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版《共產黨宣言》理解與翻譯問題_風聞

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引言”之翻譯與詮釋

 作者：吳建廣，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摘要：離開語文的形式，思想就無家可歸；馬克思主撰的《共產黨宣言》的思想之家就是德語，不是任何其他語言。德語是《共產黨宣言》的原圖（Urbild），一切譯本均為臨摹（Abbild）。本文從語詞-概念結構、句法結構及文本銜接-連貫-互文結構等層面上，對德文《共產黨宣言》之三百字的無題“引言”進行全方位的分析和闡釋，並試圖論證：嚴肅和嚴謹的學術研究不能偏離原圖（原文）而基於臨摹（譯文）。

關鍵詞：馬克思；共產黨宣言；德語；翻譯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s Basic idea****of Communism

A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face o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bstract: Without language, thought is a vague, uncharted nebula.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hich was mainly written by Karl Marx, conveys its thought originally and specifically through German, not through any other language. Undoubtedly, the German version of the “Manifesto” is the original (Urbild) and any translated version is therefore the reproduction (Abbild). This paper plan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and illuminate the lexical-conceptional structure,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the textual cohesion-coherence-intertextual structure of the preface in the German version of the “Manifesto” to support the basic argument, that a serious and rigorous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never be based on the reproduction and neglect the original, which is of the essence.

Keywords: Marx;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German; translation

 一、 “引言”是《共產黨宣言》發出的強音

“《共產黨宣言》是第一篇關於科學共產主義的綱領性文件。它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學説”。作為現代共產主義的綱領性文件和歷史性文獻，1848年初版的德文本《共產黨宣言》與《資本論》第一卷（1867）已於201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獻遺產名錄（UNESCO’s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經由170年以來，這本“共產主義的出生證”早就“超越了勞動者運動，成了被普遍認可的政治思想的經典作品”。在2018年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產黨宣言》及其時代意義舉行第五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從人類歷史、批判精神和人民立場三個方面指出《共產黨宣言》的經典性：“《共產黨宣言》是一部科學洞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經典著作，是一部充滿鬥爭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經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場、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為全人類謀解放的經典著作”。

就文本類型（亦稱篇章類型）而言，《共產黨宣言》是一種多元文類的綜合體，它是一篇跨學科的思想類經典散文，也是一篇現代革命的“語言的藝術作品”。它彰顯出宣言文本嚴謹縝密的哲學思想和熱烈奔放的詩學激情。圖像性的詩學激情與概念性的科學理性在文本中呈現出渾然一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文章氣勢，使這部歷史文獻成為經典中的範文。

《共產黨宣言》是現代共產主義對外宣告自己理念的小冊子，是19世紀中葉，馬克思及歐洲共產主義者爭取話語權的一次重大的語文行動。宣言設置的問題是：什麼是現代資本主義時期的共產主義，其世界觀、傾向和和目的又是什麼？《共產黨宣言》給出的回答是：共產主義不是聳人聽聞的牛鬼蛇神、妖魔鬼怪，而是人類有史以來一切階級社會的摧毀者和終結者，更是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開創者和建設者。

《共產黨宣言》由馬克思與恩格斯合寫於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間，其主要執筆者是出生於德意志西南邊城特里爾市猶太家族的卡爾·馬克思（1818-1883），於1848年2/3月以單行本印刷出版，當時並沒有署名。《共產黨宣言》由兩大部分構成：外篇是七篇序言，內篇是宣言正文，正文內容包括一則無題“引言”和四個章節。這則無題“引言”就是文本要集中研究的對象。“引言”是《共產黨宣言》發出的第一個強音。它體積短小精悍，只佔德語20行的空間，譯成中文則近三百言，其簡明扼要（kurz）、清晰明快（klar）和旗幟鮮明（deutlich），具有一篇優秀“引言”（exordium）所有的必備要求，作為呼籲性文體，它一開始就造出了聲勢，喚起了接受者（聽者、讀者）的注意力（attentum parare），引發接受者的同感（captatio benevolentiae），激發接受者的關注和繼續閲讀或傾聽下文的興趣（docilem parare）。

本文將對《共產黨宣言》德文本“引言”進行一個全方位的詳細分析與解釋，以期論證，馬克思以何種行文方式製造出驚天動地的聲勢，即這部《宣言》何以成為經典文獻中的一篇範文；本文同時論證，嚴肅和嚴謹的學術研究不能偏離原圖（原文）而基於臨摹（譯文）。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我們主要從語文詮釋學（philologisch-hermeneutisch）視角出發，周密研究《共產黨宣言》的“引言”，集中在以下三個結構層面：語詞-概念結構；句法-語法結構；銜接-連貫結構（Kohäsion und Kohärenz）。

為解釋德語文本的需要，提出建設性翻譯，本文使用《共產黨宣言》的中文引文均由本文作者參考其他譯本，從德語原文自主譯出。作為“權威中譯本”，中央編譯局翻譯出版的譯本在中文世界影響甚廣且大，國內諸多論文均基於這個譯本。因此，在解釋和論述時，有必要對中央編譯局譯本之得失“做出批評性的考察”，這有助於促進馬克思德文原著在中文世界的學術研究。本文作者同時堅信，在21世紀今日之中國，19世紀中葉產生的《共產黨宣言》必須要有與21世紀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中國視域相融合的、與時俱進的全新譯本。

本文選用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是1977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第四卷收錄的文本，並參照1848年未署名的《共產黨宣言》初版；歷史批評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這一卷還未出版。德文版引文只在引文後的括號中標註該頁行數（Z.），《宣言》其他引文在括號中標註頁碼（S.）和行數（Z.），不另出注。中譯本使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卷，文中引用編譯局譯本均在文後括號中標出“第-頁”，不另出注。

二、歷史語義與文域涵義：“引言”的語詞-概念結構

所謂語詞-概念結構就是對一個語詞或概念進行三個層面的解釋：詞典學-歷史語義學意義上的定義和解釋；日常語言-語用學意義上的實際應用；所選定語詞或概念在文本詞場（Wortfeld）和文域（Kontext）中特定的涵義方向。在譯文不足三百言的“引言”中，我們需要對解釋的名詞、動詞和概念進行排列。由於不能先入為主地設定和確定中文譯名，暫且以字母順序列出德語的原形形態，並以第一次出現為準，以“Z”標出德文原出處的行數，以便讀者查檢。“引言”中，我們需要解釋如下九個語詞和概念：

“Kommunismus”（Z.1）；“Gespenst”（Z.1）； “brandmarkend”（Z.8）；“Hetzjagd”（Z.2）；“Märchen”（Z.15）；“Tendenz”（Z.14）；“verbünden”（Z.3）；“Vorwurf”（Z.8）；“zurückschleudern”（Z.8-9）。

