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中歐分野與華為經驗_風聞

文|吳俊宇

1760年代隨着工業革命的隆隆機器聲滾來來，世界各國的城市化率穩步提高，技術進步，流水線誕生，分工與協作迫切，人口密度提升，規模經濟形成……

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效率的極大提升，大城市應運而生。説起來，現代城市的起源就在英國為代表的歐洲。

談起智慧城市這四個字，歐洲依然是全球鼻祖。

歐洲智慧城市建設始於2000年。2000-2005年歐洲開始實施了“電子歐洲”行動計劃，2006—2010年則是完成了第三階段的信息社會發展戰略。

如果説第一次工業革命現代城市的崛起集中在英倫地區，第二次工業革命現代城市的崛起集中在大西洋兩岸，那麼這一次產業革命，智慧城市崛起於中國、歐洲以及美國為代表的“5G+AI+IoT”技術先發地。

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究竟會長成何種模樣，華為有自己的答案，並且把答案帶到了200年前的城市化先驅者——歐洲。

一

中歐分野

2014年，歐盟發佈了一篇名為《歐盟智能城市地圖》的報告，這份報告系統描繪了歐盟當時智慧城市的全景。

在全景中，歐盟確定了智慧城市發展的三大元素以及六個主題。

三大元素分別為技術因素、體制因素以及人的因素。六個主題包括智慧治理、智慧經濟、智慧移動性、智慧環境、智慧公眾和智慧生活。

報告顯示，歐盟28個國家內人口超過10萬的468個城市進行了城市智慧化的深入調研，發現歐盟智慧城市的比例高達51%。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的智慧城市數量超過30個。

智慧環境和智慧移動是歐盟多數智慧城市發展普遍重視的兩大要素，分別佔33%和21%。因此，緩解擁堵和城市環境的提升是歐洲智慧城市策略的重中之重。

實際上，各個智慧城市的水平不一。有27%的城市成熟度為L1，25%的城市成熟度為L2，20%的城市成熟度為L3，28%的城市成熟度為L4。

在這份報告發布四年之後，2018年《上海城市規劃》則是刊載過一篇名為《歐美智慧城市最新實踐與參考》的報告，這份報告對比研究了歐洲、美國、中國智慧城市不同實踐路徑。

國內智慧城市的建設邏輯往往是政府引導，一類是完全由政府投資，政府發起、把控、提供專項基金進行投資建設；一類是由政府引導的商業風投，企業、其他機構、政府等多方協同投資建設。

和中國不一樣，歐洲的資金模式主要包括4類：科研類項目以政府投資為主；PPP投資模式在實際建設項目中較為常用；跨行業投資類是企業之間出現的靈活的投資模式；國際協同投資類不同國家之間的協同投資。

智慧城市如此之大的項目，政府引導往往會具備更高的效率，高效之中會積累和歐洲智慧城市建設思路不同的經驗。

歐盟很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因此《歐盟智能城市地圖》報告中提到了新興國家和歐洲國家智慧城市建設的兩點不同之處。

1、新興國家的政府引導力量足夠強

新興經濟體中的歐洲全球競爭對手正在推行大型智能城市計劃。印度計劃斥資660億歐元，在德里-孟買工業走廊10沿線開發7個智能城市，採用公私合作（80%）和公共資助的幹線基礎設施投資（20%）相結合的方式。作為刺激經濟發展和消除貧困努力的一部分，中國也在推行智慧城市戰略。

2、新興國家的城市問題複雜度更高

歐洲並沒有像中國或印度那樣面臨農村貧困或超大城市失控發展的問題。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中國難度更高、複雜性更大。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經驗有大量獨到之處。

相較而言，歐洲智慧城市實踐的理念目標更加務實，偏向切實生活、環境改善、能源管理；中國理念視角更加宏觀，偏向政策管理、數據管理、城市整體優化。

德勤在今年年初發布的一份《超級智慧城市報告》(Super Smart City:Happier Society with Higher Quality)中就提到，目前全球已啓動或在建的智慧城市已達1000多個，中國在建500個，遠超排名第二的歐洲(90個)。

在智慧城市建設上，中國和歐洲雖然思路分野，但雙方卻可以相互借鑑。尤其是在一帶一路的溝通中，中歐同樣可以交流智慧城市建設經驗。

二

華為模式

智慧城市建設的華為模式其實核心思路是推進智慧城市系統性建設，分層次構築完整的智慧城市能力體系。這是很多歐洲城市所不具備的條件。

比如説，歐洲部分智慧城市並沒有運用物聯網、雲計算等新型信息技術，主要是以人文關懷、環境改善、能源節約為理念進行研究。

但智慧城市畢竟要面向未來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就像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智慧城市同樣分成L1-L4四個等級，那些沒有用上ICT技術的智慧城市遲早得上。

