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南客家人：中共早期的革命支柱_風聞

　　 作者：黃保華　　 

　　 在蘇維埃革命中，以毛澤東、朱德等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包括贛南、閩西的全國最大的一塊蘇維埃革命區域，轟轟烈烈地進行了土地革命，推動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眾所周知，贛南和閩西是中國客家人的聚集地區，95％以上均為客家人。毫無疑問，客家兒女在蘇維埃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僅就贛南客家人對蘇維埃革命作出的貢獻作一論述，從一個側面展示客家人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　　 

　　 一、不怕犧牲，踴躍參力紅軍和支援前線　 

　　 紅軍在蘇維埃革命時期能不斷壯大，重要原因之一是贛南客家子弟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傳統，踴躍參加紅軍，兵源充足。據統計，贛南蘇區總人口約240萬人，其中參加紅軍的人數共33萬。興國縣作為贛南純客縣，總人口231000人，參加紅軍55000人，每9個人中至少有2人蔘加紅軍，22％的興國人蔘加了紅軍。　　 　

　　 贛南客家人蔘加紅軍的革命熱情確實令人欽佩。1933年春，中共中央局提出“創造100萬鐵的紅軍”的號召，整個蘇區掀起前所未有的擴紅熱潮。興國模範師全師5161人率先全體加入紅軍，編為紅三軍團第6師。這一壯舉被臨時中央政府嘉譽為“創造百萬紅軍的先驅”。在他們的帶動下，瑞金模範師4200人、勝利模範師2895人，博生縣1700餘人組成的模範師“博生團”、石城800餘人組成的模範師“石城團”和于都模範師1900餘人，贛縣模範師1860人，均先後整師整團加入紅軍。僅“紅五月”1個月內，江西蘇區全省就擴大紅軍約25000人。1933年夏，中央蘇區還先後創建了蘇區“工人師”(後改稱為“中央警衞師”)和“少共國際師”。這兩個師中，大部分是贛南客家子弟。在擴紅運動中，贛南蘇區到處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爭相當紅軍的動人

　　 場面。興國長崗鄉，青壯年男子80％去當了紅軍和參加革命工作。瑞金下肖區有紅軍家屬800家，在前方的紅軍戰士有1100餘名。這個區的1户農民，8個兄弟一起報名要求參加紅軍。許多十幾歲的少年，也軟磨硬纏地要求當紅軍上前線。　　 　 

　　 中央蘇區主力紅軍和地方革命武裝能一次又一次打破國民黨軍隊圍剿”；與客家人踴躍支前也分不開。據不完全統計，贛南各縣參加各種支前組織的共約60萬人。其中既有青壯年男女，也有白髮老人和兒童團員，尤以婦女為多。瑞金縣蘇區人口240000人，支前作戰人數達50000，于都縣蘇區人口344000人，支前作戰人數達64300人。1932年8、9月間，紅軍發動宜樂崇戰役，寧都縣動員長短夫14000多人蔘戰支前。這年10月興國縣委統計，全縣參加支前的擔架隊5024名，救護隊2519名，洗衣隊3254名，破壞隊2474名，運輸隊6790名，慰勞隊

　　 2754名，嚮導隊1564名，全縣16個區支前客家羣眾達24361名。1933年2、3月紅軍第4次反“圍剿”期間，毗鄰戰場的寧都東韶、肖田、吳村及黃陂、小布等地客家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自覺組織擔架、救護、洗衣、運輸等各種支前組織，奔赴前線，其中僅擔架隊就有幾百人，戰鬥中負傷的紅軍傷病員全部及時搶救回設在肖田的“野戰醫院”。客家羣眾還將蔬菜、豬肉、果品等送往醫院，慰問傷病員。

　　 二、大展身手，在蘇維埃經濟建設中充當主力軍　 　　

　　 着力發展蘇維埃經濟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礎。由於處在殘酷的戰爭環境，贛南客家男人一批又一批地參加紅軍，奔赴前線，致使農村勞動力嚴重不足。敵人的掠奪和破壞，又使農村的耕牛農具普遍缺乏。為克服這些困難，贛南客家人發揚團結進取的精神，在自願和互利的基礎上，建立了許許多多幫工組、耕田隊、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組織。興國縣至1934年4月，已建立勞動互助社386個，社員48586人，佔勞動力的80％。“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贛南客家人經過艱苦的努力，興修水利的工作也取得顯著成績。到1933年冬和1934年春，贛南蘇區舊有的山塘、水圳、水壩等幾乎都進行了一番整修。瑞金9個區羣眾僅用50天時間，興建新舊陂圳1400座，水塘3379口，新舊筒車88乘，水車1009乘。農田有效灌溉面積達94％。在興修水利的同時，廣大客家人又不辭辛勞，大力開墾荒地，消滅荒田，整個贛南蘇區至1933年春已開墾21萬擔谷田的荒地。　　 

