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最大縣級醫院沉浮錄：曾被贊做手術能省一台車錢 後來卻成反面典型_風聞

來源：八點健聞

一度聞名全國的“高州模式”，從橫空出世到轟然倒塌，中間發生了什麼？

2019年10月上旬的一天，61歲的鐘煥清揹着一個雙肩包出現在深圳機場。他即將飛上海，去見一位醫療界人士。

他中等身材，頭髮有些花白，衣着樸素，在機場的人潮中，是再普通不過的一位老人，沒人注意。更沒人會想到，他就是十年前蜚聲國內、一度成為高層批示的縣級公立醫院改革優秀典型——“高州模式”的開創者。

高州市，是廣東省茂名市轄下的一個縣級市，置身富甲一方的南粵，卻屬貧困地區。高州市人民醫院自上世紀90年代末啓動改革，不拿政府一分錢補貼，進行藥品改革和績效改革。至2010年前後，該院患者的平均住院費用不到5000元，是國內三甲醫院的一半；科主任最高年薪達到50萬元；心血管外科等高難度手術國內一流，但價格大多不到大城市三甲醫院的一半。甚至有患者稱：“去高州醫院做心臟手術，能省下一輛汽車的錢。”全國各地的患者慕名而來。

“高州醫院的醫生一分錢藥品回扣也沒有拿”，“醫改不需要補供方”——這是在“高州模式”的鼎盛時期，身為高州市人民醫院院長的鐘煥清最引人矚目、也是招致諸多反對的觀點。

2011年，53歲的鐘煥清忽然被一紙“任院長已十年”的文件調離，到高州市人大擔任副主任。此時距他2002年出任高州醫院院長，正好十年。習慣站在手術枱上的鐘煥清，不習慣每天開會的生活。幾個月後，他被江西一家民營醫院高薪聘請擔任院長。

隨着鍾煥清的離開，“高州模式”也沒人再提了。2013年，《焦點訪談》一期《藥單背後的秘密》的節目，以一種極其戲劇化的方式，將高州醫院推至風口浪尖——這一次，當年的改革明星高州市人民醫院，成為了“反面典型”。

當時在江西擔任某民營醫院院長的鐘煥清，在電視機前看到了這期節目，心情極其複雜，按掉了無數個記者的採訪電話……

自此，高州對他，成為一個一年只回去一兩次的城市；而就在自家門口、供職了三十多年的高州市人民醫院，他僅因為姐夫的心臟手術，回去過一次。離開高州醫院後，他前後在江西、武漢兩家民營醫院擔任院長。江西那家醫院在三年時間內，由一家一級鄉鎮醫院，發展為南昌大學撫州醫學院下屬附屬醫院之一。

鍾煥清離開高州醫院的日子裏，那個曾聲名遠揚的“高州模式”落下了帷幕。而他本人，則繼續以技術與管理能力立身，投身民營醫療，做好自己的“職業院長”。

“高州模式”伊始

11月13日，鍾煥清來到北京，受邀參加一個財經媒體的醫改年會，他是醫改主題的演講嘉賓。他極其認真地製作了PPT，將過去幾年管理民營醫院的成本用顏色鮮豔的數字，一一標明。

黃色的字在深藍色背景下格外顯眼：“根據我管醫院的數據（2017～2019），藥品、耗材採購成本兩項只佔醫院總收入的17%左右。”這還不夠，他又畫了一個圖表，如果按照他的管理模式，全國醫保和商保消費的藥品、耗材費用，按2018年全國醫保、商保消費總額計算可節約1.8萬億元。

這是他離開高州醫院後，第一次在全國性的會議上再次闡述“高州模式”在民營醫院的實踐結果。而台下聽眾不過百餘人，盛況已不復當年。

2010年的前幾年，正是“高州模式”聲名鵲起之時。鍾煥清擔任院長4年後，2006年，《廣州日報》一篇《七問高州醫院“平價”奇蹟》的文章，引起廣東省高層的關注。一家地處粵西貧困山區的縣級醫院，竟能開展高難度的心臟手術，並且醫療費用比省城醫院平均少二分之一。住院人數和部分省城三甲醫院相差無幾，而且不少病人都是從全國各地遠道而來，診治疑難雜症。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於2006 年9月連續兩次批示，要省衞生廳認真總結高州醫院的經驗，“要在高州市人民醫院召開全省現場會推廣高州人民醫院的的經驗”。那一刻，鍾煥清極其興奮，“這幾年做的事情，終於得到了政府的肯定。”

