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旭麓：以“新陳代謝”理解中國近代史_風聞

作者：劉力源，《文匯報》記者。文章原刊：《文匯報》2019 年11月/21 日第 011 版。

【牛克斯】 在大夏大學學習期間，陳旭麓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他愛好閲讀進步書籍，《資本論》、《聯 共（布）黨史》是經常研讀的著作。這些書中的辯證法、唯物史觀深深地吸引了他，與同學交談， 開口就是“否定之否定”、“對立統一”，閉口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些在今天已經是 習慣術語，在當時還是相當時髦的新名詞，於是，同學們給他起了個綽號——“牛克斯”。 

【老飯票】 陳旭麓不計較得失，在經濟困難的年代，年輕人跟他在一起吃飯，一定是他買單。他待年輕 人親和，常作鼓勵，很多青年慕名向他請教，他總是有求必應，他的案几上常有成堆的來自天南 海北的信件。學生們看他勞累，建議由他們代為回信，他卻説不能讓青年失望。正是因為如此， 陳旭麓在青年學生中有巨大的吸引力，每年招收研究生，報考人數總是大大超過招生數字，有些 人甚至是二次三次報考他的專業。 

【朋友圈】 在華師大學子的印象裏，曾有一道美麗風景，就是陳旭麓、馮契、劉佛年三位教授在麗娃河 邊一道散步、聊天和喝酒。1950 年代，華東師範大學在大夏大學原址組建成立，馮契在劉陳兩人 勸説下正式到華師大工作，家也搬了進去。之後，三人常在一塊兒説話，各自都以為説的是普通 話，但實際上除了劉佛年，陳旭麓講的是別人很難聽懂的湖南話，馮契則帶着諸暨口音，好在他 們彼此之間都聽得清。

治史的眼睛

著名哲學家馮契先生評價陳旭麓“有一雙敏鋭的治史的眼睛”，是一個“自覺地運用辯證法 作為‘治史的眼睛’的史學家”，能透過史實的種種現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質聯繫。 

陳旭麓晚年建構的以“新陳代謝”命意的近代史體系最能見出他“治史的眼睛”和“思辨” 的特色。陳旭麓論從史出，用“新陳代謝”這一自然現象説明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闡釋其中新 舊、中西、古今之間的急劇轉換，推翻了舊的僵化的範式，構建了一套嶄新的中國近代史體系和 理論分析框架，無數研究歷史、熱愛歷史的後來者受其滋養。

 一部出版了近 30 年的學術專著，在重版後依然賣出了一年四五萬冊的銷量，這部穿透時光 的學術專著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其作者正是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幾乎每一 個學習中國近現代史的人都讀過他的書，直到今天，這本書依然是許多大學歷史系學生的必讀參 考書。 

稍微瞭解一點陳旭麓的歷史研究，就會發現他的風格與其他歷史學家不太一樣——他並不急 於把歷史事件像攝影那樣呈現出來，而是以理論為燭，以不停歇的思考為馬，秉燭執繮在歷史長 河中尋找着規律——沿着這些規律，他形成了當代史學研究的一種新思維，構建了一套嶄新的中 國近代史體系和理論分析框架，用“新陳代謝”這種極具包容性的史觀去重新理解中國的近代歷 史，再現歷史的真實於説明歷史的脈理之中。

能看到滿天星河，也能看到花中世界

為什麼陳旭麓的歷史研究道路與他人不一樣？有學者曾評價，陳旭麓先生是“這一代際的史

家中既純熟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理論，又極能接續傳統史學的一位”，這句話或許是最好的解釋。“他有良好的史學素養，又兼具理論熱情，更重要的是他從不僵化，一直吸收新的 東西，刺激自己新的思考。改革開放後，老先生已經 60 多歲了——這個年紀對於很多人來説與 學習是漸行漸遠，但他一直保持年輕的心，保持着對新事物的敏感”。熊月之 1970 年代便與陳旭 麓有過交往，後來跟着陳旭麓念研究生，十分熟悉這位老先生的研究路徑：他做過很多資料整理 工作，但從未就資料講資料。“其實以資料為主可以出很多成果，但是他更傾向於闡發背後的義 理，做‘大文章’。成果可能產生得少，但是義理的普遍性比較強。這就是他治學的特點。” 

