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一的雄文“國家為什麼繁榮？——國民財富的起源與空想市場主義的終結”的體會_風聞

前日，觀察者網發表了文一的雄文“國家為什麼繁榮？——國民財富的起源與空想市場主義的終結”。讀後獲益匪淺；並發現有諸多網站轉載。只是原文太長，有5萬多字，不易普及。花了一天時間，根據我對文章的理解將原文縮減至不到四千字（這四千字基本是原文，只是在順序上重新安排）。由衷感謝文一先生提供的難得一見的好文章——任澤鋼

為什麼有的國家貧窮，有的國家富裕？為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流行的新自由主義和“西方中心論”的解釋是：因為西方擁有古希臘民主自由的文化傳統。

新自由主義認為，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把歐洲從“黑暗的中世紀”中喚醒，古希臘“民主自由思想”的重生催生了16—17世紀歐洲偉大的科學革命，歐洲人發現了天體運動規律，發現了微積分，發現了物質化學元素基礎，發現了火藥燃燒和爆炸的秘密。從此歐洲人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遠遠超越青銅和鐵器文明的時代，即建立在蒸汽機工業革命和嚴格產權保護、遵守契約精神的“自由、民主、文明，法治”時代。

但文一先生認為以上的説法是一個被精心粉飾的極其偏頗的巨大神話。文一指出歐洲科學技術創新的最大動力不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開啓的思想啓蒙運動，而是國家主導的圍繞民族，商業，政治利益展開的戰爭和軍事技術競賽。

14世紀歐洲發生過至少44場大規模戰爭，平均每兩年發生一次戰爭，其中包括長達116年的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15世紀歐洲一共發生過60場戰爭，幾乎每年都處於戰爭狀態；16世紀歐洲發生過62場戰爭，平均每次戰爭的延續時間超過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過兩三場戰爭同時展開，延續時間超過8年的戰爭有15次之多。從1500年開啓大航海到1700年工業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間，歐洲有95%的時間都處於戰爭狀態。

14—16世紀歐洲的商業，生產，文化，軍事中心在意大利半島，這裏孕育出高度組織起來的、具備有效行政結構和靈活戰爭能力的小型城邦國家。威尼斯就是其典型代表。威尼斯擁有當時歐洲最大的國營兵工廠，生產商船和戰艦。強大的海軍使得威尼斯幾乎壟斷了地中海海域的貿易。

那個時代製造火藥和冶煉炮彈（鐵球）的成本十分高昂。一磅火藥在1375年的價格相當於4.938磅黃金，而1326—1700年一台重炮的價格可能相當於今天一枚導彈的價格。

在15世紀40年代，法國一個國家每年就需要消耗萬磅火藥，即相當於每年僅火藥就得花費掉10萬磅黃金。一個多世紀之後，這個數字翻了25倍，達到50萬磅，按1375年的價格相當於250萬磅黃金。

顯然，唯有國家力量才能支撐對武器的研究創新，而教會支持武器研究則是為了贏得對異教徒穆斯林的頻繁戰爭。。

在國家和教會力量的大力支持下，文藝復興以後以達芬奇，伽利略等人為代表的科學研究，尤其是關於球體（炮彈）的動力學研究和機械裝置（弓箭、槍炮、鐘錶）的動力傳動機制以及火藥的研究，最終導致17世紀的科學革命的爆發。

而這場科學革命與歐洲軍事技術革命的爆發在時間上高度重疊，兩者都受到先前的一系列戰爭、遠洋探險、環球航行、奴隸貿易、全球殖民地開拓等等運動的刺激。

對炮彈發射和彈道軌跡的研究刺激了牛頓經典力學和現代數學（解析幾何與微積分）的誕生，對火藥燃燒和爆炸原理的研究刺激了現代化學（原子、分子理論）的誕生，對外殖民和大航海的需求刺激了大批量天文觀察和現代天文學（日心説）的誕生與航海技術（指南針和遠航帆船以及載炮軍艦）的改進，對火藥作用下空氣熱脹冷縮原理的研究刺激了温度計、氣壓計、蒸汽機等裝置的發明和氣體動力學的誕生，對槍炮製造工藝的研究開啓了整個近代西方的冶金、鍊鐵、鑄造、鍛造等工程技術的不斷創新與發明，刺激了後來以氣缸及活塞運動為基礎的蒸汽機和內燃機技術。

冶金、採礦、鍛造等行業的發展以及勞動分工原理和零部件標準化生產體制的出現，加上為滿足軍事研發而設立的各種大學機構和科學與工程學院促進了“科學家”這個職業的湧現和國家對科技人才選拔制度的建立。

學者常徵指出：“經典力學三巨頭，伽利略地面力學，開普勒天空力學，牛頓萬有引力，其實都是從炮彈力學開始，都受炮彈力學啓發，因此經典力學就是炮彈力學。”