我們首先遇見的是“Kommunismus”這個概念及《共產黨宣言》標題中的形容詞“kommunistisch”。馬克思主義哲學界探討過諸多馬克思著作中的名詞和概念，如“Privateigentum”、“Aufhebung”等，但是，“Kommunismus”這個概念的翻譯在中文世界從來沒有被討論過，更沒有被質疑過。將其譯為“共產主義”似乎已經成為不可撼動的權威性翻譯。然而，恰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標誌性概念的中文翻譯最值得商榷，因為它會規定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方向。無論是文獻的標題，還是“引言”的第一行就有“Kommunismus”這個概念，這是幾乎包括所有人文學科的跨學科概念，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國際共運史以及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中的一個關鍵性概念。因而，對此中心概念我們必須進行詳細的解釋和當下的理解。

我們必須明白，“誕生於歐美的近代社會科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其説是直接來自於歐洲，不如説是經由了日本”，具體而言就是直接挪迻了日語漢字，缺乏對其進行系統性、分析性和批判性的檢驗。日語漢字和日譯本對中譯本以及現代中文世界的影響之大是在超出了我們現有的意願、意識和認識。幸德秋水和堺利彥於1904年在《平民新聞》雜誌上最早發表了除第三章之外的日譯本《共產黨宣言》，1906年在《社會主義研究》雜誌第一號上，刊登了《宣言》全譯本，其中均將“Kommunsmus”譯為“共產主義”，簡稱“幸德-堺譯本”。14年之後，亦即1920年，陳望道中譯《共產黨宣言》，就以“幸德-堺譯本”為底本，將在日本占主導地位的漢字概念“共產主義”，“共產黨”直接挪迻到中文世界。其實，這個概念的翻譯在日本並不只是現在這一種譯法。這個概念在日本從1870至1887年的17年間的理解和翻譯過程，也是各種譯文之間的競爭過程；結果竟然是一個由平實性到尖鋭化、由準確翻譯到錯誤翻譯的過程。最早，也就在1870年（明治3），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直接用日語片假名“コムミュニスメ”的音譯來表示。1871年（明治4）西周的《百學連環》中譯為“通有之説”。1874年（明治7），加藤弘之在刊於《明六雜誌》2號上的《答福澤先生》譯文中音譯加漢字改為“コムヽニスト黨”。1875年（明治8），杉亨二在《明六雜誌》第34號上刊發的論文《想像鎖國説》中用片假名音譯為“コムミニユスミス”。值得我們關注的是：1878年（明治11），在《東京日日新聞》社論《偏頗論之害》（僻説ノ害）中，首次譯為“共同黨”（コムミユニスム），可惜沒能得以貫徹，被“共產……”譯文所淹沒。1879年（明治12），在《東京曙新聞》報刊的社論《社會黨的原因及來勢》中只用了片假名音譯“コムムニスト”、“カムムニズム”、“カムムニスト”。1879年，《朝野新聞》的評論《辟邪論》中，譯為“貧富平均黨”（ヒンブヘイキントウ）；1879年，西周在其著作《論社會黨》中，延續之前的理解，譯為“通有黨”，“通有學派”；根據宮島達夫的年代序列，首次將此概念首先從單一內涵改變為動賓結構的是1881年（明治14）井上哲次郎的《哲學字彙》，書中就有“共產論”，這樣的理解、認識和翻譯對漢字世界產生極大的影響；1881年開始堅持這一譯法，在植木枝盛的《愛國新日誌》中譯寫為“共產黨”；城多虎雄於1882年（明治15）在《朝野新聞》上發表的文章《論歐洲社會黨》中，“首先”將“Kommunismus”理解並翻譯為 “共產主義”，其政黨為“共產黨”，然而城多虎雄的這個“首先”並無多大價值，只是將井上哲次郎的“共產論”改為“共產主義”而已，其“首先”只是在構詞法上引入了“主義”，在思想上並不是“首先”，而是對前者的延續。不過，這兩個不夠準確的翻譯卻同行於世。同年，宍户義知翻譯出版的伍爾西（Theodore Dwight Woolsey）著作《古今社會黨沿革説》中用了片假名“コムミユニスム（結社主義）”。九松定弘的著作《理想境事情》（1882年）中有“共產論”，“共產説”，“共產黨”，依然將動賓結構“共-產”理解為“Kommunismus”的核心；只有在1884年（明治17），日本文部省出版的《國家生理學》第二編中，還是堅持將“Kommunismus”譯為“共同主義”；野村泰亨、伊藤八大編著的《法和辭林》（1887年）中還是沿用了“共產説”，“共產主義”譯名。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共同主義”和“共同黨”的譯名在日本的出現早於“共產主義”，但卻沒有得到普遍認可，反而是動賓結構“共-產”在日本佔了上風。我們將證明，“共同主義”和“共同黨”的譯詞比“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更接近德文原義。

無論是宮島達夫還是陳力衞的“詞源學”探究，都是以年代順序羅列了這個概念在日本的各種翻譯名詞，並沒有對譯詞本身進行學理上的論述，沒有進入特定譯詞的特定詞場和文域，也缺乏對這個概念的西文根源及其政治-哲學的內涵進行分析與解釋。

要精準理解和順應翻譯“Kommunismus”這個詞，必須從它的構詞結構及其基本意義着手。德語概念“Kommunismus”是由“communis”+“ismus”組合而成的複合詞。其主幹原形是拉丁語的形容詞“communis”，意為“共同的，公共的”；後綴“ismus”是拉丁化的希臘語“-ισμός, -ismós”，表示抽象概念和名詞，某種學説，理念，思潮以及意識形態等。由“communis”+後綴“ismus”的本質性含義就是關於共同的學説，關於共同的理念，關於共同的思潮。也就是説，這一概念的基本含義是關心、思考、研究全人類如何和諧有序、公平公正地同生共存的學説、思想、理念或意識形態。拉丁語形容詞“communis”單數中性的名詞形式就是“Commune”，也就是我們通常翻譯的“公社”，如巴黎公社，人民公社等；無論是巴黎公社還是人民公社與共同主義在理念上是直系親屬關係，在詞法學上是同根關係。“Commune”其實就應該語義銜接地譯為“共同體”，或“共同社”，因為譯成中文的“公社”與“共產”的出處都是拉丁語形容詞“communis”，兩者之間是同根的復現關係。但是，在中文翻譯中，這種同根復現關係完全消失，它們之間的銜接關係由此就被割裂。就“Kommunismus”這個概念構成的情形看，其主幹只有單一意義，本身不具備“共-產”這樣的動賓結構。關鍵的問題在於，無論是“communis”，還是“Kommunismus”中既無及物動詞，也無賓語名詞。動賓結構的翻譯其實是對“Kommunismus”的誤解，是窄化、小化了這一學説，也可以説是一種尖鋭化的翻譯。將關注點限定在“產”上，封閉了這個語詞和概念的無限開放性。僅從《共產黨宣言》的內容看，共同擁有、佔據和管理物質的己有物（Eigentum）只是“共同主義”一個部分，在共同主義的社會中，精神產品同樣會趨向共同性，就如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文學”（S.466, Z.18）。