　　 在廣大客家人的辛勤耕耘下，贛南蘇維埃的農業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連續幾年增產，到處可見一片豐收的景象。許多地方不僅恢復而且超過了革命前的生產量。1933年的農業產量比1932年增產15％。興國縣早稻產量1934年比1933年增產10％，有的區、鄉高達20％。于都縣蘇維埃革命前糧食畝產不滿200斤，1933年上升至300—400斤，寧都縣黃陂區蘇維埃革命前畝產最高只有200斤，蘇維埃革命後平均畝產達240斤；會昌縣糧食產量在1932年、1933年連續兩年遞增20％。　　 

　　 在開展對外貿易的艱苦鬥爭中，贛南客家人主要通過贛縣江口的對外貿易分局，出口蘇區生產的糧食、鎢砂、生鐵、樟腦、煙葉、茶油、花生、豆子、生豬和竹木等，進口蘇區急需的糧食、布匹、西藥等。每月出口營業額少則60萬元，多則150萬元以上，進口少則130萬元，多則200萬元以上，以黃金、銀元為貨幣交易。贛南客家人在風風雨雨的對外貿易中，不顧生命危險，戰鬥在敵人的封鎖線上，以自己的智慧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支援蘇區的反“圍剿”戰爭。會昌西江有一户農民，3兄弟來往於赤白區擔任運輸工作，兩個哥哥犧牲在敵人的封鎖線上，剩下的一個弟弟仍然繼續戰鬥。　　 

　　 為緩解蘇區財政困難，中央蘇區先後發行了3次公債。1932年6月發行短期革命戰爭公債60萬元；同年10月發行第二期革命戰爭公債120萬元；1933年8月發行經濟建設公債300萬元。贛南客家人克服自身困難，棄小家保大家，掀起了購買公債的熱潮，每期都超額完成任務，3次共認購公債300萬元以上。其中，興國縣第1期完成55600元，列江西全省之冠；第2期完成13萬元；第3期分配42萬元，又超額完成。于都一户名叫劉惠貴的農民，革命前兄弟3人跟隨父親行乞為生，分田後連年豐收，為了感謝共產黨，1933年他把收穫的31擔穀子，除留下全家4人全年口糧19擔外，其餘全部拿來買了公債。

　　 三、敢於創造，充分發揮客家文化的戰鬥作用 

　　 贛南客家文化能成為蘇區革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贛南客家人功不可沒。贛南客家人愛唱山歌。贛南客家山歌許多是從舊山歌中的。情歌發展而來的。如一首表示堅貞愛情的舊山歌：“打鐵唔(客家話，意為“不”)怕火星燒，連妹唔怕殺人刀，斬了頭來還有頸，斬了頸來還有腰，就是全身都斬碎，還有魂魄同妹聊”，變成了一首革命的新山歌：“打鐵唔怕火星燒，造反唔怕殺人刀，斬了頭來還有頸，斬了頸來還有腰，就是全身都斬碎，變鬼還要把仇報。”在這首新的山歌裏，“連妹”(比喻為愛情)改成了“造反”，最後一句改為“變鬼還要把仇報。”改動雖然不大，但山歌的主題思想卻發生了質的變化，成了鼓動人們不畏強暴，起來革命的號角，表現了革命到底的堅強決心。　　 　

　　 贛南客家山歌中，曲調優美的興國山歌最受歡迎，一句悠長的“哎呀嘞”開頭，接着就是“同志歌”“同志妹”地對唱起來，為數眾多的男女山歌手，隨着思想覺悟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創作了數以萬計的革命山歌，到處傳唱，如《送郎當紅軍》、《鐵打紅軍煉出來》、《蘇區幹部好作風》等。蘇區時被陳毅譽為“山歌大王”的曾子貞，就是唱着歌生活，唱着歌戰鬥過來的。這位曾任興國縣蘇維埃國民經濟部長的女歌手，當年把戰爭和山歌緊密地融合在一起，用一首首山歌撥動人們的心絃，鼓勵人們奮力支前，英勇殺敵；第三次反“圍剿”戰鬥在興國蓮塘打響以後，她帶着山歌隊風風火火地唱到硝煙瀰漫的前沿陣地：“哎呀嘞——斧頭不怕紐絲柴，紅軍不怕反動派，粉碎三次大圍剿，鐵打紅軍煉出來!……”毛澤東聽到她那高亢而清脆的歌聲，連聲稱讚：“好!唱得真好!”並囑咐身邊的陳毅，要讓興國的山歌手到各個前沿陣地去唱，到各個地方去唱；從此，曾子貞象一隻搏擊風雨的山鷹，帶着山歌隊不僅從後方唱到前沿，還從贛南唱到閩西，使興國山歌響遍中央蘇維埃區域。　　 　　 

