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諮詢有多重要？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中國經營報

原文標題丨雪莉之死，讓我們看到了這個行業的重要性

2019年，有韓媒報道，25歲崔雪莉離世，其經紀人在向警方陳述時，傳達了崔雪莉患有嚴重抑鬱症的情況；

2017年，有外媒報道，27歲“SHINEE”成員金鐘鉉離世，並稱其在遺言中寫道，自己為抑鬱症所困，生前疑患抑鬱症；

2012年，90後走飯離世，生前發出最後一條微博的內容是：“我有抑鬱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沒什麼重要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離開。拜拜啦。”

……

從明星到普通人，抑鬱症等心理疾病似乎從來都是公平的，它選擇了誰，誰就開始失去快樂……

而這些能被叫出名字的抑鬱症患者不過是海面上的冰山，海面下尚有更多未知姓名的患者急需被進行心理干預。據衞生健康委發佈的《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當前我國抑鬱症患病率達到2.1%，焦慮障礙患病率達4.98%。截至2017年底，全國已登記在冊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581萬人。

同時，該報告也指出，公眾對常見精神障礙和心理行為問題的認知率仍比較低，更缺乏防治知識和主動就醫意識，部分患者及家屬仍然有病恥感。

其原因，也許是中國心理諮詢行業起步較晚、發展緩慢，其間各種問題凸顯，包括公眾認知滯後、治療方案重藥物輕諮詢、公立機構工作量大、醫患矛盾、諮詢收費太低、社會化機構諮詢師的信息真實性和勝任力評估問題……

中國心理諮詢行業最早是精神病院孕育，而後發展到公立醫院心理科，再到社會心理服務機構，直至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的出現，心理諮詢室又被搬到了線上。雖然，近年來大眾對心理障礙不斷加深的認知、對精神科大夫和心理諮詢師的理解，以及技術的革新，讓該行業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也藴藏着一些亟須被認知和解決的風險。

從精神病院到心理諮詢中心

中國心理諮詢行業起步較晚，雖然我國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出現過心理診所，但中途幾近覆滅，到了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醫療機構才開始開設心理諮詢門診。

為此，早期精神病院就在很大程度上也負責了心理諮詢的工作，在醫療機構開設心理諮詢門診後，就由精神科醫生為心理諮詢門診導流，將患者介紹到心理諮詢中心去。

陳壹就是由精神科醫生導流到心理諮詢門診去的患者。2012年秋天，陳壹因為超過3個月的失眠、淺眠以及情緒問題等，懷疑自己是不是“神經病”，他像他生活的這座南方小城裏的大多數患者一樣，**瞞着家人和朋友，帶着病恥感，悄悄溜進精神病院尋求幫助。**精神病醫師只和陳壹寥寥幾句溝通後，就開了些安眠藥和抗抑鬱藥給他。

陳壹有些抱怨道：“我感覺我都沒把我的症狀説清楚，醫生就給我開藥了。另外，很多別的患者和家屬都圍在周圍，讓我很不舒服。”

當陳壹起身去拿藥時，精神病醫師叫住她並開口説道：“你的情況可能要去附近的心理諮詢中心做長期的心理治療。”

這是陳壹在影視劇之外，第一次聽到“心理諮詢”這個詞。

正如前所訴，中國心理諮詢行業確實起步較晚，陳壹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聽到心理諮詢中心並不讓人意外。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除了醫療機構開始開設心理諮詢門診外，學校也開始設立針對大學生的心理諮詢服務機構，而社會心理諮詢機構則到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

2001年，原衞生部頒佈《心理治療師職稱考核》，隨後舉行了正式考試，標誌着醫療系統內心理治療的專業化。直到2002年7月15日，政府出台了首個國家職業標準——《心理諮詢師國家職業標準》，中國心理諮詢行業才開始有所發展。

隨後，在公安、部隊等系統內部的心理諮詢與治療也已經逐步發展起來。

而我國心理諮詢行業發展真正處於雙向培育期則要到2008年，其最主要特徵是醫療體系占主導地位。

出於好奇，也出於“想要睡個好覺”的心，陳壹決定聽從精神病醫師的建議，到這家醫院開設的心理諮詢中心就診。考拉醫生是陳壹第一個約見的心理醫生。到一家公立心理諮詢中心尋求幫助，因為首次就診，無預約醫生，所以大概是靠“緣分”找到了考拉醫生。

彼時，考拉才從業1年有餘，擅長領域是親子關係、親密關係、人際關係以及引發的焦慮、抑鬱等情緒障礙等。

在登記掛號後，考拉醫生遞給了陳壹一份超過百題的自我測量表和一張白紙。完成測量表後，考拉醫生告訴陳壹：“試一下在白紙上畫你自己。”

不多時，考拉醫生根據陳壹的測量分數和自畫像分析結果認為，陳壹患有重度抑鬱，建議長期諮詢。考拉醫生告訴陳壹：“你可以每週來這裏一次，做每次大概2小時的諮詢。”