無論日語譯文還是中文拿用，將“Kommunismus”（定）譯為“共產主義”均不符合原詞原意，也不符合《共產黨宣言》中世界大同的基本思想。此概念應該譯為“共同主義”，這不僅更接近原文原義，還能在更為寬廣、更為宏大、更為開放、更為包容的意義上理解和彰顯構建人類共同體的理念，也就充分體現了《共產黨宣言》是“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原道。“共同體”的英譯為“community”，其詞根是拉丁語“communis”。由於“共產主義”長期以來被普遍接受和認同的概念，本文依舊沿用“共產主義”、“共產黨”等名詞翻譯。

正是基於共產主義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立足中國傳統與現實，放眼世界之大勢，我們才能提出“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並以開放與包容的胸襟來理解和建設人類世界，將“不同”演變為“共同”：“當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各國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充分印證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作的科學預見。我們要堅定不移維護和發展我國發展利益，同時要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推動國際社會共擔時代責任，合作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羣共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

熟讀精思習近平的兩個講話，我們發現，這兩者的最大共同點和唯一關鍵詞就是“共同”，“共同”特徵也構成了兩個講話的基本精神。尤其是習近平在日內瓦的講話，以“共同”為基本核心的共同性特徵以前所未有的頻率出現。除了出現七次的“共同體”，還有“共同構建”，“共同發展”（兩次），“共同願望”，“共同遵循”，“共同掌握”，“共同書寫”，“共同治理”，“共同分享”，“共同……安全觀”，“共同義務”，“共同繁榮”，“共同進步”，“共同推動”（兩次），“共同討論”。在“共同”意義上，“共”的單字使用同樣引人注目：“共有”，“命運與共”，“合作共贏”，“共建共享”，“共贏共享”（兩次），“和平共處”，“共治原則”，“共建共享”，“同舟共濟”，“共生共存”，“互利共贏”，“公共產品”，“同呼吸、共命運、齊發展”，“共謀發展”等。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兩篇講話中的“共同”理念建立了與《共產黨宣言》在語詞上的銜接性，理念上的連貫性，文本上的互文性和相互指稱性（interreferenciality）。

在這一“共同”理念基礎上，習近平還在不同文域的引經據典，將中國傳統文化與共產主義相融合，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共同”理念中國化的典範。在公正處理國際事務中，中國提出的方案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公平運用國際公約和法律文書，真正做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這裏的“王道”在今天的視域中就可以理解為共產主義之原道。其他用典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單則易折，眾則難摧”；“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以和邦國”；“和而不同”；“以和為貴”等，均是習近平在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來解釋世界，解決問題，也是在共產主義的視域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提出共平天下的共產主義新理念，新思維，新策略。

在講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時，習近平同樣融合了共產主義的共同特徵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同理念，指出：“學習運用《共產黨宣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進人民福祉，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要着眼於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貫徹新發展理念，着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提高發展質量，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生活品位，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不斷朝着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進”。這席話就是着眼於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立足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實踐；既是對共產主義做出了視域融合意義上的詮釋，也是對《禮記·禮運第九》中大同理念的與時俱進的通解。《禮記·禮運第九》中説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請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故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久彌新的歷史傳統相結合，與中國特色社會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使馬克思主義真正中國化，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在資本、資源以及生產資料等物質和精神財富均畸形集中和強行獨霸，自然環境慘遭毀滅性污染的21世紀，共產主義理念應該比任何時候更要理直氣壯地強調其共同性和共有性。2011年初，在德國電視一台的一次討論中，德國左派黨領袖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對“Kommunismus”這個概念做了詞源學與當下性的解釋：“在現有的境況中，我們需要更多的共同所有性。這就是這一理念的核心。‘Communis’這個詞的含義就是‘更多人的共同’，‘所有人的共同’——多一點拉丁語知識不會有啥損失。這個理念也是原初基督教的理念，那時的財物就被共同管理。我要解釋的是，這個理念今天依然繼續存在，它將解決今天世界政治的決定性問題。”

在21世紀的全球化語境中，“Commune”就是人類共同體（a human community）；共產主義也可以理解和翻譯成“關於人類共同體的學説”或“關於人類共同體的理念”。《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與共產主義者”中列舉的十條強制性干涉措施（S.481），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對揚棄了私佔己有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近景設想；開闢了人類未來大同的世界理想之道。正如習近平所言：“中國古人説：‘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美好的目標，也是一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實現的目標”。

與共產主義直接相關的就是《共產黨宣言》開篇第一個語詞“Gespenst”，是頗難譯成中文的語詞。關於如何用中文表達這個語詞，已有多篇論文進行探討，爭論不可謂不激烈。其中以徐洋的論文最為質樸平實，全文的亮點是引用了1848年在德國阿爾託納出版的《國家百科全書》第3卷中對“共產主義”的解釋，其中就用到了《共產黨宣言》開篇所言的“Gespenst”；可惜徐洋對“Kommunismus”詞條的翻譯也顯得粗枝大葉，差錯頗多。儘管徐洋論述的方向趨於正確，遺憾的是，徐洋與其他解釋者一樣，沒能進入到德文語詞本身進行理解和解釋，沒能在詞典學-歷史語義學層面上進行論述，而只是停留在德漢詞典意義上，試圖論證這個語詞或隱喻的中文翻譯。另有學者如李心田建議將“Gespenst”譯為“神靈”，其“研究主要以英語原文為基礎”，如果李心田認為“英語和德語原文具有權威性”，其理由是“英語版是經過恩格斯親自審定的”，可見他對西方語言，尤其是德語缺乏基本的敏感度。李心田查遍各類英語詞典，試圖證明“Gespenst”就有“神靈”這樣的褒義。但是，無論從德語語詞的原義（歷史語義），現代或當代德語的一般語用，還是從“引言”詞場和文域來看，“Gespenst”絕無類似“神靈”這樣的褒義。作為無神論者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會使用“神靈”來比喻“共產主義”。“引言”第一句話的意思確實“可以徑直理解為‘歐洲[在]鬧鬼’”，這個鬼不是彼在之“幽靈”，而是此在之被妖魔化。