　　 1934年1月6日，《青年實話》編委會出版了《革命歌謠集》，收錄了蘇區歌謠六十五首；編者在後記中説：“我們也知道，這些歌謠在格調上説來是極其單純的；甚而，它是農民作者自己的言語作出來的歌，它道盡農民以坎裏要説的話，它為大眾所理解，為大眾所傳誦，它是廣大民眾欣賞的藝術。”顯然，這種革命歌謠是客家人在革命生活中創造出來的，反映了當時客家人的願望、感情和生活，富於時代特色，因此，這種歌謠儘管曲調是舊的，卻往往好聽、好唱，客家人熟悉，馬上能流傳。這些客家革命歌謠，鼓舞着千千萬萬優秀客家青年參加紅軍、打土豪，鬧翻身；激勵着紅軍將士們奮勇殺敵，奪取勝利。　　

　　 四、擔當重任，積極參與蘇維埃政權建設　 

　　 贛南客家人蔘加蘇維埃政權建設，主要是在省、縣、區、鄉4級蘇維埃政府中任職，當然，到了晚些時候，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中也有少數贛南客家人擔任了諸如部長這樣的高級職務。在中央蘇區，曾先後建立了江西、福建、閩贛、粵贛和贛南5個省級蘇維埃政府。中央蘇區所轄的5個省，先後共設立縣級蘇維埃政府(或革命委員會)66個，其中贛南33個(含湘贛省蘇政府所轄的上猶、崇義兩縣蘇維埃政府)。　　 

　　 在贛南各級蘇維埃政權中，工作人員主要來自興國、于都、瑞金、寧都等鬥爭歷史長，建立蘇維埃政權早，各項工作都開展得較好的縣份。隨着贛南客家人政治與文化素質的提高，贛南境內絕大多數縣、區、鄉蘇維埃政府的負責人都是贛南客家人，在國家和省級蘇維埃政權中也有一些贛南客家人擔任了高級幹部，如中央勞動部部長鄧振詢、江西省蘇維埃政府 劉啓耀、粵贛省蘇維埃政府 鍾世斌、贛南省委書記鍾循仁、閩贛省委書記賴昌祚和閩贛省蘇維埃政府 楊道明等。　　 

　　 贛南客家婦女與男子一樣成為蘇維埃國家的主人，不僅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且有參政議政的權利。各級召開黨和蘇維埃代表大會時，婦女代表都佔有一定的比例，1933年下半年的選舉中，市鄉蘇維埃代表中婦女佔25％以上，有些地方甚至達到60％以上。經過不懈的努力，大批客家婦女被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興國縣全縣有30多名婦女被選為鄉蘇維埃政府 。在1934年第二次全蘇大會上，中央蘇區有17位婦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其中包括江西省婦女部部長李美羣等贛南客家婦女，贛南客家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尤為令人稱道的是，贛南各級蘇維埃幹部，“日着草鞋幹革命，夜打燈籠訪貧農”，深入實際，艱苦奮鬥，真心實意為羣眾謀利益，湧現了“興國模範縣”這樣的榜樣，他們創造的“第一等工作”，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也體現了贛南客家人不斷開拓和勇於進取的革命風貌。　

　 　 

　　 五、可歌可泣，湧現許多賢人志士和革命英烈

　　 贛南客家人為蘇維埃革命輸送了許多賢人志士，同時又作出了巨大犧牲。蘇維埃時期，贛南總人口只有240萬，而參加紅軍的就達33萬人，參加赤衞隊、擔架隊等支前作戰的約60萬人。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有86000多人，其中贛南客家人有50000多。不少贛南客家兒女經過蘇維埃革命的錘鍊，都先後成為棟樑之材，在1955年至1965年授銜的解放軍將軍中，贛南籍的有132名，其中有3名上將：陳奇涵、肖華、賴傳珠；10名中將：鄺任農、朱明、劉浩天、邱會作、康志強、黃志勇、温玉成、謝有法、曾思玉、廖容標；還有謝振華等119名少將，贛南的興國更是成了中外馳名的將軍縣，解放軍將軍達54名之多。贛南客家婦女也同客家男子一樣參加革命，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如劉彩霞、危秀英、鍾月林等就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還有一些優秀的贛南客家人，雖英年早逝，但同樣為蘇維埃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如尋烏的古柏，先後擔任蘇維埃中央政府黨團書記、政府裁判部長兼內務部長、勞動部秘書長等職，並特別協助毛澤東作了著名的《尋烏調查》。　　 

　　 據統計，贛南在蘇維埃時期犧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10.8萬人，佔全國列士總數的1/16。興國縣蘇區時總人口23萬人，全縣烈士有23213人，其中犧牲在長征路上的約12000人。瑞金縣蘇區總人口24萬人，全縣烈士17200餘人。此外，贛南還有千千萬萬被國民黨殺害的普通百姓。據解放後調查統計，紅軍長征後被國民黨殺害的幹部羣眾，瑞金18000人；興國被殺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一個鄉被殺500多人，沙心鄉全家被殺絕的37户，尋烏被殺4520人，被殺絕900餘户，寧都被殺4820人，其中幹部1442人，羣眾3378人，上擾被殺幹部1466人，羣眾658人；這些犧牲的英烈絕大多數為贛南客家人，可見贛南客家人對蘇維埃革命作出的犧牲和貢獻是多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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