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宣傳體制改革的一些細節思考（新出爐文章二則）_風聞

三個月前，寫過一篇《從體制機制層面，探討官方宣傳機構戰鬥力弱的原因及改革思路》，這篇文章用了四千多字，從體制機制角度詳細分析了官方宣傳機構羸弱現象的深層次產生原因及應對總體思路。今天又寫了兩篇小文做進一步分析，在它的基礎上再補充幾句。

（一）

上文論述過，凡是【日常KPI考核與部門設立初衷方向一致或基本一致】的領域，在我們的現有體制下都搞的還算不錯，有些暫時還不太行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和歷史包袱有關，隨着經濟發展會變得越來越好。這些領域包括工業、科技、經濟、公共安全、社會保障、衞生、軍事、城建、交通……等等。

但對於【日常KPI考核與部門設立初衷方向不一致或難以做到一致】的部門，比如宣傳、文化、民宗、港台……等領域，就會出現偏差，這些部門由於無法把宏觀意義上的設立初衷分解細化到日常工作考核之中，但考核又必須有，所以在實際執行中就會產生扭曲，比如對台部門沒辦法把“如何影響台灣政局”列入考核，而最終變成了“每年花錢請多少個台灣人來兩岸一家親”之類的實際行為。

宣傳工作也是如此，最終變成了“發多少篇八股文之類的稿子”這種考核目標，按理説宣傳部門應該要考核社會人心，但人心沒法量化考核，所以在官僚系統的管理下，異化就是必然的。

這個世界上有革命黨、選舉黨、長期執政黨（當然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黨），前兩種黨，都必須要在實際效果上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因為這和獲取執政權有根本關係，因此意識形態工作的側重點在於宣傳的【實際效果】，或者説的不好聽一點，有時候也需要刻意煽動。

比如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他們也不是沒有文宣，但他們的文宣會去琢磨“寫八股文發稿子完成任務”嗎？或許也有，但肯定相比我們更注重宣傳的實效，因為這是關係到選舉的，選上了就可以大把撈錢，可以“超買”，誰不想成功？在這種誘惑之下，你還寫八股文濫竽充數，你騙上級有用嗎？你得能騙的了羣眾才行。

也就是説，他們的文宣，相比我們要快捷、靈活的多。他們不太會過於考慮什麼“寧求無功，不求有過”的官僚化思維。要的是戰鬥，要的是打擊敵人，要的是最終能夠上位撈取利益。

而我們的宣傳機構，長期以來沒有競爭對手。或者説，其實是有競爭對手的，比如公知過去猖獗很多年，但高度官僚化的宣傳機構不認為它是對手，因為公知得勢還是不得勢，對我的前途沒什麼影響，我是總編還是總編，是部長還是部長，工資獎金一點不少拿，職務級別完全不受影響，對我的考核也從來不看公知是否得勢。

但我要是脱離熟悉的、常用的那一套官方八股，去和公知下場戰鬥，搞好了也不會給我加工資，但萬一搞不好，説出什麼不得體的話，親孃哎，可能會影響仕途……

所以近十年來，和公知處於對立面的，有戰鬥力的，基本上不包括官方機構。像環球時報和胡錫進這樣的，就已經是做的很好的了，或者換個説法，是相對而言做的很“出格”的了。

所以，現行的官僚機構，不能籠統的去説它好還是不好，要分場合和領域，中國快速發展搞到世界第二，在很多領域官僚機構是有大功的。但在另外一些領域，它越來越體現出侷限性甚至荒謬性。可以有針對性的對這部分機構進行徹底改革。

（二）

本文是在上述二文的基礎上，根據與某個網友的交談做出的整理，對改革的細節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

在解決“捱罵”的過程中，資金不是問題，現在在官僚宣傳機構上浪費的資金已經夠多了。其實官方宣傳機構裏面也不是完全沒有能人，但是現在這種宣傳模式卡的太死板了。比如説吧，在香港問題上，這幾個月，微博上的官方宣傳機構並不比幾個民間ID更給力，原因是民間的ID可以隨便説話，只要大的政治方向符合，就不用考慮什麼細節上的羈絆。但官方機構不行，他們説了一句話，那麼對於這句話，這個高層有沒有共識呢？下過文件嗎？你這句話是不是代表最高決策層的意思？你這麼説錯了，領導是不是要追責？