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德語的“Gespenst”呢？我們先從歷史語義學的視角以及《共產黨宣言》的文域來進行解釋。要請馬克思説中國話，首先要理解馬克思的母語：德語。否則就是一廂情願的自説自話。德語是馬克思的思想之家。只有在深入理解德語原文的基礎上才能談如何譯成中文，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鬼怪”（Gespenst）在19世紀初的《阿德隆德語詞典》中給出的意義十分明確，就是無中生有、用來嚇人的幻想物：“當它以一個人的形狀出現時，這就是一個精靈的質體（Substanz）；然而，最常見的是，就像是幻想出來的質體，其出現只是為了讓人煩惱和驚恐。看見鬼怪。鬼怪讓人看見。只是詩學虛構的形象，用以製造驚恐與恐懼”；19世紀初開始編輯出版的《格林德語詞典》給出了這個語詞的古高地德語和中古德語等的詞源，可見這是一個古日爾曼語詞。《格林德語詞典》給出意義的同時，還引用了各種文學作品作為例句。總體而言，“鬼怪”共有五個意義：“一、突然出現[在腦海裏]……；二、誘惑，引誘，誘使……；三、幻象，迷惑，假象……；四、純粹的現象，虛幻圖像，影子……；五、影子般的精靈顯現……”；當代《杜登大辭典》釋義為：“1. 誘惑，（鬼怪一般的）幻象；2. 威脅性的危險”，關鍵在於，這個語詞的中心意義有兩個：其一是虛幻的、假象的、影子般的幻覺之物；其二是它的作用，是用來嚇唬人。

將“共產主義”説成是嚇唬人的“鬼怪”，在19世紀的德語百科全書中已有詳盡論述，長達49頁的“共產主義”詞條這樣開始：“近些年來，共產主義在德國已成為話題，也變成了具有威脅性的鬼怪（Gespenst）；一些人對它有所恐懼，另一些人則以此試圖製造恐懼。如果我們迎面而上，這個鬼魅（Spuk）就會煙消雲散。如果我們將共產主義説教置於公共領域的亮光中，任其自由發展，立即就會照出它的軟弱之處，至少共產主義的説教也就不危險了”。這個“共產主義”的概念定義以及稱之為“鬼怪”的説法出現在《共產黨宣言》之前的幾年裏。它所定義的涵義方向其實與《共產黨宣言》有異曲同工之妙，詞條試圖要求人們不要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可以任其發展，任其實踐，因為它根本就不可怕；在公共的光亮中，它不會持久，且會自生自滅。不僅在馬克思的時代，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在聯邦德國的德語學者那裏，在這詞場和文域中的“鬼怪”也被理解為保守派，也就是敵對勢力的眼中的洪水猛獸，是一個用來嚇唬人的貶義詞：“在引言部分介紹了宣言願意為之服務的運動：共產主義。從俄羅斯到法蘭西，被所有保守強力視為‘鬼怪’，它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強力，它必要讓共產主義對其目標和任務充滿自信，並將這份計劃告知世界，以這種方式來反駁共產主義是鬼怪這一無稽之談（Ammenmärchen）”。

現在，我們必須討論一個似乎沒有討論必要的語詞，這就是第一段第二句中的動詞“verbünden”（Z.3）。中央編譯局的譯文是用了“聯合”一詞：“舊歐洲的一切勢力，……，都聯合起來了”。令人詫異的是，難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S.493, Z.28）中的動詞跟這裏的“聯合”是同一個嗎？完全敵對的兩個主語用的竟是同一個動詞？查閲原文，並非如此，《共產黨宣言》最後的這句口號用的動詞是“統一”，“合一”，“成為一”（vereinigen）。

我們就用《宣言》自己的文域來證明這個動詞的具體含義。在談到資產階級集中鬆散的封建社會的能力時，馬克思説到：“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結成同盟（verbündete）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税的各個地區，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法律、政府和關税，就已經被擠壓成一個民族，一個政府、一個法律、一個民族利益、一個關税體系”（S.467）。句子中“幾乎只是結成聯盟的”動詞第二分詞作形容詞，就是指外在的因素將異質的東西捆綁在一起，儘管它們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就是説，在《共產黨宣言》的文域中，“verbünden”是來自外界的力量為了一個目標而將某些不同質的東西加以聚集和捆綁。在馬克思看來，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無產者是同質的，有完全一致性的共同利益，不需要“捆綁”，而是需要有共產主義政黨來促進他們的“統一”。《共產黨宣言》在文中也論及過“勞動者的統一”（S.471, Z.3）。中央編譯局譯本將所有關於無產階級的“統一”與其他概念如“verbünden”（S.461, Z.3），“Assoziation”（S.482, Z.15）“treten… zusammen” （S.470, Z.34），“schließen sich … an”（S.492, Z.8）等均不做區分地混譯為“聯合”。對不同概念和語詞作區分性理解並翻譯，是精密思想的基本原則，在一個學科或領域中，“術語和概念之間應一一對應，即，一個術語只表示一個概念（單義性）；一個概念只有一個指稱，即，只由一個術語來表示（單名性）。在相關學科或至少在一個專業領域內應做到這一點，否則會出現異義、多義和同義現象”。然而，多詞一譯的混譯現象在中央編譯局譯文中可以説俯拾皆是，如將《物權法》中性質完全不同的法律學概念“佔有[權]”（Besitz. S.466, Z.37）和“所有[權]”（Eigentum. S.467, Z.1）不作區分地混譯為“財產”（第36頁）。法學專家馬克思對不同的概念，尤其是法學概念十分敏感，翻譯時必須順應地加以區分。在德國《物權法》（Sachenrecht）中，這兩個概念分別指稱兩個對物擁有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這兩個有嚴格區分的概念也都不是指“財產”本身，而是指“物的歸屬”性質。另一個嚴重混譯，就是將“女性共同體”（Weibergemeinschaft. S.478, Z.31; 479, Z.4, 5, 13, 16）與“妻子共同體”（Gemeinschaft der Ehefrauen. S.479, Z.11）這兩個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概念混譯為“公妻制”（第49, 50頁），“女性共同體”譯為“公妻制”實屬嚴重的錯譯，因為“女性共同體”更多是指不在婚姻中的女人，她們本身就不是“妻”，“公妻”從何而來。譯者似乎不清楚，德語的“Gemeinschaft”在這個文域中就是對拉丁語“Kommune”的德語表述，亦即翻譯。其他的多詞混譯現象，就如把“vernichten”，“aufheben”，“Aufhebung”，“abschaffen”，“Beseitigung”，“Wegfallen”等語義不同、方向不一的諸多語詞和概念混譯為一個詞“消滅”。

第一段第二句中有一個較為突出的圖像性語詞“Hetzjagd”（Z.2），中央編譯局譯本將其歸化性地譯為“圍剿”，這或能令中文讀者聯想起上世紀20年代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的五次圍剿。這樣的歸化性翻譯也未嘗不可，甚至頗有現實意義，中國普通讀者也能明白，並能想象這種“圍剿”的殘酷性。但是，若要在此基礎上對《共產黨宣言》做嚴謹的學術研究，就顯得不夠了。這樣的翻譯將原來的狩獵概念改變成為軍事概念，脱離了德語原文的圖像性本義。何謂“追獵”（Hetzjagd）？《格林德意志詞典》有簡潔的解釋：“在狩獵時去追逐野生動物”；《杜登德語大詞典》有更為具體的解釋：“（狩獵用語）各種樣式的狩獵時，用獵狗去追趕、殺獵野生動物，尤其是野豬”。具體而言，就是狩獵時用獵狗追逐野獸，使其倉狂和錯亂，以致喪失抵抗能力而被置於死地。德語原文就是狩獵的概念，建議中譯文用“追獵”，將其迴歸到狩獵隱喻，突顯原文製造印象強烈的圖像：“老歐洲所有的強力”把“共產主義”當作野獸進行獵殺，將這種行為形容為“神聖的”實是對它的諷刺。

