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務工：活着_風聞

一根稻草

通往幸福的道路上總是佈滿陷阱。  

十四年前，伊德里斯家的大姐利斯蒂看到了一則餐館招工廣告。家裏急需錢，加上招聘人員信誓旦旦的各種承諾，利斯蒂就坐着長途巴士從爪哇中部的小村子來到了印尼的一個海濱城市。

但事情很快就向着不可預料的方向開始發展。到達目的地後，沒有人給她安排工作，而是將她關到了一處佈滿圍欄和監視器的院落裏。招聘人員告訴她：必須學會説英語，做烹飪和收拾家務。她只能安慰自己也許這只是培訓內容的一部分。

兩個月後，招聘人員告訴她，要派她去新加坡當“女傭”。當時，島嶼城市國家新加坡的富裕程度大約是印尼的15倍。他們還告訴她，如果她拒絕的話，就要繳納數額不菲的培訓費和房租。利斯蒂沒有選擇，她只好隻身前往新加坡。然後，這家招聘機構就拿走了她前九個月的工資，“償還”她的債務。

後來，事情漸漸開始好轉。她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僱主是由交通警察和電話公司員工組成的家庭，用她的話説，他們“非常，非常好”。到了第二份工作的時候，她擺脱了肆無忌憚的原來的中介人員，直接來到了新加坡的工作介紹中心，從這裏開啓了與一系列良心僱主的緣分之旅。

她現在為同為教師的兩口子工作，洗刷、做飯，並照顧他們的孩子。薪水很不錯，有500美元，可以住在他們舒適的公寓裏，還能與主人家共用泳池。考慮到她沒有太多的開銷，幾乎所有的工資都能省下來寄回印尼的家裏。

流動的塔基

低技能勞工海外務工的付出和收益情況非常複雜。首先勞工自己能從中獲得利益——否則他們也不會背井離鄉，遠赴千里之外。他們的僱主同樣也獲得了好處。但那些與他們直接構成競爭關係的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研究發現，異地就業的低技能勞工影響了當地同行的利益。但這種影響即使存在的話也並不大。哈佛大學的喬治·博哈斯教授，是移民問題專家。他發現海外移民的存在，使那些未完成高中教育的美國人的收入減少了1.7%。支持移民的經濟學家喬瓦尼·佩裏，卻發現正是由於移民的存在，才使得這一羣體的收入提高了0.6%。但兩人都認為，對本地工人整體而言，移民的到來對工資的影響略為積極。

部分原因是由於當地工人可以做新移民無法做的事，像流利的使用本地語言和與當地機構溝通交流。當大量的海外低技能勞工湧進當地，開始從事烹飪、清潔和建築等體力勞動時，當地人的工作機會往往開始向高級別躍遷，他們有了開始從事管理工作的機會，例如管理這些海外勞工。海外勞工的從事的工作經常是當地人不願意做的，例如採摘水果，發放停車罰單或者照顧老人等。這也相應減少了當地人享用新鮮藍莓，有序街道和療養院時付出的費用。接受海外移民甚至還能有效增加專業技術人員的供給。充足的海外家政人員和清潔工使得受過高等教育的本地女性婚後仍可從事全職工作，就像利斯蒂的僱主那樣。

經合組織研究員阿曼丁·奧布里聯合其他研究人員一起，對勞工（不論是否有技術）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跨國務工情況進行了研究。他們估測有83%的本地工人從中得到了物質好處。作為顧客，他們享受着海外勞工提供的多種多樣，高質量和便宜的商品及服務，從廉價的乾洗到特色飲食等各種便利。

人生加減法

對這些海外勞工自己來説，這一過程中最大犧牲通常是情感的缺失。離開家意味着將家庭，朋友和文化拋在了身後。對於利斯蒂，這也是最大的一項犧牲。新加坡政府規定，月薪超過6000新幣，外國人就可以帶着家人一起來新加坡，但是對像利斯蒂這樣的低收入者是不可能的。新加坡政府極力阻止女傭在當地紮根或是從事公共服務工作，因此定期的給她們進行健康檢查，如果發現有懷孕的跡象，就會將她們送回母國生育。

還有更壞的情況。塔蒂，另一個印尼女傭，曾經在海灣地區工作，她的丈夫沒有工作要靠她養活。當她回國探親時發現，不僅丈夫跟另一個女人搞在了一起，還在未經她同意的情況下把他們的房子給賣了。“他説他把錢都花在了孩子身上，但是我一點兒也不信”，塔蒂非常生氣。她最後離開了他。

