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香港曾有一所“難民學校”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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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香港來了一個戴眼鏡、穿長衫、矮矮胖胖的小老頭兒。

別看其貌不揚，名頭極大。

他叫錢穆。

在中國近現代，江南錢氏是一個逆天的家族。相傳是吳越國王錢鏐的後嗣。錢鏐將33個兒子派往江浙各州，使家族繁衍開來。民國年間的《錢氏家乘》記載，國內有跡可循的錢氏宗脈有一百多支。

最著名有無錫錢氏、臨安錢氏、吳興錢氏。

錢穆屬無錫錢氏，他有一個親侄子叫錢偉長。錢鍾書也是無錫錢氏，不過同宗不同支。

錢學森屬臨安錢氏，他有一個侄兒叫錢永健，後來獲得諾貝爾獎。

錢三強屬吳興錢氏，他爹錢玄同也很彪悍，新文化運動的骨幹，魯迅師弟。

儘管出自江南錢氏，但錢穆家道中落，父早亡。在寡母的苦心操持下，他7歲進私塾，一路讀到南京私立鍾英中學，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學校停辦，遂輟學。

中學肄業，這是國學大師錢穆的最高學歷，但他畢生堅持自學苦修。“我自7歲起，無一日不讀書，每日求有所聞”。

1913年後，他先當了10年小學教師，又當了8年中學教師。教書之餘，不忘研習史學。

1930年，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學教師居然在頂級學報《燕京學報》第七期發表了《劉向歆父子年譜》，繼而又發表《先秦諸子系年》。

學界大佬紛紛側目。經顧頡剛推薦，錢穆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居北平八年，他先後授課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

在燕大，錢穆見陳寅恪穿長袍，亦改穿長袍，堅持到老。

北大“未名湖”一名就來自錢穆。執教北大時，他和胡適是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並稱“北胡南錢”，兩人都善於演講。

抗戰爆發後，錢穆隨北大南遷雲南。期間他與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一個超級悲催的天才）往來密切。

時值民族危亡，西學東漸，青年多以閲讀“進步書籍”，貶低中國傳統文化為榮，社會瀰漫歷史虛無主義。

在陳夢家的啓發下，錢穆一反此前中國通史的西方化敍事傾向，寫出《國史大綱》。

2

中國史書千千萬，但《國史大綱》最別具一格。

錢穆抱着為中國人寫中國最後一本史書的信念，開篇即明確，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温情與敬意。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温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上述四點可以説是錢穆思想的薈萃。

《國史大綱》飽含強烈的道德意識與愛國熱情，很快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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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終身從教，不支持學·運。1948年，當西南聯大涌動激進思潮，他選擇離開，應邀回家鄉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又應廣州華僑大學邀請赴穗任教。

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錢穆沒有赴台，經廣州去了香港。

起初，他在徐復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後又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課室三間，籌辦亞洲文商夜學院。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嶽峯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亞洲文商夜學院由夜校改為日校，更名為“新亞書院”，錢穆出任院長。

很多年後，錢穆回憶：“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台灣，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新亞學院的學生十有八九都是流亡青年，錢穆不但免除學費，還想辦法幫忙解決生活問題。

當年的香港流亡青年之間有這樣一句話：“我們進教堂，只可以獲得半天的安慰；我們進了新亞書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個家，整個心靈獲得了寄託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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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余英時就是新亞書院“出產”的棟樑之一。

他是1950年春天從燕京大學轉到這裏，他發現“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子已佔滿了全部空間”。而錢穆給他的第一印象則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一個炎熱、潮濕的夏天，患病的錢穆躺在地板上，叫余英時去買《二十四史》給他讀，彷彿這足以驅逐所有的痛苦。

在這個租來的僅有的四間教室裏，錢穆努力保存中國文化的氣韻。新亞書院最終成為20世紀後半葉中國教育的奇蹟之一。

當然，這是後話。

5

新亞書院的贊助商王嶽峯不是富商巨賈。錢穆得想辦法去弄錢。幸好他跟蔣介石有交情。

《國史大綱》出版後，蔣介石極為賞識，曾約見錢穆，被拒。

1943年，蔣介石再次約見錢穆。因為蔣介石提倡宋明理學，錢穆心生好感，就去跟他聊了聊歷史和理學。

之後，錢穆還與馮友蘭一道受蔣介石邀請去重慶給中央訓練團講演。期間，蔣介石親自過問錢穆的膳食是否可口。

1949年8月，新華社發表社論《丟掉幻想,準備戰鬥》，點名批評胡適、傅斯年和錢穆三人，説他們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

錢穆覺得很冤，他認為自己“單槍匹馬，一介書生”，“足跡不到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怎麼會找到我頭上”。

此文發表的八個月前，傅斯年去了台灣；四個月前，胡適去了美國；一個月後，錢穆把妻子和五個孩子都留在內地，隻身去了香港。

獲悉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後，蔣介石親自邀請錢穆來台一敍，指示台灣當局每月撥給港幣3000元，前後達4年，直到耶魯大學提供新亞書院補助為止。

