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邊緣的香港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太陽照常升起”

如果我們把講中文的國家和地區擺在一起，會發現，西方文明在近代對中華文明產生直接接觸後，澳門、台灣、馬來地區（新加坡）和香港等處於離中華本土文明最遠的邊緣地帶，最早出現了中西方文明的衝突和競合。這些中華本土文明的邊緣地帶，因歷史選擇的不同，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澳門

葡萄牙興起於15-16世紀，曾是前工業化時代的世界性帝國，在亞非美建立大量殖民地。1550年代，葡萄牙人已開始在澳門從事貿易。但葡萄牙與大航海時代的競爭對手西班牙一樣，沒有乘上工業化的東風，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後，被英法德意等國反超。

到19世紀，葡萄牙國力已大幅衰落，難言近代西方文明的代表。1887年，葡萄牙以租借方式佔領澳門，但對澳門治理不善，弊政叢生。在澳門的中西方文明競閤中，葡萄牙作為前工業化時代的西方文明代表，只是改變了澳門的表面。

另方面，作為舊帝國的葡萄牙，在1807年就被拿破崙攻佔過首都里斯本，從1820年若望六世君主立憲到1910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再從1926年卡爾莫納軍事政變，到二戰期間支持法西斯軸心，其間內亂不斷，直到1974年康乃馨革命後才步入正常狀態。

早在19世紀葡萄牙已開始無力有效管理海外殖民地，1822年巴西的獨立，是葡萄牙海外殖民衰落的標誌。澳人對中華的認同，澳門迴歸後的繁榮，背後反應出的是葡國文明的先衰，以及中華文明在澳門的本土延續。

二、台灣地區

台灣在1620年代被荷蘭殖民者侵入，1661年被鄭成功收復，明清時期大量遷入漢人。甲午中日戰爭後，日據台長達50年，對台灣影響很大。

日本也曾是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帶，從律令政制、語言文字、宗教文化等方面長期承襲漢唐之制，歐亞大陸其他文明成果（如佛教）也是經由中國傳往日本。16世紀日本戰國時代，與歐洲已開展頻繁貿易，基督教和鐵炮的引入，直接影響了日本戰國的格局，這是日本在中華文明之後初次接觸到西方文明。

1853年馬修佩裏黑船事件後，美國叩關成功，日本經歷鉅變，幕府政制遭受重創。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藩“尊王攘夷”後力推倒幕，迫使德川慶喜嚮明治天皇“奉還大政”。

**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脱亞入歐。表面上棄中制而改西制，實際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採西制以使自身首次擺脱了中華文明的唯一輻射，以實現與西方文明的融合，最終目的，是維持日本國家、民族和精神層面的獨立性。**西方文明的侵入並未造成日本對傳統文明的摒棄，歐美歷史學界，普遍認為日本與西方有本質差異。

我們從明治至今的日本史可以看到，在政治、經濟體制方面，日本在引入西制後做了大量適應本國發展的改良，從戰時財閥到戰後產融實體，從政屆與財屆高層人員的長期互動，到勞資長期穩定關係的制度化，站在歷史長河的視角來看，都是中西方兩種文明在日本本土碰撞後得出的結果。

**日本對西方文明的取捨，不以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為重，而是大量吸收了德意志文明的成果（尤其是在立法方面）。**戰後日本雖由美國佔領，美軍試圖對日本作根本性改革，修憲法、廢財閥，但日本各界陽奉陰違，財界政界利用朝鮮戰爭之機改造了財團體制並得到美國默許，文化界大興日本戰國史研究和通俗化之風，保持國民精神層面獨立性。因此，雖有美國佔領，但盎薩文明對日本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

明治維新時期對西制考察的細緻繁複，即便放到今天來看，也足以讓中國學者汗顏。遍學西方各國，取之所長、棄之所短、融於本土、維持自身的歷史獨立性，是日本學習西制的特點。傅高義言，日本曾從1868年開始，“花了二十年功夫，研究政治、經濟、教育、軍事、文藝等領域最好的制度”，戰後仍然努力細緻的改進，“培養了一批能把現代各國的制度進行比較研究的專家”，“對各種制度的效率進行了比較研究”，“對每一個細節都進行加工和改良”。

