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日中戰爭_風聞

我的報告想就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日中戰爭，論述以下四個問題。第一，太平洋戰爭與日中戰爭有着不可分割的連續性，是日中戰爭的延伸。第二，在日本的戰爭指導者的意識中，即使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依然存在着解決日中戰爭的重大課題。作為實例，舉出１９４２年進攻重慶作戰的設想。第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同中國的戰爭依然在日本進行的戰爭中佔有極大的比重。作為實例，舉出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的打通大陸作戰。第四，在中國戰場上的體驗，是日本人的戰場體驗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今天，這也是日本人對戰爭認識上的重要問題。

一、作為侵略中國延伸的太平洋戰爭

許多日本人認為：日本戰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以後，日本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的戰爭，即太平洋戰爭。而且認為１９３１年以侵略中國東北為開端的日本同中國的戰爭，是與太平洋戰爭分開的另一場戰爭。日本戰敗的是同美國的戰爭，即太平洋戰爭，不是１９３１年爆發的同中國的戰爭。這也是嚴格審定歷史教科書的文部省的考慮。然而，事實上太平洋戰爭是侵華戰爭的延伸，１９４１年後的對美戰爭是與侵華戰爭不可分割的一系列戰爭的組成部分，把它看成另一場戰爭是沒有看到日本的侵略戰爭本質。

按照日美戰爭與日中戰爭分開的觀點，雖然反省日美戰爭是錯誤的，但是並沒有對日中戰爭進行反省。豈止如此，不少右翼分子和舊軍人還認為日本只敗給了美國，沒有敗給中國。

曾在參謀本部和支那派遣軍中身居要職的原陸軍大佐堀場一雄，寫了一部《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舊軍人和自衞隊有關人士把該書稱作名著。書中有如下記述：“國策越山海關有支那事變，國策越鎮南關有大東亞戰爭，蓋於昭和１０（１９３５）年６月以後進入北支，誘發支那事變，使滿洲建設出破綻；又於昭和１５（１９４０）年９月後進入法屬印度支那，誘發大東亞戰爭，使支那事變出破綻。有滿洲事變必招致支那事變，有支那事變則大東亞戰爭不可避免。此乃淺薄、徒勞反省之俗論。三者乃明顯可分離者也。”【注：堀場一雄：《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第７３８頁，時事通信社１９６２年版。】

這種想法認為，如果只是“滿洲事變”就此作罷，不搞“支那事變”就好了。那樣，“滿洲”理應屬於日本。而“支那事變”未結束，又發動“大東亞戰爭”造成重大失敗，使日本陷入戰敗的悲慘境地。這種想法裏面沒有對“侵略”的絲毫反省。此外，沒有預料到被侵略的民族會抵抗侵略。這完全是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出人意料的是在日本人當中認為日本如果在滿洲事變後就此罷休多好的人為數甚多，審定教科書的思想也就是這一思路。不承認“侵略”也是來源於這種思想。

可是，對美開戰是日中戰爭不可避免的結局。１９３７年後的４年間，日本的侵華戰爭成為日本近代史上空前長期、空前大規模的戰爭，使日本陷入根本無法預卜的泥潭。由於戰爭，兵力和軍需品的消耗，國內經濟的凋敝、國民生活的窘迫等日趨嚴重。因為企圖通過侵略東南亞，獲得資源來扭轉這場戰爭的僵局，於是日美之間形成了對立。日美戰爭是日中戰爭的延伸和擴大。

在同中國的戰爭中，日本已經走進了死衚衕，進而又同世界上第一大國美國宣戰，這純屬一場“無謀的戰爭”。之所以如此魯莽，是因為在日美談判中，日本始終沒有對美國的從中國撤軍要求讓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日本面臨要麼從中國撤軍，要麼對美開戰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最後日本決心對美開戰，此中經緯今天無需贅述。在日中戰爭中未能取勝的日本，既不承認失敗，又未能接受撤軍，反而決心進一步擴大戰爭。