不出意料的是，對這些低技能務工人員來説，出國打工最明顯的好處就是能夠改善經濟狀況。當他們從一個貧窮的國家來到一個富裕的經濟體時，他們的報酬很快就變得跟本地同樣熟練程度工人的一個樣，比在母國有了質的飛躍。自然實驗顯示，這並不只是因為這些人更有上進心，針對湯加海外務工的隨機調查顯示，那些獲得簽證，並移居到新西蘭的勞工第一年的收入就是待在國內的同等人員收入的三倍。

在利斯蒂到新加坡工作之前，伊德里斯家有時還會吃不上飯。如今，賴於她寄回家的錢，老家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他們在Bumiayu修建了乾淨的新家，還在路邊開了一家小店，出售麪條、調料、香煙、熱湯以及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等。他們還用自制的糕點來招待遊客，這是一種用稻米，椰糖和椰子片做成的點心。就在記者採訪她的家人時，利斯蒂從遠在1100公里外的新加坡給她的兒子打來了電話，叮囑他要按時完成家庭作業。

多年來，利斯蒂一直在為她的妹妹瓦納齊亞繳納着學費，和幫助其他親人。妹妹就要18歲了，也正在計劃着出國工作。她想去日本的一個電子廠工作，聽説那是一個繁華、守時、紀律嚴明的地方。聽到這些時她非常開心，但是，她也從其他穆斯林口中聽説日本人對於性似乎有着令人恐懼的放蕩。她害怕孤獨，好在她的幾個同學也在計劃着去日本。她想着有一天在國外賺夠了錢可以回來買塊兒地，到時候她就可以留在國內結婚了。

國民英雄

這些勞工的工資通常用於支撐其背後的整個家庭的開支。2018年，中低收入國家收到的海外匯款高達529萬億美元，比之前一年增長了10%。據世界銀行預測，2019年，海外匯款將成為這些國家最主要的外部資金來源。如今匯款規模已經是國際援助的三倍，而它卻與援助資金有着明顯不同。海外匯款通常直接到達接收人手中，而不是像援金那樣要經過官僚體系的層層盤剝，揮霍和挪用。

這些匯款甚至是許多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海外匯款在28個國家的GDP中佔比超過了10%，在以下國家中的佔比更是高的驚人：湯加（39%），海地（34%）和塔吉克斯坦（30%）。海外匯款帶來的資金要比外國投資可靠的多。實際上，這些錢對穩定經濟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經濟危機來臨時，外國投資者會攜款而去，但是這些身在海外的勞工卻會與身在母國的親人一起對抗危機。

無法忽視的安全問題

並不是每個人的跨國之路都順利，有些人就淪為了新世紀的奴隸。大量的人選擇以非法的方式前往別的國家，他們的抗風險能力異常脆弱，肯幫助他們穿越邊境的往往也是一些犯罪團伙。還有許多非洲人試圖通過利比亞進入歐洲，因為這樣沒有太多的法律障礙。但不幸的是，選擇了這條路，就意味着同樣也沒有太多的法律來保護他們。來自加蓬的阿里現在生活在意大利，他説：“我在利比亞被無緣無故的關押了六個月，監獄的看管直接用鋼管打我。”其他在利比亞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則被判處到農場勞作，就像奴隸一樣。

世界各地的家政服務人員無一不是弱勢羣體，因為私人住宅往往是勞動調查員最難滲透進去取證的地方，他們的權益很難保證。許多僱主拿走僱員的護照，拒絕給付雙方之前談妥的工資，有些甚至毆打和強暴她們。但是這樣的事情也同樣在他們的母國上演着。事實上，那些對壓榨勞工習以為常的國家也正是移民最難離開的國家。

跨國人員探索了許多避免被傷害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手機，手機的普及使他們能夠與已經有過海外經歷的前輩或同行進行交流並得到有用的信息。例如，在Bumiayu，每個人都知道利斯蒂第一次出國是因為受騙。但是，這種情況現在很少發生了，監管良好的當地機構為人們提供合法的國外工作機會，並幫助他們完成書面工作。印度尼西亞駐新加坡大使館會公佈電話號碼，讓他們身處危險時及時打電話。人們從利斯蒂的例子中學到了很多，也對她交口稱讚，稱讚她為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