擔心費用無法負擔的陳壹，再三確定了“每50分鐘只要收費80元”後，接受了考拉醫生的建議。此後1年，陳壹都在考拉醫生那裏接受心理治療直至康復。

陳壹説：“心理諮詢挺好玩的。有時候好像就只跟醫生聊聊天，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聊完就感覺舒服很多。有些時候也會玩玩角色扮演、催眠和沙盤等，更多時候就像在玩。”

業內人士指出：“催眠、沙盤及角色扮演都是一種技術，真正的目的不是為了玩，而是為諮詢服務的。”除此之外，心理諮詢常用的技術“有很多，看需要，比如脱敏技術、空椅子技術等”。

據《我國社區人權常見心理問題及其心理諮詢方法的研究進展》，2004～2014年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普通人羣常用心理諮詢方法的文獻中，行為療法佔比最高，達48.19%；認知療法次之，佔比約34.39%；而森田療法則約佔10.02%；精神分析療法約佔3.09%；來訪者中心療法約佔1.62%；箱庭療法等其他方法佔比約2.51%。

也許大眾對心理障礙的認知正如陳壹所經歷的，從精神病院到心理諮詢中心，逐步把精神病和心理障礙的概念區分開。武漢市精神衞生中心臨牀心理科主任李聞天曾在一次採訪中透露：“近幾年明顯感到，社會大眾對心理疾病的認知度、接受度和包容度高了，甚至有些青少年也會主動尋求定期的心理諮詢服務。”

離開公立單位是一個趨勢

2019年10月10日是我國的第八個世界精神衞生日，我國的心理諮詢行業也發生了變化，公立單位的心理諮詢門診也許已經滿足不了心理諮詢師和市場的需求。

“離開公立單位，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趨勢。****”考拉醫生頗為篤定地説道。

2019年也是考拉醫生從業的第八年。前兩年他從公立醫院的心理諮詢服務中心離職。目前，他就在重慶的一家心理諮詢工作室工作。

**工作量大、醫患矛盾以及諮詢收費太低等是公立單位心理醫生離開公立醫院可能的原因。**心鄰診所創始人胡三紅醫生曾在一次採訪中透露，公立醫院心理科一天接待的患者可達幾十個，甚至是上百個，同時，可能還需要負責一些教學和科研工作。

像考拉醫生這樣擁有多年從業經驗的心理治療師，可能還會成為心理諮詢與治療部的負責人，則還需要承擔一些管理工作。

而“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一些病人的不理解。大量的接診數導致治療師瞭解病人的時間很有限，為此，就有一些病人抱怨看病時間太短太急，懷疑醫生在敷衍了事。

與動輒幾百上千元的社會心理諮詢機構的報價相比，公立醫院心理科不到百元的收費標準確實太低，使得公立醫院心理科因不創收而被邊緣化，打壓醫生開展心理諮詢的積極性，從而人才離職時有發生。

據簡單心理、北京大學心理學部心理健康服務中心以及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聯合發佈的《2018心理諮詢行業人羣洞察報告》，2018年諮詢單價300元以上的佔比約77%，而300元以下的僅佔比23%左右。

另據《北京商報》記者的不完全統計，2019年，廣州公立醫院心理科的診費定在每40分鐘60元，北京低至每小時60元，而瀋陽市物價局規定心理治療費是40分鐘收33元，之後每20分鐘加15元，此標準已經27年沒有調整。

正在公立醫院任職的陳醫師也略帶吐槽地説道：“確實工作量大，收費低，收入也低。”陳醫師是學習臨牀心理學的科班出身，畢業後就一心想進入公立單位，現已如願，從業幾年。據她瞭解，在同事當中，比較少會在私下時間再接個案，“大家都比較想休息”。

考拉醫生則從心理諮詢師職業發展的角度出發來解釋，他認為：“因為心理諮詢這個行業對諮詢師要求很高，要不斷學習、成長，但是一般公立單位滿足不了這個需求，只會限制了諮詢師的發展。****”

有報道稱，公立醫院心理科主要以開藥為主，患者的就診時間比較短，無法對每個患者進行詳細的案例分析。這些可能不利於諮詢師的水平提高。

陳醫師則表示：“就診時間短，無法非常詳細，也是有這個可能，但並不一定説，要詳細才算一個個案。”此外，陳醫師認為，個案經驗只是影響諮詢師水平的其中一個因素，並不是用以判定諮詢師水平的唯一標準。

首席諮詢師、督導師王雪巖曾在知乎提問“怎麼判斷心理諮詢師是否專業呢？”的回答中提到個案積累對諮詢師專業度的影響，她回答：“必須是在接觸至少百個案例、500小時以上的諮詢經驗的水平上才能衡量。”

心理學碩士、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沈言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個案積累對諮詢師來説，“一方面在於積累諮詢經驗；另一方面在於不斷實踐，諮詢師不斷觸碰各類議題也會促進個人的成長”。

心理諮詢工作室屬於社會化心理服務機構，服務對象為具有一般心理困擾的人羣，提供心理諮詢、心理援助等服務。其雖然不具有處方權，但能為諮詢者提供充足的諮詢時間，方便諮詢師和諮詢者互相瞭解，幫助諮詢師完成個案上的經驗積累。

