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仍是個謎丨許知遠專欄_風聞

單讀開放許知遠專欄。今天的第一篇專欄文章，許知遠帶我們一同認識日本當代重要的思想家鶴見俊輔及其著作《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從中管窺“二戰”戰後至今日本社會之狀。

這篇文章同時作為導讀收錄於《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中文版。

異端之必要

許知遠

一

在一家過分擁擠的意大利餐廳裏，我們談到了鶴見俊輔。這是紐約 4 月的一個傍晚，我與坂本龍一斜對面而坐。

比起工作室內的不無拘謹，此刻的坂本情緒亢奮，不無孩子氣式的調皮。比起談論我不在行、他或許也感到厭倦的音樂話題，日本的思想傳統更激起彼此的興趣。

他説，要是碰到吉田松陰，就會猛擊他一拳——正是這位長州藩士最先提出入侵朝鮮與中國 ；他還説，與夏目漱石最有共鳴，因為他也身處東西文明之間。

在一張餐巾紙上，我寫下了幾個日本知識分子的名字，丸山真男、加藤週一以及鶴見俊輔。在我有限的理解中，他們是戰後日本社會的關鍵人物，他們的思想與行動塑造了一代人的成長。出生於 1950 年的坂本龍一雖以作曲家享譽世界，他的青年時代卻恰好與戰後的思想自由、社會介入、反叛意識緊密相連。在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中，英俊少年坂本龍一，坐在抗議的人羣中，彈奏一首德彪西。看到餐巾紙上的這些名字，坂本更為激動，他回憶起父親的文人朋友，以及自己的青春。

▲坂本龍一，1952 年 1 月 17 日出生於日本東京都中野區，日本歌手、曲作者、音樂製作人、演員、鋼琴師，東京藝術大學音樂系作曲專業學士、音響研究科碩士。

對丸山與加藤，我尚讀過一些著作。對鶴見俊輔，我的印象則來自於剛剛讀過的訪談錄《戰爭留下了什麼》。在其中，他談論自己的童年、所經的太平洋戰事、創辦的雜誌、對戰後政治與思想世界的介入、學生運動，以及他著名的“轉向”研究——一代日本知識人在戰爭中如何放棄自己的立場，投身於軍國主義。

他直率、頑童般的個性，一下子征服了我。他説自己是個典型的不良少年，十二三歲就逃學、喝得爛醉，混跡於東京的風月場所，多次想自殺，有一次吞下了一百五十粒安眠藥，幸虧警察制止及時。

這自我傷害的衝動源於家庭。他外祖父後藤新平，曾出任台灣的民政長官、滿鐵總裁與東京市長，是明治、大正年代著名的政治人物，參與了日本陡然的對外擴張。母親是位控制狂，以一種令人窒息的方式愛着兒子，甚至因偷吃華夫餅而體罰他。她期望將兒子培養成一位“絕對正確”的男人。父親鶴見祐輔正是這樣的“正確”男人。他以一高第一名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接着成為一名自由派作家與政客，以成為總理大臣為己任。他把自己的雄心傳遞給兒子，為他起名俊輔，正是取自第一任總理大臣伊藤俊輔（即伊藤博文）。

鶴見俊輔是這個貴族之家的反叛者。十五歲拍攝的照片上，他理着寸頭，滿臉的桀驁不馴。這是 1937 年的東京，日本正全面捲入與中國的衝突。為了將他從自虐的境遇中解脱出來，父親送他前往美國。憑藉勤奮與天資，他進入哈佛攻讀哲學，老師包括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等著名人物。儘管受實證主義訓練，他卻對懷特海（A.N. Whitehead）的一句話記憶尤深，“Exactness is afake”（精確是虛假的）。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他因日本身份以及對無政府主義著作的偏愛，被送進拘留所，在馬桶上完成學位論文。1942 年，他被遣返回日本後，發現這已變成了一個陌生的國家。從前的自由主義和社會批判力量幾近消失，人人生活在被監控的恐懼中，似乎日本自身而非美國才是敵國。

