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星臣：農業的改良要回歸理_風聞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農業立國的國家，大國小農是中國農業的基本面以及中國的基本國情。但隨着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重的不斷下降，所謂農業邊緣化所帶來的農業安全、糧食安全和農業食品安全等農業風險問題日益凸顯。在這一過程中，當下中國農業的改良與發展是迴歸傳統的自然農法，還是對接現代的農業科技，又是這些農業風險問題中更易引起社會爭議的問題，因此如何去認知和解決這些爭論，則需要從理性的視角去觀察和思考。

  1、傳統農業的改良要回歸理性。民以食為天，以解決人類温飽為基本訴求的傳統農業（種養殖業）則是農業作為國家基礎產業中的基礎。因此，如何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時空背景下，保留傳統農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以及如何看待由此所引發的社會爭論，則需要理性的觀察和思考。

     第一、農業邊緣化並非傳統農業沒有了未來。在今天傳統農業的追求生存與發展空間的問題上，“農業邊緣化”無疑是當下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其實，“農業邊緣化”問題是人類進入工業社會的產物，每一個經歷工業化洗禮的國家都存在“農業邊緣化”的問題。中國“農業邊緣化”的問題最早發端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因賣糧難引發的打“白條”的時代，最突出的當然要數本世紀初期的農民打工潮時期。

    不過，目前情況上看，所謂“農業邊緣化”問題其實應該從三個層面上去觀察。一、是事實上的“農業邊緣化”的問題。即中國農業被邊緣化的現實。由於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中國的傳統農業受制於市場風險的影響，一直處於一種高投入、高產出、低效益和低收入的狀態，增產不增收成為傳統農業的一種常態，即人們所説的“蛛網效應”和“穀賤傷農”現象，從而導致傳統農業陷於一種農民不願種田，傳統農業產業趨於弱勢，農業產業越趨於弱勢農民就越不願種田的怪圈，這就是中國“農業邊緣化”的真實圖景。二是社會焦慮中的“農業邊緣化”問題。這種邊緣化只是由於社會受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和輿論的影響，或大或小的誇大或縮小農業邊緣化的現實狀況，由此形成了對農業和農民的影響和破壞力，讓全社會籠罩在“農業邊緣化“的陰影中無法自拔，極大打擊了整個社會對傳統農業的信心，並嚴重影響到了社會對傳統農業未來的理性判斷。三是專家學者口中的“農業邊緣化”問題。這裏專家學者指的是那些坐而論道的空論家。這些人對”農業邊緣化”的問題，既缺乏深入的農村社會調查，也缺乏科學的事實分析，僅憑片面的現象或主觀臆斷，通過一時博取的社會知名度，對中國當下的“農業邊緣化”問題指手畫腳，擾亂社會視聽，不僅在社會上造成了恐慌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了各級領導層對農業問題的理性判斷與合理決策。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不難看，“農業邊緣化”是中國農村當下正在發生的事實不假，對農村農民的發展所產生的破壞性影響也是事實。但從現實的層面上看，“社會焦慮中的農業邊緣”和“專家學者口中的農業邊緣化”比現在農村正在發生的“事實上農業邊緣化”對農村的破壞性更嚴重，因為前二者是一種社會偏見，是一種文化思想領域的東西，它的破壞和影響長期的。而 後者則是一種發展中問題，是階段性的，可以通過農村的發展能夠得到很快的解決。

    第二、自然農法迴歸要與時俱進。如果“農業邊緣化”是在學術界被廣泛關注的話，那麼，農業技術應迴歸傳統自然農法則在民間被熱烈的議論。客觀上講，傳統農業是一種具有高度自然屬性產業，這種自然屬性決定了傳統農業的動植物生長過程與土地、水分、陽光和温度有着密切的關係，並且其生長週期都有固定的時間以及與四季變化相互關聯，而這種關聯性又直接決定了農產品的品質與安全。中國傳統的自然農法，就是在尊重農業的自然屬性基礎上，通過包括對土壤、水利、肥料、種植和管理等系列農業技術整合基礎上的精耕細作，是被中國兩千多年的農耕文明歷史所證明的農業寶典，對今天的中國農業依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但正如每一項技術，都是特定時空背景下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和生產方式改變的反映，是特定時空背景下的產物一樣，中國的自然農法也是如此，它同樣具有時代的侷限性。例如，在以石化農業技術為主要的現代農業科技已成為中國社會主流並被普遍接受的現實境況下，農業僅靠自然農法中農家肥、傳統的生物農業病蟲害防治方法以及農作物的收穫、加工和儲存等方式，顯然不適應現代社會的人們對糧食保障的安全性、農產品品質和食品安全性以及讓農民的生產更高效的要求。實踐證明，傳統自然農法只有與現代農業科技結合，才能煥發它原有價值與生命力。因此，自然農法要回歸現代農業，一定是在理性基礎上的迴歸，是一種與時俱進的結果。

第三、現代農業科技需要選擇性應用。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作為人類文明進步與發展的結果，對中國傳統農業的振興無疑有着巨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今天的中國能夠解決13人口吃飯的問題，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上的運用可謂功不可沒。