因此在2017年，歐盟便啓動了一項名為"智慧城市與社區歐洲創新夥伴關係"的計劃，該計劃已經收到了來自歐洲各國370多項有關投資創建智慧城市的資金承諾與相關解決方案，而這些解決方案多集中在能源、ICT與智能交通等關鍵領域。

華為在國內的實踐經驗恰恰順應了這個潮流。

如果你去梳理華為的智慧城市模式會發現，它主要是在數字世界構建了一個龐大的體系。

第一層是部署ICT基礎設施。無處不在的聯接是建設智慧城市的首要基礎，以雲、AI、數據湖、視頻雲等為代表的4大基礎設施是關鍵；

第二層是安全，既包括物理世界也包括網絡世界的安全，安全保障可以説是智慧城市的基石。

第三層是各行業實現數字化，通過數字服務去支撐企業、行業的轉型和發展，實現“興業”的目標，在華為的沃土城市數字平台上，面向重點行業關鍵業務場景，以云為基礎，融合各種新ICT技術，通過開放“沃土”匯聚“生態” ，打造數字底座，推動城市數字化轉型。

第四層是城市統籌管理，擁有智慧大腦。把城市的數據、產業和企業的數據匯聚在一起，實時跨界碰撞，讓城市治理更智能。尤其是城市IOC，可以構建起能看、能用、能思考的智慧城市中樞，實現城市資產可視化管理。

華為企業BG副總裁孫福友認為：

智慧城市建設需要綜合考慮技術的因素和人的因素，需要更智慧的方式。它是政府一把手牽頭的工程，是一個長期持續的建設過程，創新試錯、不斷迭代是關鍵。一個整合的數字平台可以支持有實力的生態夥伴，圍繞城市的個性化需求，敏捷開發、迭代運營。

正如華為在巴塞羅那2019全球智慧城市博覽會大會期間發佈《智慧城市發展與治理立場文件》所的理念——提出“經濟性”和“系統性”將是城市發展的關鍵。

如果你去看華為這次在巴塞羅那2019全球智慧城市博覽會上的那些得獎項目會發現，它的思路和歐洲智慧城市差異極大。

典型案例就是，江西鷹潭獲得了全球及中國“產業數字化轉型”雙料大獎。這是歐洲對中國廠商在智慧城市領域能力和經驗的認可。

江西鷹潭這樣一座小城原本在江西不聲不響，和南昌、九江等江西一線城市相比顯得落寞許多，過去支柱產業是銅礦。

但因為構建“可看、可用、能思考”的物聯大腦、高精度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全域5G+IoT智能網絡覆蓋，實現數字孿生城市建設，打造以物聯網產業為核心的數字經濟，鷹潭居然創建了214個物聯網公司。

江西城市原本產業落後，但鷹潭因智慧城市建設，產業、經濟和社會都得到了全面轉型和快速發展。鷹潭也因此和江西其他城市形成了差異化的競爭。

鷹潭的改造經驗可以複製到歐洲。

在歐洲其實有大把像鷹潭這樣原本落後的金屬工業城市或待改造城市——典型案例是魯爾區。

魯爾區城市杜伊斯堡其實就打算使用華為的智慧城市技術。

去年12月，杜伊斯堡便宣佈將使用華為5G、WiFi、WLAN等連接技術和物聯網平台，實現城市部件實時感知，構建聯接交通、物流、電力、工業製造等城市設施的“神經網絡”，推動智慧生活、自動駕駛、智慧路燈、智慧停車、智能城市運營等落地。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華為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會服務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多個城市，5億人口——因為中國的複雜城市建設經驗的確可以在全球通吃。

三

中國答案

加拿大社會學家貝淡寧在《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時代，城市何以安頓我們》中感慨：

讓我們每個人都盡力把自己所在的城市變成“真正偉大的城市”，變成“能夠讓人活着並且活得更好的城市”。

中國和歐洲雖然建設智慧城市的邏輯不同，但歸根究底，目的都是相同的——讓人們在城市中生活更有尊嚴。

回首過去200年的城市建設歷史，歐美國家一直獨佔鰲頭，中國的城市往往吸納了大量歐美建設經驗。你今天走到上海、天津、青島、哈爾濱這樣的城市，依舊可以看到大量歐式建築。這都是當年歐洲人在當地留下的城市建設痕跡。

上海的小洋房、天津的俄國城、青島的德國建築羣以及哈爾濱的中央大街，恰恰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歐洲國家城市化給中國留下的痕跡，這些痕跡至今依舊是一個個經典不衰的旅遊景點。

歐式風情的背後，其實是當年國家與國家之間技術代際落後的結果。當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國如同學徒邯鄲學步。

然而在新一輪技術變革之中，中國也可以和歐洲平等對話，告訴世界：

建設智慧城市，中國也有自己的答案。中國也將在世界留下自己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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