今天日本的法政學者，在論及日本對歐美各項法律制度的引入時，通常都會首先花相當篇幅引介西制的本體，再花相當篇幅論述所學國家的制度在引入日本時，基於日本本土的歷史和現實，做過何種適應性修正，這是中國學界至今未能做到的。

我經常問留學德國的國內學者，為何中國至今都找不到多少關於德國制度研究的重要著作，甚至連翻譯著作都很難找到？得到的總是無言以對。西制的本土化改造，在日本不僅僅是口號，長期以來都是十分精細的工作。

這種對不同文明取長補短的決心和努力，使得日本兼具了中西文明的優勢，也正是這些與中西方本土文明都有所不同的方面，使日本在戰後迅速崛起。這種持續深入研究的有益之處，還在於對其他國家的關切與語言體系有十分清晰的瞭解，對所謂同一西方聯盟內不同國家之間歷史上形成的微妙關係能有詳盡的掌握。

反觀台灣，國民黨撤至台灣後繼續執政，同時遷入大量人員，歷史文化沒有斷代。雖然台灣存在日據時代的影響，但日本文明自身是近代之後中西方文明融合的結果，台灣本土是由台灣原住民、明清大陸移民後代和從大陸遷入的國民黨階層構成，中華歷史記憶和抗戰歷史記憶在台延續。

因此儘管台灣本土有慕日情節，但以日本文明在台替代中華文明正統，難有可能。台獨在理念上一直存在困難，即要整個台灣否認中華歷史，這種長期的政治投機之所以一直存在，一方面是因為民進黨長期將民生問題和台獨問題捆綁在一起；另方面是盎撒國家一直將台灣作為遏制大陸的王牌。超越兩岸政制現實的，是統一的中華文明，這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

香港迴歸二十餘年，部分民眾內心仍有牴觸和抗拒，這涉及盎撒文明在與中華文明長期競爭時經常採用的均勢目標和貶損策略，需要在歷史研究和敍事上予以突破。應與台灣藍營達成最低限度共識，即在台灣教育方面要堅守中華文明之延續。如在台其他黨派妄圖以教育搞遠期台獨，應當竭力抵制。

三、新加坡

南洋深受中華文明影響，是中華文明的遠端邊緣。新加坡歷史短暫，19世紀先是成為英國殖民地，因良港地位，獲得繁榮，建立英制。後在1940年代經歷日據，大量華人遭受屠殺。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有完整的建國史，可以看到當時福建、廣東等地對新加坡抗日的支持。

1965年脱離馬來西亞獲得獨立後，李光耀看到英制在後發國家的缺陷，做了相當大膽的取捨，簡言之，就是政制上取法治而緩民主、經濟上抑金融地產而重實業，威權立國、法治為先，對內調和民族利益，對外融入全球。

新加坡從西方文明獲得的是法治經驗和全球化經驗，而戰後西方文明外溢時常常會伴隨的民主問題、金融資本問題都被威權抑制。新加坡建國至今僅有三任總理（李光耀自1965-1990年，吳作棟自1990-2004年，李顯龍自2004年至今），保障了關鍵政策的延續性。新加坡的民主主要體現在基層，非執政黨派在基層競爭產生了鯰魚效應，但整個國家政制仍然是圍繞人民行動黨（PAP）長期執政來設計。

新加坡曾是中華文明外溢的最遠端，歷史上與中國本土沒有直接矛盾，小國在夾縫中生存時極善於借力均勢，相機而動。在結束英國殖民之後，新加坡像日本一樣，沒有接受盎撒式政制和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而是頂着巨大的內外部壓力，冷靜取捨，在對政治穩定、政策延續性的追求和對官員素質的要求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華傳統的政制經驗。