      但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現代技術和現代生產方式只有不是以道德為基礎，它就是有害的；現代農業科學技術濫用，也會是一種災難。正如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在其 《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中所説“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於死地”。這句話也應證了現代農業技術的濫用導致今天中國農業出現的一些的惡果，有些濫用甚至説是一種農業災難。比如農藥化肥的濫用，破壞了農田土壤的生態與養分；抗生素、動植物激素以及反季節技術和轉基因技術的泛濫，給農業食品安全帶來的風險是前所未有的，客觀上講、現代農業科學技術本身不是罪過，罪過的是這些現代農業科技在農業生產上的運用，缺乏應有的選擇性、必要的規範性的和合理的使用方法。而一些地方政府推廣上的盲動性、農民生產上的逐利性、所謂的農業專家學者追捧上的蠱惑性以及市場監管的缺失性，是導致當下現代農業技術在中國農業濫用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倡導現代農業科學在傳統農業上的應用時應迴歸理性。

        2、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要回歸理性。農業所處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農業的生產方式，農業的生產方式決定農民的生活習慣。中國農業的進步與發展，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但這一種改變一定要回歸理性的層面。

一方面，    是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要回歸理性。農業一二三產融合、農業與旅遊業的融合，近些年來成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最熱門的話題。尤其是很多的農村更是把發展農村旅遊了看成拯救農村的一根救命稻草，導致全國上下的鄉村旅遊熱浪一浪高過一浪。

不可否認，鄉村旅遊作為一種連接城鄉，貫穿農業一二三產業的綜合型產業，對解決目前一些農村出現的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的問題確實具有促進作用，對提振農業經濟、增強農民對農村未來的的信心也有積極意義。但問題是諸如農業觀光、民宿體驗、休閒養生等現在最火爆的鄉村旅遊項目，不是所有的農村都能做，也不是所有的農村人都會做，它與農村當地的自然資源特色，地理區位優勢、民俗風情文化以及農民的參與意識和社會資本的投入熱情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即使能做鄉村旅遊的農村，對有些項目的打造，如民宿產業的打造也要因地制宜，一個成功的民宿項目一定基於農村的自然條件、文化特色、經濟實力等量力而行的結果，尤其要要避免同質化和城市星級酒店化。民宿也不是越洋氣、越豪華、越有前途。還有特色小鎮、田園綜合體這些高大上的概念化的鄉建模式，在很多地方的農業產業化的調整過程中都有慎重和理性，更不可重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種“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荒唐鬧劇。

   **另一方面，規模化農業經營模式要回歸理性。**大國小農是中國的國情，這種國情決定了小農經濟在未來中國農村依然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現在社會熱衷炒作規模化農業經營概念，認為農業的規模化是解決中國當下農業經濟衰退的靈丹妙藥。不可否認，分散的碎片化的小農耕種方式不利於生產力的提高，也不利於農業的現代化，適度規模的土地經營方式是中國農業未來的一種選擇。但這種選擇不能取代、也無法取代中國當下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的小農生產，更重要的是要警惕一些人借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推銷其土地私有化的圖謀；借土地的規模化經營，變相地蠶食、甚至剝奪農民的土地權益（承包權和收益權）。所以，各級地方政府在推動規模化農業經營模式時也要回歸理性。譬如，家庭經營人均10畝耕地，户均30-50畝；家庭農莊户均100-300畝，因為農業的風險性依然沒有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

        3、農業問題的頂層設計要回歸理性。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子有一句名言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強調的是領導者的戰略高度對事物發展結果的影響。農村問題也是如此，頂層設計者的理念和思考問題的格局，往往決定了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法和結果。一方面，頂層設計要具有”系統思維”，要保持政策的全局性。農業問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它涉及到農業的自然性、傳統性和現代性，既是一個生產的過程，也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所以，解決農業對的問題，一定洞悉農業問題的本質，要站在農業的整體面上去思考、去尋找解決農業問題的根本方法，不能一葉障目。另一方面，頂層設計要有“底層思維”，要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政策是要解決問題，頂層設計一定要考慮它的執行層面上可能會出現的問題，考慮政策的落地性，即要有“底層思維”。不能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去解決農業問題；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因似是而非的社會輿論、尤其是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的觀點去影響頂層設計者的理性思維。如：近來熱議的在農村養豬問題上的政策反覆，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因為豬肉價格上漲開始影響到了民生問題、乃至社會的穩定，再回頭去動員農民養豬，讓農民在養豬問題上來回折騰這個代價實在太大！

       總之，14億多中國人的糧食安全問題，決定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趨勢勢不可擋。但越來越令人焦慮的農產品食品安全又讓人們重新認識到中國傳統農業中的自然農法的巨大優勢。因此，如何在滿足人們對農產品需求的同時保證農產品品質和安全，農業的改良需要回歸理性。

（廖星臣 乾元鄉村研究中心創始人。安徽農道鄉建專家顧問。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浙江師範大學農村研究中心訪學專家及兼職研究員、北京綠十字副主任和半湯鄉學院鄉建研究院執行院長。主要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與理論研究，重點是鄉村經濟、鄉村社會組織及鄉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主要作品有：《中國三農問題報告》、《溪口古村落經濟社會變遷研究》、《湖南省縣域發展研究報告》以及《農理》、《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理論篇）》、《重塑鄉村》和《設計改變鄉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