上世紀70年代畢業於湛江醫學院的鐘煥清，是“社來社去”大學生。這個特定時代的名詞意味着畢業後不包分配。為此，鍾煥清險些放棄讀大學的機會。他父親的一句話“醫學是技術，學了技術一輩子都有用”，在其後的幾十年中，總是在關鍵時刻決定着鍾煥清的命運。

80年代，鍾煥清從基層醫院來到高州人民醫院進修，時任業務副院長的陳光煒發現鍾煥清手術做得極其乾淨利落，特地從市裏要名額，將他留在了高州人民醫院。隨後，他成為了“粵西外科手術一把刀”，1986年完成了廣東省第一例肝內膽管切開取石膽腸吻合手術，又帶領團隊開展高難度的心臟手術。在他升任副院長後，依然天天上臨牀、做手術，只有開會的時候才出現在辦公室內。

2002年，鍾煥清從副院長升任院長後，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醫院改革。一位參與當年高州醫院改革的人士回憶，鍾煥清的管理方式，和他做醫生的思維方式一樣，“他腦子很靈光，不管什麼領域都能很快地發現問題，然後不怕任何阻力，眼裏只有目標。”

他改革的思路，不少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完全不像當年公立醫院的慣常做法。

一是，用不依靠政府撥款的承諾，換取時任市領導的一句話：“只要（醫院）違法亂紀的事情不做，別的事情都可大膽嘗試”。他的出發點很簡單：當地政府貧困，根本無錢撥給醫院。只能靠自己。

二是，從降低藥品和耗材費入手，降低病人的費用。當時，鍾煥清降藥費的思路，引起了領導班子的激烈討論。當年高州醫院每天住院人數只有四百餘人，由於醫療項目政府定價極其低廉，醫院收入50%以上都由藥費組成——以藥養醫，這也是大部分公立醫院時至今日的生存方式。有人質疑，如果不要政府撥款，再降低藥費，那麼人員工資、建大樓、買設備的錢從哪裏出？

鍾煥清的想法也很樸素。他是從基層外科醫生做起，對當地百姓的情況非常熟悉。在他當外科醫生時，一個從本地偏遠山過來治病的一位中風病人，住院住了20多天，因為用藥比較多，他帶來的錢早早花完了，自己偷偷出院時，已欠了醫院幾千塊錢。等醫院派人去追款，一個月才找到他的家。到他家之後，他的家人告訴醫院，人已經死了。 這件事，對鍾煥清影響深遠，直接影響到了他的改革思路。

他認為，當地的老百姓窮，當時高州只是個技術能力有限的縣級醫院，是他們看病的第一道關。如果百姓買藥把錢都花完了，病還治不好的話，那麼醫藥費相當於在他們面前橫了一座大山。高州人民醫院要想發展，必須要靠薄利多銷、口口相傳的方式增加病人數，才是持久的發展之道。

三是，制定嚴格的績效考核年薪制，把從藥品和耗材費節省下來的錢發放給醫生，這樣才能從根源上杜絕醫生開大處方、拿回扣，才能有效地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

鍾煥清當年的改革思路，直面公立醫院改革最複雜、矛盾最深重、改革難度最大的“藥品回扣”，將藥費回扣擠出，一部分讓利於病人，一部分以陽光工資的形式發放給醫生。

在控制藥費上，鍾煥清和當時的領導團隊制定了及其細化的管理方案。每週，財務科都要統計藥品比。每週一的大會上，鍾煥清會在查房時通報用藥比例高的醫生。實行幾個月之後，他們發現在藥品費下來後，還有了意外之喜：減少了藥品庫存，加快了流動資金的流轉，減少了醫院上百萬的成本。在考核醫生績效方面，實行年薪制，年底考核會約束醫護人員一整年的行為規範。當年，在整個高州市人均年收入不到一萬的情況下，高州醫院醫生平均年收入十幾萬元，最高達到50萬，是當地平均收入的幾十倍。“在高州醫院工作”這一條件，都成為了當地相親市場上的金字招牌。

鍾煥清當年降藥費的改革思路，和十年後，影響當今醫改頂層設計的“三明模式”如出一轍。一位醫改領域專業人士評價鍾煥清：“鍾煥清和三明醫改的主導者詹積富一樣都是真正的改革者，因為他們敢面對利益糾葛最嚴重的領域。”

