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口才好的有哪些人？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説起這類擁有“三寸不爛之舌”的強人，後人常津津樂道亂世裏連橫合縱的英姿，甚至談笑間力挽狂瀾的瀟灑風姿。但這次我們要説的，卻是十分特殊的二位：兩位身在晚清年間，更悲壯支撐近代中國恥辱時刻的“口才強人”。

説到這類人物，很多近代史粉絲們，也往往想起那位自詡為“裱糊匠”的晚清洋務運動強人。但下面説的這二位，僅以考驗論，面對的卻是比那位“裱糊匠”艱難得多的“地獄難度”。首先一位，就是長期擔任駐美大使的伍廷芳。

在21世紀初，央視一部甲午題材影視劇裏，馬關條約談判桌上，中國談判代表伍廷芳跪地痛哭的一幕，不知看哭了多少觀眾。但在真實的晚清歷史上，確實歷經太多恥辱時刻的伍廷芳，卻是個從不相信眼淚的人。這位林肯法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年輕時即揚名香港，有着“伍叔”美名的大律師，從來以強大口才著稱。

而在接受了李鴻章邀請，成為晚清外交家裏的代表人物後，他那出名的口才，更找到了新的戰場：在那弱國無外交的談判桌上，能爭一分是一分，為正捱揍的近代中國，艱難爭取國家利益。在歷經了馬關條約的恥辱後，他有隨即接受了一個更高難度考驗：就任駐美公使。

當時的美國，正是“排華”風氣空前高漲的年月，外加大清朝敗仗打得多，喪權辱國的現眼場面極多，國際形象當然一落千丈，動輒就被美國人當軟柿子“排”。1897年，中國官員張萌恆路經美國時，竟在紐約街頭被美國激進分子攻擊。囂張的美國婦孺們拿着石頭泥塊，當街把張大人砸得灰頭土臉。而路旁的美國警察呢？竟一個個裝看不見。

這樣的遭遇，也不止張萌恆一位。中國官員在美國遭到羞辱甚至扣押，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本身就不是新聞。甚至1903年，中國駐美公使館武官譚錦鏞，因為不堪美國警察的羞辱，竟憤然跳海自殺。這，就是作為駐美大使的伍廷芳，身處的“虎穴”。

但是，就是在這樣的虎穴裏，面對美國人的白眼，面對千難萬難的處境，伍廷芳依然儘自己所能，竭力為國家利益交涉。特別是在美國排華情緒高漲，中國學生與商人也常在美國遭到刁難和扣留。以往的中國大使遇到這類事，都是能躲就躲，伍廷芳卻多次迎難而上，在給美方的照會里，他也多次展現了強大的口才，怒斥美國“以素號文明之國，而此損礙名聲之事”。其絲絲入扣的照會，常叫美國方面啞然。

於是，面對美國人的傲慢，伍廷芳卻也贏得了多次外交勝利：1901年，被火奴魯魯當局拒絕登岸的香港學生，在伍廷芳的交涉下獲准入境。同年，兩名被舊金山移民局野蠻驅逐的中國學生，也經過伍廷芳的力爭，成功獲得了入學資格。其中的一位，就是民國時代赫赫有名的孔祥熙。

這些事情，一百年後看來沒什麼稀奇，但放在當時，何其不易。

與此同時，伍廷芳還曾奔走美國各地，發表各種文章與演説，駁斥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歪曲。他在賓夕法尼亞的著名演講《論美國與東方的交際事宜》，一口氣吸引了四千多聽眾，現場掌聲雷動，其幽默風趣的演講稿，不但當時被美國各大媒體轉載，還被寫入了美國各類演講學的教材裏。以《紐約時報》的評價説：伍廷芳“英語説的與中國話一樣好，他具有所有東方的幽默和智慧，能恰到好處的將這些翻譯成美國話。”

如此境界，堪稱口才中的高手。

這樣的伍廷芳，也讓美國人感到了巨大的壓力。擔任美國公使期間，美國也不得不在各方面向中國做出讓步。美國總統羅斯福更發出一段對伍廷芳的“惡評”：“他（伍廷芳）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中國佬，他一旦得手就能讓我們全不得好死”。在那個近代中國落後捱打的年代裏，這樣一個能叫美國總統發出“不得好死”驚呼的牛人，口才該有何等殺傷力。