“政治家看到的是地平線上的東西，哲學家看到了地平線以外的東西，歷史學家記下了地平 線上的東西，但要把視野從地平線引向地平線以外。”《浮想錄》記錄着陳旭麓這樣一句話。陳旭 麓本人就是典型的“文史哲不分家”，他寫的文章、思考的問題常常有哲學家的視角，深刻而見 解獨到，文采也是斐然。這樣的特點與他的讀書經歷有關。陳旭麓生於湖南鄉村一個商人世家， 因為讀書“出湖”，幼時受過嚴格的舊式學堂訓練，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基礎，後來進大夏大學攻 讀歷史社會系，5 年的大學時光讓他接觸到辯證法、唯物史觀等先進的理論，匯通的文史專業也 為他後來的思維方式打下了基礎。“能把握好宏通和精專的關係，講出來的東西才會比較深刻”， 熊月之説，同樣講一個東西，陳先生之所以可以做到不一樣，就是因為他是帶着問題意識關注歷 史長河，然後用字面淺白的話總結出那些深邃的意思。“灑鹽入水”是陳旭麓堅信的道理：將所 有的理論與方法“溶”於歷史本身，去觀察歷史，這是做“大文章”的方法。 

“他會透過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表象去觀察中國社會變動的廣度和深度。看上去每個研究

都是個體的，但是在他那宏大的思考裏，這些都是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陳旭麓做蔡鍔研究的時候，寫過小鳳仙的文章，當時很多人都不理解，而在他看來，在特殊的歷史關口有着特殊身份 的人也能做出重要貢獻，小鳳仙幫助蔡鍔脱離袁世凱的束縛，投身抗戰當中，這是歷史當中一個 關鍵細節。陳旭麓觀察的正是大背景跟關鍵問題的互動，正如他所説“寫具體人物、具體事件， 要放在全局的鏈條上來考察；寫全局性的問題，又要建立在一個個人、一件件事的基礎上”。熊 月之認為，陳先生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能捕捉到歷史演變過程中這種關鍵細節，這有賴於他對於 歷史掌握的純熟程度。

在學術追求上他永遠是那個血性青年

“他做學問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希望做出來的東西既有學術價值又對國家、社會、人民 都有好處”，在熊月之看來，陳旭麓先生那一代的知識分子，有很濃重的那代人特有的愛國主義 情懷，也因此他關注現實，以現實反思歷史。20 歲出頭的陳旭麓是一個性格剛烈的進步青年，喜 歡打抱不平，將所思所想化成文字鞭笞現實。1949 年新中國成立後，他的興趣逐漸轉向近代史的 教學與研究。到“文革”前，他發表論文、著作 50 餘種，主要涉及史學理論和方法、近代思想 文化史，還有辛亥革命的相關論題，是學界公認的辛亥革命史的重要墾拓者和最早的倡導者。“文 革”以後，陳旭麓以其特有的眼識倡導中西文化比較研究，與此同時，又以“新陳代謝”的視角 研究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登上了一生的學術高峯——他一生著作編撰、整理各種書籍 70 餘部， 大部分是在最後這十年間完成的，包括他最重要的兩部著作《浮想錄》和《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 代謝》也是在這一時期醖釀、成形。“之前，他還是站在歷史外面根據一般規律瞭解歷史，‘文革’ 後，他徹底鑽到了歷史裏面，用自己思考出來的對一些是非的看法，重新來研究中國近代史”， 他的學生，已經 81 歲的丁鳳麟説。波折的人生經歷、對社會的重新理解，讓陳旭麓在晚年爆發 出了巨大的能量，1985 年以後出現在《浮想錄》中的警句幾乎每年都超過 100 條。

 寫於人生最後十年的這些著作和文章即便在後來人眼中都非常具備“膽識”。“比如，在 80 年代初期，他講改良及其進步意義是需要勇氣的。他講改良有兩層意思，一層，改革就是改良， 為改良鼓與呼，其實是為改革提供一個理論支持；另外，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都跟改良有關，他 講改良的進步意義，這些歷史事件都會得到重新評價。除此以外，論中體西用，還有對待租界問 題的看法等在當時都是有撥亂反正的意義的。這些觀點能提出來非常不易，但他非常有魄力，對 自己的知識敏鋭也很有信心”，熊月之説。在這些觀點提出的過程中，曾經那個充滿血性的湖南青年又一次出現在晚年的陳旭麓身上，他説，一切新觀念都是在一片反對聲中取代舊觀念的。他 相信，沒有反對的聲音，就不可能有完善的思想內容。 