然而，在自由主義的敍事下，產生經典物理學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條件被統統抽掉了，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被描繪為被一顆碩大的象徵基督教智慧之樹上的蘋果砸在頭頂上的靈機一動。

其實牛頓是在歐洲大地隆隆炮聲中誕生，並在隆隆炮聲中去世的。牛頓出生於1642年，卒於1727年，享年85歲。這期間歐洲爆發過至少44場戰爭，其中與英國直接有關的至少有10場。

有限的國內人口和無節制的戰爭升級，無限制的殖民擴張和海外掠奪，迫使歐洲國家採取“全民皆兵”的國家組織動員模式和“全民皆商”的資本主義競爭方式，參與國與國之間“你死我活”的競爭。“祖國、民族，榮譽、忠誠、紀律、創業，責任”這樣的理念，被提升成為近代歐洲國家普遍的國民意識，由此推動了歐洲各國內部公民意識和社會參與意識的形成和發展。

然而在這民族國家“公民社會”意識的背後，也揹負着大規模對外戰爭、種族屠殺、外族奴役和全球殖民。這是一個是人類歷史上最野蠻，最血腥，最無恥的過程。

16世紀至19世紀時期歐洲和美國白人主持的大西洋奴隸貿易，從非洲西部和中部擄掠了近三千萬黑人奴隸。其中，一千萬人死於航運。在哥倫布未到美洲大陸之前，印第安原住民有5000萬左右。在四百多年後的1900年，存活的美國印第安人已經不足25萬。

1864年11月29日約翰•奇文頓上校，帶領全副武裝並備有騎兵和迫擊炮的700名北方民兵，突襲了在沙溪遊牧定居地安營紮寨的一個印第安人營地。這個營地有好幾百名印第安人，三分之二是婦女和小孩。一個叫約翰•史密斯的士兵1865年作為目擊者之一在美國國會的證詞中説：“我看到那些躺在地上的無數印第安人的屍體被切成碎片，其肢解的殘忍程度我從未見過。他們把所有印第安女人的身體部位切成碎片，用刀子進行剝皮，她們頭蓋骨被敲碎，腦漿灑滿一地，受害者包括兩三個月大的孩子們。所有年齡的人都沒有幸免，從還在吸奶的嬰兒到成人……

以上只是令人髮指的諸多事件中的一件。事實上納粹希特勒專門研究過美國針對印第安人實施的許多種族滅絕政策，以作為他對付猶太人的參考模式。比如他親自研究了1863年至1868年美國軍方迫害1萬名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的一項名為博斯克•雷東多（Bosque Redondo）計劃。

文藝復興以來的全部西方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組織起來的民族國家為單位而展開的血腥的“叢林競爭”歷史。這段歷史，以國家為主導，以商業利潤和對外資源掠奪為目的，以服從國家法律規則為手段，以國家財政和軍事投入為工具，以“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為動力。這場延續400多年的工商業競爭史，一直是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科學研發和使用為背景，推動了西方科學技術的連環爆發式突破，並將歐洲原來的400多個城邦國家和封建王朝盪滌成二三十個國家。

西方現代社會中的“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西方的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現代福利社會不過是歐洲1500—1800三百年血腥的原始工業化積累過程完成以後，又經過1800—1900一百年殖民掠奪下的工業革命洗禮，尤其是經歷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是國家力量主導下的軍事化商業擴張和以壟斷全球市場為目的的規模化大生產的結果。

許多 “民主、自由、人權”，的概念的提出和發展是為了調和西方國家自身內部尖鋭的階級和社會矛盾，是被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倒逼的結果，而絕不是西方固有的，更不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前提。

貧窮、落後、工業化失敗，始終是社會協作失靈和國家能力缺位的結果。問題的根源在於規模化大生產需要規模化大市場才能盈利，而規模化大市場本身是一個公共品──需要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成本的支出。而這個成本只有高度組織起來的國家才有可能承擔。

這一關鍵政治經濟學原理卻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其實，今天所有發達工業化國家的超一流軍事力量、情報信息收集能力、警察防暴體制、精準的產業政策和對高精尖產品和技術的壟斷、強大的財政和金融調控能力、通過法律法規對國際貿易的管控，都對市場運作發生重大影響。

由於對這些國家能力的巨大忽視，才有新自由主義和空想市場主義在非洲，拉丁美洲，東歐的失敗。這也解釋了中國為何在違背幾乎所有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下異軍突起的秘密。

僅靠放任自流的市場，撐不起工業化的天空。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和正確的產業政策，就不可能有安全、規範、統一的大市場和自我輸血的產業升級能力，從而也就不可能有基於後發優勢的爆發式經濟增長和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工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