第二段中的一個詞組值得我們探討，原因是中央編譯局的譯文過於簡單，丟失了原文中豐富的歷史與圖像特徵。“……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中的“罪名”（第30頁）在德語原文中是一個詞組“烙上火印的指責”（den brandmarkenden Vorwurf. Z.8）。由動詞第一分詞構成的形容詞“烙上火印”，來修飾名詞“指責”。這個動詞的本義是古時對人的一種刑罰，在人的肉體上“用火印烙上令人噁心的羞辱性標記”。相當於我國古代的黥刑。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刑罰先是刺字，然後塗墨；歐洲中世紀的刑罰是用烙鐵直接燙在人的肉體上，給被烙者留下永久恥辱的標記。這個詞的現代引申義為：在公開場合揭露、譴責、抨擊、尖鋭批判等。“烙上火印”的隱喻，説明這裏的“共產主義”不只是一個“罪名”，而是一個帶有歷史羞辱性的罵名。

第五段中有一個作為文學概念名詞，看似易譯，實也難譯。這就是德語原文“Märchen”（Z.15）。中央編譯局譯本譯為“神話”（第30頁），實屬誤譯；陳望道早年譯文“無稽之談”頗為達意。無論是翻譯成“童話”還是“神話”均不合適。這個詞在中文翻譯中常被譯為“童話”，如格林兄弟收集的德意志民間故事集就譯成《格林童話集》。這個詞在德語中究竟意涵什麼？其實，這個語詞是名詞“Mär(e)”的指小形式（Deminutiv）：“Mär(e)”有“消息、信息、敍述……謠言等”。因此，“Märchen”這個德語詞完全沒有“兒童”的意思，更沒有“神話”的含義，其本意就是虛構的“小故事，小敍事”；它共有七個含義：“1）這個語詞……與真實的故事相對立……。2）在最為一般的意義上是指一個缺乏可信度的消息、信息，一個流傳很廣的純粹謠言……3）也指這樣的故事中作為敍述對象的人物……。4）在狹義上是指有意識編造和虛構出來的東西……。5）在寬泛的意義，指完全是想象的圖像……。6）文學想象出來的故事……。7）最後也指這樣的文學敍述中的人物、境況和情節”。總而言之，德語的“Märchen”七個含義都指明一個方向：造謠、虛構、想象、編造，與中文的“童話”毫無關聯；更無任何“神話”的含義。共產主義者會集於倫敦的目的，就要以一篇《共產黨宣言》來反對指責共產主義為“鬼怪”的“謠傳”。對於“Märchen”翻譯，我們在“傳説”和“謠傳”之間有過斟酌；“傳説”意為有關某人、某事或某地的一整套傳聞，其內容真假難辨；“謠傳”指沒有事實根據而憑空捏造的話被廣為流傳。因此，我們傾向於譯為“謠傳”。這也與“鬼怪”的否定性隱喻構成文域的內在連貫性。

我們把第五段中出現在“謠傳”之前的兩個語詞“觀察方式”（Anschauungsweise. Z.13）和“傾向”（Tendenzen. Z.14）放在語詞解釋的最後，是因為這兩個語詞直接與《共產黨宣言》的正文有直接的銜接與連貫性。中央編譯局譯本將前者譯為“觀點”，後者譯為“意圖”。我們建議譯為“觀察方式”和“傾向”。原因在於，“觀察方式”、“目的”和“傾向”實為《共產黨宣言》正文四章的關鍵詞，指向並涵蓋了正文的全部內容。所謂“傾向”（Tendenz）是“在某一方向的努力……趨向某一特定的目標，對準方向，目的”；在19世紀的歐洲，充滿激情的政治或世界觀追求也被稱為“傾向”。政治傾向；傾向性詩學，就是譯自法語的“littérature engagée”，這也就是1945年之後在聯邦德國尤為突出的“文學參與[政治]”。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説的“傾向”，與其好友海涅題為《傾向》（1842）的詩發生互文性關聯。在《傾向》詩中，海涅要求德意志歌者“以馬賽曲的方式”行動起來，爭取“自由”，對其人民説出“匕首”與“利劍”；詩要像“長號”成為“重炮”，“去吹，去喊，去轟，去殺！”最後，海涅呼籲“歌唱吧，只朝着這個方向”。海涅詩歌中的鬥爭方向和傾向在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得以具體化，那就是為共產主義而鬥爭。與其他各黨派的鬥爭也好，聯合也罷，都不能改變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這一基本政治傾向。

如果我們對上述名詞與概念解釋做一個小結的話，可以發現，僅從詞義本身來看，無論是“鬼怪”、“追獵”、“烙上火印的指責”還是“謠傳”都將“共產主義”設放在一個否定的位置上，這也是19世紀中葉共產主義及其信仰者所處的歷史位置，而《共產黨宣言》的書寫與公佈，就是對這樣的普遍否定之否定，以宣揚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政治目的和政治傾向。

三、破壞與重構：“引言”的句法-語法結構

本章將分析和解釋《共產黨宣言》“引言”中的七個句子，同時，論述其中的修辭手法，以加強和加深在句法-語法學基礎上理解德語原句本身的意義。現錄第一句原文如下：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 - 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為準確理解這句德語句子的基本結構，我們嚴格按照德語語詞的順序直接排列如下：

有個鬼怪遊走在歐洲——這個鬼怪[是]共產主義。

 這是一個簡單陳述句，時態為現在時，句子由主語“鬼怪”（ein Gespenst）、謂語“遊走”（umgehen）和地點狀語“在歐洲”（in Europa）構成；破折號之後的詞組“共產主義的鬼怪”（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是主語“鬼怪”的同位語，也是對之前的“鬼怪”作限定性和補充性説明。德語破折號是一個“一個明確插入的停頓”，其作用之一就是“引出下文”，在破折號之後會“出現出人意料的東西”，在文中，這個出其不意的“鬼怪”就是“共產主義”。在句子的視覺構造上，第一個名詞“鬼怪”與最後一個名詞“共產主義”形成句子的前後兩極。