他隨後被派往爪哇，為海軍翻譯敵台新聞。在這熱帶島嶼的軍營裏，思想自由幾乎是不可能的，周圍人皆沉浸在日本必勝、幹掉“鬼畜美英”的情緒中。他每日緊繃嘴唇，一個多餘的字都不講，只有在獨自閲讀宗教作品或收聽印度的廣播時，才稍感安慰。他發現印度的 BBC 廣播節目內容尤其好，後來得知它的製作人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恐懼滲透入他的肢體動作中，被長官問話時，為了掩飾內心的真實想法，鶴見的手不由自主地在褲子蹭來蹭去，將白褲蹭成黑色。

他躲過了死亡。返回日本不久，在收音機裏聽到天皇宣佈終戰的消息時，他記得熱海車站中，候車室的人“都不説話，誰都什麼也不説……就只是坐着”。美軍的到來，並沒有將鶴見從孤立中解救出來，他反而陷入雙重的羞愧。他既內疚於沒有在戰爭時期做出公開反抗和遭 到逮捕，也內疚於自己曾跟着美軍返國又會説英語。隨着佔領軍的到來而萌生的屈辱，讓他儘管英語流利，又有不少哈佛的同學在駐軍工作，卻始終沒有加入這股新潮流。

1946 年初夏，他找到了表達自我的方式。他參與創辦了一份只有三十二頁、純粹出於興趣的雜誌——《思想的科學》。這本雜誌所提出的“多元主義”正契合新的時代精神——正是一元的權力與價值系統，將日本拖向了毀滅。創辦者中的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皆是正在崛起的年輕思想家。也是藉由這本雜誌，二十四歲的鶴見俊輔展露出他的獨特的思想方式。

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鶴見俊輔成為了動盪、卻也充滿活力的政治與思想生活中，最令人難忘的角色之一。《思想的科學》引介美國哲學、思想啓蒙，前往各地組織讀書會，徵集年輕作者。鶴見還公開抗議政府的舉措，辭去教授職位，更組織“越平聯”，抗議越南戰爭、營救美國逃兵。

▲鶴見俊輔（1922 年 6 月 25 日－2015 年 7 月 20 日），日本思想家、大眾文化研究者、社會運動者。

這些行動也代表着他的思維方式，把各種事物、現象，都作為思想的日常形態加以考察。比起抽象、絕對的觀念，他更信任個人經驗，儘管這經驗可能是片面的。他的家庭、他父親 的選擇、他的戰時體驗，都成為他研究的出發點。

他最重要的“轉向”研究也是如此。1959 年至 1961 年間，他與合作者完成了三卷本《轉向》，追溯並討論為何在戰時日本，知識分子們，不論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自由派，還是宗教人士，皆在國家權力的強制下，半強迫、半自願地轉變了思想。“轉向”肇始於 1933 年 5 月，東大新人會的發起者，也是當時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佐野學與鍋山貞親，撤回了他們之前的主張，包括廢除天皇制、賦予包含殖民地在內的各民族的自治權，也不再反對“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反而宣稱要從蘇聯的桎梏中解脱出來，尊重天皇代表的文化價值。與歐洲不同，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實證主義對日本的影響一直微弱，馬克思主義是對現實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它的失敗，意味着批判力量的放棄，而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更是毫無抵抗力，社會旋即滑向法西斯主義。

鶴見俊輔想要探究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他説，這項研究是他對父親經驗的回應。他的父親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説一口漂亮的英語，但戰事一起，他立即投身於軍國主義，沒有做出任何抗議，美軍到來後，他又期望能擔任首相，並在最終出任了厚生大臣。在鶴見眼中，父親正是日本的縮影——充滿明確的外部目標，內在卻極為空洞。