高光時刻

在剛擔任院長的半年內，鍾煥清顯示出了超強的企業管理能力。他認為，在提高醫療技術不能一步到位的情況下，迅速提高服務水平是一條低成本、高社會效益的經營策略。為此，他派出40多個護士長到廣州白天鵝酒店及南方航空公司去學習五星級酒店及空姐的服務及培訓，並開展了護理星級服務管理，每個月五星級獎金多達900元，四星級600元、三星級30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一下子將護士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當時，就醫人員大多是本地農民，當他們一進入醫院，就有醫護人員微笑打招呼，以五星級賓館的服務標準，引領他們去科室、開電梯門……由於服務質量的提高，僅半年多的時間，住院人數由原來每天400人增加到了900餘人。他採取的先提高服務水平的戰略決策，在短時內即得到了很高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顯示出了低成本高效益的社會回報。

他還在醫院開展針對提高護士的靜脈穿刺技術的種種活動。例如打針“一針見血”，醫院為此買了十幾只兔子，供護士在毛細血管極細的兔子耳朵上練習扎針。高州當地受盡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冷漠態度的老百姓們，忽然發現一進了高州人民醫院，彷彿成為高檔酒店的貴賓，而且價錢還比去比別的醫院便宜，患者滿意度疾速上升。他們離院後，成為高州人民醫院的口碑宣傳者，往往一個患者能帶來一整個村的患者。在信息網絡不發達的貧困地區，這幾乎是最好的營銷方式。

提高服務質量吸引病人後，鍾煥清又帶領醫生開展高難度的手術。他自身就是外科手術專家，在完成最難做的外科手術肝內膽結石手術後，又帶領團隊主攻心外科手術。起初他們請湛江的醫生過來做心外科手術，後來又請廣東省的醫生來做。當高州醫院自身的水平得到較大的提高後，又開始請中國最好的心外科手術團隊——北京阜外醫院專家來醫院做手術。“年輕醫生觀摩手術，帶着上手術枱次數多了，就能培養出來一批自己的專家。”鍾煥清現在仍記得，當年高州市人民醫院是如何一步步培養心臟手術醫生的。

時至2006年，由於醫院的社會聲望日益提升，來自全國各地的病人越來越多，特別是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連續兩次批示要推廣高州醫院少花錢治大病的經驗後，來參觀的各級醫院及衞生主管部門絡繹不絕。隨即，省衞生廳紀檢組的工作人員也前來暗訪。有的紀檢人員正好借生病之機，扮作患者體驗打針，事後在會上反映，“這家醫院打針真的不痛”。省衞生廳終於相信，這家山區縣級醫院，門診量、住院量、手術量、醫療水平不僅超過一般的市級中心醫院，而且接近省級重點醫院的規模和水平。當年，高州醫院平均住院費用4952.3元/人次，僅相當於廣州地區各大醫院的47.7%。而且在如此低廉的收費下，高州人民醫院硬是在幾乎沒有國家補貼的情況下，靠自己“薄利多銷”蓋起了3棟20層大樓，以及9棟300多户的“專家村”，而且不從銀行貸一分錢，不欠公司一分錢。

2009年前夕，正是中國新醫改方案出台的關鍵時刻。8500億新醫改資金，到底是補供方還是補需方，各方正爭議不休。

自2003年起，因SARS影響，中國政府對公立醫院大幅增加投入，然而數年下來，並未改變“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高州模式”的橫空出世，讓高層眼前一亮，他們發現了一個不需要增加對公立醫院的投入，也可以改善醫療服務供給的絕佳路徑。2010年，廣東省衞生廳將高州醫院的改革成果反饋給國家衞生部，衞生部高層眼前一亮，時任部長陳竺批示：“這個案例好，尤其是貼近基層的市縣級公立醫院都辦成這樣，該有多好！……建議將此典型作為創優爭先和公立醫院改革先進單位予以表揚。”

三個月後，“高州模式”被作為醫改典型在全國宣傳。來自各地的考察者絡繹不絕，高州市的賓館人滿為患，房間都要提前一週預定。鍾煥清也到達了人生的高光時刻，獲得榮譽無數：當選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獲選“中國醫改十大新聞人物”。

暗流湧動

在鍾煥清十年的院長生涯中，只有2008～2010年，是他印象中相對安穩平靜的“好日子”。

2002年剛出任院長時，醫院太窮，他整天想着醫院怎麼能發展，一分錢掰成兩半花。為了醫院的發展，鍾煥清不得不改變前院長決策的要耗資上億的“專家村”設計方案，將豪華裝修改為普通裝修，20層改為9層，省下來的幾千萬費用，用於把原來設計建設11層的門診樓改變為20層的內科住院、門診樓。這只是改革中再小不過的一個插曲，前任院長也並非心胸狹隘之人，即使鍾煥清當時的決定令他不快，但是他看到了醫院的發展，認為鍾煥清是做實事的人，改變了他原來的建設方案也是對的。

