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版《共產黨宣言》理解與翻譯問題（續）_風聞

這個語法性破框句中鮮明的對立性特徵引發我們的注意，全句前場只有一個詞，中場也只有兩詞構成，而破框之後的後場卻有28詞之多。簡短主句的作用是引起接受者的注意力，構成後場的兩個並列從句則承擔闡述具體內容的功能。這個主句強調的是及時性、迫切性、必要性和合理性：當共產主義成為“強力”之後，共產主義者必須有所作為，宣傳他們的主張及其實施的路徑。第一個從句中的三個賓語“觀察方式”、“目的”和“傾向”均為複數，其物主代詞均為複數第三人稱“他們的”，以突顯敍述的客觀性。

中央編譯局譯本不僅將“觀察方式”小化地譯為“觀點”，還將“他們的”改寫為“自己的”；更有問題的是，將後場中兩個極長的從句插入到極其簡短的中場裏去，形成了一個“現在是……時候了”冗長累贅的句型。這就使原本強勁有力、引發興趣的短句變得十分繁複，減損了原來簡短主句的緊湊力度和較長從句的説理性，消解了短句與長句構成的有度張弛，就是破壞了德語文本中語法性破框的敍述策略：情緒的張揚與理性的陳述之間的辯證關係。將三個連續的物主代詞“他們的”改寫為“自己的”，也改變了語詞和文本的涵義方向和敍述視角，這就將第三人稱的間距性敍述變為類似第一人稱的同一性敍述，這裏陳述所要營造的客觀性被消解了。對此，我們還將在《共產黨宣言》的整體文本層面上，論述物主代詞承擔的銜接-連貫功能。

第二個從句以“共產主義”、“鬼怪”與首句發生銜接和互文關聯，同時完全復現標題中的三個語詞：“共產主義”，“政黨”，“宣言”；在語詞排序上就可以看出“對峙”的形式：

“謠傳”←“鬼怪”←“共產主義”→“宣言”→“政黨”。

這裏的“對峙”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相互對立地站在一起，讓讀者進行比較和辨別：一邊是關於共產主義是“鬼怪”的“謠傳”，另一邊就是這篇《共產黨宣言》。由此分析與解釋，我們建議翻譯如下：

現在正是時候，共產主義者要將他們的觀察方式、他們的目的、他們的傾向公佈於全世界，並以共產黨自己的一份宣言來對峙關於共產主義是鬼怪這樣的謠傳。

“引言”最後一句相當於宣言文類的落款信息，表明這份宣言的起草者、起草地點，發佈語言以及受眾等：“為了這個目的，最為廣泛的各國共產主義者會集於倫敦，起草瞭如下這份宣言，並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蘭德文及丹麥文公開發表”（Zu diesem Zweck haben sich Kommunisten der verschiedensten Nationalität in London versammelt und das folgende Manifest entworfen, das in englischer, französischer, deutscher, italienischer, flämischer und dänischer Sprache veröffentlicht wird. Z.17-20）。

這是個複雜的關係從句。時態為完成時，動詞式是直陳式。關係從句構成語法性破框。複合賓語構成句子框架。這句話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zu diesem Zweck）放在句子前場，介詞短語的主位化是突出“目的”的重要性。這個句子由兩個主句構成，其一為“共產主義者會集於倫敦”；其二是“起草如下宣言”，兩個主句通過並列連詞“和”連接，屬於並列連接關係；因此主句中也有相應的兩個並列中場。“會集”（versammeln）和“起草”（entwerfen）兩個現在完成時動詞也都是右句框。在語法性破框關係從句中，代表“宣言”的關係代詞“das”構成左句框，複合謂語“[被]公開發表”（veröffentlicht wird）構成右句框。情狀狀語“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蘭德文及丹麥文”位於從句中場。除了將介詞短語“為了這個目的”置於前場之外，這個兩句並列且加上關係從句的句法結構可謂四平八穩，而點題的“宣言”以多種語言公開發表卻能激發受眾的興趣。