6

新亞書院的學歷不為港英政府所承認。

1963年，為了在香港攻讀中文的中學學生升學需要，香港政府決定在主要提供英國學生就讀的香港大學外，合併崇基、新亞、聯合三家書院，催生一所新大學。

錢穆本人也希望在香港設立有別於英語教學的大學，弘揚中國文化，加上創校初期收容流亡學生的意義不再，因此積極呼應英國政府的主張，倡議重新組織各個流亡學校，另創新校。

當時想了很多名字——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堅持，“不如叫中文大學”。

中文不是語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

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餘決不參一議。”

新亞書院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穆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

在英屬香港，終於有了第一所中國人主持的中文教學的大學。

“山岩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這首廣為流傳的《新亞校歌》，歌詞是錢穆親自撰寫。

錢穆的弟子葉龍説，“香港原來是殖民地社會，錢先生辦了新亞，才有一個學校專門來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歷史，這個影響很大。後來新亞成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確實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7

1965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結束在香港辦學16年的生涯。

關於錢穆辭任一事內幕，有多種説法。

一説是，錢穆被新亞書院同儕排擠，繼而出走。

一説是，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與校方辦學思想向左，這才掛冠而去。

究竟如何，因當事人不在世，且回憶錄沒有詳敍，只能讓後人臆測。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辦學宗旨與錢穆初衷漸行漸遠。

作為錢穆辭職的餘波，9年後，香港中文大學發生了一件影響至今的大事——“改制風波”。

概而言之，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時，與港英政府約定維持教學、行政獨立，各有自己的校董會，等於實行“聯邦制”，大學中央只管頒授學位。

所謂中大改制，就是把原來聯邦制的三個書院改為單一制的大學。

其中，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持贊成態度，新亞書院反對改制最強烈。

其年，余英時從美國返港，擔任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被任命為改制工作組主席。

余英時被夾在中間，充當了改制的替罪羔羊，裏外不是人。為這所嶄新學府的轉型付出沉重代價，兩年後黯然返美。

後來擔任新亞書院院長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金耀基曾回憶；“1975年大學正在改制，學校裏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衝突。這時候我拿到去劍橋大學訪問的通知，多麼愉快啊！這樣就沒有這麼多煩的事情。”

香港中文大學後來的所有格局，就是這次改制定下來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改制報告完成之後，轉給香港政府，政府立刻委任了一個英國人領導的新委員會，對於中大的制度以後究竟應該怎樣，委員會給出了一個和改制小組完全不同的建議，香港政府立即接受並且付諸實施。

余英時後來對“改制風波”有一番評價，他説：“問題也不是一邊是理想，一邊是現實，一邊是很髒很臭的殖民心態，另一邊是偉大儒家理想，是現實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壞了傳統那麼簡單。”

8

1967年10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定居台北，繼續從事教育。

1986年6月9日，是錢穆作為教書人的最後一課，他臨別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1990年8月30日，錢穆於杭州南路寓所過世，享年95歲。

42年前，錢穆離開無錫前曾告知好友：“一個月後回無錫。”

可這一個月竟綿綿無絕期。等他再次回到無錫，已是1992年，他的骨灰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得以落葉歸根。

墳前有一石碑，碑中刻着一行字：“無錫七房橋錢穆先生墓“。

美國漢學家鄧爾麟曾著《錢穆與七房橋世界》，另一個漢學大師史景遷為其撰寫書評時，這樣問：“做中國人意味着什麼？究竟怎樣一種價值觀念，或者怎樣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經驗和共同的民族起源互相影響着，將中國人緊緊地維繫在一起？”

答案還需從錢穆身上尋找。

他自述創辦新亞學院起初，確實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負，認為當前的大學教育，至少有兩個目標應加註意： 一、人類的文化價值。 二、個人的生活理想。

“中年老年人，多隻隨分掙扎。青年們則如迷途的羔羊，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進。”

“即就新亞的同學們來説，有些是生活在飢餓線的邊緣上，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遠佔據心頭，多半是今天過了不知道明天，這樣處境的青年，若我們不能給與他們以一個正確而明朗的人生理想，那在青年們的內心，很可能泛起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自知的種種異樣心情來。我們常認為，若非對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有一肯定價值的認識，中國青年們終難找到他們的人生出路。****反過來説，若使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們，各自找不出他們的人生出路，所謂文化傳統，將變成一個歷史名詞，會漸漸煙消雲散。”

70年後，中國還在歷史的三峽中涉險過關。錢穆的言語讀來依舊振聾發聵。

“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經歷歲月洗刷，不知錢穆的這種風骨氣節是否依然強勁有力，令人振奮。

參考資料

1.《我和新亞書院》，錢穆，新時代雜誌

2. 《治史三書.錢穆傳》，嚴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

3. 《余英時與中大改制風波》，周言，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