但這個插曲，卻體現了鍾煥清的個性，為了事情能夠做成，不顧及人情、面子，這也為他命運的轉折埋下了伏筆。

在“高州模式”實行前後，高州人民醫院有一點沒有改變：它是公立醫院，院長要由政府任命。而高州所在的廣東茂名，官場生態一度混亂，關係攀附、利益交換盤根錯節。2010年後，持續數年的茂名官場窩案爆發，是為寫照。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聞名全國的最大公立醫院之一的院長，理應找一些“靠山”。而鍾煥清是醫生出身，吃技術飯，一路走來相當順利，未經挫折。當院長後，又有不要政府撥款的底氣，疏於關係經營。跟隨他多年的醫院領導班子成員，提到了當時改革的難度：

當年高州人民醫院的藥品招標，未按當地招標價進行，一直是以低於招標價的最低價中標，招標時用隨機抽選專家的方式避免藥商有隙可乘。 許多藥商通過政府官員，找高州醫院領導班子成員，讓他們引薦給鍾煥清。 鍾煥清一律不見，直接説不需要吃飯，只要把最低價報上來即可。 政府官員推薦親朋來高州醫院，鍾煥清也不給面子，醫院招應屆畢業的醫生護士必須通過公開考試選拔。 至於把人安插到行政部門，更是不可能。 為了精簡醫院運行成本，減員增效，醫院行政部門往往是一個部門就主任一個人，很多部門主任成為“光桿司令”，一遇到大事，幾個部門一起合作去完成。

無形之中，鍾煥清成為了當時官場的“異類”，得罪了許多人。2003年底，鍾煥清曾突發肝病入院手術，康復後回到工作崗位第一天，就有相關領導找他談話，考慮他的身體情況，希望他只擔任書記，不要繼續做院長了。當時，公立醫院還是院長負責制，不做院長，意味着改革無法再貫徹執行。鍾煥清頂了回去，説等我因為身體原因的確做不了院長了，再換我。當時，也有市主要領導鼎力相助説：“這個人（鍾煥清）做事沒出問題，為什麼要換？”

這一次，撤換院長的風波悄然度過。但又在八年後，再度重演。

2009年，高州某新任領導上台。一天，這位領導的一位藥商親屬打電話邀鍾煥清吃飯，鍾煥清像往常一樣，拒絕了這一邀請。

這一年正是“高州模式”聲名鵲起之時。隨後，一些詆譭鍾煥清及其班子成員的帖子開始在網上流傳，而高州市政府的相關部門，卻未採取任何措施進行事實調查或阻止帖子流傳。

多年以來，鍾煥清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只要做事，把事情做成，一切都可安然渡過。但他忘記了，當年做出“以不要政府撥款，換高州醫院改革自由”承諾的市領導，早已離任。

這一次，事態未如他所想。

2011年5月的一天，鍾煥清剛剛召開全員大會號召大家創三甲，到了下午，又組織了一場全員大會，會上宣佈，高州醫院換院長，鍾煥清調任高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和他共事多年的領導班子成員感到非常意外，就在不久前，鍾煥清還做出了以150萬元買一塊3000平方米土地的決策，準備再建一個腫瘤大樓，將相關學科發展為未來醫院的新支柱。

當年參與會議的醫院員工回憶，那場會上，大家都非常吃驚，沒有任何人想到會換院長。整個會場非常沉默，他還記得：“那場會上，鍾院長的臉上非常平靜。”

這一次，鍾煥清沒有像上一次那樣抗拒。他覺得這次退下院長的職位，心裏沒有遺憾。

在鍾煥清離任時的2011年5月，高州市人民醫院日均住院人數已達3200人，而且患者不僅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及東南亞的病人也前來治療，外地病人佔住院病人總數的50%左右。2010年心臟外科手術量達2100多例，連續14年位居廣東第二、全國前十。

此後，他拒絕了外界講課的邀請，也拒絕了外地醫療界人士的探訪。高州模式，雖有人叫好，但反對者依然眾多。在鍾煥清離任當天，就有人在“專家村”門前的小橋旁放鞭炮。“高州模式”在其它地區極難複製：需要當地一把手的堅定支持；需要改革者踏入深水區，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績效機制……每一環節，都需要多部門配合，否則極難推進。

隨着鍾煥清的離任，“高州模式”也逐漸成為過去時。

△高州醫院門診大廳

再起風波

鍾煥清離任高州醫院院長一年半後，2013年1月11日晚上，《焦點訪談》播出《藥單背後的秘密》，曝光了高州醫院醫生收藥品回扣的內幕。曾經被醫療界廣泛點讚的“高州模式”，一夜間轟然倒塌。