四、香港

英國於1841年強佔香港島，1898年又以租借形式完整佔據今天整個香港地區。除1940年代短暫被日本佔領外，其餘時間都在英國治下。

英國作為工業革命後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帝國，遠非衰落的葡萄牙可比，美國更是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延續和拓展。今天所説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講盎撒文明。這是一個橫貫全球的世界性文明，其政制、法制、語言、文化，最終是通過一整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予以傳播，其中，思想觀念的對外影響是巨大的。但西方文明內部，也非唯一。

盎撒文明的擴展，主要是曾經的英國殖民地，以及後來的英聯邦地區。歐洲大陸而言，德、法與盎撒的差異性其實不小，德意志對北歐影響尤大。德國的歷史學派對德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歷史、文化、藝術等各方面都有深遠影響，塑造了獨立的德意志思想觀念，儘管戰後經歷英美佔領，盎撒的政治經濟模式在德國無法生根。法國的年鑑學派獨俱特色，我們今天看到不少法國學者在政治、經濟領域能夠對盎撒文明的缺陷提出深刻批判，並非一朝一夕之功。

就香港而言，一不像澳門那樣只是曾受過一個衰落的西方國家統治，二不像台灣地區那樣未受過真正的西方文明侵入，三不像日本那樣主要是承襲西方文明的歐陸方面而非盎薩方面，四也不像新加坡那樣反思過英制的種種缺陷。

香港在殖民時期，並未完整承襲英制，立法、司法權都在英而不在港，文化觀念上是以英為尊、以中為卑，這有時代因素，同時與香港居民構成有關，作為曾經中華文明邊緣的香港，慕強而鄙弱，長期以商貿第一。香港迴歸之前，英國將英制中有缺陷的楔子，也就是新加坡所棄的民主先行，釘入香港本土。這種做法，與1980年代盎薩文明對蘇聯文明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

盎薩精英並非不知道這些制度對外移植的難度和成功先例的罕見，但無論多少英美學者曾經論述過這些制度移植所遭遇的障礙和困難，乃至自英帝國時代以來盎薩世界主義夢想所遭受的挫折，盎薩政治精英都沒有放棄以國家機器和新聞媒體去將這些制度的簡單可移植性予以正當化。

只是時至今日，英美已完全沒有當初部分有志之士還存有的良善的世界主義夢想，只剩下嫺熟玩弄的國際政治手腕。在蘇東劇變三十年後，也就是盎薩精英將楔子打入蘇東地區三十年後，已能非常清楚的看到在這些地區，是怎樣一個結果。

**香港既處在中華文明的邊緣，也處在盎薩文明的邊緣。**與新加坡最大的不同，是港人在政治上的幼稚，尤其是，香港的社科學者，不少是盎撒文明的傳聲筒。他們學自英美，但大多不像新加坡和日本學者那樣，冷靜的做過不同文明之間的制度比較分析。

**從學界到實務界，相當部分利益與英制直接掛鈎（金融、司法）。**所以對英制的弊端，幾乎不會有人去分析和指出，也無法像新加坡那樣，將英制中有益的部分抽離出來，而只願做整體承襲。長期的英國殖民，以英為尊的心態，導致香港精英階層缺乏自醒，進而將盎薩文明中的內在缺陷，歸結為對盎薩文明抄襲還不徹底。

長期以來，這不只是香港某些民眾的心態，也是大陸部分人的心態。如果不是此次中美貿易戰打到了突破底線的程度，不少大陸精英仍然要對盎薩文明的整體承襲抱有極大幻想。

五、中國大陸

**不同文明之間，不止有衝突，還有融合。**但就中國的學界而言，對文明史的關注，仍然罕見。國人長期沉溺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觀無法自拔，又在今天有意無意的幫助修昔底德陷阱觀念的傳播。學界任由海外一派學術觀點炒成社會熱點，然後全民温習，這樣的知識傳播，難言有益。

**中華文明不是單一延續數千年至今的，中華文明一直以來就是融合的產物。**儒、道源於本土，而佛教則自歐亞大陸傳播而來，再傳往日本。中國版圖的變化過程，也是“天下”的周邊文明融入的過程。如果我們沿着大同、洛陽、西安一線去看佛教的演變，就能看到北方非中原文明融入並影響中原，再往西行，從而誕生了隋唐的大一統。