二

我想象了“親子丼”的香氣。雞蛋包裹着雞肉的蓋飯，在審訊室中一定散發着無法抵禦的誘惑。這是戰前的日本警察對付激進大學生的方法，在嚴刑拷問後，警察局局長會自掏腰包，叫來這道流行的料理，在你吃飯時，不談政治思想，只説些“你的母親很擔心你”的話。這些年輕人很少不為此打動，承認思想的錯誤。

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上，我讀到這個小小插曲，它是生動、難忘的歷史細節。鶴見俊輔絕大部分作品尚未進入中文世界，包括著名的三卷本《轉向》。因此這本兩百多頁的演講集，或許是個理解鶴見俊輔的便捷入門，你可以一窺他的問題意識與思想方式。它其中充滿了“親子丼”式的細節。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日] 鶴見俊輔 著

邱振瑞 譯

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 出版

“從現在開始，我要談論的主題是，1931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精神史”，鶴見以這句話開始了演講。這是 1979 年秋天的蒙特利爾，他為麥吉爾大學的年輕學者講述戰時日本。儘管只有十個學生，這持續了七個月的講座，給五十七歲的鶴見一個重新審視自己多年研究的機會。使用英文而非日文授課，更為這種審視增添了新維度。

十五年戰爭，鶴見俊輔富有創建性地提出了這一概念。按照西方世界的眼光，日本人的戰爭直到 1941 年的珍珠港事變才開始，而按照中國的視角，它其實從 1931 年就已發生。而按照鶴見的個人經驗，尚在讀小學的他記得，政府用“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日支事變”這些聲明，令人覺得它們都是孤立的事件，但事實上，它們是連續的戰爭狀態。

這十五年，因為其極端性，也是理解日本的最佳切片。一個因為明治維新而成為東方楷模的國家，一個在大正時期展現出世界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國家，如何突然變成了一個反西方、高度專制的國家？那個以禮貌、美感聞名的民族，如何突然變成了殺戮機器？這一段時光，是日本歷史中的偶發事件，還是具有某種必然性？

這些日本問題，就像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或是墨索里尼時代的意大利一樣，不僅與本國相關，更具有普遍的意義。專制，這種政治生活之癌，是如何一點點侵蝕一個健康肌體，而人們又是怎樣喪失抵抗能力的。與德國、意大利不同，日本從未有過一個魅力四射的獨裁者，一個總是掩藏於幕後的天皇與一羣技術官僚，導致了這一切的發生。他們似乎既全能又無能：他們可以動用各種強制力量，消除異己聲音，但在明知必敗的情況下，卻無力結束戰爭，只能被動地跟隨形勢。

在這本小冊子中，鶴見俊輔對這種矛盾性做了一次妙趣橫生、富有洞見的導覽，它與歷史、現實、未來都緊密相關。

他提及了地理位置給予日本人的雙重感受。住在四面環海、被神護佑的土地上，日本人有種特別的安全感 ；但他們又覺得自己被隔離在世界更普遍的文明之外，而有某種自卑感，經常陷入強烈的求知衝動。即使黑船來航後，這種鎖國傾向也未真正改變。外來的思想、語言，似乎難以真正改造這個民族。

這種矛盾性也表現在對“國體”的理解。早在幕末時，吉田松蔭就與山縣大華展開一場爭辯。前者相信，日本的國體以萬世一系的天皇為中心展開，具有絕對的獨特性 ；後者則認為，每個民族都有同樣的推進力量，日本並不特殊。這場爭辯貫穿 了之後的歲月，日本第一部憲法也體現出這種矛盾，在這個框架中，天皇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20 世紀 30 年代，美濃部達吉遭到批判，象徵着普世説的失敗。