圍繞着對美開戰的最後對立，是發生在第三次近衞內閣的末期。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５日，陸軍召開了部局長會議（參謀總部的主要部長與陸軍省的主要局長出席的會議，它起着統一陸軍意志的作用），取得一致意見：由於始終不能接受從中國撤軍，日美談判沒有達成協議的希望，因此，應當下決心對美開戰。１０月６日，陸海軍召開部局長聯席會議，可是會上，認為日美談判沒有指望達成協議的陸軍同認為如果從中國撤軍是有指望的海軍發生了對立。１０月７日，東條陸軍大臣拜訪了近衞首相，主張陸軍原則上不接受從中國撤軍。

１０月１３日，在近衞首相的別墅“獲外莊”舉行的近衞首相、東條陸相、及川海相、豐田外相以及企劃院總裁鈴木參加的五人會談，是一次最終決定“和”與“戰”的重要會議。會上，東條主張：“駐軍是陸軍的生命，絕對不能讓步。”由於這次會談決裂，近衞內閣總辭職，東條內閣成立後，積極準備對美開戰。

陸軍的主張是絕對不從中國撤軍，撤軍等於戰敗。如果從中國撤軍，將無法告慰在中國戰場上陣亡的２０萬“英靈”。

在１０月１４日近衞內閣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東條陸相作了如下發言：“撤軍是核心問題，不知諸位是如何考慮的，陸軍認為這關係重大，假如屈服於美國的主張，支那事變的成果將毀於一旦，滿洲國將險象環生，進而對朝鮮的統治也將岌岌可危。帝國鑑於聖戰目的，不合並，不賠償。支那事變造成數１０萬的戰死者，以及數倍於此的遺族、數１０萬傷兵、數百萬軍隊和１億國民在戰場及內地歷盡艱辛，耗費了數百億的國家經費，如果是一般的國家自然提出割讓領土的要求，然而，帝國以寬容態度處之。只有駐軍才能使事變的成果得到鞏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無需考慮對全世界的影響。”【注：參謀本部編：《杉山筆記——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等筆記——上》第３４９、３５０頁，原書房１９６７年版。】

持最強硬的開戰論的陸軍，主張開戰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理由是從中國撤軍問題。也就是説，絕對不從中國撤軍，認為撤軍等於承認日本在日中戰爭中戰敗，無言面對“英靈”與國民。日本不能在日中戰爭中取勝，就必然要發動太平洋戰爭。

二、進攻重慶作戰的設想

由於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對美國、英國、荷蘭開戰，日中戰爭便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但是，這對於日本來説，對中國戰爭的意義並沒有減少。“解決”對中國的戰爭，結束中國的抗戰，把戰爭引向勝利，依然是日本戰爭指導者的重大課題。

從御前會議的議題和次數來看，很顯然，同中國的戰爭在日本的國策中佔有最大的比重。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設立大本營以後，決定最重要的國策都是在天皇御駕親臨的御前會議上作出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召開的第一次御前會議決定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同年６月１５日，在只有大本營人員參加的第二次御前舍議上，決定了武漢作戰和廣東作戰。同年１１月３０日的第三次會議，決定了“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的第四次會議決定了“日華基本條約”。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召開的第五次御前會議，決定了“不惜對美英作戰”。９月６日的會議決定以１０月下旬為期限，完成戰爭準備，１１月５日的會議決定“決心於１２月上旬發動武力進攻”。１２月１日的會議決定開戰。到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頻繁地召開了第五次到第八次御前會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召開了八次御前會議，但是中國問題依然是議題的中心。這八次會議是：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１日，第九次御前會議決定“為完成大東亞戰爭的支那處理根本方針”。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第十次御前會議決定“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１９４３年９月３０日，第十一次御前會議決定了“今後應採取的戰爭指導大綱”。此後，隨着戰局的日益窘迫，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９日、１９４５年６月８日決定了“今後應採取的戰爭指導大綱”，以及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御前會議。對美開戰後，共召開了八次。

其中的第九次和第十次會議，都是關於制定解決日中戰爭策略的會議。即使在對美戰爭深化之後召開的第十一次會議的決定中，也寫進了期待解決日中戰爭的內容。這表明解決日中戰爭對於戰爭指導者來説是何等須臾不可忽視的。