陳旭麓對學術看得很重，尤其看重自己的學術成果在社會上起到的影響。1980 年代一箇中秋夜，十多位研究生到陳旭麓家中聚會，聊到“體腦倒掛”時，幾位學生埋怨學術之路幾乎要走不下去了。陳旭麓的回答是：“別人隨便幹什麼每月掙 500 元，我做學問掙 50 元，只要我這 50 元 對社會的貢獻超過他的 500 元，我就繼續搞學問。”陳旭麓身體力行，一生幾乎都傾注在教書、寫書和學生身上，他曾把三者比成自己的支柱，“離開了這些，我就不存在了”。“文革”後，回 到自己參與籌建的華師大，陳旭麓把時間都分配給了課堂和書桌，週末和節假日也常是伴隨着紙 筆文章度過——他主編各種書籍從來不掛虛名，從選題到提綱，從觀點到資料，從體例到文字， 都事必躬親，一絲不苟。他的牀頭總是摞着一疊書，有時半夜起來便會看上一段。當時華師大曆 史系的師生都知道，夜深人靜時亮燈的那個屋就是“陳教授”的。有位朋友給陳旭麓去信説，您 好像有使不完的勁。陳旭麓回信道：勁是有一些的，不是使不完，大概是“春蠶到死絲方盡”吧。 

最後十年那一批文章每一篇都顯現出了陳旭麓的獨創性，熊月之道出了背後的原因：“每一 次遇到重要的發言，陳先生前一天就不做任何事，獨自打着腹稿，為了使自己表述精當。他一篇 文章寫出來，總要有幾句話讓人看過不會忘記，這是老先生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他回憶陳先生 當年講“新陳代謝”，先後四五次，每一次講課的綱目都會有所不同，每一次總有新的突破。

 陳旭麓的湘鄉話，初次聽到的人連蒙帶猜大概只能聽懂三分之一，出去開會常常要帶學生做 翻譯，而他學術思想的傳播並沒有因此停留在原地——也許，上面提到的就是原因。

思辨，是他的學術標籤；思考，是他的生活必需品

思辨——當問及陳旭麓的學術特色，無論是誰：他的學生、子女還是受益於他的歷史學者， 無一例外會提到這兩個字。“如果把他的論著通讀，就可以發現其中的一串串的思辨組成了他對 近代史研究的一條思想鏈，每一個深邃的思想，都是鏈上的一個環。”對於“思辨”特色，陳旭 麓自己也是認可的，1984 年，他的第一本論文集出版，定名稱時，丁鳳麟建議他將自己的學術特 色放進去——“思辨”，老先生不假思索——於是有了《近代史思辨錄》。陳同是陳旭麓的小兒子， 同為歷史學者，在他看來，“思辨”在陳旭麓的早期作品裏已經顯現出來——他的第一篇論文， 寫於學生時期的《司馬遷的歷史觀》，已經在使用循環論、偉人史觀、農商並重主義等現代理論 來分析、闡釋歷史問題。而在他學術生涯的最後十年，“思辨”的光芒更是迸發明顯，這十年傾 力其中的“新陳代謝”近代史體系，就是最鮮活的一個例子。

 歷史是古老的，又永遠是新陳代謝的。透過陳旭麓的思辨眼光：歷史的新陳代謝，並不是一 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還有生命力的“陳”仍要繼續發揮它的功能，再為下一步 的“新”代替。他將“新陳代謝”這一自然現象用於説明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闡釋其中新舊、 中西、古今之間的急劇轉換。在學界看來，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視野，比之當時盛行的“三次革 命高潮”等學説，有更完整的解釋力、更廣深的涵義。“陳先生是把歷史看作長期的連續的變化 過程。他講‘新陳代謝’其實是有進化論的意義在裏面，社會的進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曲折回 旋的過程”，熊月之説，在慣見了 30 餘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後，陳旭麓先生是有心別開一局的 先行者，在這一過程中，他不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過去一個時代。 

在陳同看來，當年父親從社會的角度來研究歷史，在國內學術界是絕對超前的。“他談洪秀 全的思想、談儒學的世俗化，就大大地拓寬了思想研究的社會廣度。這不僅擴大了研究視野，同 時也豐富了歷史闡釋本身。”在《浮想錄》裏，陳旭麓寫道：“讓歷史自己説話，但歷史學家還要 説出歷史沒有説出的話。”“新陳代謝”大概就是他悉心傾聽後，捕捉到的歷史的旁白。 

思辨的特色或許與陳旭麓長期養成的思考習慣有關。“他腦子裏總是在思考。思考的問題有

兩種，一種是現實當中提出的問題，但他作為一個史學家，就會用歷史的眼光來關照這些事情；一種是學術界本身會產生的一些問題，他作為學者也會參與”，熊月之認為，“文革”後，陳先生之所以高產還有一層原因，就是他原來積累的問題多，想做的題目就多。