隨後，省裏聯合督查組深入高州督查督辦，查處涉案醫務人員39人、藥商5人，主動上繳回扣款的醫務人員就達382名，追繳違紀金額580多萬元。

此後半年裏，高州醫院跌入低谷，日均住院病人創了最低記錄，只有979人。

此後一年內，高州醫院的藥品收入急劇上升，患者人均門診費、住院費一併上漲，醫生拿回扣之風故態復萌。

高額的醫療費用，致使病人數量減少。“我的住院病人原本每天有100多人，後面少了一半，獎金就少了，只能靠回扣補上。”一位涉事醫生回憶説。

鍾煥清曾經説過的一句話的確應驗——把病人留下來，治好它，醫生就有錢了。不治好，費用高，就沒有病人。

在兩年時間裏，上述醫生一共收了10萬元的回扣，而這些回扣的總額與獎金相當，有時候遠高於獎金。回扣數額之多，在這位醫生之前從業的10多年裏，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收回扣的瘋狂程度，遠大於想象。“有一個領導專門管回扣分配，他會定一個用藥額度，每個藥商每個月供應多少量。”一位醫生説，用藥量並不是根據病人需要來定。“要是額度沒用完，他會打電話批評你，這個月的藥，你幹嘛不用完？你一定要用別的藥幹嘛？”

這一機制，已完全背離了當年高州醫院的改革模式。

△高州醫院病房，牀位還有富餘

往日不再

如今，走在高州鑑江旁邊的沿江西路，那座明朝萬曆年間建造的寶光塔仍佇立江頭。塔對面，高州最擁堵、最吵鬧的一條路上，是高州市人民醫院。

路經此地，會聽到一堆摩托車司機，扯着嗓子問，要去哪。當地人看完病，隨手就打了個摩托車回家；更遠一點的，則蹲在醫院門口，等着回信宜、化州這些地方的大巴。

來看病的人，已經不再有當年鍾煥清口中“賣掉雞、殺掉豬來看病”那般窘迫，但他們那雙幹慣了農活，粗糙黝黑、滿是褶皺的手，攥着藥費單子，依舊顯示了生活並不輕鬆。

“回扣門”之後，高州醫院又新換了一任院長。經過了嚴格整頓之後，情勢有所迴轉。但醫藥定價走回頭路的局面，仍舊沒變。

2018年，高州市人民醫院的總收入近18億元，是2010年的3倍。但住院病人卻急劇減少，由當年的日均3200餘人，下降了近一半。許多科室，出現了住不滿的情況。當初每年2100例的心臟外科手術，也降到了不足千例。

多出來的營收，來自病人的人均費用。2018年均次門診、住院費用分別是219元和11218元，和中國普通的三甲醫院沒有太大差別。

在名目繁多的全國醫院排行榜上，在縣級醫院中，高州醫院依然名列前茅，但平價醫院的光環不再。

自鍾煥清離任後，高州醫院沒有新建大樓。只是5號樓的右邊，多了一堵圍牆，和放療大樓、8號樓連成一片。這是當年鍾煥清本來要建腫瘤大樓的那塊地，這塊已從當年150萬元，漲到了數千萬元的地皮，現在是停車場。

如今，和全國大多數縣級公立醫院一樣，高州醫院面臨的是市級、省級醫院的多重夾擊。高州周邊的廣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湛江市人民醫院、茂名市人民醫院、陽江市人民醫院、化州市人民醫、信宜市人民醫院，發展速度遠快於高州，以抽水機一般的速度，吸引了更多的患者。過去的差距已不聲不響地縮小，甚至某些學科己經趕上高州醫院，或者顯露出要超過的態勢……

在離開高州醫院的日子，鍾煥清感覺輕鬆了不少，治療病人和醫院管理，依然讓他感到充實和興奮。父親當年讓他手中掌握一門技術的勸誡，令他一直沒有放棄醫學專業，他依舊是心臟手術的頂級專家。在江西、武漢的民營醫院工作期間，他有些自豪地説，有些當地認為做不了的胸心外科手術或肝內膽管狹窄並結石病人都會找他做。

做民營醫院的院長，也讓鍾煥清感到輕鬆，因為：“不必考慮太多醫院管理和醫療之外的事情。”

在他即將湧進人潮，乘坐去往上海的飛機前，問他如果回到十年前，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嗎？鍾煥清想了很久，説當年曾經短暫後悔過沒有和當時的領導搞好關係，否則現在腫瘤大樓早建成了。但很快，他就推翻了當時的那一絲後悔：“如果那麼做，歷史上就不會存在‘高州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