句子中關於“宣言”的動詞頗值細究。馬克思沒有用“撰寫”（verfassen）或“完成”（anfertigen）等，而是用了“起草”（entwerfen）這個德語詞，而對“entwerfen”的一般理解是指未完成的草稿，也指建築學或繪畫中，藝術家的基本（草圖）設計，也就是説只有基本構架，並沒全部完成。這個動詞“entwerfen”與上文的“指責”（Vorwurf. Z.8）以及第二章中出現的對共產主義的“責難”（S.475, Z.17；S.479, Z.18）同屬一個詞幹“拋擲”或“拋投”（werfen/ Wurf），是某種意義上的銜接與互文。儘管馬克思與海德格爾完全不是同道哲學家，但海德格爾對德語詞“ent-werfen”的解釋或可幫助我們理解馬克思使用這個動詞的用意。將其解釋為“開啓性的拋投”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項。就詞典學意義而言，就是“對未來整全之物的本質部分進行整理，或勾畫”。

在詞場和文域層面上看，僅是“起草”似乎不足以囊括這個動詞的所有含量。動詞“entwerfen”在文本中的第四格名詞是“宣言”，而“宣言”既不是一個草稿，也不是一個未完成品。既如此，這個宣言的“起草”就會另有所指。“宣言”（Manifest）之本意，就是“諸侯或獨立國家昭告天下宣佈其行動的文書”。相應而言，《共產黨宣言》就是共產主義者以其理論昭告天下，並宣佈其革命實踐，即力圖推翻資產階級私佔己有物的統治，建立己有物共有的人類共同體。因此，我們不能只將《共產黨宣言》理解為一篇文章，更多的是要將其理解為對革命實踐的宣告。《宣言》是對革命實踐（行動）的大致勾畫，從理想到文字概括性展現；而從文字到行動的革命實踐尚未完成，因此，這就是一個開啓性的拋擲。

四、思想的整全性：銜接、連貫與互文

《共產黨宣言》的無題“引言”不僅有着本身的銜接與連貫，更有與整篇宣言的內在銜接與連貫以及互文關聯性。銜接與連貫不僅構成了這一作品的文本性，更是彰顯了它詩學藝術與科學論述完美結合的經典性。在文本整體上，認識銜接與連貫以及互文關聯，有助於我們鑑賞《共產黨宣言》的語言魅力，能指導我們如何整全性理解這部經典作品中的範文，同時也能幫助我們在藝術鑑賞和學術理解的基礎上翻譯這部偉大的經典文本。

“引言”全文有六個自然段，除了第一段有兩個句子，其餘五段均為一句一段。這六段的銜接-連貫簡述如下：第一段：提出問題和命題，提及共產主義遭到宗教集團和政治集團的全面迫害；第二段：遞進關係：“共產主義”成為罵名，遭到各政治團體和政黨的羞辱，“共產主義”是他們用來相互謾罵、指責和攻訐的語詞；第三段：位於文本中央，起到中軸作用，承上啓下；第四段：從第四段開始，進行反動、反駁。陳述一個“事實”；第五段：講述必須要做的兩件事；第六段：為了完成那兩件事，實踐他們的行動。

我們在語詞與概念解釋與句法-語法分析中已經單個涉及到“引言”六段七句各部分的相互銜接和互文性。銜接與互文不僅表現在這六段的語義-句法學上，同樣出現在文本結構的層面。六段七句的中間一句，即第四句，就是引言的分界線，在語義內容上，它是一個轉折點，在文本形式上是一個分割線。中心詞“共產主義”由此從“鬼怪”逐步轉化為“宣言”，從否定性的使用，轉化為肯定性的彰顯。“鬼怪”與“共產主義”這兩個語詞在引言中交替出現，除了第四句這個中線句沒有出現“共產主義”，其餘五段均有“共產主義（者）”的名詞或形容詞出現，共有七次之多，且呈逐漸遞增的趨勢，高頻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宣揚。相比之下，“鬼怪”則出現四次，在第一段高頻出現（三次）後，只在第五段再出現一次，出現頻率成遞減趨勢，直至在最後一段的完全消失。“共產主義”與“鬼怪”出現的頻率高低，在段落和句子中的位置分佈，在形式上展示了文本銜接與互文，在內容上顯示了“共產主義”趨勢上揚和“鬼怪”走向沒落的此長彼消。