但是很顯然，日本早已喪失了粉碎中國的抗戰、在軍事上解決日中戰爭的主動權。１９３８年武漢作戰結束後，轉入長期持久戰。日本之所以採取“戰局不擴大”的戰略方針，是因為無法預測需要多大的兵力才能繼續向中國的腹地進攻，而且進攻到哪裏才能讓中國屈服還是個未知數。武漢陷落後，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仍然堅持抗戰，汪兆銘傀儡政權的建立也幾乎沒有動搖中國的抗戰體制。雖然日本陸軍向中國戰場投入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兵力，但卻未能找到武力解決戰爭的良策。這種情況即使通過對美作戰，也沒有變化。

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十分重視解決日中戰爭，但又未能找到適當的軍事手段，而且維持已經佔領的地盤已屬不易，這就是武漢作戰後到１９４２年初的真實情況。因此，“戰局不擴大”便成為日本的基本方針。

然而，從１９４２年初起，由於看到了初期的南方作戰進展順利，於是大本營和支那派遣軍突然產生完全改變上述基本方針，向國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中國腹地四川重慶大舉進攻的設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陸海軍兵力總動員，進一步強化國內戰時體制的情況下，南方作戰將順利結束，因此需要大舉增兵和進行總動員，向中國腹地進攻的設想，驟然間具體化了。

本來，在陸軍中並非根本沒有進攻重慶的設想，豈止如此，天皇本身也期待着對重慶作戰。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天皇曾質問杉山參謀總長：“不能進入重慶嗎？”【注：《杉山筆記——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等筆記——上》第１５６頁。】１９４１年３月２日，當新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拜謁天皇時，在近一個小時的談話中，天皇曾質問他：“可以對重慶採取積極的行動嗎？”對此，畑答道：“對重慶採取積極的行動，在兵力方面還有困難。”【注：防衞廳防衞研所編《戰史叢書香港長沙作戰》第３５０頁，朝雲新聞社１９７１年版。】畑本人自就任總司令官以來，反對南方作戰，似乎主張對中國積極作戰，他指示在派遣軍總司令部內積極研究進攻重慶的作戰方案。就在畑就任總司令官之後的１９４２年７月，積極主張進攻中國腹地的北支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也指示在方面軍司令部內研究渡過黃河，攻佔陝西省西安，進而攻入四川省的作戰。杉山參謀總長和大本營陸軍部作戰課長服部貞四郎大佐也同畑一樣積極主張進攻重慶。實際上，從１９４１年初起，就有了向重慶進攻的氣氛。１９４２年１月初，南方作戰初見眉目時，杉山就指示服部作戰課長研究重慶作戰。

南方作戰的成功，也使天皇傾向於積極主戰。１９４２年２月９日，杉山參謀總長提呈作戰的奏摺時，天皇質問：“重慶政權似乎日趨衰弱，但閻錫山是否也朝這一方向發展？其後的局勢將會如何？”【注：《杉山筆記——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等筆記——上》第１５６頁。】

杉山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９日就今後的作戰指導一事上奏天皇時，表明要對中國開展積極的進攻作戰：“本職認為在整個形勢，特別是對蘇形勢許可的情況下，利用大東亞戰爭的成果，當機立斷地處理支那事變，圖謀儘快解決之。”【注：《戰史叢書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軍》第１５頁、第３３頁，１９７１年。】

此後，杉山視察南方，歸途中於４月６日到達上海，與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畑舉行了會談。據説杉山對畑表示了個人看法，認為應當於今年冬至明年實行重慶作戰，畑也強調了此事的必要性【注：《戰史叢書·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軍》第１５頁、第３３頁，１９７１年。】。天皇於５月２９日質問杉山：“你不能想個辦法解決支那事變嗎？”示意積極作戰。【注：《戰史叢書·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軍》第１５頁、第３３頁，１９７１年。】

在這一階段，進攻重慶作戰僅限於研究階段。可是，１９４２年６月的中途島海戰的戰敗，成為太平洋戰局的轉折點。與太平洋方面的僵局不同，德國的洛默爾軍在北非方面正逼近蘇伊士運河，引起世人的關注。日本甚至研究了企圖與德國的東進相呼應，將兵力集中到印度方面，以便打開局面的設想。但是，進攻印度需要龐大的陸軍兵力，無論如何也是不現實的。因此取而代之，匆忙決定進攻重慶作戰（也稱四川作戰）。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５日，大本營陸軍部發出“根據目前形勢，陸軍應準備作戰”的指示。其中，關於中國方面的作戰問題，首次指示準備四川作戰。其理由是：“現在，應當給重慶政權抗戰的原動力中央軍以沉重打擊，同時向擁有敵方軍需生產力的二分之一，培養與補給戰鬥力的最大據點，引進保存美國航空戰鬥力的最大基地的四川發起進攻，摧毀重慶政權抗戰的根據地。加能確保如此，就有極大可能使敵屈服。”【注：《戰史叢書·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軍》第５１頁，１９７１年。】其作戰目的，顯而易見。