如果沒有當時北方文明的融入和西遷，就難以更加重視外來的佛教，對歐亞大陸的開放程度也就不會像唐朝那樣大，隋唐的大一統和中華文明的內涵擴張將難以實現，也就看不到此後隋唐文明外溢與中西亞文明的交流，甚至連歐洲也將是另一幅圖景。換言之，中華文明在歷史上並非封閉，而有吸收和融合其他文明的傳統，中西方文明的相互影響是長期存在的，而在相當長時期內，這種影響難言衝突。

**今日所見，工業化以來的全球，除了發源地歐陸本土以及盎薩地區（英、美、加、新西蘭、澳大利亞），僅有傳統的中華文明地區集中實現了現代化（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及港澳、台灣地區），這個有趣的現象至今沒有多少學者予以關注。**這些中華文明的傳統區域，除香港外，無一採納盎薩制度。

事實上，香港的繁榮時期也未採納英制的民主，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法治與自由貿易港地位，最為重要的，是大陸曾以之為對外窗口。香港的貧富差距是因自由放任和金融地產優先所致，而被釘入的民主化楔子是目前問題的主要原因。歐陸、盎薩及中華文明區域外，中東石油國家基本是工業化的資源型依附，其餘非石油中東國家長期處於混亂狀態，拉美早就只能以“拉美化”來形容，蘇東地區在1980年代解體之後衰落，非洲至今也未走上正軌。

在經受西方文明外溢的挑戰中，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帶分別作出了自己的回應，今天也能看到不同的後果。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地帶，在迎接西方文明侵入的挑戰中，經歷了更為痛苦和長期的反覆。

Carroll Quigley認為，一個文明的核心地帶由於存在大量的既得利益，因此在經歷強盛期後，體制趨於僵化，往往不如該文明的邊緣地帶那樣敏感，能夠更快的轉身去改造自己、迎接挑戰。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帶及核心區域過往百年的歷史，也印證了這一觀點。

在對中華傳統文明批判反思的基礎上，自190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經歷了西方文明的侵入期、選擇期和調整期。在應對工業化和西方殖民擴張這兩項重大問題上，中華傳統文明曾經無法有效迎接挑戰。在西方文明侵入後，中國跟當年的日本一樣，面臨國家制度的取捨。

僵化的清政府無法改變自身，作為曾經邊緣地帶的日本都想取而代之。日本甚至將自己認為是東亞文明的延續者，在侵華時期有大量的日本學者從中華文明延續去論證日本侵華的正當性，而民國學者則竭力駁斥以維持文明的正統和民族的獨立性。

在20世紀初對西方文明與蘇聯文明（斯拉夫文明）的選擇中，作為中華文明核心地帶的大陸有了兩個選擇。國民黨丟掉了大陸，大陸引入蘇聯文明進行探索，完成了初步工業化。1980年代，大陸開始主動排除蘇式統制計劃的缺陷，打開國門。

在這個過程中，派出了大量留學生去海外學習，尤以美國為多。以至於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談論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實際只是在談論盎薩文明和盎薩制度。這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深入研究分析各強國的制度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有時代因素：一是隨着蘇聯勢微，美國漸有成為唯一大國之勢，學習最強的國家以圖發展自身是自然的選擇；二是中國從過往陣營走向全球化，最先要處理的就是與美國的關係。

但也因如此，1980年代以來通過雙邊交往獲得並向社會傳播的西方觀念，尤其是關於西式民主和經濟方面的理論，主要源自盎薩文明。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中國的海歸經濟學家，絕大多數留學自美國，這固然是因為美國教育的出類拔萃，但相應也失卻了深入比較德、法、日等其他國家的機會。

今天盎薩經濟模式遭受的挫折，歐洲學者的批判其實更早更徹底，日本長期也是少説多做，如果此前對各國制度、觀念的歷史能先有深入瞭解，過往一段時期盎薩觀念的負面影響本可降低不少。