陳旭麓愛思考，關於這一點，他的學生、子女都有深刻記憶。有一年熊月之陪他出差，火車 經過一大片荒山，“他説，人把自然破壞了，鳥也就跟人疏遠了。你能體會到其中的哲思”。陳同 記得，父親常常會因為產生了一個好的想法或一閃而過的佳句，便放下手邊的其他事情，馬上坐 回寫字枱前，將其一一記下。正如陳旭麓自己所説“思想是飛翔的，要善於捕捉它”，被他捕捉 到的吉光片羽，慢慢形成了那本著名的《浮想錄》。而丁鳳麟記得陳先生關於“思考”的一番叮 囑：“他同我講，對現在流行的問題和觀點，自己要做獨立思考，要論從史出，首先要把問題本 身弄弄清楚，再做判斷，不要人云亦云。他就是這麼做的，所以才能別具一格。” 

因為停不下來的思考，所以陳旭麓才能練就出超越於其他人的洞察力，才能看到很多別人尚 未發現的問題，一位歷史學者曾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重讀先生遺作，最大的感嘆是他是一個 設定議題的大家，史學界後來成為熱點的許多研究領域，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他已經發現了，而 且有了相當成熟的看法和論述。比如海派文化、上海學的研究，秘密會黨與中國社會、中國革命 的研究等等，“有大價值的創新，不是解決了已有問題，而是開創了新問題、新空間。他設定了 議題，開創了新的研究論域，讓無數後來的人來討論與攻克難關”。

理論思維與藝術思維並存，他的人生沒有條條框框

“陳先生某種意義上是個詩人”，熊月之説。 

這樣的形容一般很少用於史學家身上。但是在熊月之看來，陳先生是特別的一位，他情感豐 富，遐想無盡，他精於理論，但沒有被理論給限制住，他也不限定自己非得是個什麼樣的人，所 以很多東西都會進入到他的頭腦裏。打開《浮想錄》會發現，給陳旭麓以啓發的並不都來自那些 正襟危坐的歷史事件或人物，可能是《金剛經》裏的某段經文，可能是霍元甲的拳法，甚至是迪 斯科與京劇的碰撞，他告誡自己“藝術、科學、文化不要怕雜，好像生物界，雜了才有新的品種”。所以，熊月之在跟他聊天時常常驚奇於他的涉獵之廣，“他會談到電視劇裏的內容，會講到黃梅 戲演員，這些內容也會經常進入他的寫作”，熊月之説，怎樣拉近歷史與讀歷史的人之間的距離， 是一個很容易被歷史研究者忽視的問題，而陳先生做文章時，常常有意把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對象 跟專業聯繫一起，討論“新陳代謝”的時候，他會引用《西遊記》裏面的東西；另一篇文章中他 又講到了劉三姐，語言非常鮮活。“韓愈講過，在‘文’的東西里面突然出現了一點俗的東西， 這時候俗反而變得非常雅。你看陳先生的文字明白如話，但耐人咀嚼，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陳旭麓愛詩，平時會平平仄仄地哼詩詞，跟朋友到名勝旅遊，可以隨時隨地脱口而出很多古詩。他的腦海裏，詩一樣的語言、精煉的理論一直碰撞、融合，他的文章常常是理論思維與藝術 思維並行，突破了枯燥單調的範本模式，於是他才能寫出“如果説漢唐盛世曾經是陽春天氣的話， 那麼康乾盛世不過是晚秋晴日”這樣的語句，開創了一代史學新文風。 

同樣，他培養學生也不落於條框內。丁鳳麟的印象裏，陳先生給研究生上課，教室便是他家 的客廳，大家圍坐着，他給學生每人倒杯茶，便海闊天空地講起來，一堂課便開始了。他的另一 學生茅海建也曾説，若稍稍細心地觀察一下陳先生的學生，就會發現，真是各式各樣，從學術思 想到學術方法都大不相同。陳旭麓看重學生，因此也提醒自己“教師是園丁，不是雕塑家”。 

晚年的陳旭麓很感懷一句詩“青山有路，在晚霞深處”，讀這句詩的時候他在想些什麼已無 從考據，但是其中的詩意和追尋精神，恰如他的人生寫照。 

【學術檔案】

陳旭麓（1918—1988）歷史學家。湖南湘鄉人。1934 年秋離開湘鄉，於長沙就讀孔道國學專 科學校，後畢業於大夏大學歷史社會學系。1950 年代，以籌委會委員身份參與華東師範大學籌建， 後長期擔任歷史系副主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等職。1959 年後，先後借調北京、復旦大學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工作，1978 年回到華師大，恢復招收研 究生，同時以“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為學術研究重點。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現代史 學會副理事長、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地方史志研究 會副會長等職。論著大多融義理、考據、詞章於一體，以思辨和文筆見稱學界。著有《近代史思 第 4 頁 共 5 頁辨錄》《浮想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等，主編《中國近代史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