銜接的推進與轉折不僅展示科學論證的邏輯性，同時也展現了經典文本的藝術性。以第四句的分界線為準，在這界線之前，共產主義被指稱為否定性的“鬼怪”，像野獸一樣只是被追獵的對象，是統治者們以及各種政治強力用以相互侮辱和攻訐對方的罵詞，是打擊對方的武器。在句法層面上，就體現在“共產主義”在句子中一直處於被否定的、賓語、客體的地位；所用句式也多為修辭性破框句，形成較為突顯的龐大後場。之後的句子也都呈現出句法上的規範齊整，破框的後場現象完全消失。“共產主義”在第五句中第一次以主語的姿態出現，儘管這還是一個被動句中的主語，卻也在語義內容上強調了共產主義的“強力”地位。在接下來的第六句中，其主語形態得到加強，在兩個從句中以主語的形態出現，並宣告它要做的兩件大事：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以否定共產主義是鬼怪的訛傳。在第七句，也就是引言的最後一句中，“共產主義（者）”則以兩個完全主語/主體（Subjekt）的姿態出現，點出《共產黨宣言》的簽署者、撰寫地點和出版語言。這就在“引言”中完成了“共產主義”從否定、被動的地位逐漸轉化為肯定、主動的狀態的過程。關於宣言文體特徵彰顯的對照-對立式的張力，如句法就是以短句帶出長句，以藝術的激情帶出科學的論述，在上文已有論述。

“引言”的真正功能是為引出四章正文鳴鑼開道，因此，它必然與正文銜接、連貫併發生互文關係。如果，我們將第六句中“他們的”翻譯成“自己的”，將“觀察方式”譯為“觀點”，將“傾向”譯為“意圖”，也就割裂了文本的銜接性和互文性。第六句中的“觀察方式”、“目的”和“傾向”恰是四章正文的綱，後者是前者的目。所謂“觀察方式”並非是某一個觀點，而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此處指的是正文第一章中的以階級分析為綱的唯物史觀；“目的”在正文第二章中加以闡述，其根本就是“揚棄私人所有制”，通過無產階級獲得政權，逐步實現人類共同體；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從兩個方面來陳述共產主義政黨的政治傾向，一個方面是與敵對黨派的關係，另一個方面與政治盟友黨派、團體的關係。

人稱代詞的翻譯看似簡單，其實同樣有其銜接與互文功能。將“他們的”翻譯成“自己的”，或許能在“引言”的小範圍內得到自洽，卻也損壞了《共產黨宣言》整體文本的銜接與互文性。縱觀《共產黨宣言》中人稱代詞或物主代詞的使用，讀者會察覺，在不同的文域中有不同的用法。引言中的“他們的”與正文中“我們”構成辯證的銜接關係。如果説，引言中的“他們的”是在營造一個客觀的敍述情景，正文第一章中的“我們”突出敍述者的視角，第二章出現的共產主義的“我們”則與資產階級的“你們”形成了戲劇形式的對話關係。文中有一個客觀的敍述者，這就是第一章中常用到的複數第一人稱“我們”。第一章中，複數第一人稱代詞“我們”出現過八次，多以觀察的敍述者的身份，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察方式”來觀察歷史與社會：“我們幾乎到處都找到”（S.462, Z.9）；“由此，我們看見”（S.464, Z.6）；“由此，我們看見了”（S.467, Z.15）；“其次，我們已經看到”（S.471, Z.27）；“如我們所見”（S.473, Z.13）；其次與視覺感官有關的是“我們的眼睛”：“現在，我們眼前正進行着”（S.467, Z.27）；“在我們眼前自行發生的”（S.475, Z.2）。第二章中出現的複數第一人稱“我們”（S.475, Z.17）首次將敍述者與共產主義者合二為一，明確同一了敍述者的共產主義者身份。作為共產主義者的“我們”與資產階級展開了激烈的戲劇性爭辯，文本引入了戲劇性對話。此時，共產主義者（S.475, Z.17, 22; S.476, Z.11, 14; S.477, Z.1, 4, 7, 8; S.478, Z.16, 17, 18X2,）與敍述者（S.475, Z.30; S.476, Z.6）的身份合二為一，交替使用。然後又回到敍述者身份（S.481, Z.6,7）。由此可見，在《共產黨宣言》中，人稱代詞或物主代詞的使用，是銜接和互文的需要，同樣也是敍述策略的需要，使文本接受者在不同的場景中在顯性與隱性的敍述者的引導下理解歷史和社會。