按照框型句子的句法結構，正常的框型句子由前場和中場組成，框型之外的句子成分則構成後場。因此，“引言”的第一句就突破了句法的框型結構，形成一個修辭性破框句，將本該屬於句子中場的地點狀語“在歐洲”以及作為修飾主語的第二格名詞“共產主義”被放置在句子的後場，以致這個句子失去了框型結構通常有的中場。這句話最為循規蹈矩的德語句法格式是：有個叫共產主義的鬼怪在歐洲遊走。但是，馬克思沒有這麼寫。這個簡單陳述句不僅將本來屬於中場的地點狀語挪移到句子的後場，更為令人詫異的是，在破折號之後還有一個對主語“鬼怪”的補充性説明，句子前場的“鬼怪”隱喻在後場成為第二格隱喻，使“共產主義”出現在後-後場的最後，這種修辭性破框的後置模式是“突顯”的表示。即便在德語朗讀中，這種極具破壞性的破框句型也顯得特立獨行。修辭性破框句法可以理解為文體學上的“規範偏離”（Deviation von Normen），馬克思將本該在框型之中的“共產主義”放在句法的框型秩序之外，可謂神思獨具。

神思獨具就在於，當我們將句型和韻律進行比較時，就會發現辯證法的張力。如果我們用德語韻律學（Metrik）來朗讀這一由兩個部分組成的句子，就會發現破框句子的韻律卻是頗為齊整。破折號前後的兩個部分均為四步揚抑格（Trochäus），即兩組四步揚抑格組成了這個句子的韻律結構：

X x X x X x x X x - X x X x X x X x

我們可以做一下句型試驗，就是將修辭性破框的句子還原到循規蹈矩的句法結構，那麼這句話的句法和韻律就應該這樣：

Ein Gespenst geht in Europa um.

X x X x x x X x X

這樣，句子雖然符合了通常的句法規則，其特徵是日常語序，平淡無奇；而且中間連續出現的三個抑格，就使它在韻律上失去了流暢性，韻律結構的中梁塌陷。

突破框型結構的語序首先僅以主語和謂語迅速組成一個完整的句子，地點狀語並非句法的必要；以破折號為分界線的兩組相同的四步揚抑格，呈現出整個句子的鮮明特徵：短促有力（兩詞成句）、不拘一格（破框句式）、慷慨激昂（揚抑韻律）。這樣的句式有明顯的呼籲功能，表現出“宣言”文本類型的特徵。

句法結構與音律結構形成了詩學意義上的張力：表層上，亦即在句法上，修辭性破框的句子形式與語法性破框不同，前者書寫者有意破壞現有的語法秩序；同時，在句子的深層，卻重構起齊整的韻律秩序。句法結構的破壞與詩韻節奏的建立，秩序的破與立，一顯一隱。破壞與重構辯證地共時出現在一個句子中，沒有任何其他語言的譯文能夠完全再現這樣的破與立共存的妙句，英語同樣不能例外。德語的揚棄（aufheben）辯證法在這裏得到了最佳詮釋。100年之後，毛澤東有一句與此極為神似的表述：“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從政治語義的視角看，句子中的“共產主義”被置於框架之外，就是對現存秩序的否定和不認同，現有秩序，用馬克思的話説，就必須被“翻覆”（umwälzen）；然而，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種社會和世界秩序的破壞力量，同時也是一種重構的力量，它將要建立起一個嶄新有序的人類共同體：“在這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S.482, Z.15-16）。

鑑於此，我們在中文翻譯中，就不能將馬克思神思般的修辭性破框句式重新回置到“循規蹈矩”的“正常”句型中，既不能將後場的地點狀語“在歐洲”，更不能將後-後場的“共產主義”回置到句法框型中去。用句法概念來表述，就是不能用破框的後場與後-後場來重造一個被修辭意圖所去除的中場。此外，德語中的第二格並不只能機械地翻譯成所屬關係“的”，尤其在第二格隱喻（Genitivmetapher）中，這兩者是同一的。所謂第二格隱喻，就是將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通過第二格構造而形成一種關係。我們的建設性翻譯是：

有個鬼怪遊走在歐洲——這個鬼怪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黨宣言》作為宣言式文本類型，諸多句法特徵是開句簡潔有力，之後才有各種補充説明的較長句式、從句或短語。因此，中文翻譯必須和應該盡其可能保持原文的文風和涵義，而不應將後面的補充性句式，尤其是破框的後場，不由分説地全部塞回到主句結構或框型中場中去。中央編譯局的譯文多有這樣的缺陷，以至於譯文拖沓冗長而遺失了宣言文體所特有的激揚魅力，也就是説，《共產黨宣言》的行文風格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傷。“引言”的第二、第三和第六句就有同樣的問題。尤其是第六句的翻譯，完全失去了德語原文簡短有力的戰鬥性。從這樣的譯本中，果真還能重現馬克思德語原文中“精彩形象的藝術魅力”嗎？“引言”第二句的理解和翻譯就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們先來看中央編譯局提供的譯文：

“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

這樣的譯文將較長的三組補充性短語（“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回置到框型之內，不僅使原來的修辭性破框句式變成了規整句式，在某種程度上修復了本來有意為之的破壞狀態，這也使原本流暢明快、簡潔有力的宣言性句式變得拖泥帶水、滯重拗口。從語義學的視角看，將“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直接置於“就歐洲的一切勢力”這之後，勢必產生這樣的印象，好像他們就是“一切勢力”；將之置於框型之外的後場，則表示他們是“一切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再則，我們必須明白，馬克思的德語行文，尤其是《共產黨宣言》的行文與康德、黑格爾式的思辨德語是完全不同的敍述風格，即便與他自己的《資本論》的學術行文風格也不一樣。且看第二句的德語原文：

Alle Mächte des alten Europa haben sich zu einer heiligen Hetzjagd gegen dies Gespenst verbündet, der Papst und der Zar, Metternich und Guizot, französische Radikale und deutsche Polizisten.

 在句法學層面上，德語原句是一個簡單句外掛補充短語的同位語，是一個帶有補充説明的陳述句，時態為現在完成時；儘管句法語序規範，由於三組較長的補充性短語之框型外的出現，使之有了修辭性破框的結構：主語“舊歐洲的一切勢力”；謂語“結成了同盟”；介詞賓語“為神聖的追獵”，“神聖的追獵”的介詞定語“[獵殺]鬼怪”；在框型句子的後場，出現了三組部分主語同位語來補充説明總體性主語“一切勢力”。若像中央編譯局提供的譯文那樣，將“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加上之前後兩個逗號及中間的兩個頓號（德語沒有頓號，只用逗號），插入框型之中（中場），那麼這個本在後場的具有13詞的龐大補充短語，勢必給本來只有8詞的中場造成很大的負擔。宣言作者將其設置在框型之外的後場，不僅減輕了句子的壓力，而且一如既往地延續了他的破框性行文風格。如前所述，破框不僅具有修辭意義，更有其政治意向。