１９４２年秋，大本營決定實施進攻四川省、攻佔重慶的積極作戰設想。

可以説這個進攻重慶作戰計劃，表現出日本對日中戰爭的焦急。但是，無論從兵力上看，還是從補給上看，重慶作戰都是一場不現實的作戰。同時表現出日本無視中國的抗戰力量。

另外，可以説對世界形勢的認識也沒有抓住中心。德國洛默爾軍隊由於給養供不上，１９４２年下半年開始撤退。在太平洋方面，美軍於８月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這對後來的戰局具有決定性的重大意義。而大本營對美軍的反攻幾乎沒有給予重視，就制定了這樣一個作戰計劃。

１９４２年９月，日本的大本營制定了這樣一個空前規模的大作戰計劃，也就是進攻重慶的計劃，足以説明對形勢的認識過於膚淺。似乎可以説，該計劃無論對世界戰局的趨勢和美軍的反攻能力，還是對中國的抗戰能力和當地的兵要地誌，還有自己部隊的給養運輸能力，都作了過於樂觀的估計。然而即便如此勉強，天皇為首的陸軍首腦部還一定要冒險發動這場作戰，這恰恰説明了對中國戰爭的負擔沉重，日本為結束戰爭而焦急。也就是説，對於日本的戰爭指導者來説，解決日中戰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打通大陸作戰的計劃與實施

剛剛開始準備的進攻重慶作戰（密稱５號作戰），頃刻間遇到了障礙，因此不得不中止。這個障礙就是瓜達爾卡納爾以後的太平洋戰線告急。與此同時，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失敗，美英聯合軍在北非登陸，使戰局發生了變化。大本營於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指示作戰延期，１２月又命令中止作戰準備。

但是，支那派遣軍並沒有放棄進攻作戰的計劃。１９４３年８月，又制定了打通黃河大鐵橋至漢口的京漢線的作戰計劃。然而，限於兵力和資材不足，加之南方戰局惡化，大本營沒有批准打通京漢線的作戰計劃。進入１９４４年，形勢發生了出乎意料的變化，在中國的戰場上，日本陸軍決定實施最大規模的作戰。

美國空軍在中國設立了基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江西省遂川基地的Ｂ２５空襲了台灣的新竹。１９４４年又配備了空中要塞Ｂ２９，於１９４４年６月自四川省的成都基地起飛轟炸了北九州。日本根本不具備粉碎美軍航空基地轟炸活動的空軍力量，因此產生了從陸地徒步進攻美國空軍基地桂林、柳州、遂川、贛州等地的設想。

進入１９４３年，由於美國潛艇的活動，日本本土和南方各地之間的海上交通處於斷絕狀態，日本對此毫無辦法，於是產生了靠陸上聯絡確保與南方溝通的設想。即打通京漢線、粵漢線、湘桂線，利用鐵路將釜山至朝鮮、經滿洲把法屬印度支那、泰國、馬來亞、新加坡連結起來，這在地圖上看是個宏偉的計劃。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大本營對這一計劃實施了圖上演習。既便鐵路資材有１／２或２／３是用掠奪來的材料，但是貫通３０００公里鐵路所需要的鐵軌、機車、貨車等也必須拆卸挪用其他方面的。