五、結語

 偉大的思想不能脱離具體的語文形式而存在，語文是思想之家，任何明晰的思想也必須棲居於句法-語法的形式之中。句法-語法的特殊結構相應地彰顯出這一思想的特殊形態。作為經典作品中的範文《共產黨宣言》更是如此。因此，以德語原文為對象的分析與解釋是我們研究和理解馬克思著作的必經之路，別無他途。本文對《共產黨宣言》的德語原文開始進行四個層面的分析和研究：語詞-概念層面；句法-語法層面；文本結構層面；最後抵達思想意義的學術層面。在此過程中，觸摸語言的細微紋理，努力做到條分縷析地推理和論證馬克思思想基本意涵；杜絕不着邊際、情緒衝動、天馬行空、位於學術之彼岸的宏大敍事。本文意欲達到的目的是，通過語文學的分析與解釋，以論證經典範文《共產黨宣言》如何將藝術的激情和科學的理性結合在一起。

我們始終認為，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就必須以德文為基礎，迴歸德語原文，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母語。以包括英譯本在內的其他譯本替代德語原文的“研究”，實為自欺欺人的無奈之舉；業內專家俞吾金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基於譯本閲讀經典作家“原著”的問題：“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任何人，假如只侷限在他人譯本的基礎上做研究，這樣的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有什麼真正值得重視的價值，而且猶如盲人瞎馬，不知會被引向何處”。今天，沒有人會認為，研究先秦散文、唐詩宋詞可以基於文言原文之外的任何譯本。目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德語水平大多還不足以流暢閲讀馬恩德文原著，對《共產黨宣言》的研究一般多基於中譯本，或藉助日譯本、英譯本或俄譯本等進行研究，這樣的研究至多是間接的二級研究，無法達到直接的一級研究的範疇，有隔靴搔癢之嫌。我們希望中國學界能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上也能同樣遵循國際學術的基本原理，使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文原著的研究逐步邁入學術殿堂。

時至今日，《共產黨宣言》進入中國語文已有100年的歷史，然而我們至今還沒有完成對這部著作的446句所進行的標準化（Standardisierung）和經典化（Kanonisierung），還沒有藉助於德國出版的《馬恩全集》（MEW或MEGA）自主制定出一部可供研究使用的《共產黨宣言》歷史-批評版，基本上沒有對德文原著進行與時俱進的長期研究。中國學者研究的基礎文本一般是中央編譯局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而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這一翻譯文本存在着巨大的問題和明顯的錯誤，不足以成為嚴謹的學術研究的底本。因此，我們離學術研究的展開依然還有很大的距離。

馬恩原著的標準化和經典化在當代中國馬哲學術界沒有被意識到。在西方，對卓越的文本首先要有一個“歷史-批評版”，其次是對這一文本進行分析、註疏與研究；近鄰日本的學者在對馬克思原文原著的研究的精深程度明顯高於中國“專業”學者。從1998年，日本已經出版了服部文男的解釋性日語譯本，即對翻譯底本德語原文進行研究，同時對照英語譯本加以詳細的註解。

因此，在21世紀的新時代，我們必須開啓對《共產黨宣言》的學術性研究，讓馬克思研究國際化，而不是自説自話、自娛自樂地閉門造車。學術性研究體現在以下三個步驟：其一，版本研究：對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的歷史考證和歷史-批評的研究，完成一個可供研究的歷史批評版，而不是完全依賴MEW或MEGA為我們提供的現成版本。其二，標準化：對《共產黨宣言》的章節和語句進行標準化建設，即對每一個章節、句子，有時甚至是語詞單位，進行編號，就如西方學者對《聖經》、歌德詩劇《浮士德》等進行的標準化。第三，經典化：這裏又分兩個部分，一是語文詮釋學，二是哲學詮釋學。語文詮釋學就是對標準化了的文本進行總體和細節的分析、解釋和説明，即講解主要、重要和難解的語詞和概念；分析每個句子的句法結構及其語義；論述文本中的邏輯關係以及修辭手法。哲學詮釋學就是研究《共產黨宣言》廣泛的哲學意義以及它在馬克思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中的理論位置，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帶着今天的意識和問題研究文本。只有在這樣的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才能翻譯好《共產黨宣言》，為不能用德語閲讀馬克思著作的讀者提供一個可信度高的中文譯本。

總而言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有三個不可或缺、互為因果的層面：其基礎就是對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進行基礎性理論研究，對它進行標準化和經典化；其次是對（國際）共產主義的其他理論與實踐進行系統系的梳理和闡釋；其三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大同思想相結合，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與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的思想相結合；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服務，為中國人民的福祉服務，為實現共平天下服務。只有這三個層面能夠相互貫通、相互聯動、相互促進、相互學習，才能使馬克思主義真正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今年是《共產黨宣言》的主要執筆者卡爾·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共產黨宣言》出版170週年，撰文以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