而比起縱橫美國的伍廷芳來，另一位晚清口才強人，留給我們的卻更是悲壯的記憶：楊儒。

與伍廷芳一樣，楊儒也曾擔任過駐美大使。這位漢軍正紅旗出身的能臣，還曾擔任過駐俄奧荷各國使節，比起晚輩伍廷芳來，是個絕對的老資格。但是一場突發的國難，也把這位“老資格”，推到了風口浪尖的境地：庚子國難。

一場庚子國難，八國聯軍肆虐華北大地，“八國”之一的沙俄，更是騰出手來吃獨食，沙俄十七萬大軍席捲東三省，一口氣打到新民府（遼寧省新民縣），眼看中國東北大地，就要被貪婪的北極熊咬下一塊。已是焦頭爛額的清政府，哪裏還有還手的力氣，無奈祭出了新大招：楊儒為全權大臣，去彼得堡與沙俄談判。

説實話，這次“大招”，説是“談判”，可大清朝要兵沒兵要錢沒錢，手裏任何籌碼都沒有。所謂談判，看上去就是走過場。沙俄方面也擬定好了協議，就等楊儒過來畫押。但不放棄的楊儒，卻同樣以他強大的口才，開始了艱苦的博弈。

楊儒首先抓住的，是沙俄方面的漏洞：沙俄擬定的領土協議，是在強行侵佔中國領土的情況下擬定的。於是談判啓動後，楊儒就犀利反問：“假如俄員在外未奉訓條，擅自畫押，未知貴國政府能作數否”。一個“程序問題”，駁得俄國代表啞口無言，不得不廢掉“協議”。沙俄的刺刀面前，老辣的楊儒贏了第一局。

但接下來的談判，才是千難萬難：深知楊儒厲害的俄方，又炮製出新協議，並且軟硬兼施，大談大清與沙俄的“友好”，可楊儒一句話，又輕鬆戳破了畫皮：俄國的東北協議，不過“如英之待印度”。

兩個月的拉鋸談判，當然不是幾句犀利駁斥能解決的，楊儒也想盡辦法，每次談判都顧左右而言他，各種“拖”字訣當頭，拖掉一場是一場。現場記錄的翻譯顧維鈞（未來巴黎和會代表），更發出痛苦嘆息：這些記錄反映了我國曆史上最悲慘、最恥辱的時代。

也就是在這恥辱的談判裏，不停在談判桌上吃癟的沙俄，明明手握強大的武裝優勢，卻還是按照楊儒的要求，對條款“三駁三改”。到1901年3月22日，惱羞成怒的沙俄，對楊儒百般威逼，苦苦交涉的楊儒，還在談判結束後回住所的路上不慎跌倒，從此一病不起。為了國家利益，他真是用生命在拼。

他的拼，也終於沒有白費。兩個月的苦苦支撐，為清王朝贏得了外交斡旋時間，生怕自家利益受損的西方列強紛紛介入，局面陡然對沙俄不利。楊儒的病倒，更叫沙俄方面成了眾矢之的。1901年4月6日，沙俄終於發表聲明，聲稱“條約暫做罷論”。掙扎在沙俄鐵蹄下的東三省，這塊沙俄已經到嘴的肥肉，就這樣奇蹟般的，由楊儒拼命搶了回來。

但楊儒已經油盡燈枯，1902年2月17日，積勞成疾的楊儒病故於彼得堡，是年4月8日，清政府與沙俄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收回了東三省主權。歷經恥辱的楊儒，在弱國無外交的時代，就這樣以生命為代價，創造了一場奇蹟。

奇蹟的背後，更是那個絕望的年代裏，多少身份立場不同，卻從未放棄，為中國命運苦苦支撐的身影。他們或許生不逢時，或許歷經坎坷，或許壯志未酬，但他們，真的盡力了。

參考資料：武樂堂《論伍廷芳對晚清旅美華人的保護》、 鍾康模《晚清外交家楊儒在中俄談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