盎薩文明對自身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敍事解釋是自洽的，也即，站在盎薩文明的視角，只要採盎薩的經濟制度而不採其政治制度，所有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是源於沒有全面承襲其政治制度。

但很顯然的是，**無論是英國撤出的殖民地，還是新自由主義下主動完整接納盎薩文明的國家，都不如保持本土觀念的歐陸和中華文明傳統區域生存發展得更好。**一廂情願的認為能將盎薩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國，是完全不現實的，這種移植所面臨的問題，李光耀終其一生已經反覆説明過。

今天我們看到，大陸的政策明明在很多方面與日韓等國沒有本質區別，卻要備受指責，與我們的研究界未能細緻比較分析各種制度的歷史及其缺陷，總是用一種大而化之的表態式語言去表達對其他制度的看法是不無關係的。

這種來自外部的指責不可能消失，因為國家利益之爭和敵對永遠存在。但有必要明確，西方文明並非鐵板一塊，不能簡單將歐陸、盎薩和中華文明傳統區域部分國家都一併歸為“西方文明”，要看到盎薩文明與其他文明的本質區別。

盎薩文明是誕生髮展於工業革命以來海外侵奪的歷史長河中，伴隨着全球化對整個世界造成的影響。今天能夠所見的最大缺陷，集中體現在貧富懸殊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全球影響。盎撒文明的擴張衝動非常強，這源於英國本是資源、市場極其有限的島國，而其工業化必然追求更大的資源和市場，歐洲諸國的工業化進程莫不如是。

美國因國內資源豐富、市場龐大，進而與歐陸諸國不同，棄殖民而採市場擴張，內部的平民運動也孕育了先進的理念，在當時是進步。但歷史發展至今，盎薩文明的全球化問題日益突破，甚至將西方文明看似完整的鐵板打碎，盎薩文明與西方其他文明的疏離已是箭在弦上。

隨着全球經濟格局的鉅變，生產製造、服貿與貨幣產生和流動機制的巨大摩擦，盎薩文明將逐漸走下其頂峯。正如之前文章所述，美國的衰落並不會自然給中國帶來利益，當此之時，對全球文明史的正視與洞察，是比單純的國別研究更為重要的工作。

要深知，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摩擦碰撞，從邊緣地帶的先行轉身，到本土核心地帶通過這些邊緣地帶引入西方理念，再到本土直接與西方正面交往，歷經百餘年。中華文明能再次以開放融合外來文明，足堪漢唐以來千年之變。這是一個真正的大時代。

要實現全球化，僅僅不強迫他國接受本國制度是不夠的，因為任何文明都有外溢效應，這個世界的相當部分國家，長期以來並非一個獨立的文明實體，很多小國樂於在一個強大文明背後生存。

今天的中國，既是全球的製造工廠，也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龐大單一市場，除了生產製造與服務貿易，更重要的不是簡單的文化輸出，而是細緻梳理過往全球各個文明的發展脈絡，找到不同文明的不同關切，只有深入的交往、相互的理解、合理的分配，才能化解擔憂。

盎薩文明並非西方文明之唯一，西方其他文明也並非甘願成為盎薩文明的附庸，如何去理解和回應非盎薩文明的關切，如何將百年來與盎薩文明的摩擦與其他西方文明相區分，在未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學界當自強。

本文寫作，源於對近日香港事件的關注。放在歷史長河來看，香港問題其實是盎薩文明與中華文明百年摩擦碰撞的一個具體點。香港不少民眾長期受單方面宣傳影響，只看到曾經中國大陸引入外來文明中的某些負面因素，而不願看到中華本土對外來文明數十年來不斷的融合嘗試，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完全忽視香港本地英制的缺陷以及英國撤回時打入的楔子。這其實已不是忽視，而是無知。或者也不是無知，而是蓄意。

作為文明邊緣的香港，何去何從，看似重要，但很可能，將越來越不重要。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