擠破頭考進公立單位的陳醫師，再次申辯説道，通過個案的數量和質量，也“不好評價”對“提升一個治療師的水平”的意義。

她坦言：“**其實醫院的病種應該比較多。**我進來工作是因為既能從事本專業，也相對穩定一些。”但不可否認的是，“單純醫院諮詢中心，本身費用就低，我們醫院現在是一個小時100元”。

“我覺得年輕的應該不會（離職），畢竟經歷和名聲都還沒積累。不過（有）兩個離職了，一個是學習去了，一個是（成為）自由職業者了。”

2019年7月，衞生健康委發佈的《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釋放的信息卻似乎側面印證了考拉醫生的猜測。該報告提出，培育社會化的心理健康服務機構，鼓勵心理諮詢專業人員創辦社會心理服務機構。通過向社會心理服務機構購買服務等方式，逐步擴大服務覆蓋面。

也許，又一波公立醫院心理科“離職潮”正在醖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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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現在也在做線上的

網絡心理諮詢的正式出現大致可以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的精祌衞生諮詢在線服務。2000年前後，國內出現了上海國際心理諮詢網、中華心理網、東方心理諮詢網等均提供網絡心理諮詢，其中，上海國際心理諮詢網每提供一次心理諮詢收費200元。

2010年前後，線上第三方心理諮詢服務平台逐步出現，並獲得資本市場青睞。

從公立機構離職後，考拉醫生除了運營自己的心理諮詢工作室外，同時也看到了線上心理諮詢平台的機會。

“我自己現在也在做線上的。”考拉醫生力挺垂直心理類線上平台，“我覺得這樣的平台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城域的侷限，（患者和醫生的）選擇性擴大了。****”

陳壹和考拉醫生的看法相似。陳壹發現線上心理諮詢平台可以根據諮詢價格、擅長領域、從業經驗、用户評價以及諮詢方式等條件，自由選擇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心理諮詢師。此外，一些平台還會推出限時優惠活動，在不瞭解諮詢師水平的情況下，以比較低的價格進行首次體驗。

但是，令陳壹苦惱的是，**雖然一些優惠活動能夠降低試錯成本，“可還是太費錢了”。**他第一次在平台上預約了一個同城300元/次的諮詢師進行面對面諮詢，效果不是太理想。陳壹又第二次在另一個平台上預約了不同城市450元/次的諮詢師進行語音諮詢，諮詢進行到第二次時，陳壹又開始“懷疑諮詢師的水平了”。

“不知道這樣的試錯還要進行幾輪？”陳壹訴着苦説道。

陳壹的困擾正是沈言所擔憂的，她認為線上諮詢最大的弊端在於**“如果平台對諮詢師的篩選不嚴格，（就）容易出現各種問題”**，就像陳壹所遇到的就是問題之一。

《心理科學》期刊曾發文認為，我國大陸地區的網絡心理諮詢尚不成熟，**當前網絡心理諮詢的最突出問題就在於諮詢師的信息真實性和勝任力評估的問題。**其次，來訪者的匿名性也存在風險。來訪者可能是未成年人、危機個案，以及存在雙重關係的可能性。另外，該論文強調，網站的安全性和加密是目前網絡心理諮詢亟須引起重視的問題。

儘管線上心理諮詢平台還存在一些問題，但考拉醫生認為：“總的來説益處多於弊處，有合適的就會入駐。”

如果站在病人的角度來看，陳醫師表示：“只要能夠幫到他們，（什麼渠道）都是可以的。但最好還是當面會談，（可以）瞭解雙方語氣，觀察到對方的非語言（信息）。”

而《2018心理諮詢行業人羣洞察報告》則顯示，只有30%的人會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師的幫助，而閲讀專業書籍和上網查找資料的分別佔到62%和47%。用户在面對心理問題時，通常首先自己看文章、做測評、看課程，而不是向專家求助。

但從趨勢上看，有分析人士認為，**收費的網絡心理諮詢服務在擴大，服務形式也由私人心理機構延伸到第三方平台，藉助第三方平台開通網絡心理諮詢服務的諮詢師和機構數量龐大。**多數線上平台在提供網絡心理諮詢服務的同時，也會提供知識信息、心理測驗、問答等其他服務，對於公眾而言是重要的心理求助資源。

今年，在資本市場方面，似乎心理健康賽道也並沒有明顯變冷。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當前，在互聯網心理健康賽道，共發生4起融資事件，分別是：2019年5月，壹點靈獲投數千萬元；2019年7月，抑鬱症研究天使輪獲投數百萬元；2019年7月，壹心理B輪獲投數千萬元；2019年8月，邵陽醫生A+輪獲投5000萬元，其中壹心理獲得的B輪融資是該賽道迄今為止最高的融資輪次。

衞生健康委發佈的《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亦將“心理健康促進行動”單列，提及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倡議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創新服務模式。

或許，“互聯網+心理健康”尚有弊端，但可以通過提供知識信息、心理測驗、問答以及專業的心理諮詢等服務，成為公眾心理求助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