在這種情況下肯定就只能自我審查，把自己弄的很死板。所以，我的建議是，在形象上，官方宣傳機構要和官方本身做一定程度的脱鈎。

在財政和人事上不一定脱鈎，但可以在宣傳層面做一定的脱鈎，也就是説，不要刻意強調“喉舌”的地位，要把“媒體説的話”和“決策層的意志”部分脱離開，脱離到“只是大方向一致就行”，媒體説的每一句話，都不必然代表政府，而只是媒體的觀點。

像胡錫進那種方向就是可以考慮的，當然胡錫進本身還是有顧慮。就是他可以發表一些官方沒有過明確定性，但是大方向上比較吻合的話語。

再比如《那年那兔那些事》，前幾部獲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其實裏面很多台詞甚至思想，如果是現在意義上的官方層面的媒體講，都是不合適的，扣帽子也很容易，比如什麼大國沙文主義之類的。要是如今的央視出品的，那就會遭到炮轟，甚至被批鬥，搞不好外事部門都會出來説你這影響了對外交往，但一個私營小公司出這東西，就沒這些事了，公眾就會比較寬容，因為他知道這是個民間產品而已，是個人理解而已，不是代表了中國高層的什麼最高指示。

這就可以是媒體地位“部分脱鈎”的方向：財政人事權仍然保留，具體宣傳領域只看大方向，如果大部分愛國羣眾滿意，那就行；媒體説的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官方。哪怕是官方媒體也是如此。以代表自己為常態，以代表官方為例外。也可以代表官方，比如人民日報也可以發表代表官方的重要社論（比如勿謂言之不預），這種例外應該標註出來，暗示或者明示這篇是“喉舌”。

這有點類似於改革開放時的那種“政企分開”，政府不去幹預企業的具體生產決策，你愛生產什麼就生產什麼，只要不違法（對應媒體在政治上的大方向），能給我上繳利潤就行（對應媒體的實際宣傳效果）。企業的行為只代表企業，不代表或者不一定代表政府行為。

這樣的話，媒體的空間就擴大了。宣傳部門不再通過硬性的條條塊塊去讓媒體該説什麼，而是通過軟性的“具體效果”來劃分出他不要説什麼就可以了。這種範圍可以參考宣傳受眾的反映來決定。

財政人事不脱鈎能產生宣傳話語上“部分脱鈎”的效果嗎？也可以的，只要你説的話語表達明顯是自己的，就可以產生這樣的切割效果。我舉個例子，還是環球時報，這是個官方媒體，但是胡錫進在微博上説的那些話，有些很明顯是他自己的觀點，有人一開始還嚴格根據他的話的某些細節來判斷官方動向，後來發現很多話就是他自己在扯淡，只是大方向上可能保持一致，甚至有些都不一定一致而只是官方沒有明確反對而已。所以説現在很多人也不把胡錫進的微博嚴格當成決策層的動向了。官方媒體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就行，這樣就給各個官方媒體留出了很大的自我發揮餘地。但這不代表宣傳部門對媒體完全放手，比如某個媒體發表了陰陽怪氣挺黃屍的觀點，被微博上羣眾發現並批鬥，這個時候宣傳部門就可以出來讓媒體小編或者責任人滾蛋。

這種宣傳體制改革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國民自信心的提升，越來越有實施的可能性。如果一個社會的基調是支持體制和愛國的，那麼就可以把過去的“硬槓槓”變成“軟槓槓”，把對媒體的評判標準從上級直接負責，轉換為上級通過公眾輿論的反映來做評判，大眾覺得可以就可以，把媒體承擔“喉舌”的功能和宣傳的功能做一個區分。但這樣的改革，對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他需要轉變為類似於其他國家和地區那種“選舉型政黨”中負責文宣部分的人的那種角色。這對各個宣傳部門負責人的要求是提升的，他需要從四平八穩的官僚轉變為戰鬥員。

當然，往樂觀上看。就算官方意識形態機構一直像現在這樣無能下去，也不影響最後中國獲取世界話語權。這個世界在根本上還是看經濟科技工業的，官方意識形態機構不作為，只是相當於缺席了這個“擺脱捱罵”的參與過程，但14億中國人支撐起來的經濟崛起還是會通過民間表達的方式溢出出去，比如抖音這樣的。

所以，最後可能出現一個很諷刺的結果，官方意識形態機構“躺着贏了”這場戰爭。雖然自己浪費了很多錢，還拖了後腿，但最終還是站在了勝利者這邊，有點類似於常凱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