當局，又為什麼可以容忍他們的存在”，要“重要得多”。顯然，他意欲借李敖的反體制形象在大陸“啓蒙”“羣氓”和傳播“自由”。

2006年1月17日，梁文道在《南方都市報》發表《“極少數的迷思”》一文，認為應仿照德國二戰後對納粹語言學的研究，對文革時期提倡階級鬥爭的政治語言進行研究，“看看空洞的語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貧乏和虛無的熱情”。他尤其關注的是文革將“極少數”和“壞分子”聯接起來，而“忽略了民主原則中尊重少數的精神”，從而形成一種民粹傾向，把少數派變成打擊對象。他反問，“為什麼就非得是多數人欣賞認可的才是對的，而‘極少數’就一定是錯的，甚至是邪惡的呢？”顯然，他試圖以此來向內地人民展示民主的真諦。

在香港迴歸十週年時，他更是回顧歷史、關注現實、思考未來，為如何進一步化解陸港之間的隔閡而積極建言、提供思路。

他曾勇於揭示香港的癥結：認為“香港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會，講難聽點是難民社會”，“香港從來就是一些逃離內地的人去的地方……1949年去過一批，‘三反’‘五反’去了一批，‘文革’去了一批，大家想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子女在什麼樣的家庭回憶下長大。”

他曾敏鋭地剖析香港的問題：認為“在世界殖民地史上，香港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外”，與世界上絕大多數殖民地在去殖民地化後發生天翻地覆的大變化相比，香港只是“一夜迴歸”，因而這種“迴歸不是徹底的迴歸，一國一制才是”。

他曾清醒地看到：香港只在主權上實現了迴歸，而體制沒變，“香港它原有的殖民地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經濟體制、社會價值、文化習慣等都保持下來了。”他發出反問：“如果説香港仍然保持殖民地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社會組織方式，那就是好處，那不等於大家要承認殖民地是很不錯的東西嗎？”

他公開揭露香港現行行政制度的虛偽：“香港向來是假裝政治中立。”“香港從來沒有公務員政治中立過”，而只是“行政中立”……“重大的政策都是上面的民選官員負責的”，“所以他是很超然的，他誰都不幫的，他處理所有的問題都是用一條官僚語言來處理，按照既定程序，原有法律條文是怎麼做的。”“用這樣的方法，港英政府過去很巧妙地凌駕於各種社會階級矛盾之上……”，“這麼一來，大家都不罵殖民政府，而是彼此吵架，……社會彼此吵架，然後內部也吵架……就變成各界之間彼此勾心鬥角，政府很超然。”

他曾得出結論：“香港人的認同真正有問題的地方，就是沒有很實質的國家認同”；“香港人有很深厚的文化認同、血緣認同”，但是“沒有很現實的國民認同感”。

三

我們不能不説，梁文道那時的頭腦在一般香港知識分子中還是相當清醒的。

然而在這次史無前例的香港大暴亂中，梁文道的表現卻令人大跌眼鏡。9月底在香港視點31與利君雅的對話中，他徹底透露了他真實的內心。

當利君雅問到，“為什麼現在整個（內地）輿論會那麼一面倒的，近乎可以用‘仇港’來形容，為什麼會用這種情緒來回應這件事（指香港暴亂）呢？”梁文道幾乎不加思考地回答道，“我覺得你説的很對。首先，的確有一種‘仇港’情緒，其實雙方在對大家的認知認受程度都在不斷後退……”

請問梁文道，內地民眾何時有你所説的這種“仇港”情緒？你在近兩個十年頻繁往返於陸港之間，光是讀書會就參加了不知有多少次，在與內地民眾的對話中，你可曾遇到過哪一個人對你有過“仇視”？相反，人們難道不是因為你以公共知識分子身份頻頻發表批評言論而對你偏愛有加，甚至高喊“人人都需要一個梁文道”嗎？自“反修例”以來，內地人民開始大規模關注香港局勢，始自暴徒在香港機場圍攻內地人，尤其是圍毆禁錮《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要説“仇視”或“仇恨”，這難道不是香港的暴徒對於內地和內地人民才有的態度？你怎能反咬一口、倒打一耙，反指內地有“仇港”情緒呢？你難道不明白，內地人民和絕大多數網民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出來的憤怒，是對準無法無天、肆意妄為的香港暴徒而非香港普通民眾的？你是眼瞎了，還是心擰了？

在節目中，你反覆説香港不存在“港獨”，所謂“港獨”是“大陸媒體”“讓大陸民眾沒那麼容易去同情並理解香港的民主運動”所作的工作的產物。你這不是在睜着眼睛説瞎話嗎？不用費心蒐羅，證據比比皆是：在這個十年，每次在香港球場舉行球賽之前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幾乎全場傳來噓聲，這不是“港獨”的表現是什麼？在這個十年，在香港的遊行示威活動中曾多次發生焚燬五星紅旗的事件，這不是“港獨”的表現是什麼？在這個十年，更是曾有港人在特區政府門口慶祝鴉片戰爭“勝利”170週年，跑去英國國會“作證”要求英國政府重啓《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數名當選議員借在立法會宣誓之機公然叫囂“港獨”、辱罵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都不是“港獨”的表現是什麼？2016年11月彭定康來香港在外國記者俱樂部講話時稱，在香港這個中國領土上搞“港獨”“完全適得其反”。連他都承認“港獨”的存在，梁文道你又硬拗什麼呢？