教育也是如此，在小學與士兵的教育中，採用以天皇神話為中心的世界觀，而高等教育則以歐洲為模板，相信天皇的權 威要被限制在憲法之內。前者是“顯教”，後者則是“密教”。在鶴見俊輔看來，明治時代的締造者們設計了一套方案，希望 “顯教”與“密教”共存，彼此制衡，但最後顯教部分吞沒了密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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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複雜的國內矛盾，日本政府沒有進行相應的社會改革，反而開始軍事擴張。鶴見俊輔也描述了日本對於中國、朝鮮、緬甸、印度尼西亞的態度。日本具有“大亞細亞主義”的傳統，期望締造亞洲聯盟，聲稱要將亞洲各國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救出來。但這些國家很快就發現，作為殖民者的日本，甚至更為殘酷。其中的朝鮮受害尤深，在日本心裏，全世界的民族中，朝鮮永遠處於最低的位置。

令鶴見俊輔欣慰的是，戰時日本不僅有“轉向”與狂熱，也有日常的反抗。家庭主婦不理會政府的配給管制，想盡辦法從黑市獲得食物，養活家人。男人的離去令她們更獨立，對於政治宣傳也有天然的免疫力。燈台社的少量信徒，堅持自己的信仰，在法庭上留下這樣的證詞：“現在，跟隨我的只剩下四個人，加上我一共五人。這是一場一億人對五人的戰爭。到底是一億人獲勝，還是五人所説的神諭贏得勝利？不久就能獲得證明。我確信這一點。而且我們處之泰然，毫無所懼，何必多言。”即使神風特攻隊中，也有青年在窒息的氛圍中展現獨立的思想，意識到日本必將失敗，自己的死亡是無意義的，並把自己的想法寫下，寄給哥哥。很可惜，他們都在孤立中死去。

這些例證使鶴見寄望於普通人，他們仍擁有日本村落中的自治與寬容精神。這是日本重要的自由傳統，只要對方是村中的居民，就不會被排斥。在鶴見眼中，“通過生活方式互動所得的正直感，遠比知識分子操弄的意識形態更具重要的精神意 義”。他在戰後積極參與的市民運動，也正是來源於明治以前 的村治傳統。

這本小冊子有一個明確的標題，它要探究戰爭時期日本社會的精神狀況。它的結構略微鬆散，你常抓不到核心。不過，它反而給予一種特別的開放性，將我引導至很多方向，開啓了 新的好奇心。其中很多例證，比如昭和研究會的尾崎秀實、關於朝鮮的小説，都打開了你理解戰時日本的新視角。它從十五 年戰爭出發，通向日本的過去與未來，更通往亞洲與世界。倘 若你不把它當作嚴密的分析、論述，而是作為一個妙趣橫生的導覽，你會發現一張歷史與意義之網。

鶴見俊輔在麥吉爾大學演講時，戰爭已結束三十年，在世界眼中，日本不再是那個被原子彈摧毀的國家，而是咄咄逼人的經濟強權，一些人宣稱“作為世界第一的日本”。這個日本仍不可理解。人們曾難以理解衝向美國艦隊的神風敢死隊，如今則好奇於日本商社如何制定戰略，穿着統一西裝的職員們又為何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不管外表看起來多麼西方化，日本仍是個謎。

當我在 2019 年讀到這本書時，日本的形象再度發生變化。經歷了泡沫經濟的崩潰，剛剛結束的平成年代與才開啓的令和年代，給予日本一種平靜、美麗的新形象。但在很多地方，日本仍是個謎。

在此刻，回顧十五年戰爭的意義何在？鶴見俊輔記得，他的哈佛同學充滿飢渴地想了解戰時的日本經驗，因為他認定這對美國也至關重要。事實的確如此，敏感的日本人一定可以在麥卡錫主義中辨認出似曾相識的因素。日本的故事，不僅僅屬於日本。歷史也從來不僅是歷史，它仍強有力地影響着現在。“領導者對日本與假想敵國在軍力和經濟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給國民相反的資訊，導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騙的境地。對國家的領導者而言，要從對國民的持續欺騙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難的。”當你讀到這種語句，你也會清晰地意識到，它不僅是戰時日本的寫照，也是所有權力高度壟斷社會的癥結。它出現過，也可能再度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