１９４４年１月４日，派遣軍制定了“１號作戰計劃大綱案”（１號作戰是打通大陸作戰的密稱），其作戰目的有三：“１．消滅空軍基地；２．確保與南方的陸上交通；３．打擊重慶政權。”作戰要領如下：“１、４月下旬，以４個師團和１個坦克師團的兵力，從黃河畔展開攻勢，打通京漢線；２、６月下旬，以８個師團的兵力，從湘江東西地區展開攻勢，佔領長沙、衡陽一帶；３、７月下旬，以５個師團的兵力從衡陽，２個師團的兵力從廣東，２個師團的兵力從北部法屬印度支那展開攻勢，佔領桂林、柳州；４、９月下旬，以３個師團的兵力，打通南部粵漢線。”【注：《戰史叢書·１號作戰（１）河南會戰》第２４－２５頁，１９６７年。】但是，由於南方戰局告急，這個龐大的作戰計劃所需的資材和軍需品的調配終於化為泡影。

同年１月２４日，大本營命令支那派遣軍實施１號作戰計劃。要求支那派遣軍削除從北部法屬印度支那作戰的計劃方案，而且作戰目的定為消滅空軍基地【注：《戰史叢書·１號作戰（１）河南會戰》第３４－３５頁，１９６７年。】。這就是説，這次作戰的第一階段從１９４４年４月開始，這就是京漢作戰。北支那方面軍用以４個師團為基幹的第１２軍佔領並確保黃河以南、南部京漢線沿線地帶，同時以部分兵力經武漢地區，轉向湘桂作戰方面；第二階段是湘桂作戰，從１９４４年６月起，以第１１軍的主力（７、８兩個師團為基幹）從武漢地區開始作戰，進而用以２個師團為基幹的第２３軍，從７、８月起在廣東地區開始作戰，攻佔桂林及柳州一帶，佔領並確保粵漢線、湘桂線沿線地區。繼而以部分兵力破壞江西省遂川、廣東省南雄附近的機場羣的作戰，並攻佔南寧一帶，打通並確保桂林、諒山通道。

為實施此作戰計劃，除從關東軍調來１個師團外，還增加許多兵站部隊和航空部隊。為彌補參加進攻作戰部隊的不足，又新設立了眾多的警備部隊。準備的軍需品的數量也十分巨大，對於戰爭末期的陸軍來説，這是最大規模的作戰。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７日，渡過黃河開始實施京漢作戰，５月９日打通了京漢線，５月２５日佔領了古都洛陽，至此告一段落。接着，５月２９日，從武漢地區開始實施的湘桂作戰，在衡陽周圍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但在８月８日佔領衡陽，並轉入第二階段作戰，１１月１０日佔領桂林和柳州。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日，開始實施打通粵漢線與佔領遂川、南雄等機場的作戰，至２月上旬，基本上完成了計劃。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桂林陷落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白皮書》是這樣評價的：“與此同時，東部中國全線已崩潰。認為日軍雖想攻佔重慶以及美軍重要基地昆明，但卻缺乏實力的説法是不足為信的。”【注：美國國務院：《中國白皮書》第９０頁，朝日新聞社１９４９年版。】

可是，這種判斷是對日本軍事力量過高的評價。日本軍隊不僅沒有把打通大陸作戰再發展為進攻四川作戰的餘力，而且也無法實現打通大陸作戰的任何一個目的。在作戰的最後階段，日本的戰鬥能力已經枯竭，第一線部隊的給養中斷，彈藥和糧食奇缺，傷病員不斷增加，沒有藥品，人員的補充也遠遠跟不上。

作戰目的之一的打通京漢線和粵漢線，由於中國方面對鐵路和公路的徹底破壞，日本方面又缺乏機械和資材，因此即便佔領了部分地區，也根本無法打通交通線。作為補給線，日軍只好利用揚子江、湘江等水路來取代鐵路和公路。但這也由於美國空軍的襲擊幾乎陷於癱瘓狀態。給養斷絕的第一線部隊，士氣低落，已經喪失了實施更大規模作戰的能力。

作為第二個作戰目的，實際作戰開始後成為唯一目的的消滅美國空軍基地，也未能實現。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日軍佔領了桂林、柳州，１９４５年２月佔領了遂川、贛州的飛機場，但那時美軍的蹤影全無。Ｂ２９代替Ｂ２５成為遠距離轟炸的主力後，美國空軍在中國的基地已經轉移到中國腹地的成都周圍，隨着馬里亞納基地啓用後，在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大部分美國空軍基地都撤離了中國。日軍花費一年多時間，以１０萬多死傷者為代價奪取的飛機場變成一個空架子，它已毫無戰略意義。