句子延續第一段中的“鬼怪”隱喻，並以狩獵隱喻“追獵”將共產主義比作野獸。形容詞“神聖”或是暗諷那個“神聖同盟”（heilige Allianz），那是1815年由俄羅斯、奧地利以及普魯士等國在擊敗拿破崙之後締結的同盟，意在維護君主政體，阻止法蘭西革命在歐洲的傳播。這裏的“神聖”就是反諷並揭示這些追獵者總是以基督博愛之名，行使迫害之實。這也從另一方面表明了歐洲共產主義與法蘭西革命的傳承關係。句子使用了邏輯上的全稱判斷“所有的強力”；在修辭上用了“對立”、“遞減”兩種手法：全部主體（“所有強力”）與一個目標（“追獵”），一個對象（“這個鬼怪”）形成鮮明的對立修辭效果（Antithese）；三組用連詞“和”構成的主語同位語是特殊的連詞疊用，三種地位關係形成修辭效果，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蘭西激進派和德意志警察，他們在宗教-政治層面的權威程度的依次下降，構成遞減的修辭。韻律學上看，這句以兩步揚抑格開頭，延續突顯的激昂情緒。這句話要傳遞給接受者一個信息：在歐洲，共產主義成了鬼怪，遭到全歐洲的權力個體與權力機構的追獵。不過，“引言”給這個歐洲唯一的形容詞就是古老、老舊（alt），這就抹上了某種貶義的色彩；同時暗示這個老去的歐洲將被嶄新的歐洲所替代。鑑於上述説明和解釋，我們提供建設性譯文：

老歐洲所有的強力為了對這個鬼怪進行神聖的追獵都已結成同盟，他們有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蘭西極端者和德意志警察。

“引言”第三句，也就是第二段，是一個帶有關係從句的長句。僅按句法學理論，這其實是由兩個問題構成的兩個句子。但是，宣言作者沒有按照句法要求，在兩個問句中間用問號分開，而是主體性使用了逗號，強調句子的整體意義並沒有結束，在兩個問句結束之後用了一個問號，強行將句法上的兩個句子合併成一個句子。德語原文如下：

Wo ist die Oppositionspartei, die nicht von ihren regierenden Gegnern als kommunistisch verschrien worden wäre, wo die Oppositionspartei, die den fortgeschritteneren Oppositionsleuten sowohl wie ihren reaktionären Gegnern den brandmarkenden Vorwurf des Kommunismus nicht zurückgeschleudert hätte?

這個複合句的兩個主句時態為現在時，兩個從句時態為完成時；兩個關係從句都是虛擬式，一個是被動式，一個為主動式，有語法性破框現象。以疑問副詞“哪裏”（wo）引出的兩個主句，第一句只有系動詞“ist”作為左句框，分割了前場和中場，緊接着的關係從句則是後場。第二個從句省略了系動詞，與前句同理構成了前場、中場以及後場。關係從句中，關係代詞“die”構成左句框，複合謂語構成右句框，其餘部分位於從句的中場。

簡短主句外掛兩個綿長從句的句法模式，即前面部分（主句）迸發詩學激情，後面部分（從句）陳述科學理由，是《共產黨宣言》之所以成功的行文策略之一；這可理解為是句法上的一種修辭手段。這裏要論述的“引言”第三句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句由兩個帶關係從句的修辭性問句組成，也就是不期待，也不需要回答的反問句。在句法學層面上，兩個並列的反問句“這樣的反對黨在哪裏”其實是兩個完整、獨立的句子。全句由兩個簡單反問句加兩個較長的關係從句構成。第一個反問句與第二句反問句在語詞和句法結構上基本一致，只是第二句主句省略了系動詞“ist”。第一個關係從句是否定的被動句，第二個關係從句是否定的主動句；兩個關係從句均用了第二虛擬式，第二虛擬式的實際功能就是示意文中陳述現象的非現實性，即這樣的現象並不存在。結合具體句子，就是説：不存在文中所列的兩種類型的“反對黨”或“反對派”或“反對羣體”（Oppositionspartei）。

第一句關係從句與第二句的句法形式不同，前者是被動句；後者是主動句。第一個關係從句是被動態，展現反對黨與執政黨之間的對立關係；描述反對黨“被”執政者詆譭為“共產主義”。第二個關係從句的情形比較複雜，這是一個主動句，説的是反對者將“共產主義”這個帶有侮辱性的語詞作為對它的“指責”（第四格賓語）重新甩回給那些對手（第三格賓語）。句中有兩個第三格賓語，第一個第三格賓語是“那些更為進步的反對人士”，第二個是“那些反動（reaktionären）的對立者”。也就是説，在“反對黨”（主語）甩回這個“指責”之前，無論是“更為進步的反對人士”還是“反動的對立者”都在之前已將“共產主義”這個詛咒般的罵名拋給對方（vorwerfen），這才有現在的“甩回”（zurückschleudern）。更為明確地説，這三者都用“共產主義”這個詞來相互來回指責、詆譭、謾罵、貶損、羞辱對方。

從修辭學層面看，第二個關係從句中，有一個難以察覺的文字遊戲，這就是名詞 “指責”（Vorwurf）與動詞“甩回”（zurückschleudern. Z.8-9）之間構成相互的隱喻性關聯。我們譯成中文説的“指責”，在德語原文中就是“朝前投擲”（Vorwurf, vorwerfen），把什麼東西扔到某人面前，引申為“指責”，“責難”；這就將一個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和實體化，變得可以觸摸。同樣，我們這裏説的“甩回”，在德語中就是“往回拋甩”，就是將一個被拋過來的東西，重新甩回給拋來的人。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因果般的相互關係，中文譯文確實難以表現出這樣的語言遊戲般的關係。無論是“往前投擲”還是“往回拋甩”，它們的第四格賓語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相互指責的罵名“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就像一隻球，一隻誰也不願認領的、甚至令人厭惡的球，被拋過來，又甩回去。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之意。兩個並列的反問句增強了語言氣勢；通過否定性反問，得出肯定性結論。所謂反問句就是一個修辭性問句，發問者不期待被問者給出一個語言行為；因為發問者對這個問題不僅沒有疑慮，而是早有了成竹在胸的答案。

我們説過，感性的激揚和理性的冷靜，前短而後長的句法模式，是《共產黨宣言》之所以為經典範文的重要行文策略。以疑問副詞、系動詞和主語三個語詞構成的最簡單反問句，短促簡潔，鏗鏘有力；之後的關係從句則對“反對黨”進行較為詳盡的解釋，即增加內容和信息。前句喚起疑問和好奇，後句才娓娓道來加以説明；前短而後長的句法模式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張力。這種敍述策略同時滿足了宣言文體的兩大功能：呼籲功能（Appellfunktion）和描述功能（Darstellungsfunktion）。不僅是簡潔的主句和展開的從句之間形成對立性比照，句子中隱含的各種修辭手法同樣加強了表現力度。並列句式和首語重複相結合的使用增強了反問句的氣勢。兩個反問句之間不是句號，而是逗號，意味着宣言作者將句法上的兩個句子視為事實上的一句，或者説是在表述一個完整的事實。這也就是銜接下一句中所説的“從這一事實中”（Z.10）。中央編譯局的譯本將原來的逗號改為問號（第30頁），在語法上本也無可厚非，但結果卻將原出文本中所説的“一個事實”，變成了兩個事實，一個標點符號的改動破壞了原文的銜接性。在翻譯經典著作時，也應盡力使接受者能夠察覺到原出文本的銜接與連貫。

