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大前校長: 多數港人染上了一種強烈的"目的意識"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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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耀基 |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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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今天，“東方明珠”為什麼會呈現出如此不同於中國其它區域的形態？是怎樣的歷史機制成就了它的民眾的心態、它的輝煌與困局？本文指出，香港作為前殖民地，一方面保留了濃厚的民間傳統，同時也因殖民歷史，發展出一系列西方的制度結構，香港人處於這樣的夾縫之中，生出一種“邊際人”的認同，這同時也使得香港人具有一種強烈的目的意識，以追求物質財富為全社會的目標。雖然香港人看似對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有親近感，但他們的親近，並不是對文化的親近，而是在經濟行為中將其作為一種工具化的、實用的資源加以利用的。文章選自《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轉自“活字文化”，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追求財富的香港人

香港是東西方匯合的地方，敏感的過客都會注意到，在香港，中國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同時存在。但是，必須注意一個事實，由於香港在十九世紀後期已割讓及租借給英國，所以儒家的大傳統從未在香港真正發展過。

香港一方面帶有濃厚的中國民間傳統，如信奉風水、神、鬼和保持着上面所討論的儒家家族主義，另一方面香港又發展了一整套西方式的制度結構。博伊登（Boyden）和他的同事曾指出：

香港華人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例如，他們的生活依賴物質財富及追求身份地位，都是西方所設定的。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是英國的。

然而，追求物質財富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説也並非是新奇的事，韋伯事實上就完全覺察到“中國人粗糙的物質主義”。香港的一位人類學者海斯（James Hayes）就對此寫道：

追求財富一直是香港人的共同目標。香港從西方及從中國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這個殖民地一直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一個出路，廣州在這方面是出名的。幾個世紀以來，廣州人一直被中國其他省的人描繪成可以把任何事都置之不顧的財富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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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看到中國人對財富的追求，在海外華人中不是沒有代表性的。英國人類學者弗里曼（Maurice Freedman）寫道：

精於理財是每個中國人到海外謀生必備的重要資質……東南亞中國人在經濟上的成就，不僅因為他們是精力旺盛的移民，而最基本的原因，則是由於他們懂得怎樣去賺錢，和怎樣通過組織人力去賺錢。

瑞因（Ryan）對印尼的一箇中國人貿易社區的研究中，提及財富成為焦點性價值的看法。他説：

正是由於圍繞着這個價值（財富），人的積極性才動員起來，興趣被集中起來，人的生活和家庭被組織起來。

為謀求實現這個價值，社會關係也依此建立起來。

在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裏，正像韋伯所指出的，“孔子也許並不鄙視獲得財富，但是財富似乎是不安穩的，它可能會破壞有教養的靈魂的平衡和寧靜。”

無論如何，中國的民間世俗宗教則完全認同“致富發財”的行為。在中國世俗宗教中，財神可能是最受崇拜的神祇。在今天香港，財富已不再會破壞有教養的靈魂的平衡了，誠然，“大多數的香港人都被感染上一種比較強烈的目的意識，這個目的意識通常都集中在增加家庭財富上。”

▍追求財富觀念下的香港社會階層長期以來，通過商業和工業活動來獲取物質財富，已被社會公認為是正常的活動。對追求物質財富的衝動並不限於企業家和管理階層，工人也一樣。在一些華人工人的態度調查中經常顯示，金錢酬勞都是他們所優先考慮的。

在傳統中國，政府官員構成統治階層。他們受經典文獻教育的深淺，是衡量其社會榮譽和做官資格的基本尺度。中國的文人學士是一種身份性羣體，他們具有一種中國人特有的心態和氣質，像韋伯所説，這個身份階層有他們的名分倫理。

中國的民眾相信，這種教育制度賦予了官員一種異乎尋常、不可思議的能力。“高級官員被視為是帶有神秘稟性的，只要證明有哪種超凡的能力，他們總是被作為崇拜的對象，生前如此，死後亦一樣。”

在香港，知識分子從未形成一個身份性羣體，雖然事實上中國人具有高度的成就動機，但卻沒有放在追求士人的身份上。

關於撫養孩子的態度和實踐的調查顯示，在香港，父母對孩子長大後最期望具有的品質是才能和成就，接下來才是道德修養、社交能力和自制的能力。

香港學習環境最特別的地方，是學生的考試壓力沉重，這種壓力來自父母和老師。教育被絕大多數人視為獲取物質財富的先決條件。

在香港，一般人崇拜的對象不是文人學士，甚至不是高級官員，而是成功的工業家和商人。“航運業鉅子”和“商業鉅子”在職業等級上都排在最前面。這種職業地位的變化，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中也同樣明顯地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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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社會政治結構演變過程中，也許並不像海根（Hagen）所説，已經出現了“身份尊敬消失”的現象，我猜想這種現象也許發生在其他的東亞社會。

但是，香港社會賦予工商界精英這樣高的身份地位，又該如何解釋呢？一個可信的解釋是，不像在傳統的中國，對於在香港的華人來説，他們得到社會榮譽的方法不是當官和做學者，而是在商界獲得財富。在政治上發跡這條路，殖民地一直是走不通的。

長期以來，財富是唯一的手段，在香港的中國人，只有得到財富，才能在公共事務中發生影響力，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出人頭地，成為社會上的重要人物。工商界的名流，事實上是香港崇高的身份性羣體。因此致富發財對香港中國人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動機，引導他們把精力都投入到經濟活動中去。

▍實用主義支配下的“智性選擇”