在今年7月21日，暴徒圍堵中聯辦大樓時污損國徽；8月以來，暴徒幾次扯下國旗扔入海中；在多次遊行集會現場，所謂激進分子屢屢揮舞數十面英美國旗和港英時代的旗子，甚至連不少外國在港人士都看不下去；難道這些都不是“港獨”的表現？難道這些都是你所説的大陸媒體阻撓大陸民眾理解香港民主運動的工作的產物？

更為卑劣的是，梁文道大玩他曾反對的所謂“陰謀論”。中央和建制派堅持認為香港暴亂後面有幕後黑手、有海外反華勢力插手，然而梁文道卻説這是一種意在“推卸責任”的陰謀，這種“陰謀”意在“將責任推給CIA”，“而不是承認自己在過去10年做錯了什麼”。難道對於8月6日香港市民拍到的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政治組主管Julie Eadeh在金鐘JW萬豪酒店與黃之鋒、羅冠聰等人會面的照片，梁文道置若無睹？難道對於8月8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塔古斯在新聞發佈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承認確有此事，且聲稱“美國政府的代表會‘定期與港澳地區的各界人士會面’”云云，梁文道充耳不聞？難道對於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等人不斷去華府拜見蓬佩奧、彭斯、博爾頓、佩洛西並獲得讚賞、領取指示的新聞，梁文道一點兒都不曉？

國慶節前，香港的街頭暴力活動有增無減且有升級趨勢，忍辱負重、恪盡職守的香港警察有的被長矛刺傷，有的被汽油彈燒傷，有的甚至被示威者咬斷手指，有近300名戰鬥在一線的警員不同程度受傷，他們在任務繁重、裝備不足、支援不夠的情況下，還要應對香港毒媒鋪天蓋地的抹黑，暴徒想方設法的挑釁和對抗，不明真相的羣眾的不理解。這時有警員開設微博賬號，希望得到來自內地民眾的支持和鼓勵。

對此，梁文道不僅不予聲援，竟然還危言聳聽地表示，香港警察通過微博“在內地得到了在香港所得不到的支持、鼓勵、打氣和認同”是件非常危險的事。真是不知按照什麼混蛋邏輯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更發揮他的想象，胡説香港警察“帶着那種防毒面罩，視野狹窄，隔着面罩看出去全部人都是敵人，在這情況下就會很容易失控，就會做錯很多事情。”這個腦回路豈不更加奇怪?難道滿街走來走去的懸掛“豬嘴”的暴徒，全都在梁文道眼裏遁為無形？

四

夠了！這個曾自詡頗懂得一些“常識”的梁文道，這個曾自稱“學過政治哲學”且“寫了很多政治自由的問題和概念的文章”的梁文道，當然不是看不見、聽不到、想不明白，他之所以選擇與香港已經沉淪的局勢一起沉淪，主要是因為其懷揣另一套扭曲無比的邏輯。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其老友陶傑近期的一個典型表現來看看他們這類人的內心到底藏了些什麼東西。

本週一（11日），有暴徒從香港中文大學連接科學園出入口附近的二號天橋上向橋下的吐露港公路投擲雜物，意在堵塞道路，阻人出行，強迫實行三罷。警方當然要阻止這一不法行為，於是欲派員從香港中文大學東面出入口進駐天橋，守護道路。這就與阻擋警方進入執行公務的暴徒形成了對峙。事情的起因和是非黑白一目瞭然。

而有“才子”之號的陶傑卻昧着良心吠出了謬論，他不去譴責暴徒的惡行，卻反將警方的執法説成是“攻打”中大。他東拉西扯，胡噙什麼“三百年前，雍正皇帝也派清兵攻打併火燒少林寺，因為少林寺被認定窩藏叛亂的反清志士”；又“回首故國”“懷念”“當年英國殖民地政府，見民國知識分子錢穆等人，逃亡香港，保存宣揚在大陸成為灰燼的中國儒家文化，於心不忍，將這一角山水，建設成中文大學。”其挑撥是非、顛倒黑白之能事讓人不禁拍案，其寡廉鮮恥、底線盡失之醜態令人忍不住作嘔！

看清楚了陶傑，也就弄明白了梁文道。

他們之間，聲氣相投，你唱我和，表達或有不同，中心其實則一，即：反中反共，幻想使香港儘可能地繼續自外於中國。

我們曾多次講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有着一個無可置疑的前提，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切反中反共的行為，都是向憲法發出的挑戰，無論它們多麼巧妙，多麼叫囂，多麼跳踉，也只能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