“共產主義”作為罵詞在“烙上火印的”這個形容詞中再一次毫無疑義地表現了出來；這與“共產主義是鬼怪”的“謠傳”有着連貫性關係，構成詞場和文域的涵義一體性。宣言作者首要關心的不是“共產主義”這個詞的貶義還是褒義，其真實意圖是要説明“共產主義”是個熱詞，或者試圖將其製造成一個熱詞。指責與被指責，“共產主義”作為罵詞，作為羞辱性語詞，不僅被執政者用來侮辱、損害其政治對手，也被各類黨派團體用來相互攻訐，來回對罵，被扔過來，又被甩回去，你來我往，高頻復現。

兩個關係從句中，主動句與被動句呈現相互呼應的格局也在為這個意圖服務。除去執政者不被詆譭為“共產主義”（因為19世紀中葉的共產主義者還沒在任何歐洲國家執政），其餘的“反對黨”均有可能被責罵為“共產主義”。無論是反對黨還是對立者不僅被責罵為“共產主義”，也會用“共產主義”去責罵他人：他們既是這一語言行為的承受者（被動），同時也是這一語言行為的施動者（主動）。在這對被動與主動的語言行為中，“共產主義”雖然作為罵詞出現，卻也因其頻繁出現而成為語言行為交往的焦點和熱點，能引起文本讀者或接受者足夠的好奇、興趣和關注。他們抑或想弄清楚，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這個拉丁-希臘語複合詞組成的概念對19世界中葉的普通人來説還十分陌生、冷僻。綜合上述解釋與説明，直譯文句如下：

哪裏還有反對黨[派]，不被其執政的對立者詆譭為共產主義的呢，哪裏還有反對黨[派]，不以共產主義這個烙上火印的指責，還治更為進步的反對人士，還治它的反動的對立者呢？

接下來的第三段，即“引言”第四句用了一個十分巧妙的轉折句“以下兩件事都由這個事實引出”（Z.10），這第四句就是一條中界線，也是分界線，劃定在整個引言的中部，使“共產主義”從整個被動的局面轉化為主動。“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共產主義以弱制強地轉化為一種強力，這就是第五句反命題得出的第一個結論。德語原文如下：

Der Kommunismus wird bereits von allen europäischen Mächten als eine Macht anerkannt.

這個簡單句是一箇中規中矩的過程被動式（Vorgangspassiv），時態為現在時，動詞式為直陳式。全句由一個作為被動態主語構成的前場“共產主義”，複合謂語（wird…anerkannt）分別構成左右句框，介於助動詞（wird）和完全動詞（anerkannt）之間三個句子成分組成一個8詞的超穩定中場，沒有修辭性破框的後場；“所有歐洲的強力”作為施動者卻出現在中場的介詞短語中。語序佈局規範，句子成分完備，框型結構整全。語氣趨於平和，這是“引言”開篇以來，第一次出現以抑格（輕音）開頭的句子，整個句子也以抑揚格韻律為主，使其表述顯得平心靜氣。它不爭辯，不反擊，不激動，而是平和沉穩地發出一個信息，表現出宣言作者內在對這一信息的自信。

這種“承認”並不是“所有強力”心甘情願的誠服，而是依據共產主義在否定意義上被嚴重關注這一現象與事實，推理出來的結論；譯為“公認”似有用力過度之嫌。將一個成為被迫害、被侮辱和被辱罵的“共產主義”説成是被歐洲所有的強力所“承認”，這也是宣言作者極度靈活地運用辯證法的一個範例。必須注意的是，這裏的“歐洲”是形容詞，與第二句中第二格名詞的“老歐洲”不同。因此，這裏的“強力”不僅有上述“老歐洲”的統治者，也包括各種反對黨、政治團體。這裏的修辭手法與第三句（第二段）相似，是反題修辭（Antithese）：全部（alle）對單個（eine）。

在承上啓下的第三段之後，“共產主義”第一次作為主語出現在句首。儘管“共產主義”還只是被動句中的主語，卻也是第一次以正面主語的形象出現，儘管其主體性依然還有待增強。正因為“共產主義”無論褒貶都是一個熱詞，這就足以説明它在歐洲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就説明它是一個不可迴避、不可否定、不可否認的政治力量。從辯證法的視角看，這種不可否定性本身就是一種“承認”，宣言作者從反面來論證這個“承認”，儘管當時的普通民眾並不確切知曉“共產主義”究竟有怎樣的學説。

共產主義已經被所有的歐洲強力承認為一種強力。

依然要注意的是，中央編譯局的譯文給上句標了一個分號（第30頁），以取代德語原文中的句號。中譯本似乎要強調這兩個結論之間的緊密關聯性，但是，這就將用句號分開的兩個句子變成了一個句子，將文中指稱的“兩個結論”變成一個結論。這樣的譯者主體性破壞了經典文本的銜接-連貫的關係，也破壞了馬克思原文的銜接-連貫性。

接下來的一句，即第六句，也就是第二個結論。它變被動為主動，不僅在語義上，而且在句法上均主動出擊。共產主義學説的承載主體“共產主義者”成為兩個主動句的主語。第一，共產主義者極有必要公開闡述他們的世界觀、目的以及傾向；同樣有必要的是，第二，共產主義者要以政黨的名義發表一篇宣言，以反駁那個將共產主義訛傳為“鬼怪”的無稽之談。德語原文如下：

Es ist hohe Zeit, daß die Kommunisten ihre Anschauungsweise, ihre Zwecke, ihre Tendenzen vor der ganzen Welt offen darlegen und dem Märchen vom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ein Manifest der Partei selbst entgegenstellen.

 這又是一個由極短的主句銜掛兩個相對較長的從句構成的複合句，敍述結構與策略跟第三句（第二段）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具體而言是主句“Es ist hohe Zeit”和連詞“daß”引導的從句構成了這一複合句；句子時態為一般現在時，是語法性破框結構；以“daß”引導的從句由句中的“und”連接，是兩個並列成分；主句謂詞“ist”為左句框，右句框缺位。從句中所出現的及物動詞“darlegen”的三個賓語“ihre Anschauungsweise, ihre Zwecke, ihre Tendenzen”，在語氣上起到了一定的強調和氣勢上的疊加效果。同時，三個物主代詞“他們的”（ihre）十分明確地突顯了敍述者“我們”與共產主義者“他們”的間距關係。

這個語法性破框句中鮮明的對立性特徵引發我們的注意，全句前場只有一個詞，中場也只有兩詞構成，而破框之後的後場卻有28詞之多。簡短主句的作用是引起接受者的注意力，構成後場的兩個並列從句則承擔闡述具體內容的功能。這個主句強調的是及時性、迫切性、必要性和合理性：當共產主義成為“強力”之後，共產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