由於對物質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強烈衝動，使香港的中國人在處理人際關係和經濟問題時，對傳統價值採取了一種實用主義和工具理性主義的態度。上面已經提到，儒家家族主義在香港仍有其生命力，然而，如果作深一層的觀察，將會發現儒家的家族主義價值已經發生了轉化。同時，一種新的理性傳統主義，也已經在香港的社會文化中出現，下面我將進一步分析這種轉化。

根據我與同事在1971年對香港小工廠的研究，我們發現儒家的家族主義價值對於這些華人廠主仍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們對親屬的僱用，多半出於理性上的考慮，而不是單單由於儒家家族主義文化傳統的結果，我們得出的結論是：

説這些廠主、經理的身上具有傳統、家長式和保守的作風是不錯的，但卻不能説他們是那種骨子裏就偏愛親私關係的“家產式經理”；相反，更吸引我們注意的是，這些華人廠主、經理的實用、務實的認真精神。上面提到僱用親屬的事實，我們不應該把它解釋為是僱主出於對親屬的偏愛，以致將親屬關係作為一種價值目標，相反的，我們應看到親屬關係或多或少被視為一種手段和工具來利用，因為僱主覺得親屬比其他人更值得信任。我們的論點是，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已經被西方的商業意識和實踐需要，或者説被工業制度的功能需要所改造。因此可以説，它也許是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小工廠的經濟發展。

根據1976年對255名僱主的調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者劉兆佳發現，他們絕大多數認為具有“進取心”對一個僱員來説是重要或十分重要的。在僱主眼中，“工作能力”作為僱員的一種素質，也同樣受到很高的評價，其中 57. 3%的僱主認為這是“重要”的，32. 9%的僱主認為是“很重要”的。至於與僱主的關係，抽查的三分之二僱主認為僱員和自己是親屬關係還是別的關係“並不重要”（32. 5%）或“很不重要”（34. 5%）。調查者得出的結論是，“儘管在管理者的心中仍滲入各種傳統主義因素，但他們在許多方面都證明是理性的、實用主義的，這是由香港特殊的經濟和勞動條件所決定的。”

因此，親私關係至今仍然在香港存在，主要是由於它已是為了經濟目的而被善於運用的一種“文化資源”。故此香港大學的社會學者黃紹倫把華人商人和企業家這種作風作了一種極有用的區分，即把親私關係區分為“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我們能夠期望，在條件允許時，他們會擺脱消極的親私關係，而同時保持積極的親私關係以便為其所用。”

根據以上對中國人的經濟心態和行為的討論，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弗里曼的一句話：

受中國文化薰染的人，在不很尋常的程度上，對問題的處理是採取經驗的實用主義態度，而不是在疑難的處境中便成為被動的宿命論者。

由於香港是一個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共存的地方，這便使中國人或多或少成為如帕克（Robert Park）所稱的“邊際人”。社會邊際性理論的發展，還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以證明邊際人在社會變動中確實能夠作出創造性的調整，只是一些學者論證説，邊際人比別的人更容易體察到社會脱軌現象，因而他們會成為引導傳統社會走向解體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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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港的現代中國人似乎沒有“認同”問題，在文化的基礎上，沒有現象證明，香港中國人有一種失落感或文化的解體。相反的，這些中國人卻有出入自如於中、西兩種傳統的非凡能力。一個在香港居住多年的英國人類學者觀察到：

……人們通常並不是因為覺得西方觀念比傳統的東西更真、更可信而轉向西方觀念。倒不如説，他們所以會遵循一些西方的經驗，是因為他們發現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東西很有效用。同樣的原因，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則會堅持中國的傳統經驗。人們能夠出入於中國和西方兩種傳統之間，至少現在是如此。效果就是檢驗事物的標準——它有效用，它就是真的。

香港的中國人能從容出入於不同的文化傳統，是由於實用的經驗主義考慮，通常是計算得失損益。這是一個“認知選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進行理性的判斷。劉兆佳認為，“功利主義的家族主義”已經成為支配香港人的文化規範。他寫道：

扼要的説，功利主義的家族主義可以看成為一種規範的及行為的傾向，它要求個人把他的家庭利益置於社會利益及其他個人和團體的利益之上，並且以能否增進他的家庭利益這一基本考慮，來建立與他人及團體的關係形式。而且，在家庭利益之中，物質利益總是首先被置於其他利益之上。

應該指出的是，不像傳統的儒家家族主義，這種“功利主義的家族主義”具有顯著的理性主義特點。“作為一個宗派性取向的實體，家族團體在家族性組織和成員甄選兩個方面運用理性，以便在動用資源上實現最大限度的功效。家庭團體界線的模糊和流動性，既是理性考慮的原因，也是其結果。”

依據以上的發現，我們可以説，雖然儒家學説作為一種完整的文化體系在香港並不存在，但以儒家家庭觀念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確實仍然發生作用。一般地説，現代香港華人在意識上更親近的是中國傳統，而不是西方傳統。然而，他們的經濟行為並非為傳統感情所束縛。香港的中國人在心理上都有一個極強的自我意識，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能夠在實現社會經濟目標上，作出有無實際利益的理性估價。中國傳統不再被視為一種內在的、神聖的、美好的東西而為人所擁抱，而是基於工具的、實用的考慮，並作為一種文化資源而為人們選擇利用。

人們追隨傳統，但他們絕不是傳統主義者，維持和依從儒家傳統是因為它可以服務於現實的經濟目的。我大膽地説，香港出現的，已不再是韋伯所瞭解的那種儒學傳統，而是工具理性與傳統主義，或者，你也可以稱它為工具理性主義的儒學。正是這種“工具理性傳統主義”，成為了促進香港經濟成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説真的存在着一個“後期儒家文化”，那麼對香港來説，就是這種工具性的理性傳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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