作為第三個作戰目的考慮的應付印度和緬甸方面聯合軍的攻勢，也已經沒有意義。繼馬里亞納之後，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已經可以通過太平洋擇近路向日本進攻，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支那派遣軍又不得不準備阻止美軍從上海和廣東地區登陸。

這樣，打通大陸作戰雖然在１５年戰爭期間是日本陸軍的最大規模的作戰，然而並沒有達到其目的。太平洋戰爭局勢告急時，打通大陸作戰在戰爭全局中幾乎喪失了任何意義。可是，為了這一作戰，日本軍隊不僅損失慘重，而且把中國的腹地河南、湖南、江西、廣西各省廣大地區捲入戰場，造成莫大的殺戮與破壞。在這一點上，只不過是增加了無謂的戰爭犧牲罷了。然而，這似乎可以證明，在大戰末期的這一階段，日軍計劃並實施瞭如此大規模的作戰，對於日本的戰爭指導者來説，對中國戰爭所佔的比重是何等重大。

四、日本人在中國戰場上的體驗

對於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們來説，“解決支那事變”，即卸掉日中戰爭的沉重負擔，是經常關心的大問題。特別是對於大部分兵力都被中國戰場牽制的日本陸軍來説，最大的課題莫述於“解決”日中戰爭。但是，對於一般國民來講，在珍珠港事件後，好像由關心中國的戰爭轉移到關心太平洋上的戰爭了。報紙也大肆報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戰果，與此相比，對中國戰場上的報導就相對少得多，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但是如果從日本人在戰場上的體驗來看，中國戰場直到戰爭末期都是最大的戰場，這確實是事實。

如上所述，可以説在對美開戰後，中國戰線對於日本陸軍來説，仍然是投入兵力的主戰場。雖説曾計劃抽出兵力派往南方，逐漸減少兵力，但在中國戰場上差不多常常配備近百萬的大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戰敗時，支那派遣軍的２５個師團、３３個獨立混成旅團、１３個獨立警備隊、２個坦克師團、１個飛行師團以及其他部隊戰後返回日本本土的總人數達１０５萬【注：《戰史叢書·昭和２０年的支那派遣軍（２）》第５８３頁，１９７３年。】。此外，海軍方面，在支那方面艦隊下有第２派遣支艦隊、海南警備府及其他部隊，兵力約７萬３千人【注：《戰史·叢書·中國方面海軍作戰（２）》第４６９而，１９７５年。】

同中國的戰爭不僅時間長，而且不斷反覆，兵力的補充與交替頻繁，因此，具有在中國戰場上體驗的人數也理所當然是最多的。而且，在南方戰場上，大部分參戰者都戰死、病死、或餓死，生還者甚少，而從中國戰場上歸還的人，包括中途回來的，大部分都是中國戰場上的從軍者。也就是説，日本的大多數戰爭體驗者，都有作為在中國的侵略軍士兵的加害者的體驗。

以審定教科書為契機，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殘暴行為，以及作為加害者的責任便成了問題。但是，人們卻不願意談論作為加害者的體驗，甚至對翻出這些老帳感到厭惡。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也就是“九一八”紀念日那天，《朝日新聞》刊載了我的《日中戰爭與現代》的文章。文章的內容是日本把８月１５日作為終戰日紀念，並提出戰爭的被害。然而，日本也應該紀念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９月１８日，應該把這一天作為加深這場戰爭加害者的反省的一天。可是，文章發表後，也許因為《朝日新聞》發行量大的緣故，很多參加過戰爭的人和右翼分子給我和我們大學寄來不少恐嚇信。大部分恐嚇信的內容不外是：那場戰爭是正確的；打仗嘛，必然有損失；怎麼能説日本是加害者呢？沒有絲毫的反省之意。關於南京大屠殺，還有人寫文章加以否定。不僅如此，對有勇氣坦白加害事實的人橫加威脅，這就是實際情況。

作為日本人，這決不是愉快的事情。然而，歷史事實是無法消除的，應該把事實準確地告訴人們，而且需要把事情的原因研究清楚。正因為許多日本人是戰爭的參與者，就更應該弄清侵略戰爭的史實以及在其中作為加害者的實際體驗。這才是通向和平與友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